第八章 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我们在第二章内已经指出，专供自己消费的农民工业底破产，迫使那些不能生产出超过他们自己和他们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底剩余的农民出外谋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小农须有必要的时间，因为私有的农业经营只是有时需要他的全部劳动力。他不是以出卖剩余生产品，而是以出卖剩余劳动力来满足对货币的需要。他出现在上好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作为一个土地所有者，一个在自己土地上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者，他就不是为市场劳作，而是为自己的家庭经济劳作。我们已经看见，他的经济活动和这种家庭经济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但是竞争底规律不适用于家庭经济。大的家庭经济无论怎样优于小的，小的家庭经济无论怎样浪费劳动力，我们却从没有见有倾向于集中底痕迹，倾向于许多小的家庭经济为少数大的家庭经济所代替底痕迹。
自然，家庭经济不会不受经济发展的牵动，但是这种情形在这里仅表现为一个个的功能从家庭经济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独立的生产部们。家庭劳动数量显然因此减少，劳动者人数也随之减少。因为就家庭经济底大小来观察进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演进过程，完成于与商品生产底进化直接相反的方向中，即完成于从大经营到小经营的方向中。
我们发现在中世纪大的农民的家族公社，就在现在还有些民族有这样的情况，它们的农业还处于中世纪阶段。例如，南部和东部斯拉夫人就有这样的农民家族公社。
如果小农的农业经营处于商品生产底范围以外，如果小农的农业经营仅仅成为他的家庭经济底一部分，那末它仍旧在现代生产方式集中倾向底势力范围以外。他的这种细小经营无论怎样不合理，无论怎样无利益，他总是牢牢地抓住它，正如他的妻子抓住自己可怜的家庭经济不肯放手一样。在这种家庭经济内费了很大的劳力，而所得的是无限贫困的结果；但要知道这是使他们不用去服从别人的意志和避免剥削的唯一领域。
但是经济的和政洽的发展愈往前进展，则农民对货币的需要以及国家和公社向农民的征取亦愈增加。小农对于获得货币愈感迫切，则他亦愈重视谋生而忽视自己的农业。小农底雇佣劳动或资本主义式地被剥削的家庭工业，像工业中妇女底雇佣劳动一样，会使他的家庭经济恶化下去，但不致完全消灭。他的农业经营成为更不合理，同时在他觉得这种经营过大，他不得不将它缩小。
他很容易找到对他不需要的小块土地的买主。
在强大的农民阶层占优势的地方，这一阶层就调节着人口，这种性质再加上对军队的崇拜及保守的情绪构成资产阶级学家和政治家所赞美的最重要的理由。农民阶层对于无数后代底繁殖和教养是很适宜的；在需要劳动力和军队的地方，它更有无上的价值。然而它也能限制人口底增加，这一点很能中马尔萨斯派的心意；在农民经济占统治地位而没有其他谋生之路的地方，那里土地的有限性就不得不限制后代底数量。这种情况在平分遗产的时候，用所谓二子承继制（Zweikindersystem）实现，而在遗产只传给一个承继人的时候，就使其余的子女失去获得独立性，处理私有经济及生育合法的有承继权的子女的可能性。
在原有的农业经营以外，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谋生的地方，事情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人口底增加随着生活条件而更加成为无产化了；这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自立，在这样条件之下每个小孩一生下地带来极重要的遗产，就是一双手。人口迅速增加，同时对于土地的需要亦随之增加，但并不是把土地当作出卖的生产资料，而是把它当作自己家庭经济底基础。如果出外谋生使个别农业经营的缩小成为可能，甚至成为必要，而且因此造成大多数小经营同时生存底可能，那末，另一方面它也能引起人口迅速的增加，人口增加又趋向于这类小经营数目底增多。
这里分碎代替了集中，在这样情形下事情甚至会达到大经营底分碎。
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看见，供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用的每块土地底价格是由它的地租来决定的。一般讲来，它的买价等于资本化的地租。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不肯付出超过这个数量的价格，否则，他的利润会降低到普通水平以下。竞争通常并不能将价格提高到这个常率以上。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到那些将地产价格提高到资本化地租以上的非经济性质底原因。
农民则是另一回事，农民不是资本家，而是简单的商品生产者，虽然他出卖农产品，但他并不需要，或在很小限度内需要雇佣劳动者。他自己就是劳动者，他不是靠自己财产底收入而生活，而是靠自己劳动底收入而生活，他的生活方式就是雇佣劳动者底生活方式。他需要土地是当作一种手段，以自己的劳动去挣钱过活，而不是当作一种手段去获取利润或地租，即使出卖产品得的进款，除了一切开支之外只剩给他工资，他也可以生存。他可以放弃利润和地租。所以农民支付地价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时候）会比在资主义生产阶段上所支付的要高些。这样的打算，自然有时会把农民引到极其困苦的境地，尤其是在他还保存着简单商品生产者底习惯——支付过多的地价——的时候；其实，他当然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而是作为被资本剥削的劳动者，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际上已经经过了简单商品生产的阶段，而进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底阶段。在农民购买土地，但并未付清或未完全付清地价的地方，在抵押债务仍旧保留着的地方，他就得从自己的经营中不仅抽出工资而且要抽出地租；太高的地价对于他就如对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一样是有害的。地价高对经营者有好处，只是在他不再做农业经营者的时候，即在他出卖自己地产的时候。在他想弄到土地的时候或正从事经营的时候，地价高对他是有害的，而且增加他的付款。我们 的地主党人只知道那些能提高地价的方法去拯救濒于危殆的农业。这些俨然宗法社会的先生们，他们不是像农业经营者去打算，而是像土地投机商人去打算。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说到。
在那些小农业经营者方面，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农业经营完全是或主要是供家庭经济之用，而对货币的需要，则以替别人劳动来满足。这里地价与商品生产，也就是说，与价值规律之间的一切联系，至少对于买主是消失了的。资本化的地租对于卖主就构成土地底最低价格；买主只计算自己的购买力而首先计算自己的需要。人口愈迅速增加，人口的移出愈感困难，作为满足生活需要或社会的独立底基础的小块土地的需要愈受强制，则土地底买价（也就是说租价）亦愈高。农业经营中的劳动和家庭经济中的劳动为自己消费的都不算作费用；因为这种劳动不值什么。凡是供给家庭经济的土地耕作都算是纯粹的盈利。要计算生产品底货币价值并将它划分为工资，资本的利息及地租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都没有人那样做，因为货币在这种经济中不起任何作用。
小地产相当于贵族大大地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象。迈岑在前面我们讲过的关于普鲁士的抵押债务的论文中（吉勒：“农业年鉴”，一 八八五年）指出，大地产底价格，超过为征收土地税而计算出的纯收入五十二倍，大农底土地价格为六十五倍，小农底土地价格为七十八倍。
有些小土地所有制底崇拜者引用了地价底这种增高来证明，农业中小经营优于大经营。但甚至在小经济底最热烈的崇拜者当中，谁都不敢郑重地说及最小土地所有制优于中等的土地所有制；而这种优越要是存在，土地底最高价格将是土地底最高生产率底结果。
小地产底最高地价，就在城市中，亦可看到类似的情形，大家都知道，城市中的住宅，较一立方容积愈小，则地价愈贵。在依西特尔·新格尔（Isidor Singer）等人指明了这一点以后，蒲希尔（Bucher）用巴西儿（Basel）的数字来证实这种现象。在这个城市中住宅底一立方公尺值：
| 一间的住宅………………4.04法郎 |
|---|
两种现象——过高的地价与过高的房价——部分地可归结到一个同一的原因，即归结到要求小块土地或窄小住宅的和对土地垄断者只能表示微弱反抗的人们的迫切需要；谁把小块土地底过高价格归结到它们的较大生产率，他就一定把窄小住屋底过高价格归结到房屋住居者底最高收入。
很显然地，凡是在人口底增加及在自己农业经营以外出外谋生底条件有利地形成着的地方，小地产底过高价格就成为大地产细分底强有力动机。地产底分割与土地所有权底分碎在这些地方都能够达到很大的限度。
土地财产愈小，则向外谋生的意愿亦愈强；后者愈占重要地位，则地产亦愈小，但同时它们却愈加不能弥补家庭经济底需要；还应当注意到，在这种过小的地产内，经营是进行得完全不合理的。牲畜和农具底缺乏使土地合理的耕作，即便深耕成为不可能；家庭经济底需要，而不是土地肥沃底保存决定着被耕种的植物底选择；牲畜与货币底缺乏，也就是粪料和人造肥料底缺乏。此外还要加上人的劳动力的缺乏。
为金钱而劳动愈占皆要的地位，为家庭经济而劳动成为次要的事，则前者（为金钱而劳动）更有力地吸取着家庭中最好的劳动力，有时正是在自己的经营特别需要它们的时候，例如在收获的时候。自己小块土地底耕作，就更加委之于妇女、小孩或残废的老人，父亲和大孩子们不得不去“谋生”。像无产者底家庭经济一样，成为家庭经济底简单附属品的细小经营的农业，是以女主人劳动底极其浪费及疲惫底代价来达到最可怜不过的结果。
这种极小的农业经营愈加缩小和愈趋穷困，就使它愈加不能补偿家庭经济底需要。挣得的工资现在当然不仅用来缴纳国家及公社的赋税和购买工业生产品或外地的农业生产品如咖啡、烟草等登；而且还用来购买本地的农产品，特别是谷物；自己的经营供给勉强够用的马铃薯、白菜、青菜、猪肉、羊肉，或在顺利的时候供给牛乳、鸡蛋，但谷物供给是不够的。
这种经营为数不少。根据一八九五年的统计，在德国有五、五五八、三一七个农业经营。
其中可分为：
| 2公顷以下的有3236397个经营=58.22% |
|---|
如果计算，从二到五公顷的农业经营生产出自己消费的谷物，而较小的经营必须购买谷物，那末在德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农业经营关心谷物税，而极大半的农业经营必须购买谷物，也就是说他们因谷物税而收到直接的损害。这就是反对谷物税的重要证据，但是它也证明极大多数农民。小经营已经不是大经营底竞争者；像上面已经指出的，他们是支持和养活着大经营，供给劳动力并购买它的生产品。
我们已经看见，在一八九五年德国百分之五八的农业经营，有不上二公顷的土地，换句话说，要养活土地所有有者那是太少了。有一桩事实和这些情形相符，就是根据一八九五年的职业统计，在农业中（就农业一字的本义而言，即是除去园圃、牧畜、植林及捕鱼——捕鱼不知为什么也牵涉到农业上来）没有副业的独立人数为二、〇二六、三七四人，而有副业的人数为五〇四、一六四人。除此以外，有二、一六〇、四六二人独立地（即是说在自己的经营内劳动，而不是作为雇佣劳动者）从事农业当作副业。独立地从事农业当作主业或副业的总人数达四、六九一、〇〇一人（在一八九五年从事农业经营的人数为五、五五六、九〇〇人）；还有把其他职业作为主业或副业的独立的农民人数达二、六六四、六二六人，即占百分之五六，可以说占了全数底一大半。我们还须注意到，除了以农业为主业之外，还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数迅速增加，可是在其他一切职业内有副业的人数却减少了。
| 有副业而属于下列职业者 | 1882年 | 1895年 | ||
|---|---|---|---|---|
| 绝对数 | 属于作为主业的 | 绝对数 | 属于作为主业的 | |
| 农业 | 671404 | 8.15 | 1049542 | 12.66 |
| 工业 | 1693321 | 26.47 | 1491865 | 18.02 |
| 商业 | 397927 | 25.34 | 384104 | 16.43 |
| 家庭用人 | 55960 | 14.08 | 31333 | 7.24 |
| 军队、国家的职务、自由职业 | 142218 | 13.79 | 115277 | 8.08 |
| 无职业者 | 179679 | 13.27 | 201335 | 9.40 |
| 总计 | 3140509 | 16.54 | 3273456 | 14.28 |
离开自己的农业经营出外谋生大有可能的地方，土地底碎分可以达到不可相信的高度，最低限度也会暂时克服那种相反的走向集中的倾向。
比利时提供了这类演进的例子；那里总计有：
| 经营 | 1846年 | 1866年 | 1880年 | |||
|---|---|---|---|---|---|---|
| 绝对数 | 百分数 | 绝对数 | 百分数 | 绝对数 | 百分数 | |
| 2公顷以下 | 400517 | * 69.9 | 527915 | 71.1 | 709566 | 78.0 |
| 从2—5公顷 | 83384 | 14.6 | 111853 | 15.1 | 109871 | 12.1 |
| 从5—20公顷 | 69322 | 12.1 | 82646 | 11.1 | 74373 | 8.2 |
| 从20—50公顷 | 14998 | 2.6 | 15066 | 2.0 | 12186 | 1.3 |
| 在50公顷以上 | 4333 | 0.8 | 5527 | 0.7 | 3403 | 0.4 |
| 总计 | 572554 | 100 | 743007 | 100 | 909399 | 100 |
| * 原文为66.9，实误。——译者 |
从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六六年各类经营底绝对数都增加了，但是最小经营数比最大经营数增加得更快。反之，从一八八六年列一八八〇年各类经营的数目，都减少了，而最小的经营还谈不上是独立的农业。就是在这一类经营内经营底平均面积之减少，很难将它归之于经营强度底提高，主要应归之于土地私有权底不断分碎及出外谋生底增多。
比利时农业经营都是极小的经营，这些经营的所有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或求助于副业；他们已经不是市场上生活资料底生产者。他们的绝对数从一八四六年起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但最大经营数（二〇公顷以上）却从那时起大大地减少了。农民底歌颂者有什么理曲特别赞扬这种演进呢？演进并不是到处都在这一方向内完成的。小经营底过分分碎是以自己的农业经营以外能找得工资为前提。在只有大经营才供给这种工资的地方，那里土地分碎，一旦开始妨碍大经营时，就会停止。除此以外，像我们已经看见的，小土地所有底碎分是有助于大经营的。这样看来，就会有这样的情形，即最小的经营和大经营不仅在耕种面积扩大的地方，就是在这种扩大不可能的地方，两者也可以发展，在那里土地碎分就靠来完成。
在法国，演进过程一般是如此。在那里，像本书一六三页上所引的统计数字就证明大经营和小经营在数目上同时增加了，中等经营则减少了。在德国这种趋势早就很明显。一八八二年时迈斯柯夫斯基（Miaskovski）就得出了结论，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流动资本之有力的增加，加上其他的因素，一方面会使土地所有权增加和变大，另一方面又会使它分碎和变小。“自然，这两种同时被观察的倾向，初看似乎彼此相互排斥，但是要仔细考察一下，这种似是而非的矛盾解决得完全和协，因为这些相反的倾向是有关于德国底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要是在同时同地呈现出这些相反倾向的地方，它们就把中等的地产引到灭亡的境地。
“在积聚底过程虽不是特别地而是主要地完成于德图底北部和东北部的时候，地产底碎分便在南部和东南部受到了限制，虽然它还散见于个别地方。
在不同地区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倾向，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这里土地所有权范围底增大，而任那里它的变小，主要是靠牺牲。”（迈斯柯夫斯基：“德国承继权与土地所有权”，第一三〇、一三一页）。
我们由柴林格著“论国内垦殖”（Die innere Kolonisation）一书中所引用的关于普鲁士的下述数字就证明，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是靠牺牲中等土地所有制而同增长。还些数字是关于东部各省（如普鲁士、波美尼亚、勃兰登堡、波森及西里细亚等处）以及关于威斯特发里尼及萨克森。从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五九年有联畜的农民经营计有；
| 减少 | 由于自由转卖所失的多余所得的 | 总计 | ||||||
|---|---|---|---|---|---|---|---|---|
| 属于小土地所有 | 属于大土地所有 | |||||||
| 绝对数 | 百分数 | 莫尔根 | 百分数 | 莫尔根 | 百分数 | 莫尔根 | 百分数 | |
| 东部各省 | 6880 | 2.50 | 1110233 | 4.2 | 417123 | 1.6 | 1527356 | 5.8 |
| 威斯特发里尼 | 810 | 2.25 | 95274 | 2.6 | 21124 | 0.6 | 115398 | 3.2 |
| 萨克森 | 2183 | 5.30 | 87484 | 2.3 | 30413 | 0.8 | 117887 | 3.1 |
| 总计 | 9873 | 2.80 | 1292991 | 3.7 | 468660 | 1.4 | 1760641 | 5.1 |
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六四年这一期间关于土地变动的记载是没有的。
根据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七年的统计，土地的得（+）失（-）情形如下：
| 贵族的地产 | 有联畜的地产 | 小地产 | ||||
|---|---|---|---|---|---|---|
| 地块 | 莫尔根 | 地块 | 莫尔根 | 地块 | 莫尔根 | |
| 东部各省 | （+）4 | （+）81 | （-）102 | （-）178746 | （+）16320 | （+）167130 |
| 威斯特发里尼 | 0 | （+）5510 | （-）404 | （-）28289 | （+）1904 | （+）20899 |
| 萨克森 | （-）1 | （+）8206 | （-）295 | （-）17889 | （+）2082 | （+）13477 |
除此以外，有几千莫尔根的土地归为城市所有，或作公共场所之用。在这里也是由中农来承受损失。
最近期间在德国用碎分和增大的办法来排挤中等的土地所有制，的确已停止了。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上面（第一六二页）所引的图表就指出，恰恰是中农的所有地（从二到五公顷）获得总共五六〇、〇〇〇公顷之多。但如果从这里就得出结论，说现在已开始了相反的过程，中农的经营排挤很小的经营和大经营，那是不正确的。如果把那些种类的经营在其中显然看得出有决定性向某一方面变动和别一类的经营在其中看不出有什么大变动分别开来，就会得到特殊的结果。各类经营如下：
| 经营 | 1882 年 | 1895 年 | 增加或减少 | |
|---|---|---|---|---|
| 绝对数 | 百分比 | |||
| 1公顷以下 | 2323316 | 2529132 | （+）205816 | （+）8.8 |
| 从1—5公顷 | 1719922 | 1723553 | （+）3631 | （+）0.2 |
| 从5—20公顷 | 926605 | 998904 | （+）72199 | （+）7.8 |
| 从20—1000公顷 | 305986 | 306256 | （+）270 | （+）0.0 |
| 1000公顷以上 | 515 | 572 | （+）57 | （+）11.0 |
| 总计 | 5276344 | 5558317 | （+）281317 | （+）5.3 |
我们看见从五到二〇公顷的经营有很大的增加，但是经营底增加，其百分比还要高。介于它们之间的中间的经营在数量上几乎没有增加；要是和经营已增高的总额比较，那些中间的经营却减少了。
最小的、最大的和中等的经营在数量上能够同时增加，一部分可用耕地面积底扩大，一部分可用那些中间经营底损失来说明。各类经营底耕地面积（以公顷为单位）如下：
| 经营 | 1882年 | 1895年 | 增加或减少 |
|---|---|---|---|
| 1公顷以下 | 777958 | 810641 | （+）32683 |
| 从1—5公顷 | 4238188 | 4283787 | （+）45604 |
| 从5—20公顷 | 9158398 | 9721875 | （+）563477 |
| 从20—1000公顷 | 16986101 1 | 16802115 [1] | （-）86809 |
| 1000公顷以上 | 708101 | 802115 | （+）94014 |
| 总计 | 31868972 | 32517941 | （+）648969 |
从二〇到一、〇〇〇公顷的经营所占面积底缩减——此种缩减其实更加为一、〇〇〇公顷以上经营所占面积底增加所补偿，——并不是发生于集约化底降低。七十年代前以大地主底口号是！而现在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已经知道，如果这不是讲大地产，那末也往往是表示土地面积底减少。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从一八七九年到一八九七年普鲁士农业蒸汽机底数量增加到五倍。另一方面，就在这个时期（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在德国只有在大经营内才雇用的农业职员（管理员、监督员、视查员、会计及其他的人）底人数大大地增加了，从四七、四六五人增至七六、九七八人，即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我们顺便还要指出从事农业管理及簿记的女职员人数之特别迅速的增加。在一八八二年时，女职员有五、八七五人，即占职员全数百分之一二，而在一八九五年就有一八、〇五七人，占全数百分之二三·四。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大的农业经营从八十年代开始如何成为更集约化更资本主义的经营。
要解释为什么中农经营者能在那时得到这样多的土地，我们留到下一章再说。
这里使我们注意到那个事实，即农业人口底无产阶级化，在德国，也正如其他国家一样，在向前推进，虽然在德国中等地产分碎的倾向已不起作用。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全部农业经营底数量增加到二八一、〇〇〇；但是这种增加底大部分，都是不到一公顷的无产者的经营；他们的数量增加到二〇六、〇〇〇。
读者将会看出，农业底运动全然是特殊的，完全和工业及商业资本底运动不同。在前一章内我们已经指出，在农业方面经营集中的倾向并没有引起小经营底完全消灭，在集中的倾向发展到极度的地方，却发生着相反的倾向；集中的倾向和碎分的倾向互相交替。现在我们却看见这两种倾向能够一同发生作用。小经营的数目虽然增加，但它们的所有者是以的资格，以——的资格出现在商品市场上，他们的私有地只能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以外，在为家庭经济生产的领域内才有意义。这些小农业经营者以劳动力出卖者的资格在商品市场上和工业无产阶级有同一的利害关系，并不因他们的私有地而与工业无产阶级处于敌对的地位。土地所有制多少使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摆脱了粮食商人的压制，但是不能使他避免资本主义企业家——无论其为工业企业家或农业企业家——的剥削。
在达到了这个发展阶段的地方，小农业经营数量底增加，只是成为无产者家庭经济增加底一种特殊形式，此种增加是与资本主义大经营底增长并进的。
最接近于小农业经营者的副业形式就是。在封建时代我们就已经遇到这种形式：一旦在农村中不平等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一些所有地过于缩小而不够养活它们的所有者，而别的所有地则过分扩大，以致耕作土地单靠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已经不够。
现代小农在大地产内的劳动和封建的劳役有些相似，这种劳役在从前是强迫农民在一年内必须替地主做相当日数的劳作。很显然地，农民更希望在没有农业工作的时候，即如在冬季，有一种副业。他首先在大森林地带附近地方去找寻这样的副业，因为森林地带在冬季需要许多人手去砍伐和搬运。但是大森林地带并不是到处都有，而且森林业所付的工资，又常常不能满足小农对货币的需要；他必须找寻农业工作。农业经营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很不一定：有些时候，即如在收获时期，固定的人员对于较大的经营是不够的，它需要额外的劳动者。但是恰在小农替自己容易找到农业工作的补助工资时，他自己的经营也特列需要劳动。对货币的需要迫使他不得不忽视自己的经营，这种经营因其范围的狭小和工具的缺乏必然经营得更不合理。他把自己经营所需的农业劳动委给妻子及年已长成而能胜任的子女去担任，他自己至多在节日前夕或星期日来担任这种劳动。
我们不要把求助于这种补助工资的经营，想像成一定是很小的经营。例如，凯尔格尔关于威斯特发里尼省（察斯费尔德、波尔根、莱克林斯霍生及其他各区）的通讯说：“自己的或租佃的土地（自由的日工底土地），约在一至五公顷上下，而大部分约在一至三公顷上下。谁要是有五公顷以上的土地——在个别的场合内有三公顷以上的土地，就往往不再去做日工，而专靠自己的经营生活。可是有一个报告说，日工底土地竟有到六公顷的，另一个报告甚至说有到八公顷的。”这当然是要看土地的生产率如何而定(见“农业劳动者的状況”〔Verhältnisee der Landarbeiter〕，第一卷，第一二六页。)
凯尔格尔关于奥斯纳布鲁克（Osnabruck）行政区的通讯说，那里雇工的经济通常包括有：茅舍及经济上的建筑物，有可以养三头及许多猪羊的厩舍，园圃约有一〇——一五公亩，耕地约二分顷，草地约〇·五或一·五公顷，公共牧场约一公顷以及享有从森林中砍伐柴薪的权利，其面积约一·五至二公顷（见前书，第六四页）。
有三头牛和几头猪羊的经营，可以算是相当大的了。可是它的所有者还是不能不去做雇佣劳动！但并不是附近到处都有大的经营，可以在它们里面谋生。这类大经营往往不被认为是竞争者，反而是所希望的。
例如，来自爱仁纳赫高原（Eisenacher oberland）的通讯说：“在刚刚购买了所需的土地以后来组织一个较大的经营以及在维仁塔尔 （Wiesental)附近计划设立制糖厂，对当地农民阶级当然有良好影响……许多日工和小土地所有者都可得到较好的工资”（见“农民的状况”〔Bäuerliche Zustände〕，第一卷，第四〇、五七页）。从爱仁纳赫低地来的通讯说，许多当地的土地所有者都只有不上五公顷的土地。他们的境况很恶劣。“要给予做日工和一般劳动者的小土地所有者阶层以充分的工资，则现有的大地产（贵族的，皇室的和封赠的地产）还是不够的（只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一二·五)”（同书，第六六页）。
又如在黑森大公国内小农当中最大的贫困原因之一，有人指出是大地产的缺乏。库诺·佛兰克斯丁博士（Kuno Frankenstein）说：“在有承继权的那些地方，也就是说，在那里土地就按照儿女的人数分成几小块，因为在土地碎分的时候，老实说，还可能不存在有劳动者人底缺乏，因为许多小私有者，只有五至十“莫尔根”土地或者还少些，都会提供自己的劳力……但是在有十分小的农民地产的地方，尤其是在没有大地产存在的地方，对于劳动人手的需要，就非常有限；可见极小的土地底私有者就没有可能在自己的经营内利用自己的劳动力，或作为雇佣劳动者。因此这些小经营的所有者底境况在大多数场合内是很悲惨的”（见“农业劳动者的状況”〔Verhältnisee der Landarbeiter〕，第二卷，第二三二页）。
在前一章内我们知道小经营是大经营的支柱，那末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大经营又成为小经营的支柱。
海森地方的小农，由于长期营养不足，以致疲弱到连谋生的可能性都不能利用。“人们因饮食恶劣，已完全不能长久地从事繁重的工作。有些地方，这种情形迫使大地产底所有者不能不去雇用劳动者，虽然当地的劳动者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机会”。
但是这般体质瘦弱的人们，虽不能担任那种繁重的农业劳动，却宜于做其他的工作，因此小农在找不到农业劳动的地方，就愿意抓住其他的工作——。
家庭工业的萌芽在春建时代就已发生。我们在绪论中已经指出，起初农民是一个农业经营者同时又是一个工业者。后来城市工业底发展才逐渐使他几乎专门从事于农业。但是还有各种手工业在农民家庭内长期地保存着；在农业不再是谋生底唯一来源的地方，手工业又重新为人所重视。但这不是为订货而工作的手工业形式。各自孤立的农民不能和城市手工业竞争，城市手工业拥有最广大的市场及城市所提供的一切便利。农村工业作为商品生产只有替资本家、商人、或订购者去生产才能发达，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把农村工业和住在偏僻地区的农民所不能直接达到的辽远的市场连结起来，农村工业只有在需要简单的技术和简单的工具的部门内才能发展。这样的家庭工业，首先是在附近有原料的地方发展起来——例如木器雕刻要在森林附近的地方，石板和石笔底制造要在断层岩石附近地方，篮筐的编制要在富于水源宜于种植柳树的地方；小的铁器工业要在铁矿附近地方等等。然而要推动机敏的资本家用家庭工业的形态去剥削许多闲暇而又廉价的劳动者，往往只要一笔现款就够了；他自己常常供给原料，例如供给棉纱和棉线用来纺织。
在土地很便瘦瘠而技术条件又不利于大农经营的国家，尤其是在对大农业经营从前或现在还加以政治阻碍的地方，农村手工业就能顺利地发展起来。我们在多山的国家就看到农村手工业：如在波希米亚在与西里细亚及萨克森毗连的边界，在痛黎吉亚（Thuringen），套鲁山（Taunus）以及什瓦慈瓦德（Schwarzwald）；而家庭工业在瑞士特别有发展，如西部制造钟表，中部纺织丝织品，东部刺绣。
这些家庭工业发生时，往往受到极热烈的欢迎。家庭工业的创办者们被认为是贫农的恩人，因为他们使贫苦农民在闲暇无事的时候，特别是在冬天有工资可得。他们增多的收入，当然使他们能够更合理地经营农业，因而又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底交替，使人们和城市的劳动者相反，成为康健而强壮的人；它又能使他们比那些只限于一种农业和空费许多宝贵光阴的弄民更丰裕、更有知识。森伯克（Schonberg）在“政治经济学指南”（第二卷，第四二八页)中以美妙的色调来描画那不受机器竞争威胁的家庭工业底利益。全家一块儿劳作，“父亲教育自己的儿女，妇女操持家务和照顾儿童，少女们受到家庭的照管和保护。”劳动时间任随劳动者自便，劳动者是自由的，“劳动者的全部生活很舒适，很快乐而且很丰富。工业的活动与健全的农业劳动相交替，避免大批雇佣劳动者集中在一个地方，这对于工人及社会都有好处。最后，家庭工业能够及时利用一家全体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底力量并因此促进——对家庭底各个成员及一家的生活并无危险——家庭收入底提高。”
自然，和这些“无可争辩的利益”一同存在着黑暗面，森伯克对于这黑暗面也不能闭着眼睛不看。但是最后他还是做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弊害，无论怎样大，都不能把家庭工业方面对于劳动者底社会地位底特点抹杀。”
只有在家庭工业不得不和工厂工业竞争的地方，家庭工业才没有容身之处。
实际情况却呈现给我们另外一幅图画，甚至就拿那些手工业来说，也还没有和大的机器工业进行斗争，例如编制篮子，制造雪茄烟及制造玩具之类。
首先，任何一种副业都不能这样有力地促使土地碎分，因为任何一种副业都不宜于十分迅速的扩大。大的农业经营底数目受到限制，正如冶金工业企业数目受到限制一样；农村中工厂的数目也不能随意增加。因此在大农经营或农村工厂内工钱劳动，就有它一定的界限，家庭手工业就另是一回事，它只有在现有的劳动力内才遇到限制；它在最小的经营内进行，在最原始的工具帮助之下，不需任何值得这一名称的资本的耗费；资本家一点也不冒险，在顺利的市场情况之下，尽可能迅速地把它扩大；他无须供给不变资本——作坊和机器，这些东西在生产上如不能加以利用，便等于无益地滥费；他无须支付地租和别的赋税，这些地租和赋税要是在一般的资本家，那就不管事业兴盛与否都必须支付的。这整个负担是资本主义冒险的极大一部分，现在都由那些被剥削的家庭手工业者去担负了。这种情形使任何危机对于他们比对于大工业底劳动者更有毁灭性，因为资本家对于家庭工业的关系很容易决定去减缩它的企业；而在极顺利的时候更容易扩大它。但是紧荣的时期对于家庭手工业者比不遂意的时期逐有害些。
结婚和组织家庭的数目增加了，同时对小经营的需要也随之增加，在农村中要是没有这些小经营，则独立的家庭经济不可能。于是土地底价格提高了，土地底细分增加了，个别的地产更加变小了，而这些地产的耕作更加变坏了。因为土地微小不足道，又因为正在繁荣的家庭工业能够获得金钱，农业经营就更加丧失家庭底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都投到家庭工业去了。如果这种情形延长相当的时期，那末由于坐着不动的生活方式就使家庭手工业者失去从事农业劳动的体力。他们的田地就不能好好地被耕种，于是小规模的经营现在对于他们变成体力上必要的了。
地产变成这样小，小到已经不可以养几头牛了。桌上已经没有牛乳，莴苣汁代替了牛乳。既没有牛则粪和联畜也就没有；田地就愈加贫瘠而不宜于种植谷物。此外，谷物在没有用作食品以前还需要细磨和烘烤，因此人们宁愿选择那些不甚费力而又能在同一地面上出产，虽不是更有营养的物质，而是收获量较多的植物，——蔬菜、萝卜，尤其是马铃薯这些植物可以直接送到厨房去烹调。
这样看来，家庭手工业者的饮食，就是和，这些东西与其说是供给身体的营养物，无宁说是欺骗肚子的东西，养不足使工业劳动受到很大的影响，劳动者的体力降低到手指的工作所必要的最低限度。
他们的农业经营更加退化，小的、耕作很坏的、不施肥料的土地年复一年产出同样的植物。农业回复到少数日耳曼人的农业在民族迁徙结束以前所处的那个阶段。
史南培尔—阿尔德（Schnapper-Arnds）在同一名称的那本书内关于上套努斯地方的五个农村公社说：“有人说，三田制的显著遗迹，只在柴林堡还被保持着，在其他的农村内，贫困就不顾任何禁令而要求从土地中年复一年出产马铃薯；较为合理的换种制对于缺乏土地和其他工具的贫苦农民，是不可能的”（第五〇页）。
在这五个农村内总计七五八个代表纳税单位的家庭经济，有四六三头牛；四八六个经营完全没有牛，一一七个经营每个只有一头牛。
经济的衰落，是与人力和地力的枯竭并进的。在家庭工业内技术的进步也只在很小的限度才有可能。家庭手工业者，像剥削他们的资本家一样彼此间发生竞争，他们有用加强劳动强度和减少工资来对付。这种竞争之所以缓和，是因为个别家庭手工业者孤立在他们自己的家庭内，他们分散在很广的地区，以致他们的组织几乎成为不可能，在他们的本地又没有别的谋生机会，并且他们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小块土地不让他们逃避过度的剥削，而到这种剥削比较和缓的别个地方去。它的家庭劳动者紧紧地跟在包买主的后面。甚至最长时期的失业，也不会把他们驱散。所以在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内我们使看到最长期的，最受磨折的劳动，最可怜的劳动报酬，最广泛的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最悲惨的工作场所及住宅，一言以蔽之，在现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最恶劣不堪的条件。这是最无耻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这是更有力地走向退化道賂的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形式。用扶持家庭工业来帮助纯粹靠农业劳动不能维持生活的小农人口的一切企图，必然有一个后果，就是在短时期而且是很成问题的繁荣之后，就沉没到最深和最无出路的贫困里面。所以我们应当采取最坚决的方式来和它们斗争。
幸而，家庭手工业只是走向大工业的一个过渡阶段。对于各种家庭工业丧钟迟早会敲起来的，在机器使家庭工业在技术上变成多余的时候，并且家庭工业愈迅速发展，愈趋专门化，使分工愈往前进行，则这个丧钟敲得亦愈早。
但是这个时刻还不是家庭手工业者得救的时刻，而是他在十字街头最痛苦的命运底迅速开始。家庭手工业者就意味着更过度的紧张，更厉害地压制生活的需要，声嘶力竭的家庭受更大的折磨，为的是在与机器竞赛时不致过于落后。这种竞赛无论拖得多么久，这个更加落后的家庭手工业者终于力竭声嘶的倒下去了！
家庭手工业者能够这样长期地支持毫无希望的斗争，应当归功于他的农业经营。
在农业不是着眼于商品生产，而是着眼于满足家庭经济需要的地方，那里农业就不受竞争动力的支配，农业就成为保守的因素，这种因素还给了一切过时的东西以生命底幻影。农业使家庭工业底拼命挣扎苟延到无止境的地步，不让那种在半世纪以前就已过时了的手工纺织业死亡。
“为什么工业底这一部门（波希米亚北部的手工纺织业）虽然不断的起着痉挛的状态，可是还保持着原有的规模呢？这原因主要是在于纺织者底大部分都有一点土地：在幸运的时候，这点土地可用来补充工业的工资，而在贫困的时候，就用作勉勉强强渡过危机的一种手段”（见布拉夫〔A. Braf〕:“北波希米亚劳动者状况的研究〔Studien über Nordböhmiche Arbeiter Verhältnisse〕，第一二三页）。
虽然如此，凡是在大工业侵入农村，不是为着要和家庭手工业者竞争，而是为着要供给家庭手工业者以新的谋生机会的地方，农村的家庭手工业最近期间到处都迅速没落了。
大批一无所有的、有用的（熟练的而又守纪律的）工人底存在以及广大市场底接近，对于大工业发展是必要的。大工业首先是在大的商业中心找到这些条件。它的发展本身又吸引着新的工人群众并使他们流入工业繁荣的地方。这样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趋势就引起大城市内人口及经济生活继续不断的集中。
但是因为一系列的因素，并不是正在发展的大工业整个潮流都向于城市，它的一些支流也使乡村富裕起来。这些原素——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社会的性质。
首先随着大工业的扩大，而同时增长的对原料与补助材料的需要，属于前者（自然的因素），原料与补助材料不能在城市生产，而只能在乡村中生产，而且由于大量的消费就应当在大经营内大量的生产。这首先就是。采矿工业的发生，是农村关系革命化底最有力的手段。其次，体积大而价值小的，不堪远距离运输的原料就得在当地加工制造。于是在农村内发生了铁工厂、砖瓦厂、制糖工厂等等。
最后，为了容易利用很大的水力，有时将一些生产部门吸引到离城市很远的山谷内。
除这些自然的因素以外，还有社会的因素。城市的生活程度比乡村高，而且在同一的生活程度之下，维持劳动力的费用也比较大，这是由于住屋的租金比较高，食料运输的费用以及工人没有自己的农业经营。因此城市中货币工资，当然要比农村高。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劳动群众集中在一个不大的地方。这种集中使他们容易交谈和组织起来。它使监督和实际惩戒他们更加困难。在工厂林立的地方，被解雇的工人往往可以找到寄身处。在农村内就不然：在那里工人不大能抗拒资本，他们极其恭顺而又极少要求。这对于大工业家是使他把自己的企业移到农村去的一个很大的诱惑，如果在农村内有必需的劳动力；所可惜的，就是这种机会不是到处都有，并且要具备对于事业顺利进行的一切其他条件。城市工人运动愈猛烈，则大工业家亦愈愿意把他们的企业移到农村去。
交通工具——运河、铁道、电报之类愈发达，则大工业迁移到农村亦愈早，因为大工业容易和大市场保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大企业在农村中发生本身又构成使近代交通工具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动机。而这些交通工具的建设、维持以及使用，又给农村居民以许多获得工资的工作。
工业移植农村的直接结果，对于小农业经营者及他们的土地财产不见得比家庭工业制度的结果更有利些。为市场生产生活资料的最大的经营，最低限度对于他们的商品由于销售市场底扩大以及直接接近市场当然会赚钱的。但是这种利益由于工业所引起的劳动者底缺乏而愈趋于平衡。可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别一章再说。
总之，小农业经营者和大农业经营者都一样因地价底增高而蒙不利。打工业引起人口迅速的增加，不仅，像家庭工业一样，由于容易结婚和容易建立家庭经济，而且也由于容易从外面招收劳动者所致。资本主义大企业在农村内单靠它附近供给的劳动力是不够用的。对于住屋及小块土地的需要增加了，于是住屋及小块土地的价格也随之增加。地价愈高，则在其他条件均等情形之下买主剩下的用作经营的资金就愈少，他的农具亦愈简陋。我们在下一章还要回头说到这一点。
除此以外，还有工业平常所要求于工人的和家庭工业所要求的不同。家庭工业大部分都是这样经营，有时——如在收获时期，全家停止其工业活动，以便从事于农业劳动。自然，这种情形并不是常常如此。有些家庭工业内，工作最紧张的季节也正是农忙的时期。“正是在收获忙碌时候，农民底工作日往往延长到二十小时，而夜间只休息四小时；制造玩具的工匠要努力工作，没有一刻闲工夫来做必要的田间工作”（见沙克士〔E. Sax〕：“都林根区的家庭工业”〔Die Hausindustrie in Thrüingen〕，第一卷，第四八页）。
在家庭工业和农业分开的地方，在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地方，情形就是如此。但这绝不是一般的规则。
在大工业内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大工业底大量不变资本，如果搁置不用，就等于无益的消耗，这就使企业家尽可能避免生产过程的长期中断。只有少数大工业在一年中工作一部分时间，即在农事停顿的时候或不特别忙的时候。例如的“活动”开始于秋季，即在收获甜菜之后，继续到冬天，这种“活动”，要在四个月内尽可能加快，因为一到春天甜菜就容易变坏。
这样看来，制糖工厂的工作并不夺去农业劳动者及小农对农业经营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有时和农业劳动也可以相容。冬季很缺煤，对煤的需要也很大，然而从另一方面，采用夜班就使一部分工人在白天“得到解放”；他们应当利用白天来休息，可是他们往往用这时间来做农业工作，他们被自己的高工资所怂恿，并且由于他们要想免除劳动力底过剩，可是这在煤矿中过于短促的工作时间，对于劳动力的消耗是不够的。
凯尔格尔通讯说：“在雷克林格区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相交替；那些有点土地的自由日工从收获开始到十一月底都在农村里劳作，其余的时间则在矿山内工作”（见“农业劳动者的状况”，第一卷，第一二四页）。
在采矿工业区域，如海尔荪克尔赫（Gelsenkirchen）、波洪（Bochum）、岛特姆德（Dortmund）等地，有土地的农村劳动者几乎绝迹。“虽然有时没有土地财产的日工也被雇用，但他们大部分都是矿工，他们在矿山中，尤其是他们参加夜班的时候，就可以在白天匀出一些时问去从事农业工作；他们向农民租一间住屋而答应在收获时期帮忙他，或者向农民租一小块土地来种植马铃薯；最后也有这样的工人，他们由于丧失了劳力，而不宜于采矿工作……人们很少报道日工从自己的经营中所得的收入，这里，当然是指附带从事农业工作的矿工而言。他们有时租得一间附有园圃的小屋子。养一两头山羊，有时又可以得到允许在只要他们能够施肥的土地上种植马铃薯”（见同书，第一三二页）。
最后，还可以举一个西里细亚东部煤矿区的例子：“在煤矿及工业区域内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农业劳动者在煤矿中，尤其是在建筑业或工厂中工作，一到收获时期，就回到农村中去了。这种情形特别是在小私有者方面最常见”（见同书，第三卷，第五〇二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采矿工作乃是农民经营底有力支柱。从威斯特发里尼寄来的通信中说：“凡是在所有者靠自己的土地生活的地方，土地的交错对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很有害的。在农民——如在西根区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还能在矿山及工厂中有优裕的工资的地方，那里害处还不会暴露出来”（见“农民的状况”，第二卷，第八页）。
但如果在个别的部门内需要季节工作或季节工作是可能的，那末大工业一般地就要求劳动者一年到头不停的工作。
但是大工业并不像家庭工业一样需要一家的全部劳动力。剥削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已为法津所禁止。主妇在大工业中工作比在家庭工业中更加困难：因为在家庭工业中她无须离开家庭，而在前者则不然。如果说她去参加家庭工业的劳动容易决定，那末要她丢下自己的家庭和儿女就不容易决定了；在农村中要她决定做这种劳动比在城市内还要闲难，因为在农村内家庭经济起着极大的重要作用，并且家庭经济的功能尚未为大众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等等所减少。
除了大工业制度给家庭经济及与之相联系的农业留下的劳动力外，还留下劳动残废者。家庭工业对所有的人，甚至对最软弱的人都有事可做，而大工业却要求自己的工人紧张的工作，紧张到只有在壮年时才能担负的，并且很快就使它消竭。在农村内极小的经营却能够给这样创造出来的大批工业残废阶级以适当的工作。
大工业像家庭工业一样，不过是在另一方式上，使小农业能够支配的劳动力变坏，同时鼓励人堕落，因而经营也恶化了。
另一方面，大工业资本家像家庭工业资本一样，因同一原因，在农村内差不多就碰不到劳动者方面很大的反抗，并且使剥削和劳动者堕落到极点。
例如，海尔克涅尔（Herkner）在“关于上爱尔萨斯棉织工业及其劳动者”那本卓越的书中，就提供我们这一类农村大工业底典型的图画。在慕尔汉森（Mülhausen）条件无论怎样恶劣，但在农村的纺织工厂的条件还要更恶劣。“劳动时间一般都很长。格兰德本人就报道是十三或十四小时的劳动。夜间工作，甚至未成年人做夜间工作也是常有的事。人们在道德方面指责未成年女工，也和在慕尔汉森一样。罚款和克扣工资到处都同样地盛行。这些办法往往因劳动者底更大依赖性而变本加厉。在大多数工业区域内当地的工厂就是工资的唯一来源……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劳动者往往被他的妻子或父母照管的小经营束缚在土地上。至于劳动者对劳动条件的影响就完全谈不到。
工资，平均比慕尔汉森地方低三分之二，——工资的差别超过生活必需品价格上的差别，因此实际上生活程度降得更低……马铃薯是主要的食品，肉至多每逢星期日才有。烧酒底消费比慕尔汉森地方更多。据说在佛克森有一个工业的农村，其中八百个居民一年要饮三百公石烧酒。”
劳动者的处境因占支配地位的实物工资制度而更加恶劣。
体力愈加退化与恶劣的生活条件相符合……县医（唐恩县）报道说：“在有工厂的农村内，大家从小就在工厂内工作，所有应征当兵的人几乎没有用处，我们以为，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那末征兵委员会在这里将无事可做了……。虽然身体极不健康，可是人们极其勤劳……。已经不在工厂工作的老年人，就献身于小块土地底更作，这种耕作由于‘地势’高低不平是需要紧张工作的”（第三四九——三五二页）。
这一幅描画无论怎样暗淡，但总比家庭工业的描画，更多一线希望。儿童们不让参加工厂工作，生产过程虽不像农业一样在新鲜空气中进行，但总是在屋外，在宽敞的场所内进行，这些宽敞的场所，虽然有它的许多缺点，在卫生方面却超过家庭手工业者底茅棚。而且正因为在工厂中劳动者“不是自由的”，他不能开始和抛弃工作，当他想到秩序对大家都是一样的并且劳动是在比家庭劳动更狭小的范围内进行的，更容易用法律来监督和限制他。工厂把分散的劳动力结合起来，使他们彼此间容易调协，它使工厂的农村和外界密切接触，发展了交通工具并且把有知识的劳动力从城市吸引到农村来。这样看来，工厂就成为使一部分农村居民和城市无产阶级接近的一种手段，逐渐唤醒农民的注意及参加斗争来争取较好的命运，而在有利的情况下促使其积极参加这种斗争。
农村的工厂增加着无产阶级底队伍，不是剥夺小农业经营者，不是把他们从土地分开来，恰恰相反，农村工厂给予濒于破产的小私有者以资金来维持其私有财产，还给予人数极多的一无所有的基层以可能在购买来的或租佃来的土地上进行私有的小经营。
这里所考察的小农副业底三种形态，并不互相排斥。它们能够同时并存。例如，有人报道说：“作为一种副业的家庭工业，对于爱仁纳赫高原的居民，特别是对于极贫苦的地方稍微有点土地的小农们，却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可以指出下列的家庭生产：制造软木塞子、织腰带和丝绒、编制马鞭、制靴、造刷子、划玻璃管——这些副业给每个家庭以一、两个乃至三个马克的工资；甚至就是有、，……。除此以外，砍柴、木材的砍伐及浮运，以及开采丰富的雪花岩矿层，都能给他们相当好的工资，尤其是在农事闲暇的时候”（见“农民的状况”，第一卷，第五〇、五一页）。
对于南部我们可以利用海慈（Heisz）关于司徒嘉德、贝布甲金、海雷堡等处底民状况的报道：“如果以为农业劳动能够供给大多数农村人口以充分的食料，那是错误的。外出谋生，尤其对于西部的两个区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首先应当举出伐木的工作，需要大批的人经常或暂时从事这种工作。研究家庭工业、纺织和刺绣底状况，那更有意义。和家庭工业一同发生。最近几年来发生了一些大企业，旧的企业扩大了，依靠贱价劳动的小企业家增多了……。其次就是买卖牛乳、鸡蛋、家禽及某些工业生产品的。最后，在某些地方可以举出日工，除直接围绕司徒嘉德的农村，如梅林根、波南琴、勃劳特金干尔特、费金根、罗尔、姆斯贝尔格、毕尔卡等农村的日工以外，在当时有许多日工从鲁易特、海满金、凯姆南特、沙干仁、甚至从勃里林金地方来到爱斯林金地方的纺织厂内。”
但并不是到处都有这样多营生，也并不是这类营生常常能够弥补小农业经营者对货币的需要。如果营生不找到农民，那末农民就一无所有，一旦打听到营生，即使暂时不得不抛弃了土地也要去找。现代交通工具愈发展，——铁路便于运输，而邮政和报纸带来远地的消息，——农民亦愈易决定离开（即使是暂时地）自己的农村，而且他也敢冒险到更远的地方去。很显然地，小农家庭的一部分，最能劳苦的一部分，为了要养活自己和赚钱来养活全家就常常定期地离开家乡。这里使我们注意的，也只是这一类的外出，而不是长时期的外出；因为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不是那些在外表上容易认识的农民无产阶级化的形态，而是那些最主要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之下农民只学习无产者所尽的机能，却保持着自己的本来面目。
自然，农业工作最接近于离乡去境的农民。有些地方，原来的居民不敷对雇佣的农业劳动的需要，那里就没有什么不足的现象。在前一章内，我们已经指出大经营内，劳动者的缺乏，我们看到，这种缺乏就在较大的农业经营内也是免不了的。在德国各个不同的区域内，都需要外地的农业劳动者，一部分在整个夏天都雇用他们，一部分只在收货时期才雇用他们；他们不仅到厄尔巴以东，而且在莱茵河流域、在巴伐利亚、瓦尔敦堡、斯勒斯威克和荷尔斯丁等处去找工作。
我们且引一个外出到巴伐利亚的例：“在生产谷物的区域与生产蛇麻的区域之间，常常发生劳动力的交换，因此一到收获时期劳动者从后一区域去到前一区域，反之亦然。除此以外，根据一些报告对于农业劳动者的外出可以确定如下的结论：上巴伐利亚在夏季的几个月内，主要是从巴伐利亚低洼多林地带吸引季节工人，并且自己从收货早已完毕的区域把季节工人遣送到斯瓦比亚去。在斯瓦比亚区内发生上斯瓦比亚与下斯瓦比亚间的交换；除此以外，基罗尔地方遣送大批畜牧者到斯瓦比亚来。下巴伐利亚所需劳动力是从巴伐利亚低洼森林地带和波希米亚供给的，在收获时期又把他们从维尔斯郭芬区送出到奥斯顿郭费尔去做六个礼拜的工，而到收割蛇麻的时候又把劳动者从斯特兰宾格送到种植蛇麻的区域。从上普凡里慈来的男人们在收获时期从维金区去到上下巴伐利亚，妇女们就去到产蛇麻的区域去收割蛇麻；去到这些产蛇麻的区域的，还有从连斯塔特区去的工人；尼马尔克与斯塔特塔姆霍夫区从上普凡里慈的东部，巴伐利亚低洼森林地带及波希米亚地方主要是吸收女工，有时也吸收童工来收获蛇麻和马铃薯。上佛兰科尼亚（Oberfrankonia）地方把工人特别从巴耶鲁特区工人遣送到都林根和萨克森，但在收割时期就从多山的地区吸收妇女和儿童来收割，因为多山地区谷物成熟较晚。在佛兰科尼亚中部，种植谷物的区域和种植蛇麻的区域之间盛行劳动力的交换；海尔斯堡区在收割蛇麻的时候就从雷恩、斯莱沙尔特及奥金瓦尔德区招来大批男工和女工；在种植甜菜的大田庄内，一到春天就来了大批波兰工人，他们一直停留到秋天。在莱茵普凡里慈的雪金盖尔高原收获马铃薯的时候就从汉堡区北部，所谓“歌乐村”里招来大批女工，在收获庄稼时又把工人前送到瓦尔木斯（Worms）与奥斯特郭芬附近的区域区，而在秋天派他们到沙阿尔布鲁斯公社去做六个礼拜的打谷工作。有些大田庄在不久以前，从四月到十月这一时期从东普鲁士雇用工人。”（见“农村劳动者的状况”，第二卷，第一五一、一五二页）。
这种记录就整个德意志来说，真是不胜枚举。
意大利工人的外出，更为广泛，他们夏天在欧洲工作，而冬天——在南半球就是夏天——就到阿根廷去做田活。说到中国人的外出劳作更其惊人，当然，他们不是在一季而是在许多年的期间——虽然不是一辈子——去到合众国、加拿大、墨西哥、东印度、澳大利亚、巽他群岛以至于南非洲等地劳作；这在我国的地主阶级看来是德国外出工人的一种理想。
有几处地方发展着十分特殊的外出工作形态，例如库诺·佛兰克斯丁（Kuno Frankenstein）关于维斯巴金行政区报道说：“西部的吉尔克雷斯，第二区底其他部分，维斯特瓦尔德地方以及与它毗连的奥白兰区的西北部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因此许多工人都从这些地区去到莱茵工业区，并且就在那里从春天一直停留到冬天；其他的工人就去做小贩。”关于后一种外出形态（指小贩）范围更广，有一个记者从乌斯斯特瓦尔德报道如下很有趣的消息：“在春天在农村里就出现了许多杂货商人，并且在成年的青年男女中招募小贩。在二月间他们就带着这些人去到各国：荷兰、瑞士、波兰、萨克森及其他国家。那些被招募的人在主要的地方，例如来比锡地方领到商品，这些商品要按照一定的价格出卖，而将赚得的利益交给他们的主人。他们除掉路费之外，还能得到薪金三百至四百马克，但这要看他们买卖的手腕如何。到圣诞节时他们常常带着相当大的储金回到家乡。”
早就有人着出，在小贩们被招募的那些地方，经济改善了，因为儿女们把做工所得的工资交给父母作为共同的需要。做工所得的工资，用于更好地改善经济，例如，购买牲畜，尤其是购买牛，用来购置人造肥料以提高收成，用来扩大地产以及存放在储蓄银行内。
有几处地方被招募的人数很大，以致家中只留下最必要的劳动力。在财政方面这种行商是能够得到很多的利益，可是在道德方面不是没有黑暗的一面，尤其是对于妇女们”（见前书，第二卷，第二七页）。
普凡慈地方穷苦山居的乡村，愿意把自己的剩余劳动力送到外边去做：“佛克森地方沙砾构成的土坏，出息很少；甚至就是有三、四公顷土地的农业经营者，生活也很苦，常常为了添补收入不得不藉助于外出营生。在这些村社内‘雇主’（？）2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他去到外地或是做吹鼓手，或是做石匠，很少去做仆役。吹鼓手大部分都是很俭省的，他们把这样多的钱寄回家去，使他的家庭可以无忧无虑地过活，并且还能够慢慢地得到小块的农地。石匠们的情形就没有这样顺利，而赚钱最少的要算是那些在外地当仆役的人了”（同书，第二卷，第一九三页）。
季候工人经常回家，把自己劳动进款投进自己的农业经营内。这里城市的和乡村的、工业的和农业的大经营给小经营以新的力量。长期出外的人底工资则给小经营以另一种力量。他们大部分是单身汉，并不全部转回家乡。许多人定居在自己新活动的地方，但是虽然这样，他们却把自己积蓄的大部分钱寄回家，因为他们的家庭不能单靠自己的经营来养活。关于爱尔兰，据说，那地方小农的租金是由爱尔兰的女仆在美洲作工所得的工资来偿付的；德国有些农民底纳税情形也是如此。虽然农村穷困，但还是有不少的人回到他们所生长的那小块土地上，以备娶妻生子，承继祖父的遗产，他们带了自己的积蓄，暂时挽救濒于破产的经营，使过小的经营有可能多买点土地，畜养耕牛，修葺破烂的茅舍。
对于这些工人所到的那些国家，他们就成为发展的障碍。他们是来自经济上落后的和贫困的国家，所以他们的欲望很小，而且大部分又是无知无识的，富于服从性的……所以愈加缺少反抗的能力，是由于他们在国外，在敌视外来人的居民中没有根底，并且他们又常常不懂语言。他们对于工资的减低是心甘情愿的，他们是工贼，他们极不容易被组织在职工会内。但是这些分子在他们所到的国家中虽是阻碍进步，可是对于他们从那里来，回到那里去的那些地方就成了进步上最有力的急先锋。他们对于新环境无论显得怎样矛盾，他们却不能完全避免新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吸收新的需要，新的理想，这些新的需要和理想对于新的环境无论怎样落后，可是对于旧环境却是充分含有破坏性和革命性的。这些分子在所到的国家内是剥削和压迫底脱役者，而在所由来的国家内则成为不满与阶级斗争底促醒音和领导者。
凯尔格尔说：“那业远行的工人在国外所获得的智力限界底扩张，巨大的敏捷性和易受刺激，往往会有一种结果，即决然降低对现存权威的崇拜，这些人成为傲慢的、顽强的、目空一切的、很自信的人，并且到处以身作则去促进还存在于西方大部分地产内主人与劳动者之间，存在于与当地经济的和社会的条件完全协和的宗法关系底瓦解”（见“论外来的农村季候工人”〔Die Sachsengängerei〕，第一八〇页）
这样看来，零工起的作用像大工业移植乡村赴的作用一样；他们加强小土地所有，这好像是十分保守的成分，但同时他们却完全改变了小私有者底生存条件，传达给小私有者以绝非保守的要求和观点。
谁要是以为用简单的统计数字就可详尽地说明就会生活底极其复杂的内容，那他就会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做出使人安心的结论；即城市中的发展无论怎样推进，乡村中一切仍然照旧，并且在任何一个方向都看不出决定性的发展。
但是谁要是看一看，在这些统计数字后面隐藏着什么，谁要是不为催眠术所迷而不停留在大经营与小经营之间的关系上，那他就会得出另一种结论；他就会看见大经营在数量上并没有变动，小经营也并没有为大经营所吞并，但是它们两者由于工业的发达也正是在那一方向内完全受到革命的洗礼，小土地所有更加紧密地靠拢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彼此间的利害关系更加接近起来。
但是这还没有把经济发屋的影响发挥无遗。
经济发展的影响还引起许多新因素的出现，根本改变了为市场而生产商品的农业底本质，也就是说，为社会而生产剩余的农业底本质。
[1-07.htm](第七章 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界限.md)[index.htm](考茨基 土地问题(1898).md)[1-09.htm](第九章 商品性农业所遇困难的激增.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