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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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的苏维埃共和国，像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样，是战争和军事失败的结果，并且必须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加以支持。除此以外，二者就没有办法再比拟了。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获得政权，是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的一切政党中是最努力要求和平的一个政党。这是一种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的和平，甚至是局部的和平。他们没有凭空为了由此可能产生的总的局势担忧，也不管这是否会帮助德意志黩武君主国取得胜利和世界霸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自行担任德意志军国主义者的雇佣兵，像印度或爱尔兰起义者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在拿破仑失败和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在德国人开始提出并呑亚尔萨斯——洛林的要求以后，法国激进派在一八七〇年战争中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第三共和国抵抗德国联合起来的君主们的这场斗争中，一七九三年第一共和国抵抗欧洲同盟君主国的斗争的局面似乎要重新出现了。那个早年的传统又发挥了作用，巴黎的无产阶级又组织了最好战的队伍，他们十分坚决果断地从事战争，以拯救浑然一体的共和国。

同时，一八七〇年的农民也不再像一七九三年的农民那样。一八七〇年的农民憎恨巴黎和它的无上权力。然而，他们相信应当击退共同的敌人，因为后者的胜利将使他们重新受到封建剥削，并且可能会夺去他们已经为自己取得的教会的和其他方面的财产。另一方面，一八七〇年的农民却从普鲁士人的胜利中产生不出相类的恐惧。在他们看来，教会的问题是胜过一切的，因此亚尔萨斯——洛林的丧失同战令的负担和破坏相比，似乎害处要来得少些。抛开自始至终拼命反对分离的亚尔萨斯——洛林的人民不谈，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平的思想在农民和外省人民中间迅速地蔓延开来。这种要求和平的叫嚷代表反动派和保皇党的口号，目的在于反对巴黎的好战的激进派。像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一样，一八七一年的厌倦战争的和平派比那些想要继续作战的人们占了优势。但是一八七一年的和平思想并没有帮助激进派中间最激进的分子，而是倒反帮助了反动派中间最反动的分子。

一八七一年二月八日，选出了一个国民议会来缔结和约。议会只有两百个共和党人，另一方面却有四百多个保皇派分子。“几乎整个省份都要求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但巴黎却要求血战。它只推选那些保证继续作战并反对以放弃领土的代价换取和平的人们。”¹

二月十二日，国民议会在波尔多开会，并在三月一日以五百十六票对一百十七票通过了和约。达一百十七票中间大约有一半是巴黎代表们投的票。国民议会的选举目的只是为了缔结和约。当初仅仅考虑到这一点，选举人才投他们的票的。这个议会之所以有压倒多数的反动分子，不但是由于人们不喜欢共和国，而且也由于人们不可遏制地提出和平的要求。在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国民议会的委托就告一段落了。必须选出一个负责决定与宪法有关的一切问题的新的议会来代替旧的议会。这些选票所产生的结果本来可能与波尔多的议会所产生的不同，因为共和国不像继续作战那样遭到很大的反对。然而，一八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在法国各地举行的选举事实上选出了绝大多数为共和党的议员。但正因为该党的“容克地主”害怕国民议会，他们格外死抱住他们的委托不放。他们自行组成了一个制宪会议，如果他们没有分成两派，他们毫无疑问是会恢复君主制度的。其中一派是直到一八三〇年为止在法国始终被认为是合法王朝的那个王朝的合法拥护者；另一派是反对那个王朝的奥尔良派，他们由于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已经处于世袭统治者的地位。这种分裂拯救了共和国，但它并没有使巴黎不成为两派共同仇恨的对象。法兰西共和国除巴黎以外没有其他强大的支柱，但这个支柱的力量在一七八九年以来已经在无数的场合下显示过了。只要巴黎没有被克服，就决无可能恢复君主制度。外省的人士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巴黎，反对不道德的、无神的、好战的共和党的巴黎，更不必说它的社会主义了。从它最初的几次开会起，国民议会就十分强烈地表示它的极端厌恶的心理。为了保卫国土已经忍受了五个多月可怕的围攻的英勇的巴黎，现在却成了它的傲慢贵族的最可耻的诽谤辱骂的对象。侮辱巴黎，不承认它享有一切自治权利，剥夺它作为首都的地位，最后是为了更有保证地实行君主制的政变而解除它的武装——这便是国民议会以及它所选中的行政首脑梯也尔主要关心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和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差别，因为布尔什维克是靠和平的愿望获得政权的，他们有农民的拥护作为靠山，除社会革命派和孟什维克之外在国民议会里没有君主主义的反对派来反对他们。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第二巴黎公社的直接原因，像这两个运动的结果一样，是截然不同的。布尔什维克通过一次布置周密的政变获得了政权，这次政变一下子就使他们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然后他们就立刻开始尽可能不顾一切地积极利用国家机器来剥夺他们的反对者——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反对者——的全部政治和经济权力。另一方面，在停止巴黎公社的活动的时候，没有谁比革命派自己更感到惊奇的了，并且他们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冲突是完全要不得的。当然，由于革命传统，有了适当准备的武装起义的策略深受巴黎人的拥护。布朗基派是他们在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主要代表。在被围时期的各个不同时候，他们和雅各宾派性质的其他人士力图鼓吹暴动；可是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所以这些企图总是成为泡影。由于十月三十一日麦茨的投降所造成的印象，他们起来要求根据社会主义而不是爱国的动机选举一个巴黎代表会议，以便用一种比第一巴黎公社在一七九二七九四年所表现的更为奋发的精神来继续作战。忠于政府的那部分国民自卫军终于能够不流血地弥平了这次暴动，因为政府的军队没有遇到什么需要加以克服的反抗。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政府在十一月三日举行了巴黎人民的普选。结果，拥护政府的有五十五万八千票，反对的还不到六万三千票。“不惜牺牲的活动家”在一月二十二日的处境也不见得好一些。虽然他们当时用爱国的和深得民心的赞成继续作战的投票来反抗，政府却已经宣布投降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在革命派中间便骤然产生一种愤怒的情绪，这种情绪比十月三十一日的暴动具有更凶残的效果，但它也毫不费力地被压下去了。

这些失败已经使这些活动家感到厌倦和失望，并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在三月十八日还没有准备要求举行一次新的暴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际的人们从一开始就反对任何暴动的企图。在拿破仑垮台之后不久，在九月革命的期间，卡尔·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一八七〇年九月六日）说道：

“我刚坐下来打算写信给你，赛拉叶来了，并告诉我，他明天要离开伦敦到巴黎去，但无论如何只预备在那里耽搁一两天。他的目的是到那里去同巴黎的国际联合委员会接洽事情。这更有必要，因为目前整个‘法国支部’都涌进巴黎，以便用国际的名义做出一些蠢事。他们要推翻临时政府，成立巴黎公社，任命皮阿为驻伦敦的法国大使，等等。我今天收到了巴黎联合委员会给德国人民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我打算明天寄给你。声明中包含一项紧急的要求，要总委员会对德国人发出一个新的特别宣言。我已经打算在今天晚上提出同样的建议。请尽快地寄给我一份用英文写成的关于亚尔萨斯——洛林的军事情报，因为这个情报对那宣言是有用的。我已经详细地答复了巴黎的联合委员会，同时也已担负起使他们睁开眼睛看看实际情况的不愉快的工作。”²

我曾被人谴责为仅是马克思的一个“堕落的艾庇戈尼”。当然，马克思的革命性和他当时那种火爆的脾气，要是在今天本来是会促使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阵营的。我们从他的信里看出，在那革命的时期，他的火爆的脾气怎样使他认为他的首要的责任就是担负起让他的同志们睁开眼睛看看实际情况的不愉快的工作；同时也看出，这种同样的脾气，虽然十分暴躁，却能在某些情况下实行一种革命的行动，即使那是一种愚蠢的行动。恩格斯在九月七日给马克思写了如下的复信：

“杜邦刚才走了。他今天晚上曾在这里，对于那个了不起的巴黎声明非常生气！赛拉叶正在到巴黎去并且他已同你谈过，这一事实已经使他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对全盘事情的看法是十分清楚和正确的，即：利用共和国已经答应给予的在法国组织政党的自由；在组织形成后一有机会就采取行动；在媾和以前约束法国的国际，使其保持审慎的态度。”³

对于这封信，马克思在九月十日答复说：

“请告诉杜邦，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⁴

换句话说，在他火爆的脾气看来，更重要的乃是组织而不是行动。就在这保持谨慎的实际情况下，法国的国际当时，所·采取的，亦备直是一种冒失行动的计划。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二月二十二日，在国际的巴黎联合委员会开会时，一个委员提议在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和平示威，以纪念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鉴于局势紧张，联合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认为连这种和平示威都是十分不合时宜的。弗兰克尔尤其反对这个建议。他要求他们暂时以全力来组织无产阶级，研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支付在围城期间已经过期的工资，以及失业问题。

在国民议会中的国际的代表马隆和托伦决定要表达人民的意志。由于弗兰克尔的建议，联合委员会议决不布置示威游行，而是让每一个个别成员自行决定他是否应参加这种示威。这证明他们对于起义并没有十分强烈的倾向。这次起义事实上是由革命派的反对者而不是由革命派操纵的。由于战争危急，巴黎的无产阶级正在组成国民自卫军，并且已经武装起来。这种局面在梯也尔周围的人们——贵族地主、金融家、官僚政治和军队的首脑——看来是一个很严重的危险。在签订和约以后，他们认为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解除国民自卫军中无产阶级部分的武装。这是从那部分队伍被剥夺大炮开始的。德国的统治者已使巴黎国民自卫军拥有这些大炮；因为他们——德国人——希望这支国民自卫军“会成为使火药库着火的火花”，像波尔根正确地说过的那样。⁵

充分利用胜利，是军事科学和行动的要素。一位将军的重要任务不仅是打败敌人，，而且要使打败的敌人完全解散和复员。然而，一个政治家的目的却有所不同。他必须越过胜利而更往前看，以便发现可以根据什么条件同目前的敌人将来发生关系。这两个想法在每一次十字军中都是互相对立的。当军事思想越出实际进行战争的范围而对政治发生影响时，结果是很危险的。一八六六年，俾斯麦已经精通并学会运用军事的思想方法，虽然颇费周折。但是，一八六六年的几次胜利已使普鲁士参谋本部掌握巨大的势力，这种势力由于一八七〇年的胜利而格外有所增加。俾斯麦无法反对普鲁士参谋本部。他必须屈服于军事的思想方法，结果他自己的政治理解受到了妨碍和蒙蔽。因而才有提出并吞亚尔萨斯——洛林的要求的事，这个要求使战争延长了几个月，驱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为德国现在的分裂铺平了道路。虽说如此，亚尔萨斯——洛林这时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却仍旧是一种很实在的收获。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一点，而是还想屈辱那个由于反抗德国人的军队而被他们痛恨的中心——巴黎；他们在二月二十六日强迫法国答应让德军从三月一日起侵入巴黎，占据香丽榭。当巴黎人在二月二十七日知道这个消息时，升起了普遍愤怒的呼声和武装起来的号召，以便用武力击退共同的敌人。国民自卫军的各个营几乎都表明态度，准备听从指挥。只有国际的成员保持缄默。不论当时举行起义以反对内部的敌人在他们看来是多么凶多吉少，举行反对外敌的起义也同样是不幸的。他们恳求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放弃任何武装抵抗的企图，因为他们说这只会导致以前六月屠杀的重演，并把共和国埋葬在巴黎工人的血泊中。他们建议国民自卫军不要武装抵抗，而是用一条哨兵线把德国人包围起来，这样就可以完全把他们同巴黎人民隔绝，使他们孤立起来。

中央委员会终于听从了劝告，所以德国征服者的洋洋自得的傲慢态度没有引起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巷战，应当归功于国际。几星期以后使巴黎无产阶级中间遭到血腥大屠杀的，是法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军队。

根据一月二十八日的巴黎投降条款，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外，市内军队的全部军用物资已经移交给胜利者；不仅他们的武器，而且还有他们的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巴黎城装备的大炮。因此，当德国人开进巴黎时，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步骤将胜利者根据条约归他们保管的那些大炮搬运到安全地区。政府或许是希望敌人已经接收那些大炮，从而削弱了内部敌人的力量。但是国民自卫军预有准备，及时地把这些总数有四百尊的大炮搬到巴黎市内德国人还没有能够接近的地区。在缔结和约以后，政府最关心的事就是要重新掌握这些大炮。这样，他们便希望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中无产阶级队伍的武装。国民自卫军好像要腰斩巴黎并使其丧失首都的地位。抱了这个目的，他们决定不在巴黎开会。梯也尔费了很多唇舌劝他们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举行会议，而不是在以前的会议地点波尔多。他们打算在三月二十日在那里开会。他们预先必须有不受巴黎威胁的可靠保证。因此他们决定在三月十八日没收这些大炮。梯也尔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暗中偷走这些大炮，而不是用武力公开夺取。在早晨三点钟，当整个巴黎还在睡乡的时候，几团军队占领了存放大炮而无人守卫的蒙马特尔，想要把它们搬走。但说起来十分奇怪，他们事前忘了带来必要的马匹。因此首先要把马匹弄来；与此同时，巴黎人觉得事情可疑，立刻就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壮大的人群，最后迫使军队空手离开那些大炮。他们胜利了。有些士兵曾和巴黎市民生活在一起，同他们一道反对过共同的敌人，一道鄙夷过无能的将军们，这时他们同人民和国民自卫军结成亲密友好的关系。列康特将军命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结果只是使他的士卒倒戈相向，把他拘捕后用枪打死。这次枪杀的纷扰属于人们想要归咎于公社的那些恐怖暴行一类。枪毙托马将军的事件也可以这样说。他是三月十八日早晨穿了便服在人丛中记笔记时被捕，当作奸细处决的。早在二月二十八日，就有一个警察暗探在进行侦察活动时当场逮住，被扔进塞纳河中残忍地淹死了。

那些把这些行为归因于公社的人们忘记了，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公社还没有成立。另一方面，也不应当使巴黎的市民负责。这些执行死刑的事件中的每一件都是由军人实行的，与平民无关。它们是那些不大重视人命的听武分子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的产物。那些因为士兵枪杀他们的嗜血的将军而感到愤怒的热爱人道的人们，如果看到同样的士兵枪杀了妇孺，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他〔列康特〕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柢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⁶

国民自卫军在这些事件中所采取的任何行动，目的只在于防止更多的流血。事实上，他们有时冒了自己生命的危险，终于能够把愤怒的士兵所逮捕的：军官从他们手里救出来，所以被杀死的只有上述的那几个人。三月十九日，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最后提出抗议，反对以任何方式参加这种屠杀。在三月二十日公社的官方报纸上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告里有如下的声明：

“我们愤慨地宣告，已经使我们的名誉受到损害的血腥的耻辱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丑事。我们并没有决定要执行死刑，国民自卫军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这种罪行。”

这是一个强烈的谴责，它不仅指责了原告，也指责了那些被推在国民自卫军身上的暴行。看到军队脱离政府而趋向人民，政府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或者对激怒了的群众让步，同他们进行谈判，或者避其锋芒而溜乏大吉。梯也尔决不愿意进行谈判，他匆匆忙忙地带了他的政府逃出巴黎，赶快把所有那些还没有沾染叛变情绪的军队集结在自己的周围。他甚至放弃了巴黎四周的要塞，包括著名的蒙瓦拉里昂要塞在内。如果巴黎人跟着梯也尔猛追，他们也许就能推翻政府。从巴黎撤走的军队根本没有力量作任何抵抗。这是他们的将军后来亲口说出的话。如果那样，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虽然它未必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纲领。因为条件还没有十分成熟。但是他们就可以解散国民自卫军，并按照下列计划选出一个新的国民自卫军，即：巩固共和国，给予包括巴黎在内的各地区以自决权，以民兵代替常备军。那时公社所提出的要求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个计划根据法国当时的情况是可能实现的。但是梯也尔继续退却。他仍让他收拾他的军队，在凡尔赛加以改编，并灌输新的精神，使他们坚强起来。对于部长们的撤退，没有谁比巴黎人自己更感到惊奇的了。当时没有现成的组织可以接收事务的领导权，以代替业已逃走的统治者。甚至在三月十九日早晨，巴黎都还根本没有什么政府。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为形势所迫，只得挺身而出，组织一个没有明确纲领、没有任何明显目标的团体。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首先是把他们的权力委托给一个名叫吕叶的个人，让他掌握支配巴黎的最高指挥权。他是可以想象得出的最不合适的人，一个酒鬼，自己不知道究竟是“傻子的成分多于叛徒，还是叛徒的成分多于傻子。这个人能够在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内犯下可能犯下的最可怕的错误-一些无法弥补的错误。但是对于吕叶的这种不幸的选择，归根到底只是当时局势的一个朕兆和迹象”⁷。

直到四月三日，才决定对凡尔赛实行进攻。但在三月十九日本来可以带来胜利的因素，却在四月三日成了失败的肇因。希望士兵们仍会像在三月十八日那样倒向巴黎这方面来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碰到了他们无法克服的最顽强最坚决的反抗。从那时起他们处于与整个巴黎相对抗的防御地位，因而从那时起他们的复灭是不可避免的了。从那时起巴黎的起义就纯粹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了。在那以前，许多资产阶级的拥护者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倒向无产阶级这边来，但从此以后，他们让无产阶级孤军继续作战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彼得堡起义的情况同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起义的情况比起来，有多大的距离啊！这次俄国的革命是由革命委员会布置的，它把工人阶级和士兵组织了起来，号召他们袭击政府；当时政府设在彼得堡，像一八七一年巴黎的梯也尔一样，背后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可以断言，要不是整个帝国的局势远比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对布尔什维克更为有利，即使立刻占领首都的一切权力岗位，也不会决定他们的胜利。当克伦斯基像以前梯也尔逃往凡尔赛那样逃到加茨契纳的时候，他无法指望任何农民来拥护他。农民以及与农民有关的在俄国的武装起义，都倒向在首都执掌政权的革命党人。这就使他们的制度有了力量并带有永久的性质，而这是巴黎的制度所没有能够得到的。另一方面，这也就产生了巴黎公社所没有的反动的经济成分。巴黎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像俄国那样以农民代表苏维埃为基础的。

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它们的组织和所用的方法也同样大相悬殊。固然，巴黎公社的组织也许可以很容易同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相比。固然，巴黎公社处于与俄国革命相类的地位，因为像俄国的情况一样，在它之前是一个专制政体，这个政体禁止各种公开的群众政治组织，并且在它垮台之前不久还禁止了工会的组织。正如俄国工人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情形那样，法国工人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以后也没有强大的政治和工会的现成组织使他们能够作团结一致的斗争。我们已经知道，正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促使马克思如此真诚地希望工人们首先利用新共和国来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从而使它有充分的准备作为一个统治权力来发挥作用，而不是在小小的前哨战中浪费它的力量，因为那种前哨战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决不会给与他们任何悠久的统治权。但是，既然他们是通过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而不是依靠一场简单的前哨战来掌握政权的，他们就必须在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情况下，谨慎小心地提供一种他们在手边找到的代替物。对于俄国工人来说，就可以在大工业的组织中找到这种代替物。

“现代的工业已经把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编制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小兵，受着整批士官和将校的层层监视。”⁸

工厂中的“产业军小兵”只须用他们自行选择的相关的军官来代替资本家安排在工厂里担任指挥的士官和将校，从而工厂中的组织就实际上变成了工厂工人的一个亲密的组织。这样，在俄国的无产阶级中间便产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的机构。同比俄国先进的国家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相比较，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任何较高的形式，而不过是聊备一格的权宜之计。可是巴黎的工人却没有这样的办法。巴黎的工业大部分是为有闲者服务的工业，而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工业。甚至到了第二巴黎公社的时期，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还占首要地位，这同俄国的、特别是圣彼得堡的工业的情况恰好相反。俄罗斯帝国在其工业薄弱和产业工人与农民相比人数不多的方面表现出它的经济落后性。然而，不管所存在的是怎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它总带有近代大规模生产的特征。巴黎工人那时缺乏群众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得不提供其他某种代替物，而这种代替物就是国民自卫军。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所造成的结果是武装了法国各地、特别是巴黎的人民。这种武装起来的行动起了双重的作用。下层阶级、即无产阶级和中小阶级武装了起来，并自行编制作好起义的准备。革命没有带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也没有这种可能。这样才产生出他们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用武装起义来把革命更推进一步。当时的局面对于资产阶级、资本家和富裕的中产阶级以及生活十分舒服的知识分子来说，却又是另一种情况。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恰恰给他们带来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把自己武装和组织起来，以便保卫他们的胜利成果，同时他们实行两面作战方面反对那些力求恢复旧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反对那些急不及待地想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并向前推进的下层人民。他们的武装组织就是国民自卫军的组织。资产阶级一直是革命斗命中的胜利者，同资产阶级在一起的国民自卫军被建立成为保护有产阶级的机构，他们自行提名军官，并具有对政府而言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从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国民自卫军在七月君主政体下达到了举足轻重的最高峰。然而，它无法挽救那个政体，并且在一八四八年证明是很不可靠的。拿破仑第三在其政变以后，剥夺了国民自卫军的独立性、即自行选举军官的权利，但他不敢完全把它解散。于是发生了一八七。年的战争和迅速的败北。祖国又处于危险中，又激起了一七九三年的精神，以便通过全民的武装起义用“集体发动”的办法来继承战胜欧洲的传统。迫于这种形势，巴黎的立法机关在八月十一日根据茹尔·法夫尔的提案，宣布一项法律，规定把国民自卫军从一个公民自卫军变为全国国民都须参加的普遍自卫军。除了原来从有产阶级召来的六十个营的国民自卫军以外，又加上从那些比较贫苦的阶级召来的二百个新营，他们甚至有权提名他们自己的军官。这样，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的新营实际上成了无产阶级的组织，规定扩大国民自卫军的整个法律确实是由于突然的惊恐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做父亲的害怕他们的孩子们，所以他们决定竭尽一切力量不让这些孩子增加实力。但他们无法阻止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自己3不过，在特罗居指挥下的巴黎军事当局疏忽了本来可使国民自卫军发展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的一切办法。他们就这样地出卖了祖国，因为他们害怕巴黎工人胜过威廉的军队。在巴黎，在开始被围的时候，有十万军队，另外还有十万名警卫队。假定三十多万国民自卫军中有二十万名宜于服现役，那合起来就是一支四十万人的大军。德国人在没有进入巴黎之前，对于这样的大军恐怕连一半都不容易对付，而且这支大军散布的面积非常广阔。但是从八月以后，国民自卫军有充分的时间实行整编。因此，巴黎的当局可以指挥大部分的军队来抗击德军。如果他们能够在任何一点突破包围巴黎的铁圈，德军获胜这场战争的希望就很渺茫。但是，只要国民自卫军能够立刻在军事上组织起来，上述的那一点本来是可以办到的。在这可以办到的事情面前，他们却害怕起来了。他们宁可打败仗，宁可拱手把亚尔萨斯——洛林让给敌人。这就是巴黎人心里所感到的事情，因此才产生出他们对那些出卖了法国的统治者的无比愤怒。当巴黎已经投降，整个议会已经改选，并且当议会对共和国和首都的憎恨已经使人十分生气地暴露出来的时候，巴黎人知道他们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斗争。他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国民自卫军。属于革命方面的几个营在被围期间已经彼此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这时参加了一个同盟。因此他们被称做同盟派。二月十五日，革命间的代表初次聚会，以便讨论同盟的事情。他们指定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章程，预备在二月二十四日提交新的会议；但这个会议担心德人入侵，情绪激昂，不能静下来仔细讨论。他们宣布休会，以便在巴士底广场参加革命的示威游行。在以后的几天，成立了国民自卫军的临时中央委员会；鉴于德国人的入侵迫在眉睫，同时为了防备恐慌，成立送种委员会是十分必要的。直到三月三日，代表们参加的会议才大致成为一个确定的组织。会议决定设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由巴黎的二十个区各推代表三人组成。三人中间的二人由军团的委员会推选，第三人由军团的营长推派。三月十五日，被推选为确定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员举行会议，从而解散了直到这时为止始终尽其职责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既然中央委员会是从国民自卫军中推选出来的，因此人们可能认为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士兵代表会议；但它是从无产阶级以及从那与无产阶级关系密切的国民自卫军中推选出来的，因为有闲阶级的营没有参加这些协议。根据中央委员会所得的情报，在三月十八日，巴黎国民自卫军的二百六十个营中，拥护它的有二百十五个。因此，到这时为止，它是一种工人代表会议。所以人们很可以把它同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拟。然而，巴黎公社却决不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当政府在三月十八日逃走以后，公职的位置空着。这自然就落到中央委员会的身上，因为这是在巴黎普遍受人尊敬的唯一组织，虽然它的全体委员都不是知名人物。他们在三月十日举行会议，以便商讨应该着手进行的事项。像通常会发生的那种情况，他们这时如果把问题说成是两面兼顾的问题，也许格外中肯，但他们却把问题看作只能顾到一面，走这一条路就不能走另一条路。于是，那些社会主义者就一再讨论究竟应该实行改革还是应该实行革命的问题，而不是说争取改革的斗争和争取革命的斗争应该这样来倾导，使这两种运动与其说是互相排斥，还不如说是互相补充。

三月十九日，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要求向凡尔赛进军。共他一些人想要立刻就地向选民呼吁，还有一些人则希望首先采取革命手段。仿佛这些步骤的每一项都不是同等必要的，仿佛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排斥其他的步骤似的！中央委员会决定首先只采取这些步骤中的一项，即似乎是最迫切的一项。它企图表明它可以找到大多数的选民来支持巴黎起义，并且希望借此为这起义获得声势最浩大的道义支持。这是十分正确的；不过，如果利用革命实力巩固大选的道义权威来反对敌人，情况就会更加有利，因为敌人本身也无疑地正在企图得到军队的支持。根据帝国至今不让巴黎人享有的普选的原则立即选出巴黎的公社行政管理机构，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在帝国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崩溃后不久，巴黎的工人就从新的临时政府获得保证，答应马上要进行公社的选举。这个诺言没有兑现，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被围期间发生的混乱。十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二十二日的两次起义是在“公社万岁”的呼声中发动的。因此有必要立刻造一份公社选民的完整名册。先是规定在三月二十二日，以后又规定在二十六日。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暂时负责的机构，准备让位于那些根据平等的普选原则选出的人们。在三月二十日《法兰西共和国关于公社的公告》中，给了巴黎的公民们如下的通知：

“请你们在三天之内完全自由地选出巴黎区代表的成员。那些由于必要而已经掌握政权的人，这时将把他们的临时权力移交给人民中间已经当选的人们。”

但是他们并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在公社成立以后，中央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八日把它的权力给了那个团体。它甚至表示要完全解散；但公社没有坚持这一点，所以这个中央委员会继续作为军事机构的一部分，在公社下面发生作用。这并不能有助于开展工作或指挥战争。但是中央委员会从来不想推翻最高权力属于由普选产生的人们这一原则。这个中央委员会从来不主张一切权力应当归于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那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归于工人营的中央委员会。所以，在这一点上，巴黎公社也同俄罗斯共和国恰恰相反，然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即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写道：“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⁹我们知道，在专政的名称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论如何也不懂得抑制平等的普选和镇压民主的行动的。

在三月二十六日选举时，公社选出了九十个委员。这些委员中间包括十五个政府支持者，六个反对政府但又谴责起义的公民激进分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不会让这种反革命分子出来充当候选人的，更不必说是当选为委员了。公社却出于尊重民主的动机，决不妨碍它的政治反对者的被选举权。如果说他们在公社中的活动突然结束，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和他们相处的一伙人不合他们的胃口，因此他们很快就离开了。事实上，有些人在候选人开会以前就悄然引退，其他的人则在公社成立的几天之内辞职。这些辞职以及选举人的某些要求，使改选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于是就在四月十六日实行改选。公社绝大多数的委员赞成起义。而且，在公社的革命成员中间，并不全是社会主义者。大多数人不过是革命者。他们多半只受一七九三年规定的原则和雅各宾派的传统的指导。其中有些人，例如德勒克吕兹和皮阿，已在一八四八年对“山岳派”表示过忠诚，也有不少人由于政治斗争而被迫脱离他们私人的职业生活，变成了职业反叛者和革命家。其中较老的成员按照过去的传统生活，对于新的发展和想法并不真感兴趣。

“其他的委员年纪较轻，多半是喜欢用武力而没有任何健全基础的人。他们往往只是口头上的英雄，这时正在玩弄着起义，正如他仍在几个月前曾经玩弄过战争一样——这些人话讲了一大堆，并且仅仅满足于高谈阔论。他们的革命思想只以外表为限。他们是浅薄的，连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人也只是受感情而不是受理智的支配。”¹⁰这是那位伟大的革命家杜布勒伊对这些人的批评。

他们大多数人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他们有不少人直接反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德勒克吕兹。按照他们根本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意义来说，他们很可以称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相反地，他们却同下层阶级站在一起，并且像一七九三年的“山岳派”那样尽力为下层阶级而奋斗。但正像“山岳派”一样，他们无法逃避属于资产阶级的财产和特权问题，并且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成分。达句话可以适用于公社中的大多数革命者。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他们中间有普通官吏、药剂师、投资者、律师，特别是新闻记者。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不同，他们一共有七个人，但其中布朗基本人当选后却没有能够出席会议。这表明布朗基派是多么不希望发动三月十八日的起义，因为布朗基在起义爆发前不久，为了恢复他的健康，已经离开巴黎。三月十七日，他在洛特省的菲加斯城被捕。布朗基在有一点上是同意雅各宾派的意见的，即同意他们通过巴黎下层阶级的起义以统治巴黎、然后依靠巴黎用武力统治全部法国的努力。但是他们比雅各宾派更前进了一步，因为他们看出这种统治的方法不足以解放被剥削者，除非那个政府能够被用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可是在他们的方面，最受他们重视的经常是政治的利益而不是经济的利益。他们没有研究过经济生活，也不想获得任何有系统的经济知识。他们一再为无知作辩解，说他们想要完全不受教条的拘束，从而暴露了上面所说的那种特征。他们不想被偏见和“学究式的讨论”弄得“手足无措”。他们说，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它马上就会知道它该怎么办了。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要让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并且他们认为正在准备的起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段。

然而，他们非常不幸，因为他们周密地准备的起义总是归于失败，而一次成功的起义又是事先没有准备。此外，布朗基派的理论并不强调知识的重要，而只是满足于当前的行动。事实上，这种理论对于活动家来说是有极大的吸引力的。但是，尽管有这种事实，更容易接受这种理论的倒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

下面是构成当时布朗基派的成分的一览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布朗基派在巴黎一家咖啡店举行的秘密会议突然为警察破获，参加会议的成员儿乎全体被捕。他们一共有四十一个，每人都报了职业。这些人中包括十四个技工、四个店员、十三个学生、六个新闻记者、一个律师、一个工头、一个地主、一个独立的商人。学生的人数本来远不止这些，但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假期还没有结束，所以有许多学生不在巴黎。

这个会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布朗基主义，不但了解它的组织方法，而且了解它的目的。一八六六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开会，布朗基派被邀出席。布朗基拒绝了，但是有两位选出的代表、即律师普罗托和雇员乌姆贝尔却去参加了。结果在布朗基的集团里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因为，按照这个集团的传统，独裁的权力不仅属于无产阶级，而且属于他们的政党的领袖。这两种独裁是密切相关的。自从布朗基派的组织成立以来，党的领袖的命令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没有被服从。直到那时为止，他们都是盲目服从的，甚至以后他们也还遵守这个原则。因此在十一月七日举行了一次会议，以便对普罗托进行谴责；但这次会议还没有得出结论就被解散了。能够逃走的只有极少数人，其中就有普罗托。我们已经说过，其余的人都被捕了。¹¹

在公社的布朗基派中，又出现了律师普罗托，以及那批在十一月七日被捕的成员中的两位。他们是律师特里东和学生里果。在其他当选的人中，有律师和医生布朗基（他先后攻读过这两门学科）、药剂师爱德、会计员费烈。在整个布朗基派中，只有一个工人，即铜匠夏尔东。在选入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中，有两个人是同布朗基派有关系的，他们是铁匠杜瓦尔和学生瓦扬。我们看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占着多大的比重。甚至在公社本身内部，雅各宾派也像布朗基派一样，不大注意经济问题。对凡尔赛的战争，维持巴黎的秩序，对教会的斗争——这些才是他们用全部精力来处理的问题。像对凡尔赛的军事斗争和对巴黎的凡尔赛同伙的治安斗争一样，对教会的斗争也是利用暴力，通过对人身和表面现象的攻击来进行的。

巴黎公社中的第三个集团是由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组成的，他们有十七个人，几乎是淸一色的蒲鲁东主义者。蒲鲁东主义同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按照蒲鲁东主义，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统治是应当避免而不应当仿效的。它十分清楚地看出了这种统治的缺点及其失败的不可避免。它了解到：无产阶级单纯取得政权，并不能够改变它的社会地位，它并不能够废除无产阶级所深受其害的剥削制度。它又了解到，如果不通过政治骚动而单单通过经济上的改组，就能实现那种变革。因此，这就使得蒲鲁东主义者怀疑布朗基主义的方法，怀疑起义和恐怖手段，并且同样也反对民主制度。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巴黎无产阶级已经挫败了民主制度；但它凭自己的行动有了什么收获呢？无产阶级对于争取政治自由和参与政治事件的越来越严重的怀疑，使蒲鲁东主义者活跃起来。

今天，同样的思想已经产生，并且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产物、作为马克思所没有知道的而且也无法知道的经验的产物被提供出来。这些思想不过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旧的思想的变种，但它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比较正确。蒲鲁东主义表明了，无产阶级光靠经济改造而进行的解放政策是怎样注定要失败的。今天我们所宣传的是，只要无产阶级还受资本主义的锁链的束缚，民主制度就毫无办法把这无产阶级解放出来。但如果说经济的解放必须先于政治的解放，那么由此可以推断，无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活动不论是怎样的政治活动，必然同样是无用的。布朗基主义者专门把注意力放在反对现有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上面，而蒲鲁东主义者则同样专门地想要不靠国家的任何帮助求得给予无产阶级经济自由的手段。因此，布朗基派谴责蒲鲁东派，说他们挫伤了工人阶级对于残酷剥削他们的第二帝国的斗争勇气。甚至马克思都责备蒲鲁东，说“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并竭力把他说成是法国工人可以接受的人物”。¹²另一方面，蒲鲁东主义者却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对立，因为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经济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他们还知道，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它自己的力量来获得自由。这一点他们比布朗基主义者懂得更多；因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学生的政党，而蒲鲁东主义者则在第二帝国的统治下在法国组织了真正的工党。

在六十年代各地工人运动由于一八四八年以后的反响而从沉睡中觉醒的时候，当国际工人协会正在组成的时候，同他们合在一起的正就是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单凭这一点，便足以使布朗基禁止他的信徒们也依附于那个组织了。然而在国际工人协会，他们逐渐懂得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这种认识使他们格外离弃了片面的蒲鲁东主义。因为恰恰就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的时候，他们的领袖蒲鲁东在一八六五年一月十九日逝世了，并且在法国产生了便于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新的情况。蒲鲁东希望发起一种不涉及政治的纯工人运动，但这种运动只有放弃一切可能同政府当局发生冲突的斗争的计划，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他主张用十分和平的手段，即协会、交换银行、互助保险组织等等来解放工人阶级。但只有当巴黎的工业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还很少带有大规模生产的性质的时候，以及从事剥削的资本家在工人看来还多半是提取一切利润的金融资本家而并非真正的工业承包人的时候，这些想法才有可能实现。

在国际工人协会，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了解到一些有关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运动的情况；英国工人运动所特别强调的，是经济问题、组织他们的斗争的重要性，以及蒲鲁东主义者所不愿插手的工会组织和罢工。在这一套实践之上，还产生了一种理论，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作为现代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规律，而这一理论是国际的多数人当时还没有听到过的，即使是那些知道这个理论的人也了解得并不正确。但是，这个理论的创造者以其巨大的优越性从精神和思想上鼓舞了国际的一切活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片面性也被克服了。像蒲鲁东主义者一样，马克思承认经济关系是头等重要的，并认为如果这些关系不加改变，无论何种政治的变革都不可能解放无产阶级。但他仍然看出，要想推翻资本的统治，要想通过经济变革实行无产阶级的解放，掌握国家权力和权能是绝对必要的。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的手里所获得的性质，和蒲鲁东所说明的截然不同。据马克思看来，经济不是使政治成为多余，而是使它成为必不可少的。政治斗争及其影响的性质与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但是他知道，经济条件本身形成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使得一项政治的效果在今天是可能得到的，明天是必然会得到的，虽然在昨天看来是不可能得到的。对他来说，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在于研究各种经济情况和趋势，并力图使政治目的和方法同它们相适应。另一方面，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却完全忽略了历史的方面。他们的主要努力不是要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从一种经济观点找出可能的和必然的途径，而是要找出那种在一切条件下、在一切历史的和经济的情况下都能产生预期效果的方法。如果那些社会主义者已经找到正确的途径，他们就能如愿以偿地实行他们的社会主义了。当时人们相信，这些思想已被马克思主义所代替，但我们发现这些思想甚至在今天还存在着。我们又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看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是探究在目前经济条件下能够而且必须采取什么策略厂而是从这样的论点出发，即：既然无产阶级希望获得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就有责任实行他们的社会主义，不论当时当地他们是否有能力这样做。他们的责任不是在于审查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可行到什么程度，而是在于发现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点金石、即社会主义在一切条件下和一切情况下都能提供的万应良药。今天人们相信这个问题已被在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宣布的专政所解决。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布朗基主义者想要在一次暴动中发现点金石，蒲鲁东主义者想要在交换银行中发现点金石。

甚至在今天，马克思还很少被人所了解。他要求具有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要求把个人的欲望和需要放在远为次耍的地位。可是，一般说来，他和恩格斯所采取的目的、途径和方法是成功的，因为合乎逻辑的事理在他们的一边。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在法国国际成员的心中代替了蒲鲁东主义的思想。当工人运动重新在法国兴起的时候，工会组织和罢工就立刻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第二帝国力图把这个运动引上合法的和非政治的方向，在一八六四年核准组织工会，并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同一年准予实行罢工。这个国际的成员，包括蒲鲁东主义者在内，不得不参加这一自发的工人运动，而且他们既然是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最好的代表，也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起来领导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他们从而不可避免地同政府当局发生冲突，并在这i方面卷入政治斗争，卷入反对帝国的斗争。法国国际成员的思想开头本来是带有蒲鲁东主义的性质的，这时在上述情况的影响下就越来越带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可是，在巴黎公社的起义爆发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已经失掉旧日的蒲鲁东主义的基础，但还没有取得新的立足点。他们的思想还缺乏鲜明性。虽然如此，他们却不失为不辞劳瘁地考查经济生活并深切了解当时迫切需要的公社委员。他们成为巴黎公社中真正的工人代表。利沙加勒谈起他们时说：

“人们说过，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是很大的错误。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参加行政管理，光是他们的气息就使运动非同寻常；但他们很少参加实际的统治。三月二十六日的选举只给了工人二十五票，那些革命家却得了七十票。”¹³

但是，这二十五个人中的多数、即属于国际的十三人，在公社里却总共只有十七个代表。只有四个国际成员不是工人成分，并且其中有一个人、即学生瓦扬倾向于布朗基主义。在国际成员中间属于工人集团的十三个委员中，有一些是公社的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是：钉书工人瓦尔兰、木匠泰斯、油漆匠马隆和珠宝匠弗兰克尔。按照他们的党的观点，他们把一切直接行动、战争的指挥以及警察力量的组织都交给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而把注意力转向和平问题、各区的行政管理以及经济改革。其中只有一个人、即五金工人杜瓦尔表现了几分好战的精神，并且像我们所知道的，他同瓦扬一样，也是倾向于布朗基主义的。他和公社的其他一些人在四月三日暴动时被俘，由维努亚将军下令枪决。所以他是巴黎公社第一批烈士中的一个。

他的属于国际的同志们几乎完全限于注意经济问题，在行政管理方面作出了异常卓越的成绩。例如，泰斯在邮政安排上、瓦尔兰和阿夫里阿尔在其他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就是如此，虽然当时存在着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巨大困难，即：较高的官吏逃离巴黎或至少离开他们的岗位之后，工人阶级必须一下子接管并继续进行他们所完全不熟悉的工作。除巴黎公社中的国际成员之外，巴黎国际支部还有其他的成员在工作上也相当成功，例如，铜匠卡麦利纳在四月间接管造币工作，在短短的几星期内就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个工作在公社瓦解后还继续维持着。另外还有领导关税工作的巴斯特利卡和间接税行政委员孔博尔。他们都是工人。

公社方面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把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区交给一些专门委员会，而不是交给个别的部长。劳动、生产与交换委员会也就是代表公社的社会主义方面的委员会，其中有国际成员马隆、泰斯、杜邦（制篮匠）和阿夫里阿尔（机器匠）、日拉丹。日拉丹是唯一的一个雅各宾派，他的职业我无从查考。在财政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有三个是国际成员，他们是油漆匠维克多-克雷芒、瓦尔兰和相当有钱的慈善家贝雷——国际成员中极少数的有产者之一。除这些人以外，还有雅各宾派列日尔，他是一位兽医，但却是一个反对帝国的老战士；另外还有出纳员茹尔德，他没有具体的倾向，是财政方面的实际首脑，有好几百万法郎必须在他的手里经过，一方面他的妻子继续在塞纳河边替人家洗衣服来维持家庭，另一方面他自己每顿饭的餐费从来没有超过一点六法郎。在这主管劳动和财政的两个委员会里，所用的方法与主管军事和治安的两个委员会大不相同。这些方法的显著的差别，门德尔松在其所写的利沙加勒《巴黎公社史》（德文第二版）的附录里说得很清楚：

“公社的军政部门手头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方法。我们在这里看到无能、无知、浮夸、缺乏一切责任感等等。我们在这里看到社会主义运动在帝国时期必须因此遭受损失的一切不幸的混乱局面的反映，并且我们只要从万多姆广场走到警察厅长的官署，就能看到这种局面的第二个反映。 　　“当我们再走到劳动部和交换部去的时候，我们当然看出从那些组成当时警察厅参谋本部的新阿伯尔派的妄自尊大的嚣张气氛转变到另一种和平的气氛。那个名称本身就显示出蒲鲁东主义学说的影响。可是，除此以外，国际工人协会的诚实而谦虚的成员却埋头工作，抛弃一项不可能实现的稀奇古怪的想法。由于他们把自己看作工人阶级的一个委员会，他们并不想从命令和领章上寻求他们的权力的证据。他仍构成了一个由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中产生的委员会。因此，这个部十分有效地进行它的工作，以致人们很可以说，它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了它所能够做的事情，而从来没有着手去做任何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在这个部里，社会主义者是相当集中的。它在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代表了公社中实际革命的成分，但它表现了一种十分令人诧异的审慎态度。这种审慎的态度在财政部也可以看出，而所以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则由茹尔德在辩论当铺问题时作了说明。当时曾发布命令，凡典当的衣服、家具和用具价値在二十法郎以下者，从五月十二日起无偿地退还原主。这笔费用由国家补偿。在这次辩论过程中，阿夫里阿尔提议，应设立一种更好的工人的机构以代替这些当铺，对此茹尔德回答说：

“他们说要组织一个机构。这个建议很好。但我们必须首先要有时间把问题研究一下，方能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阿夫里阿尔被委托制造大炮，他一定会要求给与较多的时间。我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¹⁴

公社没有时间对社会问题做任何大规模的工作，而他们中间最干练的人也不愿不先把问题彻底研究清楚就贸然着手做任何事情。他们的社会对策在今天看来似乎多半是琐细的。例如，取缔面包房夜班制和禁止任意罚款与非法克扣职工工资的决议，就是如此。最重要的决议从来没有超过单纯调查研究的范围。在被围期间和三月十八日以后，巴黎有许多工场由于业主逃亡而停止生产。根据阿夫里阿尔的建议，曾为工人阶级对这一十分严重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作出如下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