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帝国主义的各种类型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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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殖民国家中，英国是由殖民政策促进它工业发展的唯一国家。诚然，追求着绝对权力的国王和追求着封建地产的贵族，曾经参与殖民政策的发端，但是英国的海上权力和它的殖民地直到这样的时期才具有巨大的意义：这时各资本主义的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经强大到足以求得它们在海上权力和殖民地所产生的果实中应享的份额，并且从而进一步发展商业和工业。英国首先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和依靠资产阶级革命才获得海上霸权的。这次革命在十七世纪中叶取得胜利，然后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肯定地宣告结束，从此国家权力就移交给忠实于甚至可以说是屈服于资本主义利益的国王和贵族，同时让那些较高级的资本主义阶层作为共同摄政者参加了议会。正如在十八世纪那样，十九世纪英国殖民政策的形成也是相当特别的。英国殖民政策所依靠的两根支柱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而且都不可能有的。如果有一天发生这两根支柱摇撼英国的最高权力的情况，那末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使这两根支柱归顺于它们。而且从来没有产生过可以形成任何与此类似的支柱的条件。

构成不列颠殖民帝国的两根主要支柱之一的是欧洲作物的三大农业殖民地：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它们的居民当然是很少的，如果用总数约达四亿的全部英国属地的居民人数来衡量的话。但是它们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它们的居民不仅已经越过原始民主的阶段，而且还十分富于现代民主的要求，甚至胜过欧洲的居民，因为他们，正如美国那样，无论在国家制度上或者在他们的思想上，都没有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时代的遗迹的拖累。

在经济上，这些殖民地无论作为购买者或作为销售者，都对世界市场具有极大的意义，它们有能力经营强大的、不受任何重大负担压迫的现代农业。

加拿大在1911年有七百万居民，南非联邦六百万，澳大利亚联邦与新西兰五百五十万。

在1912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英国商品对殖民地的输出总额达一亿七千七百万英镑。其中半数以上是输往上述三个殖民地的。对加拿大和纽芬兰输出二千四百四十万镑，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输出四千五百二十万镑，对南非（好望角、纳塔尔、德兰士瓦、橘河）输出二千一百四十万镑，合计九千一百万镑。在英国对殖民地输出中，其次要考虑到的是英属印度；它与锡兰在1912年从英国输入六千另五十万英镑的货物。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其他属地只占二千五百五十万镑，其中三百五十万镑是输往香港的，这应该算作对中国的输出。对非洲殖民地（除了上述南非四个邦以外）的输出只有八百一十万镑。

其中当然没有把埃及列入，埃及没有被算作英国属地。埃及在1912年输入了九百五十万英镑的英国货。

我们从进口中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情况。联合王国从殖民地进口的总额在1912年达到总值一亿八千六百万镑。其中最大的部分来自上述三个殖民地。加拿大二千七百七十万镑，澳大利亚五千六百四十万镑，南非一千一百二十万镑，合计九千五百三十万镑。其次要提到东印度，计五千九百七十万镑，来自其他属地的只有三千一百万镑，其中除南非以外的非洲占六百四十万镑。此外，当然还有埃及占二千五百八十万镑。

这些数字就已经表明，这三个大的欧洲移民居住地在不列颠殖民帝国内部已经获得何种占压倒优势的经济意义。

这个意义会显得更加巨大，如果人们考虑到英国对这些地区输出多大数额的资本的话。在这一方面，我信赖阿斯凯夫在他关于英国帝国主义的补充小册子中所列举的数字（第38页）。

根据这个材料，在1908年到1913年期间，英国对它的殖民地投入了四亿三千九百五十万英镑的资本。其中三千五百四十万镑在南非，六千四百三十万镑在澳大利亚，对加拿大的投资则不下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万英镑。加拿大尤其是有前途的国家。对三个殖民地投资合计共达三亿二千三百五十万英镑，合六十五亿马克。其次还要提到印度，它获得五千九百万镑的投资。对其他殖民地的投资数额不到五千七百万镑。

下列表格足以表明加拿大是何等重要的前途无量之国，是英国殖民地中间经济扩张最迅速的国家。

每三年里输出资本的数额是；

	1908—1910	1911—1913
加拿大	91.5	132.3	+40.8
澳大利亚	28.9	35.4	+7.5
南非	20.9	14.5	-6.4
印度	46.4	12.7	-33.7
其他殖民地	38.0	18.8	-19.2

由此可见，英国资本正在以越来越强烈的偏爱，对加拿大，其次对澳大利亚，进行投资。

这两个地区以及南非对英国工业和资本的重要性毫无问题是很巨大的，而且其意义还一直在增加。但是这种重要意义不是基于这三个地区作为殖民地的特性。严格说来，它们根本不是殖民地。它们是享有现代民主的独立国家，也即民族国家，它们享有比除了瑞士之外的往何欧洲国家还多的自由。它们实际上并不构成一种受支配的英国属地，而与英国处在一种联邦关系之中，与英国结成一种国家联盟，这个联盟的人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都在迅速增长，不仅由于自然的繁殖，而且还由于移民的迁入；尤其在加拿大，过去几年里移入的移民十分之多。其数字在1909年是147,000人，在1912年是354,000人。这样，它不仅获得了一大部分从英国迁出的移民，而且还增添了一大部分从英国以外的国家迁出的移民。

这种国家联盟毫无问题是一种国家，它具有远大的前途。如果有人想要在这种联盟里面看出帝国主义的特征和目标，那末我们也不能提出什么理由来反对它。

但是，使那些构成不列颠殖民国家联盟的国家成立起来并且使它们结合起来的，并不是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很久，英国就占有了它们，但是却不了解它们未来的重要性。澳大利亚被估计得如此的低，以致于它长期被用作是一种单纯的流刑殖民地。自从1851年发现黄金之后，才有大量的移民自愿迁入，他们提供了加强澳大利亚农业和工业的基础。

加拿大在十七世纪首先由法国人占领，他们在加拿大建立封建地主统治和专制的官僚和僧侣统治，这种统治没有吸引许多移民。英国人在七年战争期间征服了加拿大，不是因为加拿大具有经济上的价值，而是因为加拿大使法国人处于这样的地位：可以从加拿大出发来威胁加拿大以南的重要得多的英国殖民地。但是英国人正是由于从加拿大赶走了法国人，却丧失了他们原先的殖民地。当这些殖民地还感受到法国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威胁的时候，曾一直保持忠于英国。当这种威胁消除时，它们中间立即滋长了完全独立的思想，并且不久就在它们以前所害怕的同一个法国的帮助之下获得了完全独立。1763年，加拿大成了英国的，而在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就开始了。这次战争使英国人付出了丧失它在加拿大以南的北美属地的代价，但是却给了英国人一次有力的教训：必须怎样来对待强有力的、被现代民主精神所鼓舞的殖民地。英国能使它所拥有的三大移民殖民地保持对它的效忠，应该归功于上述教训，而不应归功于支配着现代帝国主义的精神。

在美国摆脱英国统治之后，加拿大诸省还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仍然是无关重要的地方。在剧烈的内部斗争中，它们才慢慢地排除了遗留下来的封建关系，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民主权利，直到1867年终于能统一成一个几乎是独立的联邦国家。然而，只要在美国还有足够的空地来发展那种粗放经营的农业，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就仍然是缓慢的。现在美国的土地，虽然还远未耕种好，但是已经如此充分地被占有，以致于农民必须支付越来越高的地价并且以深耕细作的方法来经营。于是那些想要经营农业的移民，在加拿大发现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从此以后，移入加拿大的移民数目就不断增加，人口迅速增长。在十年之内，从1901年到1911年，加拿大人口从五百万以上增加到七百万以上，而在从1871年到1901年的三十年里，它的人口只从三百六十万增加到五百四十万。

很长时期内，好望角所具有的重要性甚至比加拿大还小。它只是作为驶往印度的船只的中间站和休息地点。葡萄牙人首先把好望角作为这种地点而加以占领的，然后它被荷兰人占据，最后在1795年，英国人从荷兰人手里夺得了它。移入的移民仍然很少，甚至当1867年在金帕莱附近发现的产量丰富的金刚石矿以及随后不久在邻近的德兰士瓦发现的产量同样丰富的金矿之后，移民人数也只有少量的增加，因为这些富藏已经在用资本主义方式靠工资劳动者加以开采。人们宁愿雇用有色人——卡斐族人或中国人来当工资劳动者，而不那样愿意雇用欧洲人，欧洲人提出的要求较高，而且在炎热的气候下不能适应繁重的劳动。

南非白色居民的增加，主要应该归功于它的富饶；在南非，正如在加拿大那样，农业生产的富饶程度是非常高的。农民靠有色劳动力来经营大面积牧场经济，以此维持生计。这种经济使南非在卡斐族人的经营之下颇为富饶，早在欧洲人来到之前，卡斐族人就在经营畜牧业，他们有高明的智慧和体力。

这种生产方式使居民的农产品很丰富，同时却要求居民广泛地散处各地，并且促使布尔族农民力图不断地、迅速地进行扩张。在我们这个世纪（原文如此。——译者注）的三十年代里，他们已经越出好望角地区之外，并且成立了新的共和国——橘河共和国和德兰士瓦。在那里被发现的而且从1887年以来由英国财政资本攫取其开采权的金矿，使英国财政资本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把德兰士瓦兼并到不列颠国家里来，这终于在1899年引起了布尔战争。在这里所论述的英国各移民地区中间，布尔共和国是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并且是在怀有帝国主义思想的人士的鼓吹下所取得的唯一地区。但是既然从此以后布尔人参加了不列颠共同体，而且在其中并不形成任何敌对的异族单位，那末这就不应该归因于帝国主义暴力政策，而应该归因于与此相反的做法，归因于美国脱离的冷酷教训向英国人所提示的政策：给以最充分的自治，借此组织正在争取解放的殖民地完全脱离英国，甚至更牢固地束缚住它。

除了加拿大联合省联邦和澳大利亚联邦之外，1910年还添加了南非自由民主邦联邦；德兰士瓦、橘河邦连同纳塔尔和好望角都参加了这个联邦。它的社会性质当然与上述两个联邦的社会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加拿大，正如在澳大利亚那样，原来的居民只构成一种没有重大意义的正在绝迹着的少数民族。在加拿大，1910年时在在7,200,000居民中只有111,000印第安人，在新西兰，1911年时白人与毛利人的比例是一百比四。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原来居民没有精确数字，无论如何是为数很小的。

反之，在南非，白种人则到处都构成少数，1911年时，白种人只有1,276,000，而有色人则有4,697,000，其中土著人4,020,000。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数目在下降，而在南非，土著人的人口则比白种人口增长得快得多。1904年时，白种人还占人口总数的21.6%，而1911年时，就只占21.4%。同时，有色人种，卡斐族人、霍屯督族人和混血人并不像澳大利亚的原来居民那样还处在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他们是有力和聪明地争取在国家里享有平等。这就是南非的最重要问题所在。它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恰恰是与帝国主义交过战的布尔人，是最反对给土著人以权利的。

虽然这个问题对于南非的前途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在目前的有关论述中，我们不需要去探讨它。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向爱尔兰移交国内治理权这件事开了端之后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联邦国家的联合王国，又同其他三个联邦国家结成了国家朕盟，这个联盟对于英国资本在其领域内的扩张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可能性。帝国主义的需要，对于这个联盟的形成毫无疑问也是发挥了作用的，但是赖以建立这个联盟的地域的获得，除了布尔共和国是例外之外，都是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一百年就完成的，而且这个联盟的紧密联系不是用帝国主义暴力方式强加于英国属地的，而是用与这种方法相反的方法，用民主的吸引力，用一种在这里立即就要叙述到的与英国本部的自由贸易的方法，来使那种紧密联系成为一切参加国的需要。

这种国家联盟毫无疑问是一种最有前途的组织形式。它恰恰对于我们这个帝国主义时代还提供了重要的教训。但是不能就简单地在殖民地去模仿这种做法，理由是除了热带以外，在那些其气候许可欧洲人能不损害健康而从事体力劳动的地区内，再没有还可以让欧洲国家任意加以占领的国家了。

因此，不列颠殖民帝国的这一根支柱的建立，是任何其他殖民国家都不能效尤的。英国也许会有一日丧失这根支柱，但它决不会去支撑另一个殖民帝国。加拿大也许有一天会认为，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比成为不列颠国家联盟的一部分更有利些。南非可能成为非洲人的独立国家的起点——但是这些地区决不会再变成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地。

不列颠殖民帝国的举世无双的第二个支柱是英属印度。

它的人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它的三亿二千万人口超过了除俄国以外的整个欧洲的人口（三亿一千万）。而且，自然界还赋予印度十分富足的物产资源，印度的居民在艺术技巧和哲学方面达到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方式和方法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把哲学水平与资本主义水平联系起来，也许显得很奇特，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也可说是它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它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就。当欧洲人在十五世纪到印度时，印度人在许多方面可以为欧洲人之师。当然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全部居民。印度不仅在人口数目方面，而且在面积方面也超过除了俄国以外的欧洲，它所使用的交通工具要比我们这个大陆原始得多，它所包含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比欧洲复杂得多。人们可以在印度看到还处在我们所知的最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锡兰岛上的维达人），看到从这个阶段起一直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各个发展阶段的人。

印度盛产其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料，并且还拥有大量熟练的和愿意劳动的劳动力，所以这个幅员辽阔的地区出产它所需要的一切，并且有大量为一切文明民族所急切需要的剩余产品，而印度则不需要从其他国家取得任何产品。结果，印度的出口长期几乎完全由别国用贵重金属来支付。自古以来，黄金就经常流入印度，并在印度累积成财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自从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对于好战而贫穷的邻国来说，印度一直具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强烈引诱力。不断有各族人民进入印度，结果就产生一种在种族、语言、阶级、宗教方面令人难以置信地复杂的局面。如果迁入的移民足够强大，那末他们就作为征服者和掠夺者而来。但是印度太富于吸引力了，以致于他们不愿意再离开印度。他们就留在那里，他们所掠夺的财富也随之留在那里。而劳动阶级的状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只换一换主人而已。他们没有越出原始民主的阶段。村社是赖以建立国家制度的细胞。村社中的极充分的民主，与国家中的极端的专制主义相适应，这种国家是完全靠武力来维系的；正如它易于用武力统一那样，它也容易分崩瓦解，而人民群众觉得这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

当欧洲人从海上来到印度时，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前来的目的起先是为了进行贸易，但是后来，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军事上的优越性的时候，便进行掠夺和征服。首先，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来到印度；十七世纪时，荷兰人来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则跟在荷兰人之后到印度。在一直持续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拿破仑自己曾经用对埃及的远征来威胁英国在东印度的统治——的长期斗争中，英国人始终能胜过他们的欧洲竞争者以及当地的富有者。

然而，欧洲人不像以前的征服者那样是为了在印度定居而来的。若要定居的话，那里的气候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太可怕了。人人都是为了尽量多地搜括并且把掠夺物带回欧洲而到印度来的。新的征服者这时对劳动群众的压迫远远超过昔日的专制统治者对他们的压迫。印度越来越衰落下去；近几百年来，英国政府才努力来挽救这种衰落，这一部分是迫于被征服国里日益增长的反对，同时也迫于这种恐惧：否则生金蛋的母鸡就会夭折。

为了这些金蛋，确实是值得作这番努力的。英国年复一年地从印度无偿地取得约五亿马克。印度的出超数额是十分巨大的。以百万马克为单位计算：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进口总额	1517	1637	1715	1958	1850	1768	1927	2086	2407
出口总额	2228	2290	2493	2495	2167	2636	3947	3208	3478
出超额	711	653	778	537	317	868	1020	1122	1071

出超的数额年年都有不小的波动。平均每年出超达七亿八千六百万马克。其中一部分是交给那些运送印度货物的航运公司的运费，另一部分是在东印度投资的外国资本的利息和利润，这些都是由于经济关系而产生的、不是直接由于政治依附关系而产生的缴纳。但是最主要的一部分是印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统治国呈缴的贡税。在二十年以前，在总数为十六亿马克的印度岁入中，每年就有四亿马克流入英国。

还应该注意的是：印度进口中有一部分不是用商品换来的商品，而是作为外国资本在印度进行投资的货物，以便在印度生产剩余价值并据为己有。在过去六年里，这种资本输入每年平均达二亿马克。如果把这个数额从进口总额中扣除，那末在印度卖给外国与它从外国买进的货物之间的出超额就从七亿八千六百万马克提高到十亿马克左右。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经济统治，特别是由于资本输入而取得的，这是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但是还有更巨大的一部分是由于政治统治关系而取得的。

这当然是英国首先要归功于其海上霸权条件才能享有的。是对印度的占有，而不是英国的贸易兴隆和工业繁荣，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英国海军。对于英国统治阶级说来，英国海军的优势确实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印度的突然丧失和每年从印度攫取的十亿巨款的丧失，对它说来就意味着破产。

既然这种转变会带有危机性质，它就势必会严重损害英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于剥削印度这件事本身，英国工人阶级就其整体说来是不感兴趣的。个别的工人阶层，譬如说高薪工人，到处都是对剥削感兴趣的。由于剥削印度的巨大规模，这类工人的人数在英国毫无疑问是增多了。然而，如果印度的农民，不是陷入贫困，而能把那些为缴纳国家赋税而拨出的款项用来改善他们的经营，用于购买一些英国耕犁和器械，那末，英国对印度的贸易和工业品出口也许不会下降，也许甚至会增长。

使英国工人阶级目前所以对英国海军优势感兴趣的，是另一种情况。这不是那种要用武力来占据外国剥削地区的需要，而是一种怕一旦发生战争冲突时会挨饿的恐惧。英国目前自己只生产很小一部分食物。仅小麦和面粉，英国每年就要输入大约五十亿公斤，这相于英国小麦消费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四。因此，海上贸易的中断，对英国说来就意味着饥荒。这个危机只能用这种方法来避免：即英国使农业从一种单纯从利润考虑出发来经营的私营经济部门变成社会性企业。用社会主义方式来经营的农业，在取消土地所有制之后，能够如此地提高英国的农业产量，以致于它即使在战争情况下也不用害怕挨饿。只要英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英国工人阶级就会关心于使英国的海外贸易不受制于任何国家，尽管工业的繁荣只在如此小的程度上取决于英国的海上霸权，尽管工人对帝国主义的征服目的是如此缺乏热情。

在统治阶级里，对强大海军的兴趣当然是另一种兴趣。在这方面，维持对印度的统治，也许是最重要的动机。自从十八世纪以来，它一直构成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英国在非洲和亚洲进一步扩展它的殖民帝国，首先是为了这个目的：确保前往印度的通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占领南非以及后来在苏伊士运河开放之后的占领埃及等等，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谁威胁了印度，谁就是英国的现实的敌人。在十八世纪，法国看来就成了这样的敌人。拿破仑的以印度为目标的远征埃及，就使他在英国成了最被人深恶痛绝的人物。

在英国的海上霸权被确保之后，就还只有一个国家威胁着印度；唯一能从陆路接近印度边界的国家就是俄国，俄国同时还力图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于是俄国就成了“世仇”，而昨日的“世仇”法国却变成用以反对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同盟国的同盟国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外交政策中的敌对关系和同盟关系改变得更快的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企图更缺乏远见和不可靠的了：即想把这类敌对关系归因于持久的因素，归因于诸如民族的或种族的特性和恶感之类的因素。

然而对俄国的敌对情绪在英国各个阶级中间不是一致的。各工业阶级对于占有印度的兴趣并不大，虽然它们也必然会希望这种占有不致于在一种势必极其严重地震撼整个社会机体的突然灾难中告终，而是以—种逐渐撤退的方式结束。在对印度政策和对土耳其政策上，前一世纪的英国自由贸易者就不及保守党那样敌视俄国。随着大工业、财政资本和大地主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自由贸易者温和倾向的一面也就越来越减退，坚持占据印度对于英国统治阶级来说也就又取得了更带普遍性的意义。

但是，对于印度帝国的主人来说，同时在印度民族反对力量的觉醒方面也出现了严重得多的新危机。

只要印度还没有越出原始民主的阶段，英国的统治者就一直不用害怕发生任何反叛。个别的不满阶层或地区也许会愤然起来反抗压迫——但是无论它们可能显得何等的危险，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总能解决这种地方性的反叛。

但是资本主义终于不仅给印度带来了它的剥削，它还带来了交通事业、邮政、铁路、新闻事业等等。它从而建立了印度各地区之间日益密切的持久关系以及民族意识和民族民主的基础。政治方向、政党和组织就产生了，它们在全国寻求拥护者，讨论全国的事务，力图对这些事务施加影响，并且用一种民族的也即包括整个国家领域的反对派来同中央政府相抗衡。

当然居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并不因而就告消除，即使反对派人士也许会认为，他们是一视同仁地代表着整个民族的。起先，各个阶级也还没有觉悟到要有一种民族生活。农民群众，同样还有城市无产阶级，还太愚昧无知，以致于不能理解除了眼前的地方利益以外的任何事情。反对运动几乎不能超过俄国在四十年以前所做到的程度。直到现在，这种运动主要是由有产阶级和城市知识分子来推动的。它的主要机构是印度国民大会，它从1885年以来每年举行一次，并且是作为一种印度议会——当然直到现在它除了道义上的权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力。每年举行一次的省级大会和一种迅速发展着的新闻事业和免费学校支持着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百到一千名政界领袖人物组成，它包括贵族、地主、邦参议员、乡镇参议员、地方法院法官、科学硏究员、工程师、银行家、商人、店主、教员等等。印度教徒、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依次轮流主持这个大会。它的讨论具有敏锐和温和的特点。”（亨利•戈登爵士著《新印度或转变中的印度》第8、9页，伦敦，1907年出版）

印度民族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温和，是不符合整个民族反对力量的心意的。政府采取越来越厉害的暴力措施来对付这个反对力量，其结果与四十年前俄国政府所获得的结果一样：一部分反对力量变得越来越激烈，并且被迫用反对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暴力行动来对付越来越厉害的镇压行动。叛乱性的恐怖主义流行起来，这种恐怖主义当然又会像在俄国那样，由于它那种绝望的暴力行为而在人民中间暴露出它的地位的软弱性。个人暴行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完全孤立的、随时都有毁灭之虞的小集团的斗争形式，而不是要争取群众支持的、指望群众赞同的、要通过群众来发挥作用的政党的斗争形式。

现在战争已经爆发。在战争中，交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指望对方发生叛乱。正如在世界各地一样，叛乱在印度帝国一直也还没有发生。甚至在印度，它突然之间使激怒的反叛者变成了忠实的爱国者。一系列最坚决的民族反对派的报纸宣称：在战争期间，停止进行反对。印度国民大会一致宣誓效忠。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的呢？

印度民族主义者毫无疑问正在坚决争取摆脱英国的枷锁，却不是以这种方式：即用另一个枷锁来交换这个枷锁。他们明确认识到：他们还只是构成了薄薄的一层，如果英国的统治宣告结束的话，单靠它本身还没有能力把整个国家维系在一起。人们考虑到，这里所涉及的是在面积和人口数字方面都超过除了俄国之外的欧洲、甚至比欧洲还复杂的一个国家，同时它的群众还没有超出原始民主阶段。这个国家将会四分五裂，成为许多专制国家，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一定的民族疆界，彼此之间互相猜忌和不信任，彼此很容易卷入战争，这些战争正如在十七和十八世纪那样又要依靠欧洲国家的帮助才能打下去，并且又会把这些欧洲国家送到统治地位上去。永远不停的战争，国家的分崩支解，受到不是一个外国而是好几个外国的统治者的奴役——印度民族主义者害怕，这将会是英国统治的结束所首先意味着的后果。

目前，英国的统治给这个巨大的国家带来了一种稳固的和平以及一种用欧洲尺度衡量起来微不足道的军事负担。英国人所建立的常备军在和平时期拥有兵员236,000人！（1912到1913年时，英国人占76,000，印度人占160,000）印度人诚然要为和平以及为这支不大的军队支付许多金钱，但是只要看一看欧洲就足以向印度人表明，按欧洲方式来实现民族独立，可能要付出多得多的金钱的代价。

在这个巨大国家的内部，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到处林立的关卡。同时，英国语言和英语课程已经成为有统一力量的民族纽带。各式各样的宗教、种族、语言的知识分子都学会了英语；在他们相互会面时，英语提供了互相了解的工具，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斯拉夫人1848年时在布拉格会议上为了互相交谈不得不讲德语那样。

因此，印度民族主义者努力的目标首先不是脱离英国，而是在不列颠国家联盟之内争取较多的自由，争取民主权利和省的以及全国性的议会代表机构，这种机构能够颁布规定税收种类和税款用途的法律。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一种有些像澳大利亚宪法那样的宪法，而且他们还相信，如果争取到这种宪法，那末继续留在不列颠联邦里就只会得到好处。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印度联邦——印度合众国，它与加拿大联邦以及澳大利亚联邦和南非联邦一起团结在联合王国的周围，并且组成一个举世无双的国家联盟。

事实上，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它对于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可以有极其巨大的意义。当然，问题在于这是否能够实现。但是，威胁着这一目标的危险不是来自外界的别国，而是来自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暴力政策。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年复一年地从印度攫取的大量掠夺物。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在用越来越残酷的镇压措施来对付日益壮大的民族反对力量。但是这却是一种把印度反对派逼到绝望情绪中去的做法，在这种情绪中，印度反对派将对任何能使他们脱离英国的办法都表示赞成，将对英国的任何挫败都欣然欢呼。而且人们不要忘记，虽然民族反对派的力量还是薄薄的一层，但是它的增长却是迅速的。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自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唤起了对民族问题的兴趣。目前的战争由于在欧洲大量使用印度军队，将必然会更强有力地朝这个方向产生影响。在战后，反对派将以一种比以前更豪迈和更强有力的姿态出现，如果它在战争期间能够在支持英国统治的宣传面前坚持自己的目标，不作退却的话；这样，他们就能获得群众的信任，并从而由群众中汲取力量。

印度到那时是否还会长期不脱离英国，将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战后在英国会有多大力量的支持。工人阶级是坚决敌视这种政策的。而且在英国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中间，十七世纪革命和十八世纪美国的脱离给他们的教训还记忆犹新，而且这个教训还造成了这种情况：十九世纪时世界上没有任何阶级像英国统治者那样懂得，要用及时的让步来挫断一切革命运动的锋芒，而不是用暴力镇压来驱使革命运动发展到极度。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熟悉暴力方法和没有采用过暴力方法。在他们认为可以把不顺眼的反对派在幼芽时代就加以扼杀的时候，他们是会肆无忌惮地采用暴力方法的。但是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他们迄今为止总是懂得确切地判明，什么时候一个运动已变得无法抵挡的了。这时，他们就设法通过让步来收买它和腐化它，或者让它放弃暴力方法。

因此，作为不列颠世界帝国一部分的印度合众国还会成为事实，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末这不应该归功于帝国主义，而应该归功于英国和印度两国民主力量的制服帝国主义。

要争取或建立这样一种世界国家的愿望，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会有的。但是英国这个世界国家能否作为一个持久的制度而存在，还不能完全肯定，然而有一点倒是肯定的：即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印度。它可以不再成为英国属地。它决不会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而沦于另一个外国统治之下。

当大约一世代以前那以争夺殖民地、资本输出和农产品保护关税和工业品保护关税相结合的制度为其特征的帝国主义时代开始的时候，英国虽然是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决没有率先采取主动。英国诚然必须越来越增加它的商品出口并且用资本输出来开拓农业地区，但是巨大的利益，首先是在英国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强大的工人阶级和航运资本家的巨大利益，却阻止英国实行保护关税，并且迫使工业资本设法用自由贸易的方法来实现进一步的扩张，虽然由于与财政资本的联系日益密切，工业资本是倾向于采取帝国主义方法的。而且，英国业已占有的两大地区，印度地区和各个移民殖民地区，对英国提供了输出资本的广阔余地，因此英国没有迫切的理由要用武力来争取获得新的殖民地。

寻求更新的殖民政策的动力并非来自英国，而是来自法国。但是就是这最初的推动起先也只带有微少的帝国主义性质。我们早在以前就已经看到，除了帝国主义之外，还有促使国家扩张的其他动机，其中包括最原始的追求单纯扩大领地的动机；由于统治阶级用武力勒索贡品，这种领地能保证直接增加统治阶级的享受和权力手段，而毋须任何生产方式的要求在这方面起作用。我们还看到，力图扩大对那些处在原始民主阶段的地区的剥削，也是一个单纯的暴力问题。

这种剥削的努力，虽然是最原始的，但是它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整个历史中曾一直是起作用的，并且在当今的扩张运动中也发挥着作用，其主要形式是努力增加有利可图的官职，作出这种努力的是那些掌握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机器——官僚机关和军队——的人物以被召募来构成统治机器成员的各个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农民。

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俄国扩张性努力的很有力的推动力。它还同样强烈地影响了前一世纪初叶的法国拿破仑主义的扩张努力，拿破仑主义首先是以军队和官僚机构为支柱的，这种军队和官僚机构的全权地位不再像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那样受到特权的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损害。保持军队和官僚机构的昂扬情绪，这是拿破仑主要关心的事。他必须不断地向他们提供新的发财致富的泉源，提供新的战利品、新的官职、新的物资供应，同时财政资本也兴隆起来。这就驱使他不断从事新的征服。在1812到1815年间，帝国崩溃之后，要在欧洲再进行新的征服在长时期内已经完全不可能。然而建立在帝国废墟上的君主政体却感到很不稳定，因为革命传统当时在人民中间依然还发生着影响，而且由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阶级矛盾的加剧而增加了力量。对于这个王朝来说，军队和官僚机构变得越发重要了。但是用什么办法来向他们提供足以使他们心满意足的战利品呢？

因为在欧洲的扩张已不再可能，就必须试图在欧洲以外的地方进行扩张。正当波旁王朝的反对力量日益增长的时候，这个王朝在1827年发动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这次战争在1830年7月导致了阿尔及尔市的投降。这当然不能阻止7月革命和波旁王朝的被推翻，但是阿尔及尔依然是法国的属地，这对于为了维持这个属地而必须支付千百亿巨款的法国人民毫无好处，然而却有利于许多谋求高官厚禄者及其有势力的朋友们，这些人要求法国任何政府给以庇护。

后来，第二个拿破仑力图重新恢复拿破仑一世的传统，即用战争来保证对军队、官僚机构和商人提供新的利益和职位。它最终获得的结果是十分惨痛的。

共和国于是代之而起，这个共和国不是由于反对帝政的国内起义，而是由于其外部的崩溃而建立的。因此，共和国根本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根本没有实现用民兵军队来替代常备军队，用乡镇自治和分省自治来替代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共和国从王朝那里接收了这两套机构；它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镇压要认真实行激进主义纲领的巴黎公社并且巩固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统治。

于是，共和国又面临着与以前王朝所面临的相同的任务：扩展领土，以便提供新的职位。在欧洲进行扩张已经不可能了，因此它力求在原始民主的国家里取得新的领土。

八十年代开始以来，法国开始实行强有力的殖民政策。1881年，它占领突尼斯；1882年，它派兵远征马达加斯加，同时开始了争夺东京（越南北部。——译者注）的战争。从此以后，法国占据了大片领土，特别是在非洲。在1871年，法国在非洲的属地被估计为九十万平方公里。今天，法国属地约达六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包括马达加斯加），这还没有把四百平方公里（译文如此，疑为“四百万”——校者注）的撒哈拉沙漠“势力范围”计算在内。法国在非洲属地的居民总数在1871年只有三百万人，目前则达三千三百万人。

这种扩张运动的出发点还不是帝国主义性的，但是在它的后来的过程中则越来越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它越来越变成那个与工业大资本融合在一起的财政资本的工具。最近的摩洛哥危机十分明显地暴露出这一点。

紧跟在法国的后面，在八十年代中期，德国也被追求殖民地的要求所左右，德国政府长期以来只是勉强地对这种要求作出了让步。德国政府犹豫地在1884和1885年才把那些由私营公司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取得的地区置于其保护之下。所以英国在九十年代初期还不感到德国的威胁，在1890年还愿意把海尔哥兰让给德国，以换取桑给巴尔。德国首相卡布里维在阐述交换领土的理由时认为，如果把整个非洲都送给他的话，那末对他说来这是再糟糕也没有了。

自从1894年以来，情形当然就完全改变了。从那以后，在德国政府里以及在有产阶级中间和在知识分子方面，对殖民地的兴趣都大大增加了，然而殖民地的占有量却没有以同样的程度增长。1890年时，德国保护地拥有2,235,000平方公里，其中几乎有二百万平方公里（确数是1,980,000）在非洲。现在，保护地面积已增加到将近三百万平方公里（2,952,000），其中2,700,000平方公里在非洲。当然，与面积为五十万平方公里的本国幅员比较起来的话，这是一片巨大的领土。被统治的居民的人数增加得更快。1890年时，人们估计这种居民总数为二百万人，其中一百五十万在非洲，现在连同最近取得的领土，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一千三百万左右，如果不算最近取得的领土，则人数在1912年是12,260,000，其中11,400,000在非洲。

殖民的宣传越来越多了，同时对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兴趣也随之日益强烈；海军在1898年便开始迅速扩充。

正当法国和德国过渡到夺取殖民地阶段的时候，这两国同时也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英国则仍然忠于自由贸易，但是也正力图仿效法国和德国的榜样，尤其是要在瓜分非洲时夺取相当大的一片土地。起先主要是为了确保穿过苏伊士运河通向印度的通道而实行的占领埃及以及对南非的占领，这两者对英国的财政资本家提供了出色的跳板，因此它不久就获得了巨大的进展。

除去那个在名义上还不属于英国的埃及不算外，英国的非洲属地在1890年约有二百万平方公里，现在则达到将近六百万平方公里。被统治的人口从四百五十万增加到三千三百万。

在非洲以外的地方，英国的殖民地扩展得很少。

按面积来计算，这三个西方大国在非洲的属地都是非常大的。然而它们的居民还十分落后，生产方法极其原始，劳动生产率很低，甚至用非人道的剥削方法也只能产生很少的剩余价值。

所以，经济上的成果，同这三个以帝国主义为动力的大国迄今为止为了扩大和巩固它们在非洲的属地而付出的力量和资金是决不相称的。

在1912年共值6,234,000,000法郎的法国出口总额中，只有108,000,000法郎输往法属西非、中非、马达加斯加和索马里兰。而法国对比利时一国的出口就十倍于此（1912年达1,024,000,000法郎）。在法国的7,172,000,000法郎的进口总额中，来自这些非洲属地的进口占119,000,000法郎，而来自比利时的进口则达543,000,000法郎。

德国与非洲殖民地之间贸易额的微小是人所共知的。在共值10,770,000,000马克的德国进口总额（1913年）中，来自德属非洲的进口占42,500,000马克，同时在10,097,000,000马克的出口总值中，对非洲德国属地的出口只占52,000,000马克。

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也只从它的非洲属地——指那些在帝国主义时代中成为殖民地的而言，但德兰士瓦除外——获得不多的利润。在1912年，英国总共输出本国产品487,000,000英镑，折合9,740,000,000马克，非洲各属地所占份额如下：

东非地区	1,241,000镑
罗得西亚和巴士图兰	863,000镑
尼日利亚	5,065,000镑
共计	7,169,000镑

由此可见，这种在非洲的成就只使英国增加了略多于一亿四千万马克的出口。

如果把那两个实际上不是殖民地而是联邦的黄金产地德兰士瓦和橘河自由邦计算在内，那末英国对这两个地区的出口额（英国产品的出口）的确增加了近一倍，1912年是6,637,000镑。如果没有这两个地区，那末帝国主义时期在非洲的收获对英国说来将会是微不足道的。埃及的情况当然不同，埃及在1912年容纳了总值九百五十万镑的英国产品的出口，约折合二亿马克。原来的移民殖民地好望角和纳塔尔也是这样，它们购买了一千四百八十万镑的英国货物，折合三亿马克。然而，后两个地区同德兰士瓦和橘河殖民地一起都属于不是通过帝国主义方法而取得的地区。

尽管大多数非洲属地对于宗主国的工业说来只有比较微小的意义，但恰恰是争夺非洲地区的竞赛在不小的程度上推动了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并且使欧洲好几次临近世界大战深渊的边缘。然而各参与国每每在决定性的时刻总还是发现，为这个目标不值得付出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牺牲，并且彼此达成了谅解。在1898年，法国人占领苏丹的而英国人对他们予以迎击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的。此后不久，英国和德国之间似乎要为了布尔共和国而发生一场战争。最后在1911年，三大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为了摩洛哥问题而尖锐到这种程度，以致看来为了这个争执地区打一场世界大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世界大战这一次仍然还是避免了。从此以后，在非洲再也没有发生过丝毫要在目前这次战争中来解决的冲突。目前，在非洲不存在那怕从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值得进行一次世界大战的利害冲突。目前对欧洲资本主义说来在经济上有价值的仅有的地区是：南非和埃及以及阿尔及尔。南非已经达到现代民主阶段，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不能用暴力的方法来取得和保持它。埃及显然正在接近这个阶段。如果出现一种许可埃及摆脱英国枷锁的条件，那末埃及也会懂得反抗任何其他的枷锁。这种情况也适用于阿尔及尔。这些地区不再可能被当成帝国主义争端的标的物，当作可以被胜利者任意加以支配的毫无自己意志的民族。

如果我们撇开南非和埃及，撇开那个从1830年以来法国对它所投入的金钱超过法国在1871年作为战争赔偿而向德国支付的款项而且它同时还要求法国不断给以巨额贴补的阿尔及尔，那末我们就会发现，在帝国主义征服政策所瞩目的地区中间，中国对于世界市场和资本输出来说是最重要的了。如果不算刚才提到的这些地区，那末非洲在1909年的进口总额是九亿五千万马克，而中国（连香港在内）的进口总额是十二亿马克。

把对中国和对非洲的资本输出加以此较，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阿斯凯夫所采用的材料，英国对中国以及对除了印度、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外的所有英国殖民地（包括西印度和海峡殖民地在内）的资本输出数字如下（单位：百万英镑）：

	中国	殖民地
1908	5.0	7.4
1909	7.7	9.9
1910	1.6	20.7
1911	7.4	10.9
1912	6.0	4.6
1913	6.9	3.3

由此可见，在最近几年里，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大大超过了对那些主要应该归因于帝国主义而取得的殖民地的投资。

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一定会迅速增加。非洲的面积等于中国的三倍，但是非洲的人口只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的人口几乎等于连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的人口。同时，中国劳工的生产力，也就是他们能生产的剩余价值，则远远超过非洲劳工的平均生产力。正如印度工业一样，中国工业在资本主义侵入以前就已经达到用资本主义以前的技术——主要是不用机器——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同时，中国居民的主要部分——不算边远地区——的文化水平，比起印度居民来，要平均得多；而且，中国人之所以超过印度人是由子中国农业生产水平比起印度农民来要高得多。在有些欧洲观察家看来，中国的农业由于其精耕细作甚至在今天还是堪称模范的。毫无疑问，中国的农业意味着小农经济在不应用现代科学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在其国家制度，也就是在其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方面，中国的高度发展的广大居民群众一直还处在原始民主的束缚之下。对于西欧大国说来，要成为中国人的主人，似乎是与征服印度一样的容易，而且其战利品也是同样地富于引诱力的。由于中国的军事制度完全是过了时的，其军事意义几乎等于零，所以征服中国就显得越发容易了。因为走陆路有沙漠和高山做屏障，走海路则靠不完善的航海技术几乎无法达到中国，所以这个巨大的居民群在好几百年来一直不知道有强大的敌国，一直完全从事于和平营生。

直到有了汽轮航运，人们才有可能把较大量的军队从欧洲运到中国，从而威胁了这个国家。但是这些军队几乎还没有力量来征服和控制这个大国。而且，正当一个欧洲国家有可能同中国进行战争的时候，在海上称雄的英国却有人首先考虑到要使产业资本用它的自由贸易观点来取胜。英国的目标不是征服中国，而是打开中国的门户，它直到今天还坚持这种方针，正如坚持自由贸易那样。虽然有种种帝国主义特征，但英国资本却相信，维护门户开放原则可以在中国做最好的生意。英国在这方面获得美国的支持。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冷静权衡利害的人则十分清楚地知道，像中国人这样高傲的居民的市场是不能用大炮来取得的，而要一方面用更低廉的价格，另一方面用信任来取得。单单靠廉价还做不到这一点；一种从敌意中产生的抵制，可以在长时期内使廉价丧失其在其他情况下如此无坚不摧的威力。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奉行英美两国对中国的那种策略。俄国、法国、日本对中国给以惨痛的打击，并且夺去大片中国领土。但是这两个盎格鲁萨克森大国却守卫着这个国家的要害地区。针对中国和争夺中国的战争本身，只能产生一种加速中国现代化的结果。战争促使这个“中央之国”去建立现代化的军队，设置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修筑铁路。传布很广的新闻事业迅速发展了起来。中国用这种交通工具和增进了解的工具来保障自己，比用军队更加有效。军队是可以被击败的；那种由于现代化的交通事业而在中国兴起的民族精神却是不可克服的，这种精神正在用现代民主的思想来取代原始民主的思想。长远看来，这种精神同外国统治终究是势不两立的，并且要对后者进行无法抵挡的反抗。如果说这一点对于一个欧洲民族对一个毗邻的小民族实行的外国统治就已经适用的话，那末它将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适用于对如此巨大而且距离欧洲如此遥远的民族实行的统治。

在中国，用共同的民族感情来克服各种较小的、地方性的、语言上的、社会性的、宗教上的集团的分裂主义，要比在东印度迅速得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那样厉害的对宗教的漠不关心态度，那样明显地不存在由于出身不同而引起的差别。而且这个十分巨大的居民群众都讲同样的语言。当然，由于迄今以来彼此之间交通的落后，这种语言分化成许多地方性的方言，这些方言之间的差别是如此的大，以致于彼此之间口头的交谈也许比说北德方言的人与说瑞士德语的人之间的谈话更难讲得通。

另一方面，还有中国文字的特点。由于这种特点，每个字所表示的不是一个音，而是一个概念，正如我国的数字符号那样。数字符号在每种语言中读音各不相同，但人人对它们的理解相同。学会中国文字要比学会欧洲文字难得多。如果有谁学会了中国文字，那末他就随之而获得了与一切通晓中国文字的人沟通交往的工具，即使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共同的文字从而就成了民族联系和民族沟通的强有力的工具。而且，在欧洲，书面语言也是克服方言的地方分裂主义的工具。如果没有书面语言，没有阅读和书写，我们就几乎不会形成一个民族国家。

在这一点上，中国也比印度情况好些。中国的国民教育事业比印度发达些。

因此，从原始民主向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或争取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度过渡的条件，在中国要比在印度有利得多。但是人们也许会考虑到：欧洲将会成为一个何等巨大的国家，如果它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话；人们就可以权衡一下：中国将会壮大成为一支何等巨大的力量——姑且完全不谈它在军事上的战斗能力。单单这样的人民群众压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压力，就足以博得人们对它的尊重。

这种经济压力现在已经出现，并且将一年一年地愈益增长。

对于中国对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展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几乎都不会过高的。但是对于一切欧洲国家来说，在中国实行任何帝国主义政策都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事了。日本想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企图，很容易会导致日本与中国融合成一个民族整体。

除了以上所论及的国家之外，就只剩下土耳其和波斯是帝国主义的仅有的目标了。为了避免叙述过于冗长，我们姑且不细谈波斯，正如在我们论述非洲情况时没有更详细阐述埃及和阿尔及尔那祥。正如关于印度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埃及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也适用于阿尔及尔那样，这里关于土耳其的阐述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波斯。

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土耳其在商品贸易上的重要性是比较小的。在德国统计年鉴的国际概述中，世界较重要国家的对外贸易表格中没有提到土耳其，尽管在表格中列入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哥斯达黎加之类的国家。然而，土耳其还不是如此完全无足轻重的。根据《政治家年鉴》，1911年土耳其进口共值三千七百八十万英镑（折合七亿六千万马克），其出口共值二千二百五十万英镑（折合四亿五千万马克）。这个统计数字当然不会是不可靠的。根据德国全国统计，德意志帝国1911年对土耳其的出口共值一亿一千三百万马克，然而土耳其的统计则把来自德国的进口记载为共值三百五十万土耳其镑，等于六千三百万马克。

土耳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不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远远地小于中国的份额，甚至小于英属印度的份额，英属印度在1912年的出口总值（连锡兰在内）超过三十七亿马克，其进口总值超过二十六亿马克。

土耳其包含着这样的地区：它们以前属于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之列，而且在欧洲还处在极度野蛮的生活状态时它们已经与印度和中国一同达到了高度文化阶段。这种文化从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经过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传到欧洲。在希腊，这种文化达到更高度的繁荣，并且向东方和西方进一步传播出去。然而，希腊和罗马及其西方和北方属地终于又从已经达到的文化水平衰落下去。罗马希腊文化区的东方，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知道更好地保持已经取得的文化。在整个中世纪内，东方一直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为欧洲之师。

正如自古以来那样，在中世纪，近东和埃及的财富就像印度的财富一样引诱着当时爱好掠夺的游牧民族，他们有时候强大得足以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作为统治阶级而长期定居下来。阿拉伯人尤其如此。虽然他们在入侵时是野蛮而未开化的，但是他们大多数很快地就适应了被征服国家的文化，并且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文化。

属于土耳其民族集团的奥斯曼人却是例外。他们来自波斯，从十四世纪以来就侵入小亚细亚北部并且向欧洲进逼；在欧洲，他们很快就在色雷斯和马其顿定居下来。在十五世纪，他们的部落一直伸展到希腊，甚至一直伸展到匈牙利，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并且终于在十六世纪还取得了叙利亚和埃及。

人们本来可以指望，不但阿拉伯人，而且奥斯曼人——人们大多称之为土耳其人——会渐渐抛弃他们的好战的野蛮性，并且适应被征服国家的文化。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这倒不是由于奥斯曼人的任何特殊的种族原因。人们不能贸然说奥斯曼人具有这种特殊的种族原因，因为他们很早就同被征服的民族融合了。而是由于他们征服近东和巴尔干国家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况。恰恰就在那个时候，西欧国家的航海技术已经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他们敢于从事更远途的越过大洋的航行。奥斯曼在地中海东部盆地愈是凶暴地进行蹂躏，愈是凶暴地扰乱对那里的和对印度的贸易，那末要利用已经获得的航海技术来发现通往印度的直接航路的推动力就愈加强大。所以，奥斯曼的统治对发现和殖民的时代提供了动力。

以前一直使东欧、近东和埃及受惠非浅的对东亚贸易，这时在那里迅速衰退了。由于这种情况，奥斯曼人或土耳其人在这些地区掠夺破坏所造成的影响比它原来会造成的还严重得多。丰硕的贸易收益以及由此而涌来的贡税愈是下降，征服者自己这时就力图愈来愈加紧剥削农民，以弥补那些损失。原先就由于商路转移而引起的经济崩溃，于是更加严重了，并且成为一种持久的崩溃。同时土耳其人则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受到鼓励：即不用扩大贸易的方法，而继续只用军事扩张的方法去取得新的财富。他们没有注意到，军事力量不能不取决于经济和科学的繁荣。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一种忽视甚至妨碍科学和经济进步的战争政策会使他们坐于其上的枝桠折断。

正当土耳其人在东欧和近东实行那种破坏着或者直接摧毁着一切科学和经济设施的掠夺制度，从而使其统治地区沦入蛮荒状态的时候，西欧在经济和科学方面则在迅速发展。因此，西欧就获得了逐渐形成更高级的军队制度的手段，常备军制度实行了，射击武器也愈来愈臻完善。

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有能力长期担负军事竞争所加给它们的重担。我们已经看到，譬如说，西班牙是如何受到这种负担的重压的。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越是落后，它越是把军事力量看成是国际生活中唯一有决定意义的手段，那末它就越会因为军事制度的新发展而受苦，因此，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的统治者除了战争，除了征服和掠夺之外，不知道任何其他权力手段，不知道任何其他致富的手段，而且土耳其的生产方式是如此的落后，以致于它只能提供很微少的剩余，这些剩余不足以长期承担一支庞大军队的重负。

君士坦丁堡大城市生活的影响，并没有使情况有所好转。因为统治阶级的兴趣完全集中在战争、剥削农民以及掠夺邻国上面，这个阶级在大城市里就不能接受更高级的教育，而只能接受愈来愈严重的腐化。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力量也迅速衰败。十七世纪以来，土耳其军队虽然有一个时期还能够对奥地利、波兰、俄国、意大利等国的经济发展加以阻挠，但是已经不再能扩大国家的版图。1683年，土耳其围攻维也纳，但最后被击败，这一年标志着土耳其侵略最终的极限。从那时候起，几乎每一次战争都使奥斯曼帝国丧失一片领土。

反对土耳其人的共同斗争，使奥地利帝国的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十七世纪以来它们最重要的领土扩张都是在牺牲土耳其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的。同时，奥地利起先在波兰找到了同盟国，后来在波兰衰亡之后在俄国找到了同盟国。在1788年时，奥皇约瑟夫二世还同俄国女皇卡塔林娜二世一起对土耳其帝国作战。

在十九世纪期间，情况就改变了。对奥地利和对土耳其说来，俄国这时已经显得是一个强大得多和危险得多的邻国，俄国满怀着与土耳其军事帝国相同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军事官僚国家的扩张企图，但却拥有与土耳其完全不同的和迅速壮大着的力量，土耳其这时已经被迫处于守势。从那时候起，奥地利对土耳其的政策成了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在奥地利的统治集团中，一直还保持着那种希望牺牲土耳其的利益来实现进一步扩张的倾向；但是在这同时，阻止俄国在土耳其的进一步推进和维持土耳其的存在，却又越来越显得是这个多瑙河帝国的切身利益。奥地利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越来越不是反土耳其的战士，而越来越是制止俄国的障碍物。

由于俄国向君士坦丁堡的进逼，土耳其在地中海国家中还找到了别的盟国——法国和意大利，还有英国；英国首先害怕俄国成为印度的最危险的敌人。它们大家联合起来，保护土耳其不受俄国的侵犯，这一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明显暴露了出来。

俄国认识到，它作为一个征服者出现在土耳其面前是不会交好运的。它选用另外一种手段来瓦解和统治土耳其。在俄国国内，这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不仅力图扼杀一切民主运动，而且还要扼杀一切民族特性。在土耳其，它却以相反的姿态出现，以这两者的赞助者姿态出现。它鼓励那不再能被它直接加以征服的土耳其欧洲部份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联盟，这些民族国家为了维持存在必须仰赖俄国的鼻息并且成为它的附庸国。历史的必要性迫使俄国不再用扩大专制主义统一国家的方式，而用促进一种多多少少有些民主的国家联盟的方式来设法在欧洲谋求进一步的扩张。俄国同巴尔干国家结成的联盟，是要使这些国家成为它的附庸国；这种联盟当然不能成为形式上的独立。这种联盟只是以外交阴谋和暂时的利益一致为基础的。在阴谋不起作用和利益不一致的地方，这种联盟就很容易陷于破裂。

但是对奥地利说来，这种在俄国领导下的独立民族国家出现在奥地利国境边上，意味着又一种必要性，逼着它不得不使奥地利自己的国内政策和组织机构具备一种可以增加其对内吸引力的形式。这只可能是使奥地利更接近于民族自治国家（或者还有领地）联盟的那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存在着对付由于俄国对巴尔干的政策而使奥地利面临的危险的唯一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遇到强烈的反抗。

当帝国主义兴起的时候，土耳其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有内在联系的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资本和工业大资本，就从九十年代开始以来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颇有前途的资本输出地，资本输出必然会造成对土耳其的工业品出口增加和从土耳其来的原料进口的增加。土耳其各地毕竟不仅资源丰富，而且人口众多——这是主要关键——他们还很懂得劳动，只是一项缺乏可以使他们的劳动被使用得富于生产效果的物质资料以及政治和社会条件。

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开始修筑了铁路，人们还计划了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土耳其开始从它似乎是无可救药的衰落状态中觉醒过来。1890年，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只有850公里铁路。1912年，土耳其亚洲部分的铁路长度已经增加到5,200公里。

德国资本尤其积极对土耳其进行投资活动。同时，德国的政策上也发生了转变。俾斯麦原先对于德国参加那种不值得任何波美拉尼亚武士为之献身的土耳其事务，正如对于殖民政策一样，都是采取同样的拖延态度的。在卡普里维上台以后，在这两方面的政策都发生了转变，随着政策的转变，同时也进行了海军的扩充。

这种新政策使英国人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印度属地现在所受到的强大的德国的威胁，远远超过俄国的威胁；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并且同奥地利以及同毗邻奥地利的土耳其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英国政治家早已看到一条直通的铁路线，从柏林穿越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地区，达到萨罗尼加、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利用这条铁路线，随时都可以用优势的陆军来进攻埃及，也就是进攻通向印度的道路，甚至通过波斯来进攻印度本身。对德国的恐惧心便产生了，同时也产生了对俄国的友情，这种友情恰恰在英国以前最坚决反对沙皇帝国的人士中间，也就是在保守党人中间最为强烈；保守党人是最重视在军事上统治和保护印度的。

不是苏丹或刚果，不是南非，不是摩洛哥，也不是中国，而却是土耳其，现在成了风云变幻的根源，一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暴风雨正威胁着要从这个根源爆发出来。

但是这场暴风雨也被避免了。正如在中国和印度以及在埃及和波斯那样，帝国主义时代也在土耳其，以它所引起的变化，尤其是以人们预料它行将引起的变化，唤醒了民族生活的开端，当然这种民族生活还带有相当软弱的性质。土耳其不像中国和印度那样拥有许多知识分子，它也没有民族的城市资产阶级。在土耳其，城市资产阶级主要是由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组成的；即使按他们的国籍来说他们不是外国人，但他们总还觉得自己是异国人。

作为一个军事国家的土耳其的典型特色尤其表现在：土耳其政治革新的尝试都是由军官集团来发动的，军官势必要了解欧洲的知识，如果军队要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需要的话。在认识到如果要使土耳其不亡就必须彻底改变国家情况的土耳其各种分子中间，唯有军官集团才有力量来实现变革。1908年的土耳其青年革命就是由军官发动的，这次革命使土耳其有了宪法和议会。

在这里来叙述形势今后将如何进一步发展，这是离题太远了；这种形势先导致了奥地利的正式兼并波斯尼亚，从而对最近巴尔干半岛上的大变化，对巴尔干联盟的成立以及对反土耳其战争给予了最初的推动。

这起先看来就会燃点起一场世界大战，但是大战又一次被拖延下来了。最初显得是一场可怕的恐怖悲剧的阿尔巴尼亚，变成了一场最令人高兴的短歌剧。反土耳其战争不但没有燃起普遍的世界战火，反而促成了一种便利于德国同英国进行和平商讨的形势。因为它割断了土耳其与奥地利之间直接的领土联系。现在，在这两国之间，建立了一层独立国家的屏障。因而，甚至对最为忧虑重重的英国人来说，巴格达铁路以及德国资本在土耳其的影响都根本丧失了它的威胁性质。我们现在知道，德国和英国之间的一项协定几乎等于缔结了，这项协定消除了土耳其问题上的一切争端。目前的战争却阻碍了这个协定的签字。这场战争是在不存在任何帝国主义争端的时候爆发的。

目前战争的起点是奥地利与受到俄国支持的塞尔维亚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以任何强烈的帝国主义动机为基础。塞尔维亚距离任何帝国主义倾向都还远得很，它还处在正在形成民族国家的阶段中。俄国的扩张性的努力，是我们已经了解的，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军事官僚国家的、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的工业的、争取在地中海获得海口的努力，这一切都属于帝国主义以前的性质。在俄国，还谈不上资本输出，它还很需要资本输入。它与其说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扩张努力的主体，还毋宁说是这种资本扩张努力的对象。

奥地利也还需要资本输入。诚然，奥地利的工业正在争取获得新的市场，它有时还发展一些可以被称为帝国主义要求的倾向，因为它希望奥地利向藤罗尼加扩张，但是这种要求很久以前就停止了。这不是出口工业的需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需要，这种需要引起了与塞尔维亚的矛盾。

毫无疑问，可以有理由说，战争的东欧起点不是帝国主义的。东欧还远远没有达到由帝国主义需要来支配其政策的程度。

而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西欧并没有因任何帝国主义争端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这些争端都已经解决了。

乍看起来，目前的世界大战因此不是帝国主义战争。然而，它毕竟还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只是在后来才如此的。既然帝国主义是军备竞赛的动力，那末就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已经应对战争灾难负有罪责，军备竞赛后来当然使所有的大国都陷于它的魔力支配之下，不管它们是否都是被帝国主义动机所驱使的。这种军备竞赛如果不加以制止，就必然会成为战争的原因，即使能够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消除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争端的话。

事实上，如果我们密切注意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到战争爆发之间这个期间事态的发展，那末我们就会发现，战争情绪不是由于被一方提出而被对方拒绝的任何领土或经济要求而燃起的，而完全是由于相互这个事实而燃起的。因此，战争责任问题变成了各国动员令的日期和性质问题。这些国家为了确保和平而建立起来的出色的防务，在这些国家首次试图建立它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国家拖入了战争。

由于这种特殊的根源，战争就具有特殊的性质。假若这次战争是直接由于帝国主义争端而燃起的，是由于摩洛哥之类的问题而引起的话，那末入民的战争热情就会很低，对战争的反抗就会很大。我们应该认为，任何帝国主义分歧之所以直到现在还都不能直接燃起战争，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要归功于上述考虑。作为军备竞赛后果的战争，却是另一回事。这种军备竞赛本身，由于它愈来愈沉重的负担，很久以来就使得人民群众——在他们还没有认识清楚以前——产生了对外国越来越强烈的憎恨，他们把军备竞赛负担的产生归咎于后者。随着军备的扩大，对于预期中的敌国集团的猜疑也愈来愈厉害，因为，如果不是打算完全灭亡对方的话，怎么会集中如此巨大的权力手段呢？动员和战争于是就使这种情绪高涨到沸腾的程度，并且由于缺乏任何一方面的任何特定要求，使各方面都害怕在失败时遭遇最悲惨的结局，因而就造成了一种要本国军队获胜的火热般的狂热情绪。

这种情绪里本来并不存在对帝国主义的狂热；对于群众说来，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联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却无可讳言地帮助导致了帝国主义倾向长驱直入地传播到我们党的队伍里来，这种倾向的萌芽当然好几年以来就已经存在了。

在由于军备竞赛和动员而产生的战争特殊根源中，不仅存在着各交战国的普遍战争狂热的原因，而且还存在着结束战争的重大困难。

在其他情况下，战争的爆发通常是因为两个主权国家不能就一定的要求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所以必须用武器的力量来较量一番。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涉及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西方国家和奥地利是否愿意许可俄国在牺牲土耳其利益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张；在1859年的战争中，涉及的问题是奥地利是否应该维持或丧失它在意大利的地位。同样，1864年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为此而发生：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是否可以继续是丹麦的领地；1866年的战争是为此而发生的：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应该归谁；哈布斯堡家族对于德意志各邦的事务是否还应该有些发言权，还是应该让普鲁士成为德意志各邦中间唯一的大国。最后，1870年的战争从一开始在实际上——即使不是在形式上——就涉及这样的问题：法兰西帝国是否有权阻挠德国的统一。在几个星期之后法国溃败时，这个争端就已经解决了。法兰西共和国既没有阻挠德国统一的力量，也没有这样做的意愿。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战斗目标：要求割让亚尔萨斯—洛林。

这些都是为之而战的完全特定的、从一开始就是有限的目标。

今天（二月底），战争已经进入第八个月，任何一个交战国的政府都完全无从知道，它是在为了什么要求而战。它们都是为胜利而战，都是为持久和平而战，但是还没有一个政府是为特定的要求而战。

所以，在现在，事物是按照着与通常相反的进程发展着。通常，各国首先确定要求，然后宣战，接着进行动员。这一次，不是为战争而宣布动员，而是为了动员而宣战，而且，为之而战的目标的确定，要看战争结局如何而定，而且人们要强迫敌方答应这种目标的实现。

怎么能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和平呢？只要战争不是为了一定的要求而是为了一种没有限度的含糊的恐惧，那末各方为了不被击败就要使出它最大的力量。假若它能清楚地知道对方向它要求什么，那末它也许会发现，继续进行战争——即使它会战胜——比起就已经提出的要求达成协议来，会使它遭受更大的损失。

直到现在，各国只有私人的舆论谈到媾和的条件。在这些舆论中，我们主要讨论一下社会主义者的舆论。其中某些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外国的乘胜入侵可以给一国的人民带来自由。法国同志相信，法国的胜利会给德国带来一个民主的政权，而德国同志也设想，德国的胜利会带来沙皇制度的崩溃。以前的战争，尤其是1870年的战争，像一个实例似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法国在1870年的战争中由于战败而成为共和国。

但是这个共和国不是由战胜国带来的。俾斯麦决不欢迎共和国。共和国是为了有力地抵抗入侵者而建立的。因此，它是很得人心的。如果战胜的德国在1871年把共和国强加给法国人，那末共和国就显得是祖国敌人的工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更使共和国名誉扫地的了。

恩格斯在他1892的年发表的关于《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新时代》第十卷第580页起）——这篇文章近来常常被人引用——中认为这是很可能的：与俄国人结成同盟的法国人的乘胜入侵德国，可以带来一种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大变革，但是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发生：即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正如1793年法国激进共和党人那样，比资产阶级政党更有力地抵抗入侵的敌人。

我们这一次不用估计到这种可能性。把交战国一方干涉另一方的国内局势作为和平条件或胜利目标，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

事实上，各国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就所有已经发表的而言——完全是另一类型的。这些条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驳斥过。这种意见一致，十分出色地证明了国际（指第二国际。——译者注）的内部精神团结还何等地强有力。一致主张共同的和平纲领，就必定成为更进一步巩固这种团结的最好的手段。

国际的和平纲领当然不是从交战各国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是从目前的或者可以预期的战争形势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无产阶级运动长远的和共同的需要以及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的。这两种需要是一致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国际社会主义的和平纲领——在交战各国中，英国的独立工人党是迄今最强烈主张这个纲领的——集中在下列两点上：，这就是说非经有关居民的同意不作任何领土变更，以及。

关于第一点，几乎没有什么还需要讲。它也不需要任何评论。我们当然不会站在维持现状的立场上，我们并不认为，国家的疆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偶合而形成的疆界，千秋万世地永远不得加以触动。

但是，我们的民主观点不许我们用除了民主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来争取实现民族生存条件的改变。我们还已经指出，把一个已经超出原始民主阶段的并且已经普遍全面和活跃地参加全国政治生活的民族，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强行纳入一个新的国家联盟并且把它保持在这个国家联盟里，这将引起何等严重的弊害，甚至危险。企图这样做的国家，不但会遭到被兼并民族的强有力和不屈不挠的反抗，而且还会遭到一切民主国家以及各国的一切民主阶层的不信任，甚至痛恨。这样就会使它的国内外局势恶化到极严重的程度。这种兼并会更严重地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兼并将使阶级矛盾有一部分遭到掩盖，有一部分遭到窜改。

拒绝任何兼并，这是从我们党的民主性质中产生的，同样也是从现代人民生活的民主感情所已经获得和正在日益增长着的力量中产生的。

而裁军的要求则是作为战争的理所当然的后果而产生的。正如以上已经指明的那样，战争是军备竞赛的产物。军备竞赛在战前就已经使各国处在最沉重的财政负担的重压之下；这种负担在战后，即使不增加，也会单单由于战争所需的以及治愈战争创伤所需的巨额财政开支而加倍地难以承担。但是军备的负担决不会停留在与战前军备相同的数额上，而会迅速地进一步提高，除非使整个制度停顿下来。军备竞赛的负担愈大，下一次战争的危机也就愈大。

这种前景是如此的可怕，以致于也许没有一个政府不打算在媾和时争取实现一种要强制实行裁军的条件。但是，如果裁军是片面地强加给战败国的话，那末裁军就具有一种与作为共同准则根据互相协议而产生的裁军不同的性质。作为前一种的要求，裁军就会意味着较弱国家的竭力反对，就会意味着战争的继续，直到完全毁灭。反之，如果自愿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这就会尽快地促成媾和，并且结束可怕的屠杀和破坏。只有关于裁军的普遍协议，才能具有持久的性质。反之，片面地强加于人的裁军，就会使战败国不断地要求尽快摆脱这种贬低其地位的义务，而不择手段和同盟关系。这样，和平就只能是一种休战，是复仇战争的准备。

当然，我们的裁军不应该理解为完全解除武装。当我们某些在小国的同志要求实现完全解除武装时，他们是以其特殊处境作为理由的；他们认为，这种处境使他们对外国侵略进行的抵抗毫无前途，对这种要求应该承认到什么程度，要取决于对这些国家的特殊条件的理解如何，这与我们的原则毫不相干。我们党的纲领并不要求废除一切军队，而要求“用人民国防军来替代常备军”。

裁军的要求首先是一种经济上的要求。它要求限制国家在军队方面的开支。这种限制可以通过各国之间的协议，譬如说通过把各国在参战时的经常性陆军海军预算削减一半的协议，加以确定。这就会意味着大大减轻国家的负担，而且也不使任何一个国家变得毫无国防，甚至决不会使军备方面的竞赛停顿下来，而只使它具有另一种形式。在军备竞赛中，将不再根据谁的钱多而决定胜负，而根据谁的头脑清晰，根据谁能够在组织上和技术上用有限的资金比别人做得更有效而决定胜负。这样，军备竞赛就丧失了它最恶毒的芒刺：那种激怒各国人民的日益增长的财政负担。

当然，这并不因而就提供了维持和平的完全保证。我们不能在以矛盾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范围内指望这种保证。但是这消除了最严重的战争根源，便利一切对和平感兴趣的阶级来维护和平，并且促成了战争创伤的迅速治愈。

因此，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好几年来一直十分重视这个要求。只有抛弃帝国主义的方法，才能实现这个要求。

[03.htm](第三章 国家扩张要求的原因.md)index.htm[05.htm](第五章 贸易协定.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