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亚·米·柯伦泰：工人反对派

工人反对派

[苏] 亚·米·柯伦泰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它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本书作者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Колонтай，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1872—1952年）是俄国的职业革命家、苏联著名的党和国务活动家、第一个妇女外交家。她出身于彼得堡的一个沙皇将军之家，革命前长期侨居国外。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在1906—1915年期间接近孟什维克；1915年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旅居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美国时，曾受列宁的委托，担负团结左派国际社会民主分子的任务和组织工作，并曾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成员身分参加1907、1910和1912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担任社会主义国际局委员。1917年春返回俄国，被选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时曾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入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央委员，积极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革命以后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曾经领导俄共(布)中央妇女工作部并担任过共产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从1923年起，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苏联驻瑞典和驻墨西哥大使及苏联外交部顾问，并曾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奖章。1952年3月9日逝世。柯伦泰一生颇有著述。除现在译出的这本小册子外，七十年代苏联还出版了她的《柯伦泰论文和讲演选集》，1972年；《我的生活与工作片断》，1974年，等等。

在二十年代初期，联共(布)党内发生工会问题的争论并先后出现若干反对派期间，柯伦泰是“工人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和代言人。“工人反对派”形成于1920年底，以施略普尼柯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联席会议上宣读他起草的《国民经济的组织与工会的任务》一文为发端，而以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为最完备的纲领性文件。柯伦泰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便说：“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先进部分加入了反对派”，“工人反对派代表我们工业无产阶级中实行阶级团结、具有阶级觉悟、阶级意志坚定的部分”。工人反对派还提出了要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由这个代表大会再选出国民经济的管理机关，……等等。对此，施略普尼柯夫解释说：“我们要消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国民经济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你们低估了工人，工人应当发挥更大的主动性”等等。但同时，施略普尼柯夫又提出了“把国家工会化”和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的主张。

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于工人反对派的种种主张作了分析和答复，指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带有明显的工团主义倾向。在第十次和次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对柯伦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会并对她作出了留党察看的处分。柯伦泰在接受了列宁的批判后，很快便承认了错误，脱离了工人反对派而继续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对于工人反对派，列宁一方面指出它的错误倾向和它的危害性，一方面也说：“在这个反对派里面哪怕有一点健康的东西，都应当加以利用，以便把不健康的成分淘汰出去。”因此，当代表大会责令一切反对派立即解散派别组织的同时，还号召被解散的工人反对派的一切成员服从党的纪律，继续担任党所委派的职务，一概不准辞职。有些反对派分子并没有认真听从党的号召，如施略普尼柯夫，终于被开除出党，而柯伦泰则留了下来为党工作，成为杰出的苏维埃女外交家。

现在我们把柯伦泰的这本《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译出供研究参考。由于没有找到它的俄文原版，只能根据四十年后由英国复制的一个英译本转译。这个英译本并不是很完善的，译者对文中可考的出处都已尽量核对有关的原始材料并予注明；少数查不到出处的，只好从英译本转译。遇有疑问处，适当加了一些译注。错漏不妥之处或仍难免，尚希读者和研究者予以指正。

另外，还另附了两个文件：施略普尼柯夫《国民经济的组织与工会的任务》和《‘工人反对派’纲领》，一并供研究参考。

译者

目 次**#1** #2 #3 #4 #5

下面的正文是作者在1921年头几个星期用俄文写的。英译本最初刊登在同一年4月22日至8月19日的由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主编的《工人无畏号战舰》专栏上。

《团结报》很高兴地在四十多年以后来复印这个文件，作为对现在广泛展开讨论的有关“究竟错在哪里”这一问题的贡献。我们相信，柯伦泰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她的分析包括了涉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官僚主义的本质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早已被人遗忘。它以俄国群众的实践经验为例论述工人监督和工人管理问题。最后，它以苦恼而富有洞察力的预言，警告革命所面临的内在危机。

不论是在本序言中或是在柯伦泰正文后面的注释中，我们都不打算描述1917年至1921年间苏俄当时的主导形势。因为在这个题目方面已出版过几本出色的著作，而且柯伦泰本人也揭露了许多新的事实，我们的任务是比较平易的。我们只是想把一个基本文件公诸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多少年来在这个国家里都看不到这个文件。我们还打算在注释中使读者们能看到，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在俄国革命蜕化变质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这种蜕化变质通常都归咎于诸如俄国的落后、革命未能扩及工业先进的西欧各国、农民占绝大优势，以及“帝国主义大战”、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战争的破坏遗留下来的可怕恶果等等这样一些“不可避免的”和“外在的”因素。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对于形成俄国革命蜕化变质独具的，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它们仍不能解释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这种传统的，十分肤浅的“解释”肯定无助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唯独这种社会主义觉悟才能保证在夺得政权之后能朝向社会主义迈进。最后，这些传统的解释，也无助于人民从蜕化变质中吸取教训，以避免今后重蹈覆辙。

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懂得。如果蜕化变质只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和“外在的”因素，如果走向社会主义只是取决于这些因素(工业化程度、文化水平、原材料的提供，等等)，那末整个革命运动现在需要关心的就只是夺取政权的问题。那末，革命运动能够继续存在，就只有指望夺得政权之后，自然资源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或者不是在那些农民占总人口比重太大的国家夺取政权。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说，走向社会主义取决于社会主义觉悟、创造积极性和工人阶级参加各级经济和政治生活，那末从就应该揭露那些想以杰出人物的活动取代群众的行动的各种思想。

我们的论点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包括他们所强调的工业上的“一长制”和“党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在这种蜕化变质中起着极为巨大的作用。我们并不想评价争论之点或贬低俄国革命领袖们。我们并不比列宁或托洛茨基“更加聪明”。只是我们生活在四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后果。我们看到了革命的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我们必须对这种怪诞的过程觅求最充分的解释。

在布尔什维克党大厦里形成的意识是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是和工人阶级觉悟的一定程度相适应的。事实上，这些意识标志着工人阶级觉悟的高涨。俄国无产阶级和它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它把自己最优秀和最勇敢的战士贡献给党。它把自己所创造的党看作和它本身一样。通过超人的努力和牺牲使党取得政权之后，这个阶级便从历史舞台上退让出来，选出“它”的党承担建设新社会的重任。

这种退出创造性的积极工作，部分是由于这个阶级无法控制的一些因素造成的。战争和饥饿使无产阶级的基本干部分散了和大大削减了。但这种退出也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促使，而且有时甚至是强迫施行的。我们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柯伦泰曾隐约地意识到，但至今还没有认真分析过。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力求尽可能使自己依据俄国的官方文献。

柯伦泰的论文之所以在这个特殊时刻重行刊印，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对传统的分析和组织都表示不满。他们正在寻求给这个运动的目的重加解释。他们在试图寻找出这个运动怎样和为何“越出了正轨”。这种思想上的惶惑不安是和工人阶级觉悟的新阶段相适应的，这种觉悟正在缓慢地发展。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工人阶级经历了一种最基本的经验：“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经验，实际上是所有自命为“领导人”的经验。现在在铁幕的两边正在经历这种经验。工人阶级正在开始深深地吸取某些重要教训，这是一个整个历史时代的教训。这些教训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依靠自己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获得和保持。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无产阶级运动是广大群众、运动。在1921年，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和工人反对派通过官僚主义反革命的可怕经验教训，领悟了这个基本真理的主要方面。今天，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革命者的任务在于对现实作不偏不倚的观察，吸取教训并毫无顾虑地把它们公诸于世。

译本和拼写法

柯伦泰的论文的这个译本(原载于《工人无畏号战舰》专栏上)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译本。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们仍照原样逐字逐句复印出来，包括一些古老的拼写法。在注释中我们使用了现代拼法。书中主要大标题是原著中旧有的。小标题是我们添加的。

在清楚说明“工人反对派”和我们的上级中央的官方观点之间日益加深的破裂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向读者指出以下两个事实：

(一)工人反对派是由苏俄工业无产阶级的核心涌现出来的，它的产生不仅是由于七百万产业工人发觉自己的生活与劳动条件无法忍受，而且也是由于那种因循苟且、自相矛盾和我们苏维埃政策完全背离了早期共产主义纲领所表现的符合阶级实质的原则而造成的；

(二)反对派并不是起于某些个别中心部门，也不是由于个人意见分歧和争论的结果，相反地，它包括了整个苏维埃俄国的各个方面，并获得深远的反应。

目前的一种流行看法是，工人反对派与领袖人物当中出现的许多引人注目的流派之间发生的争论全部根源，仅仅涉及对工会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意见有所不同。然而这并不是真实的。破裂的程度更为深远。反对派的代表们并不总是能够清楚地表达和解释这一点，但一当涉及我们共和国的重建的主要问题时，在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基本问题上就发生了争论。

在我党领袖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代表们之间第一次表露出观点分歧，是在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注１）上反映出来的。在这次大会上讨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工业方面的集体管理还是个人管理问题”。当时还没有来自一个很好组织起来的集团的反对意见，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工会代表们都倾向于集体管理制，而所有我党领袖都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都习惯于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评价一切事物。他们需要相当多的技巧才智来调和居民中间不同社会集团——例如无产阶级、小私有者、农民和身为专家以及各种各样冒牌专家的资产阶级——所表露的各种社会成分庞杂的、有时甚至政治上敌对的愿望。

为什么在当时除了工会之外没有人坚持捍卫集体管理的原则，甚至他们自己也列举不出主张集体管理的科学论证？为什么那些专家的支持者在当时维护“一长制”（注２）呢？原因在于，在这个争论中，尽管双方都极力否认这是一个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但历史上不可调和的两种观点却发生了冲突。“一长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念的产物。“一长制”原则上是脱离集体的一长的不受约束的、孤立的、随心所欲的意志的表露。

这种想法在人类奋勉努力的各个方面——从国家元首的选任直至一个工厂首长的委派——都有反映。这是资产阶级的最高智慧。资产阶级不相信集体的力量。他们所喜欢的只是驱使群众，使他们成为驯服的羊群，可以任凭他们的意向，为所欲为地到处加以驱使。

反之，工人阶级及其发言人理解到，新的共产党人的抱负只有通过工人们自己集体的努力才能达成。群众的集体意志和共同思想越是能够表达出来，那末工人阶级的抱负就越能更快地和更加完满地实现，因为那将创建一种新型的、步调一致的、团结的和安排周到的共产主义工业。。

放弃原则，放弃工业经营中的集体管理原则，是表明我党在策略方面的妥协，是一种迁就的权宜之计；而且那又是对我们在革命最初阶段如此热心培植和捍卫的阶级政策的背离行为。

这一切由何而来呢？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熟起来的我党，为何会容许自己脱离正轨，走向迁就权宜的弯路，过去这条道路曾经受到严厉谴责并被控为“机会主义”的。

后面我们再对这个问题提出解答。现在我们要转过来谈谈下一问题：工人反对派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春天(1920年)召开的。在这一年的夏天，反对派还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疾风暴雨般的争论时，对此尚无所闻，而只是在暗地里，在积蓄经验和批判思想。第一次在当时说来还是不完全的表露出这一过程，是在1920年9月党的代表会议上（注３）。有一段时间，这种思想在人们内心主要是持否定态度和批评意见。反对派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它自己的主张。但显然，党已经进入了党内生活的一个新阶段。在党的队伍中，“基层”分子要求有批评的自由，并大声疾呼官僚主义在窒息他们，使人毫无自由活动或者自由发挥其积极性的余地。

党的领袖们了解这种暗流，季诺维也夫同志作了许多诺言，如批评自由，扩大群众发挥自我能动性的余地，查究背离民主原则的领导人，等等。他们讲得很多，并且讲得很漂亮；但他们讲的和做的相差很大。九月代表会议以及季诺维也夫慷慨许诺的演说，既没使党本身，也没使群众生活起任何变化。反对派赖以产生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在底层，嗫嚅不清的不满、批判意见和独立自主的要求正在滋长。

这种嗫嚅不清的骚动连党的领袖们也有所察觉，结果不期而然地引起了尖锐的争论。意味深远的是，在党的中央机构里，有关工会所必须发挥的作用问题引起了尖锐的争辩。然而，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在目前，反对派与党的领袖之间争论这个问题，尽管不是唯一问题，仍然是我们整个国内政策的主要点。

早在工人反对派提出它的纲领和建立了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工业重建方面必须赖以立足的基础之前，党的领袖们就坚决不同意他们对工人阶级组织在其参加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工业重建中所起作用的估价。党中央委员会分裂成几派。列宁同志反对托洛茨基的主张，而布哈林采取中间立场（注４）。

只有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注５）和继此之后，党内才清楚地显示出存在着一个联合的派系，主要是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原则提纲上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这个派系，即工人反对派，没有大理论家，尽管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坚决反对它，但在整个劳动人民的俄国，它仍旧日益强大和日益扩展起来。仅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是如此吗 ？绝对不然!甚至从顿涅茨矿区、乌拉尔山区、西伯利亚，以及某些其它工业中心，都有报告送到中央委员会说，在那里也，。确实，并不是在任何地方反对派的主张同莫斯科工人的所有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有时反对派的说法、要求和宗旨还非常糊涂不清、支离破碎和妄诞无稽，甚至在主要论点上也不尽相同；可是不论在哪里仍然有一种坚定不变的论点，问题就是：？是直接同产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纯阶级组织，也就是说，由产业工会承担重建工作，还是让苏维埃机关来承担呢 ？后者同直接的主要产业活动脱节，而其组成成分又较复杂。这乃是破裂的根源。工人反对派维护前一原则，而党的领袖们，尽管对某些次要问题看法不尽相同，但在主要论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维护第二种原则。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党正在经历革命时期的第一次严重危机，而反对派并不是随便给加上一顶廉价的“工团主义”帽子就能够把它赶跑的。因此所有同志都必须极其认真地来思考这个问题。谁是正确的——是党的领袖们，还是赋有健康的阶级本能的工人群众？

在考虑我党领袖同工人反对派之间的基本争论点之前，必须先寻求下一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过去由于具有明确坚定的阶级政策而成为强大和不可战胜的我党，为何会开始背离它的纲领呢？

我们越是热爱共产党，正因为它在把我们工人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大道上迈进了果敢的一大步，那我们就越发不应该对领导核心犯下的错误视而不见。（注６）

党的力量就在于我们的领导核心发现工人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的能力，就在于跟上工人指出的趋向的能力，因此群众可以再次赢得他们的历史地位。过去倒确是这样，现在情况却再也不是这样了。我们的党不仅降低了进展速度，而且往往更加“明智地”回头看，并问道：“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 ？现在不是到了该刹住一下的时候吗？更加谨慎一些，避免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从未经历过的大胆尝试，不是更为明智吗？”

这种“明智的谨慎态度”(特别表现于党的领导核心对工会在经营管理工业的能力上不信任)，究竟由何而产生的呢 ？这种谨慎态度在我们的所有核心近来已占压倒优势。原因何在呢？

如果我们开始努力寻找在我们党内正在出现的争论的原因，那末越来越清楚的是，党正在经历一次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以下造成的。

第一个主要基本原因是我们的党所面临的那种困难环境，而党必须在这种环境中工作。俄国共产党必须建立共产主义和实现它的纲领：

(一)处在经济结构遭到完全破坏和崩溃的环境中；

(二)面临帝国主义国家和白卫军永无休止的残酷压力；

(三)俄国工人阶级注定要在一个经济上落后、农民人口占优势的国家里实现共产主义，建立经济上的共产主义新形式，在这里实现生产和分配社会化的必要经济先决条件又很贫乏，而这里资本主义发展还未能完成其整个周期(从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无限自由竞争至其最高级形式——由资本家的联合组织即托拉斯来实现生产的调节)。

当然，所有这些因素都有碍于实现我们的纲领(特别是纲领的主要部分，即在这个新的基础上重建工业)，并使我国苏维埃经济政策。

从这个基本原因又带来了其它两个原因。其一就是，俄国的经济落后和在全国农民占统治地位造成了那种变化多端的形势，因而不可避免地使我党的具体政策偏离了。

任何一个党来领导一个庞杂的苏维埃国家，都不得不考虑农民的意向，这些农民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性和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同时还要倾听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俄国旧资本家的残余，各种商人、经纪人和小官吏之流的声音，这些人很快就使自己适应于苏维埃制度，并在中央占居负责地位，以各人民委员部的代理人的资格出现等等。怪不得供应人民委员瞿鲁巴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举出的这样的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在供应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工人占17%，农民占18%，专家不到20%，而其余部分，占50%以上的是“商人、推销员和与此类似的人物，其中大多数甚至都是不学无术者”(引用瞿鲁巴自己的话)。按照瞿鲁巴自己的意见，这就是他们的民主体制的一种明证，尽管他们与无产者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与全部财富的创造者、与工厂工人毫无共同之处。

这些就是广泛分布在苏维埃机构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中产阶级分子，他们敌视共产主义，并偏爱过去那些一成不变的陋习，他们憎恨和害怕革命行动——就是他们这些家伙给苏维埃机关带来腐朽气息，在那里。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并且敌视后者。可是我们在苏俄还不得不这样来劝服我们自己和工人阶级，似乎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更不用说还有富农)能相当满意地生活在这样一句普通的警句下：“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而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工人的利益同那些中等阶级以及充满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农民的利益，必然会发生冲突，把苏维埃政策弄得支离破碎，并破坏明确的阶级规章。

除了农村中的农民私有者和城市市民之外，我党制定的苏维埃国家政策还不得不对付资产阶级富有者代表人物的影响，（注７）现在他们以专家、技师、工程师和原来的金融和工业事业经理人的形式出现，这些人由于他们过去的全部经验必然摆脱不掉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他们甚至连想也不会想到任何其它种的生产方式，而只是生产方式。

苏维埃俄国越是感到在技术和生产管理方面需要专家，他们这些分子的影响就越大，而他们在发展我国经济问题上，同工人阶级分子是格格不入的。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他们被扔在一边，因而被迫采取观望等待态度，有时甚至采取公开敌视苏维埃当局的态度，特别是在最艰苦的岁月(历史上著名的知识分子怠工)，这个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雇于资本，忠实为资本服务而领取高薪的劳心者社会集团，现在随着时日的推移而在我们的政策中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和重要性。

需要我们把他们的名字举出来吗？每一个我们的工人同志只要仔细观察一下我国的国内外政策，就可以联想起不少这种名字。

只要我们生活的中心仍然系于军事前线上，这些先生们控制我们苏维埃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工业复兴方面，还是不十分显著的。

专家们、这些旧时代的残滓，按他们的本性必然始终不变地与资本主义制度连结在一起，而这种制度正是我们所要摧毁的，他们逐渐开始钻进我们的红军，把他们过去的那种气氛带到那里(盲目服从、奴役性驯服、等级界线分明，以及用上级的武断取代阶级纪律，等等)，但就苏维埃共和国的一般政治活动来说，他们的影响还没有扩展。

无产阶级并不怀疑专家们对指挥军事具有高超技能，但无产阶级从自己健康的阶级本能出发充分认识到，在军事方面，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没法发表新的意见，也无力对军事体系作出巨大的变革——在一种新的阶级原则上改造它的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职业军阀制度——它是旧时代的遗物——、军阀制度和战争将无容身之地。斗争将沿着其它途径来进行，将采取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军阀制度面临了它的末日，处于专政的过渡时代，因而很自然地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在形式和制度方面，拿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和对未来的社会发展有益的东西。可是，即使在红军中，在那里工人阶级曾作了一些革新尝试，但军阀制度的性质依然如故。不过旧军队的前军官和将军们指挥军事，并不曾使苏维埃军事方面的政策转到对立面去，使工人们足以感到有损于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阶级利益。

可是，在国民经济范围内情况却完全不同。生产、生产组织——这是共产主义的实质。在工业组织中排斥工人、剥夺工人，那就是说剥夺他们独特的组织，使其没有机会通过他们的工会发挥他们的力量，在工业生产中创造新的形式，否认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组织的这些表现，同时却完全信赖训练有素的、并且只会在完全不同的生产制度下进行生产的专家们的“技能”——所有这些都越出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轨。然而，这正是今天我党的领袖们所干的事。

我党领袖考虑到我们工业的彻底崩溃，同时又抱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货币支付劳动、根据完成的工作量获得级差工资)不放，而根本不信任工人集体的创造能力，他们就这样来寻求解救工业混乱局面之路。出路究竟何在呢 ？答案是在资产阶级—资本家旧商人的后代和技术人员的手里，而他们在工业方面的创造力则靠乞灵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制度的陈规、习惯和方法。就是他们这些人鼓吹这样一种幼稚可笑的信念，即通过官僚主义方法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下令”规定现在哪里需要创造和进行研究。

军事战线的重要性越是让位给经济战线，我们的迫切需要就越加急迫，他们这一帮人的影响就越加显着，他们不仅本来就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而且他们绝对不能为组织工作，为增加生产的新动因，为，引入新的形式，作出正确的贡献。所有这些技术人员、实践家和懂得生意经的人，在我们苏维埃生活中现在正在出头露面，对经济政策正在施加其影响，通过苏维埃机构或在这些机构里面，正在对我党领袖施加压力。

这样一来，在控制苏维埃国家方面，党就被迫处于一种艰难而尴尬的局面，并且不得不倾听和适应居民中在经济方面敌对的三个集团的声音。这三个集团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工人提出一种明确和不妥协的政策，一种快速的强行向到共产主义前进的政策；而农民，带着其小资产阶级倾向和情调，提出各种各样的“自由”要求，包括买卖自由和不干涉他们的事务。后者的这种要求又得到市民阶级的附和，他们以苏维埃官员，军队中的政委等等“代理人”的形式出现，他们早已适应于苏维埃制度，并使我们的政策滑向小资产阶级路线。

至于在中央方面，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还不很明显，但在各省和地方苏维埃的活动方面，则他们的影响又大又为害不浅。最后，还有另外一种人，那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原来的经理和厂长们。这些人并不是资本巨头，象里亚布申斯基和鲁布里柯夫那样，在革命的最初阶段苏维埃共和国早就把他们清除掉了。但这些人却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最能干的仆人，是资本主义的“智囊”，是资本主义的真正创建者和发起人。他们衷心赞成苏维埃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这种中派分子的倾向，他们深刻理解生产托拉斯化和调整生产的所有好处(顺便提及，在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资本家都在这样做)。与此同时，他们只是努力争取一件事：他们要使这种调整不是通过工人的组织(即产业工会)，而是通过他们自己来实现，也就是现在假借苏维埃经济机关——即中央工业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工业总局——之名进行，而他们在这些地方早已根深蒂固了。这些先生们对我们的领袖们的这种“清醒的”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大，大到非常过分的程度。这种影响在我们的政策上反映出来，而这种政策正是捍卫和培植官僚主义的(并不打算完全加以改变，而只是改进它)。在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方面，这种政策变得特别明显，这种贸易才刚刚开始萌发：。这种政策也表现在一系列限制性措施上，即限制群众的独立活动，而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接班人发挥其积极作用。

在全国人口的所有这三种不同集团当中，我党想要寻求一种中间立场，因而被迫遵循这样一种方向，那就是不致于冒险危及国家各种利益的统一。我党在把它自己与苏维埃国家机关等同起来的过程中所制订的明确政策，逐渐变成一种上层阶级的政策，就其本质来说，这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使我们的领导核心适应于居民中社会成分混杂不一的大杂烩的不可调和的利益。这种适应不可避免地导致摇摆不定、进退两难、发生偏差和错误百出。在这里只要回顾一下我们在对待农民的政策上所走的曲折道路就行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从“依靠贫农”转到信赖“勤勉的农民私有者”。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政策是我们的领导核心在政治上的清醒明智和具有“治国大智”的证明，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不偏不倚地分析我们统治的各个阶段时，就会发现并指出，在这里显然是“一种危险的邪门歪道”，是从阶级路线转到“适应迁就”，是一条充满有害的可能性和后果的道路。

让我们再转到对外贸易问题上来看看。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两重性。只要提到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之间没完没了的长期摩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摩擦并不仅仅属于行政管理性质；其原由还要深远，如果把领导核心在这方面的秘密活动向党员群众暴露的话，那谁知道促使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派驻国外贸易代表分裂的争论还会引出什么结果？

这种表面上的行政摩擦，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深刻的社会摩擦。这种摩擦是对一般群众保密的。它使苏维埃政策必须适应居民中三个庞杂的社会集团(工人、农民和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构成为。并且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个原因。它简直太特殊了，其可能性列举不完。因此，我们的党有责任为了党的团结和为了未来的活动，应该仔细思考这个原因，从一般群众中由此而引起的普遍不满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由于工人阶级在革命的最初时期自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唯一承担者，因而党内完全团结一致。紧接着十月革命以后的那些日子里，谁连想也不会想到“上面”同“下面”还会有什么差别，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先进工人都忙于逐条来实现我们本阶级的共产主义纲领。而获得土地的农民，在当时并不坚持自己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羽毛丰满的公民的一部分的权利。知识分子、专家和业务人员——整个小资产阶级和假专家，正在沿着苏维埃阶梯一步一步向上爬，他们背着所谓“专家”的招牌，小心翼翼地谨防一步踏偏了，因而使先进的工人群众能够自由发挥他们的创造能力。

可是，在目前，情况却完全两样。工人感觉到、看得出来，并且觉察到专家们，而更糟糕的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冒牌专家和毫无实践经验的人，把工人抛在一边，霸占了工业和经济机关的所有高级主管职位。可是党，不去阻止这些同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分子的这种趋向，反而加以鼓励，并指望依靠这些家伙，而不是依靠工人来解救工业混乱。党所依赖的并不是工人，不是他们的工会组织，而是这些傢伙。工人群众感觉到这一点，党内已经不是团结一致的了，出现了裂痕。

群众并不是瞎子。不管那些最有威信的领袖们用什么话来掩饰对明确的阶级政策的背离、同农民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妥协，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信徒的信赖，工人阶级都感觉到这里已开始离开了正途。

工人们可能非常热爱象列宁这样的人物；他们也可能被托洛茨基的那种无比优美的口才和他的组织才能迷住了；他们还可能尊敬某些其它领导人，尊之为领袖，可是一当群众感到他们和他们的阶级不受信任，那末十分自然地他们会说：“不，打住吧!我们拒绝盲目地跟从你们。让我们来检查一下当前情况。你们在三个对立的社会集团之间选择中间立场的政策确是一种聪明的政策，但却带有万变不离其宗的适应和机会主义的气味。在今天我们可能从你们清醒的政策中获得裨益，但要小心，免得我们走入歧路。那是条弯曲迂回从未来通向过去的废墟的歧路。”

领袖们对工人的不信任正在逐步增长。这些领袖们变得越清醒，他们由于执行在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过去妥协之间的刀刃上滑动的政策成为越加明智的政治家，在“上面”和“下面”之间的鸿沟就越深，就越缺少了解，党自己内部的危机就成为越加令人痛心和不可避免。

党内危机日益增强的第三个原因是，在革命的这三年里，事实上工人阶级、那些在工厂中工作的工人的经济状况，不但无所改善，而且变得更加不堪忍受。没有人敢于否认这一点。在工人(请注意，工人们!)中间被压抑的和普遍漫延的不满情绪有其真正的正当理由。

只有农民直接从革命中得到了好处；至于谈到中等阶级，他们巧妙地适应新的环境，和那些富裕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起，占据了苏维埃机关所有负责的指导位置(特别是在国家经济领导部门方面，在工业组织以及同外国重建商业关系的机构方面)。唯独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阶级，它作为一个集团承担了专政的全部重担，所得到的却是勉强维持的可耻的悲惨的生活!

由共产党人，即由工人阶级先锋队——按照列宁的话说，他们“充满了这个阶级的所有革命活力”——控制的工人共和国，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和改善所有工人，即总的说来所有工人的生活条件(不是指在这个或那个所谓“突击工业”部门里碰巧引起人民委员会注意的个别企业里的工人)，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使其能达到象人的生存标准。

劳动人民委员部是所有人民委员部中最不活跃的一个机构。就整个苏维埃政策来说，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认真提出并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面临国内工业彻底崩溃和国内形势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必须作什么和能作什么来改善工人的状况，保护他们的健康，使其能在未来继续从事生产劳动，和改善车间工人的命运呢？

直到最近，苏维埃政策还没有任何制订得很好的改善工人命运和改进他们生活条件的计划。在这方面所做的只能说是偶一为之，或者是地方当局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敷衍塞责不得已而为之的。在三年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英勇地走上革命的祭坛，作出了无数牺牲。他们耐心地等待，但在今天，在事物转折的时刻，当共和国生活的动向重新转到经济战线方面来的时候，工人群众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再“受熬煎和等待了”。为什么呢 ？难道他们不是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创造生活的人吗？让我们自己来承担起重建的责任吧，因为我们比那些在中央的先生们更清楚地知道，什么地方伤害我们最厉害。

工人群众是善于观察的。他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和改善车间劳动条件诸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工人命运的改善，在我们的政策中所占的位置是最不受到重视的。除了一些工人家属住进不方便的资产阶级宅邸以外，在住房问题上我们没有谋求解决之道。更糟的是，对于有关工人住房的具体问题，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出过。就在我们共和国的心脏，就在莫斯科，工人们还住在污浊不堪、拥挤而不合乎卫生条件的工人宿舍里，这简直是耻辱。只要到这些地方参观一下，就会觉得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革命。我们都懂得，住房问题并不是在几个月，甚至不是在几年之内就能解决的。由于我们的贫困，这个问题的解决更面临着一些严重的困难。然而事实是，苏俄居民中的特权集团和工人群众——“专政的栋梁”——之间出现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培育滋长不满情绪。

工人群众都看得到，苏维埃官员和有办法的人是怎样生活的，而他们自己又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不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吗？他们不能不想到，在革命时期，车间工人的生活和健康是最不受重视的；在革命之前生活条件多少还过得去的地方，这些条件现在仍由工厂委员会保存下来了，可是在原来没有工厂委员会的地方，到处都是潮湿、乌烟瘴气、毒害和摧残工人的健康，这种情况现在依旧未变。“我们还谈不到这个问题；请看吧，军事前线还存在呢。”可是凡属苏维埃机关占用的房屋需要修理的话，材料和劳力便都能找到。假如我们要在还有劳动群众住着或在那里劳动的棚屋里安顿专家或从事同外国资本家进行商业交易方面的有办法的人员时，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他们就会吼叫起来，于是必须调动整个住房部门，来纠正“这混乱情况”，因为这有碍于我们的专家们的工作效率。

工人反对派的任务在于，把改进工人的命运以及工人的其它一些次要的要求，纳入总的经济政策中去。除非工人的生活能够在新的共产主义基础上加以组织，否则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提高的。

在这方面，越是着手计划得少(我暂且不谈做得少)，则误会和隔阂就越深，领导和工人之间的互不信任程度就越大。他们的要求、需要和愿望是不一致的，感受也不会相同。领导人是一回事，而我们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许领导人对管理国家确实懂得多一些，但他们却不理解我们的需要、我们在车间的生活及其需求和当务之急；他们既不明白也不理解。从这种推断看来，理所当然地就会倾向于工会，结果就抛弃了党。“本来他们也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可是一当他们进入了中央部门，他们就完全脱离了我们；他们就开始生活得两样了；假如说我们有痛苦，那又与他们何干 ？我们的痛苦再也不是他们的痛苦了。”

党从我们的工业机构和工会组织中吸取它们的优秀分子越多，把他们送到前线或送到苏维埃机关去，那末工人群众同党的领导核心之间的直接联系就越减弱。裂痕正在扩大，因此在目前，连党的队伍本身里也显示出这种分裂。工人们通过他们的工人反对派要问一句：我们究竟是什么人 ？我们当真是阶级专政的柱石，或者只不过是驯服的羊群，只是作为他们的垫脚架呢？他们割断了同群众的一切联系，执行他们自己的政策，他们在党的招牌的可靠掩护下，在办工业问题上一点也不考虑我们的意见和创造能力。

无论党的领袖怎样想把工人反对派清除掉，它还是会永远保存那种日益成长的健康的阶级力量的，它注定要把新的生命力注入到经济生活中去，使其复兴，同时也注入共产党，因为这个党已开始枯萎，摇摇欲坠。

可见，造成我党产生危机的原因有三：首先就是俄国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处在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客观条件下(国内战争、国家的经济落后，以及由于长年战争的后果引起的工业彻底崩溃)；第二个原因是我国人口的庞杂成分(七百万工人，以及农民、中间阶级，最后还有前资产阶级、各行各业从业人员，他们影响苏维埃机关的政策，并且钻进党里面)；第三个原因是党对于立刻改善工人生活方面的无所作为（注９），以及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对于承担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弱不经风和无能为力。

那末，工人反对派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它的使命何在呢？

如果说它的使命包括：把所有麻烦问题提到党的面前，把过去只是在群众中引起轻微骚动，并且使一些非党工人更加远离党的问题明摆出来；那末它就可以响亮地无所畏忌地大声向领袖们呼叫：“停停吧，仔细想想!你们要把我们领向哪里去 ？我们没有脱出正轨吗？对党说来糟糕的是，它发现自己失去了专政的基础，党成了孤家寡人，而工人阶级也被抛在一边。革命的最大危险就在这里。”

处于当前的危机下，党的任务在于大胆地正视错误，并且倾听广大工人群众健康的阶级呼声。通过这个上升的阶级的创造力，通过产业工会的形式，我们将会走向国家的复兴和创造性力量的发展；走向清洗阶级异己分子，使党本身纯洁化；走向改正党的活动，办法是恢复党内民主、自由发表意见和展开批评。

在上一章简短扼要的概述中，我们已经阐明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我党内部引起了危机。现在我们要澄清在我党领袖和工人反对派之间最重要的争论之点是什么。不外有两点，其一是在国民经济重建时期，工会所起的作用和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生产组织问题，其次则是群众的自我能动性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在党和苏维埃内部的官僚主义问题。

现在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那不过是从第一个问题演绎出来的结果。在党内“提出种种提纲”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在我们面前，我们发现有六种不同的纲领，即六种党内思潮。以前我党从未看见过在思潮方面存在着如此花样繁多和如此细微的差别，而且党内思想在同一问题上的构想也从未如此丰富。因此，显而易见，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正是这样。整个争论问题归结于一个基本问题，即应该由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经济，以及它将如何实现？这就是我们的纲领的实质所在，是我们的纲领的核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相比，不相上下。只有所谓政治上的(民主)集中派的（注１０）布勃诺夫集团才会如此近视，以致低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说什么：“关于工会问题，在目前没有任何重要性，而且也不构成任何理论上的困难。”

可是，这个问题却使党深深激动不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我们将朝着什么方向转动历史车轮，我们要把它倒转呢，还是把它推向前进呢？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都不能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置身于局外，这也是很自然的。结果，就出现了六个不同的集团。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差别细微的这些集团的所有提纲，那末就会发现，在基本问题上，也就是说，在应该由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经济和在新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问题上，只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在工人反对派的原则声明中所提出和阐述的观点；另一种是把所有其余集团统一起来的观点，这些集团只在细节上存在着差别，而在实质上却是一致的。

工人反对派究竟提出什么主张呢？而所有其余集团又如何理解工会所应起的作用呢？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如何理解产业工会在目前所应起的作用呢？“我们相信，我国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只有在改变人民经济整个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引自12月30日施略普尼柯夫的报告。)请同志们注意“只有在改变人民经济整个管理制度的情况下”一语。它意味着什么呢 ？报告继续说：“争论的基本点是围绕着下面这一问题进行的，即在转变时期，我们共产党用什么手段来贯彻它的经济政策，是通过组织在自己的阶级工会里的工人来贯彻呢，还是用官僚主义手段，即通过高踞于工人之上、由上级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贯彻呢 ？”争论的基本点就在于，究竟我们是要通过工人来实现共产主义呢，还是假借高踞于工人之上的苏维埃官员之手来实现呢？同志们，让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能否依靠其它阶级的后代之手及其创造力达成并建设共产主义经济 ？这些人可都惯于墨守陈规。假如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研究科学的人来开始思考问题，那末，我们就将毫不含糊地干脆回答：“不行!”

争论的根源和危机的原因在于下面这一推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事务人员”、技术人员、专家和经理，在对待劳工的方式方法方面，能够突然从他们的传统观念束缚下把自己解脱出来——他们在长年为资本效劳的过程中，使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地扎进了他们的血肉——，从而能够具备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和刺激劳动的新形式的能力。

这样推论就是忘记了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那就是，几个个别的天才人物是不能改变一种生产制度的，而一个阶级的需要才能改变它。

请稍微设想一下，在从建筑在强制劳动基础上的封建制度，转向在工业中使用所谓自由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这一过渡时期中，资产阶级当时缺乏组织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经验，势必要聘请封建庄园的所有聪明、机警和有经验的管事人，尽管这种人一直习惯于对付唯命是从的牛马般的奴隶，可是仍被委以在新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组织生产的重任。结果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这些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依靠皮鞭去增加劳动生产率的行家们，能够成功地对付一个“自由”但是挨饿的无产者——从非自愿劳动的灾难中把自己解脱出来，并且成为一个士兵或打零工的无产者——吗 ？这些“行家们”不会完全破坏新生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吗？牛马般的奴隶的个别监工，个别的旧地主，以及这些地主的管事人，是能够使自己适应于新的生产方式的，但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创造者和建设者，并不是从这些人的行列中招募来的。

阶级本能在头一批资本主义企业所有者的耳边窃窃私语：在寻求新方式方法以建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方面，与其采用已被摒弃的旧制度的过时而无用的剥削劳动的方法，不如把步子放慢些，还是利用常识而不利用经验为好。阶级本能非常有道理地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第一批资本家说：你们必须应用另一种刺激来代替昔日监工的鞭子，必须对面临失业和穷困的工人，利用他们的竞争和个人欲望。于是掌握了这种新的劳动刺激的资本家，把“自由”雇佣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到一个高水平，为促进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非常高明地利用这种刺激。

五个世纪以前，资产阶级曾小心翼翼地听从他们阶级本能的指使。他们更加信赖他们的普通常识，而不依靠在旧的封建庄园组织生产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的经验。正如历史所显示的，这些资产阶级完全正确。

我们握有一个强大的武器，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最短捷径，减少前进道路上的艰难困苦，并且更迅速地实现新的生产制度——共产主义。

这个武器就是唯物史观。可是，我们不但不去运用它，不按照历史去扩展我们的经验和矫正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反而准备把这个武器丢在一边，并且沿着盲目经验和障碍重重的弯路走下去。

不论我们的经济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我们也毫无理由绝望到这种极端的程度，因为绝望只能难住走投无路的资本主义政府；他们在耗尽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创造性刺激之后，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多灾多难的俄国而言，自从十月革命以来，经济创造方面开辟了新的空前来有的机会，同时开创和发展了史无前例的新的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因此，根本没有绝望的余地。

唯一必要的是，不是乞灵于过去，而是相反地，对未来的创造力赋予完全的自由。这就是工人反对派正在作的。谁能成为共产主义经济的创造者和建设者呢？答案是，不是过去的个别天才人物，而是与新的发展中的经过痛苦产生的生产方式——这是一种生产效率更高和更完善的经济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那个阶级。哪个机构能找出解决在组织新经济及其生产方面所存在的创造性问题呢 ？是纯粹的阶级产业工会，还是呢？工人反对派认为，只有前者，即只有工人集体才能作到这点，而那个例行公事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成分复杂的集体是作不到这点的，这个集体是由旧的资本主义类型分子组成的大杂烩，他们脑子里塞满了资本主义陈规陋矩的垃圾。

“必须吸引现在对经济机构处于被动、辅助地位的工人工会积极参加整个经济结构的管理”(《工人反对派提纲》)。要寻求、探索和创造新的和更完善的经济形式，要找到对劳动生产率的新刺激，所有这一切，只有与新的生产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工人集体才能作得到；只有他们才能够从他们每日的经验中得出一定的理论上的结论，这种结论，在最初一瞥之下，只不过具有实践的重要性而已，可是在一个新的劳动国家里在对待劳动力方面，它却是非常有价值的理论上的结论，因为在这里，困苦，贫穷、失业以及劳动市场上的竞争，不再构成对劳动的刺激了。

寻找一种刺激因素，即寻找一种对劳动的刺激，这是站在共产主义门槛上的工人阶级的最伟大的任务。可是，没有别的任何阶级，而只有工人阶级本身以其阶级集体的形式，才能够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正如产业工会所提议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对工人，也就是说，对只有它才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创建者的阶级，在下列各方面给以完全的自由，即在有关实验、阶级培训、调整和寻求新生产方式，以及在他们的创造能力的表现和发展方面，给以完全的自由。这是工人反对派在处理这个困难问题时的解决方法，从这个方法演出工人反对派提纲的最本质的一点，即“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工人反对派提纲》——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187页：《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译者)这一点确保阶级创造能力的表现自由，而不受官僚主义机器的限制和被它弄得残缺不全，这种官僚主义机器充满着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管理的老一套精神。工人反对派依靠自己阶级、即工人的创造力。从这个前提演绎出纲领的其余部分。

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工人反对派开始与党的领袖们所遵循的路线分道扬镳了。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经济创造能力方面)，是我党领袖们所签署的提纲的全部真髓。他们不相信，在技术上未经训练的工人的粗糙的手能够创造出经济形式的基本轮廓。这种经济形式在时间的推移中将发展成为和谐的共产主义生产制度。

对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所有这些人来说，生产似乎是这样一种“微妙的东西”，以致若不借助于“经理们”之力，就不可能干下去。首先，我们要“培养”工人，“教会他们”，只有在他们成长起来时，我们才可以从他们当中撤走所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老师，并且让产业工会管理生产。归根结蒂，下面这一事实是意味深长的，即党的领袖们所撰写的一切提纲，在一个具有实质性的特征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目前我们还不打算把生产的监督管理权交给工会；目前我们“还要等待”。为什么在目前就不能把工业经营交托给工人呢 ？在阐明其理由方面，托洛茨基、列宁、季诺维也夫，以及布哈林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的，这也是事实。但是，他们全都一致同意，正是在目前，必须由一个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官僚主义制度凌驾于工人之上进行生产管理。

在这一点上，我党的所有领袖是完全一致的。在“十人提纲”（注１１）里强调主张，目前工会工作的重心必须转移到工业经济方面。按照工人的产业活动建立起来的、作为工人的阶级组织的工会，必须在生产组织方面担负起“主要工作”。“主要工作”是一个过于笼统的用语，它容许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看起来，“十人提纲”比起托洛茨基的集中制（注１２），在经营工业方面，对工会赋予更大的余地。加之，“十人提纲”进一步阐明了他们在工会“主要工作”一语上的意义。那就是，“最积极地参加调整生产，管理、登记和分配劳动力，组织城乡交流的核心工作，进行反怠工的斗争，以及执行关于各种强制劳动义务的法令，等等。”如此而已。比工会一直在作的，并没有什么新的和更丰富的内容，它既不能解救我们的生产，也不能帮助解决基本问题——提高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

为了澄清下面这一事实，即“十人提纲”并没有给工会以任何领导职能，而只指派它在生产管理中充当一个配角，纲领的作者们说：“经过一个发展阶段(不是现在，而是经过一个发展阶段)，工会在它的社会革命进程中应该成为社会权力机关，作为其它组织的下级进行工作，向实现经济生活的新组织原则迈进。”这样一来，他们的意思就是，工会必须作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的下级进行工作。

那末，这和托洛茨基提出的“通过成长而结合”（注１３）有什么区别呢？仅仅在方法上有所区别而已。“十人提纲”着重强调工会的教育性质。他们向工会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在组织、工业和教育范围内的。作为英明的政治家的我党领袖们突然把自己变成了“教师”。

这个特殊的争论并不是围绕着工业管理制度进行的，主要是围绕着培养群众的制度而进行的；事实上，当人们开始翻阅我们的杰出领袖们所作的讲演和速记记录时，人们就会由于他们出乎意料地表现出教师的倾向而感到大吃一惊。提纲的每一个作者都提出了最完善的培养群众的制度，但是所有这些“教育”制度都缺乏关于实验自由、培训和受教育者表现创造力方面的条款；在这方面，我们所有的教师们，也都落后于时间。

麻烦的是，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它人不是把工会的职能限定在管理生产或接管工业上，而是仅仅把它局限于培养群众的学校上。在讨论中，对于我们的一些同志来说，似乎托洛茨基赞成“国家逐步吸收工会”——不是猛然一下子吸收，而是逐步吸收，并且也象我们的纲领里所表达的那样，他想要为工会保留最终监督管理生产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当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所代表的集团反对由“国家吸收”，而认为工会活动的目的和工会的问题在于“培养共产主义”的时候，乍看起来好象是把托洛茨基和工人反对派放在共同的立场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大声疾呼：“粗糙工作需要工会”(12月30日报告第22页)。托洛茨基他自己似乎对工会的任务稍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工会最重要的工作在于组织生产。在这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他说：“由于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所以它就不应该是进行一般宣传的(因为在这种场合，就会起俱乐部的作用)，不是动员其成员从事军事工作，或从事征收生产税的工作，而是要在其成员参加生产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全面教育的一种学校。”(12月30日托洛茨基的报告)当他这样说时，他也是正确的。所有这些都是确切的，但是有一个严重的漏洞，即，。

阶级的创造性被忽视了。托洛茨基用“真正的生产组织者”的积极性，即用工会内部的共产党人来代替它(12月30日托洛茨基的报告)。什么样的共产党人呢？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就是党派到工会担任负责职务的那些共产党人，派遣这些人的理由往往完全不是从工会的工业和经济问题的角度来考虑的。托洛茨基是很坦率的。他不相信工人已准备好创建共产主义，可是却历尽艰苦地去探索、碰壁而仍要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他坦率而公开地表明了这点。他已经实施了他对群众的“俱乐部教育”制度，培训他们在中央铁路管理总局里充当“主人翁”的角色（注１４）。在那里采用的教育群众的所有方法，都是我们的传统的师傅对徒弟所实行的方法。诚然，用鞋揎子在脑袋上敲打，并不能把一个徒弟从他成为一个师傅之后，就变为一个成功的掌柜的。可是，只要工头师傅的棍子在他的头上摇晃，他就会埋头工作和生产。

依照托洛茨基的看法，这就是把中心要点“从政治转移到工业问题”的全部实质。任务的整个关键在于千方百计地，哪怕是暂时地提高生产率。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工会的全部培训过程也必须遵循这个目的。

可是，列宁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与托洛茨基的意见不同。他们是“一种近代思潮”的“教育家”。他们屡次提出，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共产主义学校”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严格地对待这个定义，那末，它就意味着，在共产主义学校里首先必须是教学和培养，而不是命令(这种对托洛茨基观点的暗示赢得了喝采)。季诺维也夫进一步补充说：为了无产阶级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工会正在履行一个伟大的任务。这是工会所应起的基本作用。可是，现在我们忘了这点，反而认为我们可以非常轻率地、非常粗暴地、非常严酷地处理工会问题。

有必要记住，这些组织有它们自己的种种特殊任务——不是命令、监督或指挥的任务，而是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件事，那就是把工人群众吸引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渠道里来。这样一来，托洛茨基老师在他的培养群众制度方面就走得太远了。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他自己又提议什么呢 ？他提议在工会内部传授关于共产主义的初步课程，“向他们(群众)传授无产阶级运动基本原理。”怎样传授呢？“通过实际经验，通过实际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正如工人反对派所期望的)吗 ？”完全不是。季诺维也夫—列宁集团偏爱通过阅读、列举道德格言和精心选定的好人好事来进行教育的方法。共产党人与工人的数目对比是，共产党人50万，工人700万。遗憾的是，在这50万共产党人当中，有许多却是“异己分子”，是从其它各界进来的迷途者。

按照列宁同志的说法，党已经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吸收到党内，而最优秀的共产党人正在与苏维埃经济机关的专家们合作，在他们的试验室里刻苦地寻求共产主义生产的新方式。现在，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或其它核心的“好老师”的照顾下进行工作的这些共产党人，即这些彼得和约翰（彼得和约翰(Peter and John)，是基督教创始者耶稣的大弟子，使徒彼得是第一大弟子，约翰是十二使徒之一。——译者），确实是最好的学生，但工会里的工人群众必须效法这些示范的彼得和约翰，向他们学习一些东西，却不许工人群众亲自动手触动控制的舵轮，因为他们还没有学到家，所以还为时过早。

按照列宁的看法，工会——即工人阶级组织——不是共产主义人民经济形式的创建者，因为它仅仅是承担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一种联系作用，“工会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阶级的群众……”(《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2卷第3页。——译者)等等。

这不是托洛茨基的“俱乐部制度”，不是一个中世纪的教育制度。这是以学习样板为基础的弗吕贝尔—佩斯塔罗基的日耳曼制度（注１５）。不许工会在工业方面作任何举足轻重的事，而只许它去说服群众，使群众与先锋队，即与党保持联系。(记住这点!)这个党并不是作为一个集体来组织生产，而仅仅是创建一个成分复杂的苏维埃经济机构，并向这个机构委派共产党人。

哪一种制度比较好呢？这是问题所在。托洛茨基的制度，无论在其它方面是什么样子，它是比较明确的，因此，它是更为真实的。靠读书学习，学习好心肠的彼得和约翰的范例，人们是不可能从这种教育中获益太多的。必须记住这点，并且要牢牢记住。

布哈林集团站在中间立场，或者不如说它试图把两种培养制度调和起来。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办法还是不承认工会在工业中的独立创造性原则的。布哈林集团的意思是，工会起着双重作用(在他的提纲中是这样宣称的)；一方面，它(显然是就“作用”而言)承担“共产主义学校”的职能，而在另一方面，它承担党与群众之间的中间人的职能(这是从列宁集团引用来的)，换句话说，它起着把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纳入积极的生活中去的一台机器的作用(同志们请注意“纳入积极的生活中去”，而不是“纳入创造一个新经济形式、探索新生产方式中去)。除此以外，他们(显然这是指工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必须成为经济机器和国家当局二者的组成部分。这是从托洛茨基的“结合起来”脱胎而来的。

争论并不是围绕工会问题进行的，而是围绕通过工会教育群众的教育方法进行的。托洛茨基维护，或者倒不如说曾经维护这样一种制度，即借助于在铁路工人当中所推行的制度，就可以向有组织的工人灌输共产主义的恢复经济的智慧，并且通过“委派大员”、“整顿调整”和按照“突击制度”涌现出的形形色色的新奇办法，就能够改造工会，因而工会便可以逐渐与苏维埃经济机构结合起来，并且成为实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制定的经济计划的驯服工具。

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并不急于把工会结合到苏维埃经济机器上去。他们说，工会应该始终是工会。至于谈到生产，那将由挑选的人来经营管理。当工会培养出一些驯服勤劳的彼得和约翰时，我们就把他们“输入”到苏维埃经济机构里去，这样工会就将逐渐消失、解体。

我们让苏维埃官僚主义机构来创建一种国民经济的新形式；至于对工会，我们让它担任“学校”的角色。教育、教育、再教育。这就是列宁—季诺维也夫的口号。然而，布哈林却想要“依靠”工会教育制度的激进主义。怪不得列宁要驳斥他，同时给他一个绰号“西米迪柯穆派”(Simidicomist)。布哈林及其集团在强调工会在现时政治形势下发挥教育作用的同时，还赞成在工会内部的最彻底的工人民主，赞成给予工会广泛的选举权——不仅仅是赞成一般适用的选举原则，而是赞成对于由工会提名的代表进行无条件选举。请看，该多么民主!要不是还有一点差别的话，这就带有纯粹工人反对派本身的气味了。工人反对派指望工会里能出共产主义经济的管理人和创造者，可是布哈林与列宁以及托洛茨基，都只让工会担任“共产主义学校”的角色，此外什么都没有了。布哈林为什么不在选举原则上作文章呢 ？大家都知道，这对于工业经营制度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事实上，管理工业是工会可望而不可及的，它仍掌握在苏维埃机关的手里。布哈林叫我们想起了那些通过“书本”按照老方法教学的冬烘先生们。“你们只能学那么多，到此为止”，同时却在组织跳舞、文娱等方面鼓励学生们的“自我能动性”。

两种制度（注１６）就这样和谐地共处起来了，并且彼此一致起来了。但是一切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又是什么呢？这些折衷主义教师的学生将履行什么义务呢？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如果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注１７）全然不赞成这种“折衷主义异端”的教育会议的话，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地位就真的危险了。

无论如何，没有必要低估我们的领导同志关于工会的教育方法。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他们全都认识到，在教育这件事上，群众的“自我能动性”，并不是一个最小的因素。所以他们在探索这样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在毫不危害现行的管理工业的官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工会可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经济创造力。群众能够表现他们的自我能动性以及表现他们“参加积极的生活”(根据布哈林的说法)的最无害的领域在于改善工人命运。工人反对派对这个问题给予很大的注意，然而它知道，阶级创造的基本领域在于创造新的工业经济形式。改善工人的命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认为，必须由苏维埃机关来创造和调整生产，而工会则被指定去执行改善工人命运这一颇有局限性但仍属有益的工作。例如，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服装分配是工会的“经济作用”，并解释说：“没有别的问题比这种经济问题更为重要的了；现在在彼得格勒修复一座澡堂，比作五次精彩报告重要十倍。”

这是什么货色呢？这是一个天真的错误观点，还是有意识地用家政、家务等局部任务取代在生产和发展创造力方面的有组织的创造性任务呢？托洛茨基以稍微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很慷慨地向工会建议，在经济领域里发展可能的最大积极性。

但是这种积极性应该在什么地方来表现自己呢？在于给橱窗“镶玻璃”，或者把工厂前面的水塘填平(引自托洛茨基在矿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托洛茨基同志，可怜可怜我们吧!因为这仅仅是属于整理内务的范围，如果你打算把工会的创造性降低到这样一种程度，那末工会就不成其为共产主义学校了，而变成培训打杂工的场所了。事实上托洛茨基试图扩大“群众的自我能动性”范围，其方法是不让他们参加到一个独立自主的改善工人命运的工作中去(只有“发疯的”工人反对派才走得那么远)，而是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接受训令。

每逢决定一个涉及到工人的问题的时候，例如，象有关食物分配或劳动力分配这样的问题，工会必须要确切了解的(不是亲自参与其事，而只是了解)，不是市民的一般情况，而是要彻底了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正在作的全部日常工作(12月30日的讲话)。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老师们不仅强令工会“执行”计划，而且他们还要“对其学生解说他们的训令”。与现在在铁路方面所实行的制度相比，这已经是前进一步了。

不过对每个会思考的工人来说，显然，镶玻璃即使真有用处，但是这和经营工业毫无共同之处；在这项工作中不能表现出生产力及其发展。真正重要的问题仍然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消灭非生产劳动，应该如何去发展生产力，如何建立这样一个使新生活和生产一致起来的经济状况。党可以培养一个红军战士，一个政治工作者，或者是一个执行既定方案的行政工作者，但是它不能培养一个共产主义经济的创建者，因为只有工会才能提供沿着新路线发展创造力的机会。

何况这并不是党的任务。党的任务是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对以共同的经济实用目的联合起来的工人群众提供自由。这样工人就能培养出工人创建者，找到新的工作刺激，能够制定出一个利用劳动力的新制度，并且可以知道，为了重建社会而如何分配工人，从而便能创造出一个建筑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种种事物的新经济秩序。照工人看来，只有他们才能产生组织劳动和经营工业的新方法。

这是一个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我党的领袖们却和我们意见不同。为什么呢？正因为他们较多地依靠身为过去余孽的官僚主义的技术人员，而较少地依靠工人阶级健康而自然的阶级创造性。在每一个其它领域里，譬如无论是在教育事业方面、发展科学、组织军队和关怀公共卫生方面，关于应该由谁来掌握的问题，是由工人集体来掌握，还是由官僚主义专家来掌握，我们也许踌躇不决；但是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在经济方面，在这里应该由谁来掌握的问题，对于每一个没有忘掉历史的人，是很简单而清楚的。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深知，一个国家的工业重建和发展创造力，有赖于两个因素，即技术的发展，以及用提高生产率和寻求新劳动刺激的方法来有效地组织劳动。纵观人类存在的全部历史，在经济发展由较低阶段到较高阶段的每一个转变时期，这一点一直是正确的。

在一个劳工共和国里，以技术来发展生产力，比起第二个因素来，即比起有效地组织劳动和创造一个新经济制度来说，是起着次要作用的。如果在人民经济和生产的基础和组织制度方面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即使苏维埃俄国成功地完全实现了它的全国电气化计划，也只不过在发展方面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已。

诚然，在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和建立起一个新生产制度方面，俄国劳动阶级处在非常有利的形势之中，这种形势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使它具有把所有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的机会。在社会主义俄国，作为一种劳动刺激的失业现象已经消除，因此对于已经从资本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工人阶级，在寻求新劳动刺激和创造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生产方式方面，开辟了说出自己的崭新的创造性语言的可能性。

可是在这方面，谁能够发展必要的创造性和满腔的热情呢？是官僚主义分子、苏维埃机关的首长们，还是产业工会呢？工会会员在他们车间里在改组工人的经验方面，发现创造性的、有用的实际方法，这些方法能够在改组整个人民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加以采用。工人反对派坚持管理人民经济是工会的本分，因此它在理论上比有造诣的领袖们，更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

“工人反对派”并没有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不考虑技术和受过训练的各种力量的巨大作用。因此，它并没有打算在生产者代表大会选出管理国民经济机关后，就去解散各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总局和中央管委会。不，它只是要让这些必不可少的有技术价值的中央管委会服从自己的领导，并且向他们提出理论上的任务，象过去工厂主利用技术专家的力量那样来利用它们。(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191—192页。——译者)专家的确能够在发展工业方面作出有价值的工作；他们能够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象科学对每个新兴的和发展中的阶级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他们是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但是资产阶级专家们即使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在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里发展生产力方面，他们在体力上仍是软弱无力的，并且在精神上也是太脆弱了；在发现新劳动组织方法，和发展加强劳动的新刺激方面，也是这样。在这些方面，最后发言权属于工人阶级，属于产业工会。

已经到达由中世纪通往现代的门槛的新兴资产阶级，在进入与衰亡的封建主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时候，它并不具有任何超越封建主的技术优点。商人——第一批资本家——被迫从工匠或师傅那里购买商品，后者用手锉、小刀和原始纺锤为他们的地主“老爷”和外界商人生产货物，他们和这种商人保持着一种“自由”贸易协议。封建经济一经在组织方面达到顶点，就停止提供剩余产品，于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便开始下降，人类面临着两个抉择：或者是经济衰退，或者是寻求新的劳动刺激，最终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制度。这种新经济制度将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范围，并且为发展生产力开创新的可能性。

谁能够在工业改组方面找到和推行新方法呢？正是那些没有受到以前的陈规陋矩束缚的阶级代表，他们懂得，在一个牛马般奴隶手里的纺锤和刀子，比起在出于经济需求这种刺激推动的、据称是自由雇佣的工人手里，其所生产的产品，少得无可比拟。

这样一来，找到了基本劳动刺激所在的新兴资产阶级，便在它的上面建立起一个独树一帜的复杂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技术人员只是在很久以后才来协助资本家，其基础则是新的劳动组织制度， 以及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建立起来的新关系。

在今天看来，情况也确是这样。从来没有一个深染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陈规陋矩的专家或技术人员，在劳动组织方面，在创建和调整共产主义经济方面，能够引进任何新的创造动力和激发革新。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工人集体。工人反对派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在党的面前坦率而公开地提出了这一无比重要的问题。

列宁同志认为，我们能够依靠党在经济领域贯彻共产主义计划。确是这样吗？首先，让我们想一想党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根据列宁同志的说法，“党把工人中的先锋队吸收到自己队伍里来”；然后把他们分散到各个苏维埃机构里去(只有一部分先锋队回到工会里，可是在工会里，共产党人被剥夺了领导和建设国民经济的机会)。这些训练有素的、忠诚的，而且或许是有天才的共产党人经济工作者，在各种总的经济机构里逐渐分解和腐败下去。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这些同志的影响就削弱了、败坏了，或者完全消失了。

至于工会，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在那里，阶级气氛更浓，力量的组成成分更为单一，集体所面临的任务与生产者本身，与工厂和车间委员会成员，与工厂管理和工会核心方面的当前生活和劳动需要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和为了提高生产率而进行的对生产方式和新劳动刺激的研究，只有这种自然的阶级集体的胸中才能激发出来。只有阶级先锋队才能够创造变革，但是只有整个阶级通过日常经验和它的基本阶级集体，才能够创造出来。

任何一个不相信阶级集体——工会才能最全面地代表这个集体——的基本精神的人，必定会抹杀共产主义社会改造。无论是克列斯廷斯基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注１９），或者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通过他们的党机器，把那些有能力为新生产制度寻求和指出新途径的工人推到最前列方面，都不能说没有错误。这类工人只能由实际从事生产并同时组织生产的那些工人队伍的生活经验本身产生出来。

尽管如此，这件事对于每个重实际的人都非常简单而清楚，却为我们党的领袖们所忽视。共产主义是不能用命令来实现的。只能在实际探索的过程中来解决，也许还要累犯错误，但是只能用工人阶级本身的创造力来解决。

在我党领袖和工人反对派之间发生的主要争论之点是：我党将信赖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经济——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全部官僚主义分支机构还是产业工会呢？托洛茨基同志想把工会“结合”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去，这样就可以假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手，把工会吞掉。另外一方面，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却想把工人群众教育到具有这样的共产主义认识水平，以致他们能够无痛苦地被溶入上述同一苏维埃机构里去。布哈林和其它派系表明了本质上相同的观点，差别仅仅在于他们的提法不同而已；其实质是一样的。只有工人反对派表明了某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在创造和实现其任务的过程本身中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在当前的过渡时期，工人共和国经济行政机构必须是由生产者自己直接选举的机构。所有其余管理经济的苏维埃机构仅仅充当工人共和国最重要的经济机构的经济政策的执行中心。一切其它办法都清楚地表明对工人创造力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与我党所声明的理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党的真正力量的来源，是无产阶级永无休止的创造精神。

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党代表大会上，除了工人反对派唯一的例外，其它各种不同经济改革的倡议者通过互相妥协和让步将达成一个共同谅解，是毫不足奇的，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争论。

“工人反对派”不应当并且也不能够让步。但是并不是“号召分裂”。完全不是这样的。它有另外的任务。甚至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它也要留在党内，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以便挽救党和纠正党的路线。(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190页：《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译者)

这里简明扼要地再说一遍：工人反对派所希望的究竟是什么呢？

(一)建立一个由工人——生产者本身——组成的管理国民经济的机构。

(二)为了这个目的，即为了使工会在对经济机构的关系上，由消极辅助作用转为积极参加和显示其创造积极性的作用，工人反对派提出一系列初步措施，以便有条不紊地逐渐实现这个目的。

(三)在全俄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建立成为能够作好充分准备以担负起任务的这样一种工会之前，不把工业管理的职权转到工会手里。

(四)所有经济管理人员的委派必须经工会同意办理。工会提名的所有候选人不得更换。工会委派的所有负责人员对工会负责，并可由工会召回。

(五)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提议，必须在工会里加强会员群众核心，以便工厂和车间委员会准备经管工业。

(六)为了实现把公共经济的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一个机构里(排除现存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双重性)，必须创造一个统一意志，它将使计划便于执行，和实现共产主义生产制度。这是工团主义吗 ？不是的。相反地，这正是和我党党纲中所载明的一样，那末其余同志所签署的诸原则要点可不是正在背离党纲吗？

要官僚主义还是要群众的自我能动性？这是我党领袖和工人反对派之间争论的第二点。官僚主义的问题被提出来了，但是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只进行了肤浅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正象在关于工会应起的作用及其问题一样，讨论转移到一个错误的渠道。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比从表面上看来，更具有根本性。问题的实质是：在为共产主义创造经济基础期间，在一个工人共和国里什么样的行政制度能够为阶级创造力保证更大的自由——是官僚主义的国家制度呢，还是工人群众广泛的实际自我能动性的制度呢 ？问题是关于行政制度的，并在两个截然相反的原则之间发生了争论：要官僚主义，还是要自我能动性？可是他们却试图把这个问题缩小到仅仅关于“怎样活跃苏维埃机构”的方法问题范围里去。在这里我们觉察到，讨论的主题被偷换了，就象在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有必要明确而清楚地说明，半截子措施，在中央机关、地方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改变，以及其它诸如关于负责官员的微小的非实质性的改革，或者把共产党人纳入苏维埃机构里，在这里，这些共产党人受到现行的官僚主义制度的所有恶劣影响的支配，并且在以前的资产阶级分子当中瓦解，这些都不会给苏维埃机构带来“民主化”或带来生命。

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在苏维埃俄国，每个儿童都懂得，关键问题是把工人、农民和其它人等广大劳动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复兴工作里来，并相应地改变生活条件；换句话说，任务是明确的：唤醒群众的积极性和自我能动性；但是为了鼓舞和发展那种积极性，我们正在作些什么呢 ？恰恰相反，什么也没有作。确实在每次会议上，我们都号召男女工人们“创造一种新生活，建立并协助苏维埃当局”，但是当群众或各个工人小组刚一认真地要照我们的号召去做的时候，一些官僚主义机构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就急急忙忙对过分热心的积极分子泼冷水。

每个同志都能够很容易地回忆起几十件事例，如工人们自己打算组织食堂、日间托儿所、运输木材，等等，又如企业里要举办一项鼓舞人心的当前福利措施，每次都被官僚主义弄得石沉大海，与各种各样的机构进行无休止的交涉，但毫无结果，或者是拒绝，或者是要求新的条件，等等。当群众在自己的推动下——群众以他们自己的努力——无论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机会去筹备一个食堂、贮备供应木材，或者组织一个托儿所时，中央机构总是一而再地加以拒绝，并附带解释说，没有食堂用具，缺乏马匹运送木材，没有一座适于托儿所的房子。当男女工人们明白了并且懂得，要是他们有权并有机会采取行动的话，他们自己就会把计划付诸实施时，这在他们当中该激起多么大的痛苦!当他们收到拒付必需材料通知时，他们该多么伤心!况且材料已经由工人自己找到并弄来了。因此，积极性受到了挫伤，干劲正在消失。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让当官的自己来照顾我们吧”!结果出现了一种最有害的分野：我们是劳动人民，他们是苏维埃官员，事事都以他们为转移。这就是整个麻烦之所在。

与此同时，我党领袖们在作些什么呢？他们是否试图找出毛病的原因，并公开承认，通过苏维埃而付诸实施的现行制度本身，虽然是打算鼓舞群众积极性的，却使群众陷于瘫痪和麻木不仁呢 ？没有，我党领袖们并没有作任何这样的事。恰恰相反，我党领袖们不但不去寻求激励群众积极性的手段，这种积极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会适应我们的灵活的苏维埃机构，他们反而突然以官僚主义辩护土和卫道士的姿态站了出来。许许多多同志仿效托洛茨基的榜样，重复他的话说：“我们感到痛苦的并不是因为采用了官僚主义的阴暗面，相反地却是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会它的好的一面。”(托洛茨基：《论一个共同计划》（注２０）)。

事实上，官僚主义是群众自我能动性的直接否定，因此任何人，只要他接受吸引群众积极参加管理公务这一原则，把它作为工人共和国新制度的基础，他就不能去寻找官僚主义的好的或坏的一面，而应该公开地、坚决地摒弃这种无用的制度。官僚主义，并不是象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试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我们穷困的产物，也不是象其它人所断定的那样，是导源于军阀主义的对上级“盲目服从”的反映。这种现象有一个更深远的原因。这就是那说明我们对工会的两面兼顾的政策的同一原因的一种副产品：那些不仅在精神上敌视共产主义，而且同样也敌视工人群众基本愿望的分子在苏维埃机构里日益增长的影响。官僚主义是弥漫到我党以及苏维埃机构的骨髓里的一个祸害，不但工人反对派强调这一事实，而且许多不属于这个集团的善于思考的同志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对积极性的限制，不仅强加在关于非党群众的活动上(这不过是在国内战争压制气氛中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合理情况)，而且党员本身的积极性也受到了限制。每一种独立自主的努力，每一种新构想，经由我们中央一审查，就被认为是“异端”，是违反党纪，是企图侵犯中央的大权，因为中央应该“预见”一切，并对一切的一切“发号施令”。如果对某件事尚未发布命令，那末就必须等待，因为到了时候中央一腾出手来时，就会发布命令。然后，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人们才可以表现他们的“积极性”。如果某些俄国共产党员——例如那些非常喜爱鸟类的共产党员——决定设立一个保护鸟类协会，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这种想法本身似乎是非常有益的，并且无论如何也不是挖“国家计划”的墙脚，但仅仅是似乎如此。出于偶然也许会出现某一个自称对那个特殊事业有管理权的官僚主义机构；那个机构会立即把这个协会“合并”到苏维埃机器里，从而扼杀了直接的积极性；并且会出现代替直接积极性的大量书面命令和规章，这些命令和规章将对其它千百名官员给以足够的工作，并且给邮递和交通带来麻烦。

官僚主义的危害，并不是象有些同志把整个争论局限于“怎样活跃苏维埃机构”时所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仅仅在于繁文缛节，而且也在于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即不是通过公开交换意见，或通过所有有关者的直接努力去解决，而是通过由中央下达的正式决定去解决。这种决定或者是由某一个人，或者是由某一个非常有局限性的集体作出的。在这种场合，当事者往往根本不在场。：。

面对当前过渡时期的混乱所带给工人阶级的日益增长的苦难，官僚主义显得特别软弱无能。唯有有关的工人自己的意气风发的积极性，才能表现出刺激生产力和减轻劳动条件的热情的奇迹，只要他们不是每走一步都受到“批准和命令”的层层限制和压制。

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他们之所以一直是强有力的，就在于他们从不强调运动的速成政策(顺便提一下，机会主义妥协者素来总是遵循这条路线的)，而是经常试图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给他们以锤炼他们的革命意志和发展他们的创造力的机会。工人的积极性对于我们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我们却不给它以发展的机会。

害怕批评和思想自由，与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经常产生出荒谬的形式。

没有思想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就不能有任何自我能动性，因为自我能动性不仅表现在积极性、行动和工作上，而且也表现在独立思考上。我们对阶级能动性不给予任何自由，我们害怕批评，我们已停止依靠群众，因此我们染上了官僚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反对派认为，官僚主义是我们的大敌，是我们的灾难，是对共产党本身未来存在的最大危险。

为了肃清正在苏维埃机构里寻找庇护所的官僚主义，我们首先必须在党本身里面摆脱一切官僚主义。党内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反对官僚主义制度的当前斗争场所。只要党——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一承认群众的自我能动性是我们国家的基础，那末苏维埃机构便将立刻再度自动地成为那种注定要实现共产主义规划的生气勃勃的机构，并且将不再是官僚作风的机构，不再是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的试验室——苏维埃机构迅速地堕落进去的试验室。

那末为了在党内消灭官僚主义，并向党内引进工人民主，我们将作些什么呢？首先我们有必要明了，当我们的领袖们说：“在目前我们同意把缰绳稍微松一下”时，他们是错误的。因为军事前线迫在眉睫的危险不复存在了，但是当我们又感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马上回到党内“军事制度”上来。他们搞错了。因为我们必须牢记，是英雄主义解救了彼得格勒，是英雄主义不止一次地保卫了卢甘斯克(现称伏罗希洛夫格勒——译者)，其它一些中心城市以及整个地区。是红军单独进行保卫的吗 ？不是的；除了红军以外，还有群众自己的英勇的自我能动性和积极性。每个同志都会记得，在最危险的时刻，党总是求救于群众的自我能动性，因为党在群众中看到了解救的铁锚。在危险逼近的时刻，党的纪律和阶级纪律都必须更加严格起来，在执行任务中必须有更大的自我牺牲性和严整性，等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阶级精神的表现和党最近发展起来的“盲目服从”的表现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

工人反对派和莫斯科的一批负责工人一起，以党的复兴和消灭苏维埃机构中官僚主义的名义，要求不仅在当前的喘息时期，而且在国内外形势紧张的时候，充分实现一切民主原则。这是党的复兴和回到纲领原则上的首要和基本条件，在党内异己分子的压力下，党在实践中越来越偏离了这个纲领原则。

工人反对派所坚决主张的要用一切决心来完成的第二个条件是，把所有非无产阶级分子驱逐出党。苏维埃权力越是强大，那末中等阶级，有时甚至是公开的敌对分子，参加党的人数就越多。必须完全、彻底消灭这些分子，而且负责进行这一工作的人，必须考虑下面这一事实，即所有非工人出身的最革命的分子，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入了党。党必须成为一个工人的党，因为只有那样，党才能够用武力消除小资产阶级分子、农民或资本家的忠实奴仆——那些专家——正在对党施加的一切影响。

工人反对派提议，对所有非工人出身的、在1919年以后入党的党员进行登记，并让他们保留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进行申诉的权利，以便他们还可以重新入党。

同时有必要对所有愿意争取回到党内的非工人分子，规定一个“工人身分”，即规定每一个入党申请者，在取得入党资格之前，必须在一般劳动条件下，作一定时期的体力劳动。

党的民主化的第三个决定性步骤是，从行政岗位上淘汰所有非工人阶级分子；换句话说，中央、省、县各级党委会的组成，必须由深切了解工人群众的工人在那里占有多数优势。

与反对派的这一点要求紧密联系的，还有另外一点，即把所有我们党的核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包括省、县委员会在内，从照管例行公事、日常工作的机构转成监督苏维埃政策的机构。

我们已经讲过，党内危机是三种截然不同的相互交叉倾向的直接结果，这三种倾向倚附于三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工人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以及从前的资产阶级分子——即专家、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

这些具有全国范围重要性的问题，迫使地方和中央苏维埃机构，甚至包括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内，都要倾听和适应组成苏维埃俄国人口的这些集团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倾向；结果，总政策的阶级路线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并且丧失了必要的安定。考虑国家利益开始重于考虑工人利益。

为了使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会能坚定地站在我们的阶级政策一边，并且每逢苏维埃政策的一个决定成为一目了然的时候(例如，在处理工会问题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要求我们的所有苏维埃机构遵守秩序，必须立即剥夺在苏维埃机构和共产党核心同时兼任负责职位的这一类负责官员的特权。我们必须记住，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俄国还一直不是社会成分单一的一个整体，相反地，它代表着一个社会成分不同的聚合体，因此，苏维埃当局被迫选择中间立场以调和所有这些利益——有时甚至是敌对利益。

为了使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够成为我们阶级政策的最高指导核心和代表阶级思想的喉舌，并监督苏维埃的具体政策和我们基本纲领的精神的体现，有必要，特别是在中央委员会里，把那些一方面是中央委员，同时又在苏维埃政府里占据高级职位的兼职人数，限制在最小程度。为了这个目的，工人反对派提议建立这样的各级党核心，它们将真正成为监督苏维埃机构的理想机关，并将沿着鲜明的阶级路线指导苏维埃机构的行动。除此以外，为了提高党的活动力，有必要到处贯彻下列措施：各级党核心里实际党员人数，至少三分之一必须永远禁止既当党员，同时又当苏维埃官员。

工人反对派的第四点要求是，党必须转变它的政策，回到选举原则。

委派人员，只能作为例外，才应加以容许。但是近来委派人员已开始作为一种例规流行起来。委派是官僚主义的本来特征，然而现在委派却成为一种普遍的、合法的和公认的日常现象。委派的程序在党内产生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空气，并且由于报答朋友和惩罚敌人，以及我们党内和苏维埃生活中其他为害不小的作法，在破坏党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委派减轻受委派者之辈对群众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因为他们不对群众负责。这种情况使领导和党员群众之间的分野更为突出了。

事实上，每个受委派者是不受任何监督的，因为领导上无法密切地注视他的行动，同时群众又不能叫他汇报，如果在必要时，也不能把他撤职。每个受委派者被一种官僚习气、奴性和盲目服从的空气包围着，这已司空见惯，这些东西感染着所有下级人员，并损害党的威信。委派这种办法完全排斥了集体工作原则；它在培育无人负责现象。必须废除由领导委派的制度，而代之以完全遵循党的路线的选举原则。候选人只有经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选出时才有资格充任行政负责职位。

最后，为了根除官僚主义，并使党更加健康，有必要恢复这种状况，即一切有关党的活动和苏维埃政策的重大问题都提交群众进行讨论，并且只有在讨论之后，再由领导人进行监督。这是党被迫进行秘密工作时——甚至一直到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的状况。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尽管全俄共产党九月代表会议作了种种广泛散播的诺言，但是却完全出乎群众意料地决定了一个与租让问题同等重要的问题。而且仅仅由于在党核心本身内部发生了尖锐的争论，才把对待工会的问题公开提出辩论求得解决。

广泛的宣传，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在党内和在工会会员之间进行批评的权利，这些就是能够制止盛行一时的官僚主义制度的决定性步骤。批评的自由、在党的会议上不同派别有自由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讨论的自由，这些已不再是工人反对派单独的要求了。在群众日益增长的压力下，早在全俄代表会议召开以前，党员群众所要求的整整一系列措施，现在才加以承认并正式公布了。只要阅读一下莫斯科委员会关于党的结构的提议，人们就会由于给党核心正在施加的重大影响而感到兴高采烈。如果没有工人反对派，莫斯科委员会就永远不能采取这样“向左转”的急转弯。但是，我们不应过高评价这种“左倾”，因为那仅仅是对代表大会的一个原则声明而已。象在这些年当中在我党领袖们的决定上所屡次发生过的情况一样，也可能发生把这种激进声明忘却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党核心通常只有在感到群众的推动时，才接受上述声明，但是当生活又重新回到正轨时，决定就被忘掉了。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不是曾经决定把所有入党动机不纯的分子清洗出党，并要求对接受非工人分子入党要谨慎吗？1920年党代表会议曾决定以推荐代替委派的办法，结果情况怎样呢 ？尽管在党内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曾反复通过了决议，可是党内的这种不平等依然存在。至于就迫害那些敢于对来自上级的命令表示异议的同志而论，情况依然如故。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如果这些决议不能付诸执行，那末就有必要消除妨碍其执行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把那些害怕光明正大，害怕在群众面前严肃负责和害怕批评自由的人清洗出党。

非工人出身的党员和那些深受他们影响的工人，是害怕这一切的。通过登记，把所有非无产阶级分子清洗出党，在纳新时加紧控制等等，这还不够。因为还有必要为工人创造入党的机会；有必要简化工人入党手续，在党本身里面创造一种更友爱的气氛，这样工人就会感到自己心情舒畅，他们就不会把党的负责人看作是上级，而看作是更有经验的同志，是准备与工人分享其知识、经验和技能，并认真考虑工人的需要和利益的同志。该有多少同志，特别是青年工人，被逼远离开党 ？其原因正是因为我们以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和严酷无情态度对待他们，表现出不耐心，而不是去教诲他们，不是以共产主义精神去培养他们。

除了官僚主义歪风邪气之外，当官作老爷的邪气也在党内找到了肥沃土壤。假如在我们党内还存在任何同志关系的话，那也只有在党员群众之间还存在这种关系。

党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考虑这个不愉快的现实，并深思下面这个问题：工人反对派为什么坚持平等，取消党内一切特权，并把那些由群众选出来的行政官员置于对群众更严肃负责的情况之下呢？

因此，工人反对派在为了建立党内民主，和消灭一切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现提出三项基本原则：

(一)使所有负责官员对群众负责，沿着全面清洗官僚主义的路线，回复到选举原则。

(二)在党内，一般问题和涉及到个人的问题，都要广泛地公开；对党员群众的呼声要给予更大的注意(由党员群众广泛讨论一切问题，由领导加以总结；准许任何一个党员参加党核心会议，但所讨论的问题要求特别保密时例外)；规定发表意见和表达的自由(不仅在讨论期间给予自由批评的权利，而且对于由不同派系提出的文件，给予动用出版基金的权利)。

(三)使党成为一个工人的党，对那些在党内，同时也在苏维埃机关内担任职务的人，加以严格的限制。

上面最末一项要求特别重要而且是实质性的，其理由是，因为我党不仅必须建设共产主义，并且必须教育群众，使他们准备与世界资本主义作长期斗争，世界资本主义还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新形式。如果作下面这种臆测，那末未免太幼稚了，即在军事战线上击退了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我们就从世界资本新进攻的危险下解脱出来了。可是世界资本正在以迂回方法来攫取苏维埃俄国，渗透到我们的生活里，并且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利用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我们必须严加防范的潜在危险，并且在这里存在着向我党提出的课题：即如何迎击准备完善的敌人，如何在鲜明的阶级问题周围集合一切无产阶级力量(人口中的其它集团总是倾向资本主义的)。我们的领袖们的义务是，为我们的革命历史的这一新篇章进行准备。

只有当我们始终沿着这条路线，不仅把党同苏维埃机关，而且也同工会有效地团结在一起的时候，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最正确的解决。在同工会团结起来的情况下，充实党和工会这两种机构的人员，不仅会使党的政策易于偏离鲜明的阶级路线（英译本原文如此，疑有错；似应为“偏离鲜明的阶级路线……”——译者），而且相反地，还会使党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通过租让和贸易协定所施加的影响——具有更大的免疫力。把中央委员会办成一个工人的中央委员会，就是要创建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在那里，与群众保持联系的基层代表们不甘心于充当“检阅将军”，或充当一个商人的婚礼来宾的角色，而要与工会里广大非党工人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能够制定时代的口号，表达工人的需要和愿望，并沿着阶级路线指引党的政策。

这就是工人反对派的路线。这就是它的历史任务。无论我们党的领袖们怎样冷嘲热讽地加以非难，党仍被迫不得不与这唯一有生命力的积极力量争衡，而且党还必须对这股力量予以注意。

现在尚待解决的问题是：工人反对派是必要的吗？为了世界工人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有必要欢迎工人反对派的组成吗 ？或者说，它是一个对党的战斗力有害的、并且对觉的队伍起破坏作用的、不受欢迎的运动吗？

因此，每个对工人反对派不抱偏见的同志，以及希望开诚布公地探讨问题并分析问题，而不是对公认的权威们随声附和的人，即使从这些简短的概述中也会看到，工人反对派是有益的，并且是必要的。它之所以是有益的，首先是因为它唤醒了沉睡中的思想。在革命的这些年，我们一直是如此不顾一切地忙于我们的紧迫事务，以致我们停止了从政策和理论的立场来评价我们的行动。我们一直忘记了，无产阶级不仅在夺取政治控制权的斗争期间会犯严重错误，并滑向机会主义的泥淖，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特别是当我们在四面八方被资本主义恶浪包围着的时候，并且当苏维埃共和国被迫在资本主义环境下进行活动的时候，这类错误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时刻，我们的领袖们，不仅必须是英明的“有政治家风度的”政治工作者，而且也能领导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沿着阶级一致和阶级创造的路线前进，并且使他们为反对以世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影响来争夺苏维埃共和国的新形式而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准备好!看清楚!沿着阶级路线前进!”我党的口号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是这样提法。

工人反对派把这些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借以作出它的历史性贡献。思想开始活动了，党员开始分析已经作过的事，无论哪里有批评、有分析，哪里有思想活动、有思考，哪里就有生活、有进步，就向未来迈步前进。没有比思想麻木和陈规陋矩的条条框框更为可怕、更为有害的了。我们一直在向陈规陋矩倒退，而且当我们的敌人就要幸灾乐祸地捧腹大笑的时候，如果工人反对派没有使自己进入到新形势里来，那末我们也许会在无意之中脱离通往共产主义的直接的阶级道路。现在这已经是不可能了。代表大会，也就是党，将被迫与工人反对派所表明的观点进行争论，那末或者是妥协，或者是在工人反对派的影响和压力下作出重大让步。

工人反对派的第二个贡献是，它提出了下面这一问题并付诸讨论：究竟应该号召谁来创造新的经济形式呢 ？应该由那些在心理上与过去结合在一起的技术人员、业务人员，以及有共产党人分散于其中的苏维埃官员呢，还是由工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集体呢？

工人反对派说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里很久以前就刊印的话：“共产主义的创立只能是，并且也将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事。共产主义的创立应由工人来承担”。

最后，工人反对派大声疾呼反对官僚主义，并且敢于宣称，官僚主义捆住了工人阶级的自我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翅膀；官僚主义窒息思想，阻碍在寻求新生产途径方面的积极性和实验；一句话，官僚主义阻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发展。

工人反对派提议，以群众的自我能动性制度代替官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我党领袖们甚至在现在还在作让步，并且“承认”，偏离路线对共产主义是有害的，对工人阶级利益是有损无益的(摒弃集中制)。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将对工人反对派作出另外一系列让步。这样，尽管事实上工人反对派只是在几个月以前才作为党内一个小集团出现的，可是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并且已经迫使党的指导核心倾听工人的健康忠告。现在无论对工人反对派有什么样的怒气，可是未来的历史是支持它的（注２１）。

正因为我们相信我党的生命力，所以我们知道，经过一些踌躇、反抗和迂回曲折的政治活动之后，我党最终将再度沿着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基本力量所照亮的途径前进。不会有任何分裂。假如某些集团要离开党，那也不会是组成工人反对派的集团。只有那些企图使我们暂时偏离共产主义纲领精神演变为原则的人才会掉队。这种偏离本来是长期国内战争强加于党的，而他们却抓住不放，好似这种偏离是我们的行动的政治路线的本质。

所有向来习惯于反映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巨大的阶级观点的那部分党员，将吸收和消化工人反对派的一切有益的、切实可行的和健全的东西。工人群众带着确信与和解的心情说：“伊里奇(列宁)将斟酌、考虑和倾听我们的声音，然后将决定把党的舵轮转向工人反对派。伊里奇仍将和我们在一起。”他们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党的领袖们越早考虑工人反对派的工作，并遵循党员群众所标明的道路，我们就会越快地在这样一个困难时刻度过党内危机，我们就会越早地超越预定的限度，超越这一预定的限度，从客观经济规律把自己解放出来，并且从工人集体的丰富的科学财富得到好处的人类，将自觉地开始创造共产主义时代的人类历史。

附 录

(施略普尼柯夫的提案)

第1条 统一经济计划应该作为共产主义建设的基础，它是组织和利用并提高我国生产力的原则。计划经济的目的在于适当地利用活劳动力、技术工具和资料，以及在各个工业部门和在各条交通道路之间，并在各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组织和有目的地进行分配。

第2条 在当前的条件下实行统一经济计划首先在于恢复我国采掘各种原料和燃料的工业、各种加工工业部门，恢复所有交通道路，以及多种多样性的农业。恢复共和国生产实力的计划应该纳入一定的时间和执行计划的范围内。在若干年之内的基本实际目标应该是要达到不低于1913年的生产率水平。

第3条 统一经济计划排除任何搞无政府主义的紧急和突击任务的做法。采集原料、燃料的计算书和各企业的生产计划，都应该以物质资料的计算为基础，并应按照物质资料积累的程度有计划地来开展。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以及我国组织新经济三年来的经验。

第4条 促进实现统一经济计划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按照生产特征把各个企业联合起来，集中使用技术人员和集中在一个机构里实行管理。由此就可以废止现有的本位主义政策，这种政策把全国统一经济组织搞得支离破碎。

第5条 实行统一经济计划还要求把所有直接与组织和管理经济的有关机关的活动实际上联合起来领导，例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这种联合领导应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来实现。

第6条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应按照苏维埃体系建筑在工人集中制、选举制和所有国民经济的管理和组织机构自下而上地对有组织的生产者和全体劳动者负责的原则上。

第7条 大规模的经济管理组织完善的形式，以及各个经济机构相互关系体制的最终建立，应该使全国现有生产性工会形式的生产者组织走上把全部国民经济的所有管理工作集中到自己的手里，作为统一的经济整体。

第8条 全国统一经济管理的这种集中要通过建立这样一种组织办法来达成，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不论中央的和地方的，都要由有组织的生产者的代表来选举。通过这种办法能够创立组织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统一意志，以及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对组织和发展我国经济发挥创造性影响的实际可能性。

第9条 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①

第10条 各个经济部门的全俄生产者工会代表大会选举管理各个经济部门和各行业的机构。

第11条 各州、省、县、区等的管理机关均由相应的地方产业工会代表大会选出。通过这种办法就能够做到把生产的集中和地方的独创自主性结合起来。

第12条 各州、省、县、区等的经济管理机关的分支部门也由相应的生产者工会选出。

第13条 从妨碍工人群众自主性的现行官僚主义经济的过渡，必须有组织地来实现，首先是要巩固低级的工厂车间工人委员会以上的产业工会基层组织，其目的是促使它们逐步直接管理经济。

第14条 为了进行顺利起见，必须精确地规定工会从目前的消极协助国民经济机构，过渡到积极地、自觉地参加我国全部经济的管理的循序渐进的办法。

(1)各个工会之间按照生产的特征来划分；

(2)立即着手以工作人员、技术和其它物质资料来加强工会工作，以便促使它们能够适应新的任务；

(3)从适合于执行摆在工会面前的任务的角度出发进行挑选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干部。这种挑选应该自下而上在工会的监督之下进行；

(4)所有现行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平均分配工会参加组织和管理经济的代表名额的原则，必须扩大以提高工人组织的权利和优先地位；

(5)除了工会以外，任何人均不得受委派担任行政管理的职位；

(6)所有由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均不得拒绝，并应认为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所属机关所必须接受的人选；

(7)所有由工会指派或提出的干部都要对工会负责，并能在任何时候予以召回；

(8)得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承认并有力量能够直接组织整个工业部门的管理的各工会，不管其它工会对这种职权的准备条件如何，都能执行这种权利。

第1条 共和国所有一切企业和机关的全体工人和职员都是产业工会的成员，为了尽快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劳动和生产，他们应该有组织地积极参与管理国民经济的事务。

第2条 在各个经济单位工作的所有工人和职员，不分职务和行业，例如：在各工厂、车间、矿山，在所有企业机构、交通运输单位服务人员和所有各种农业方面的职工，都是他们所掌管的财物的直接调度人，他们应对共和国全体劳动者负责保管并合理利用这些财物。

第3条 各个工厂、车间、作坊、交通运输服务机关单位、农业机构和代表某个地区一定经济单位的其它机构的工人和职员，作为企业管理组织的参加者，选举领导这些企业的机构——工人委员会。

第4条 工人委员会是各该行业工会的初级基层生产组织，并在相应的工会领导和监督之下组成。

第5条 工人委员会的任务在于管理各该工厂或单位，其中包括：

(1)领导各该经济单位全体工人和职员的生产活动；

(2)关怀全体生产者的各种需要。

工人委员会委员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工作分配，除了他们所负的集体职责之外，还应明确规定每个人的个人职责。

第6条 企业的全部活动、其工作计划和在所承担的任务及现行法定规章范围内的内部条例，均由工人委员会制订，在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下来讨论，由各该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在工会负责监督之下来批准。

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必须系统地实行工资的实物化，把这作为保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者生活的措施。所有下面列举的措施都应该和工资制度联系起来，并纳入实物工资总额中。

(1)取消按照配给证和粮食机关票证发给工人的口粮和家常日用必需品的付费。

(2)取消供应工人及其家属的午餐付费。

(3)取消洗澡、电车和看戏等付费。

(4)取消住宅、取暖和照明付费。

(5)在住宅问题特别紧张的地方，对苏维埃和军事机关加以压缩，以便供作公寓之用。

(6)在保证完成企业的基本生产任务的条件下，动用企业的资金安排修理工人住宅。

(7)承认修建工人村和工人住宅公社为当务之急，并把最近期间最大限度兴建工人住宅的计划纳入国家建筑委员会的计划。

(8)组织工人专用列车和电车，接送在企业工作的工人上下班。

(9)采取措施优先供应工人以日用品。

(10)简化和加速领用工作服的办法，以及发放基本实物奖励的办法。

(11)把原有的(或者专门设置)修理服装和靴鞋的车间划归各工厂，以应工厂工人的需要，各企业并应对这些车间在设备安装和供应必要的材料方面尽量给予支持。

(12)在凡拥有公共栽培的菜园或其它用途的土地的企业里，由企业出资以技术设备和物资来装备这些公用经济。

(13)凡直接毗邻乡村的各企业，应组织农业机器和工具的修理。

(14)在编造现金和产品预算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上述企业修建工厂的需要。

(15)所有上述措施首先应在国营企业里执行。在私人企业和手工业企业里，在各个情况下应由工会批准执行。

(16)凡带有全厂性集体福利措施，应由各厂根据其工作成绩表现来执行。凡只涉及个别工人仅具个人意义的措施，应作为奖励性质优先给予最优秀的职工。

①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6—67页。

(附注：施略普尼柯夫的原稿大约起草于1920年9—10月间。)——译自《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63年版，第819—823页。

第1条 的决议确切而明白地规定了工会在我们所处的过渡时期的作用和任务。1918年1月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还规定了工会的任务是：“工会工作的中心在当前应该转入组织和管理方面。按照生产原则建立起来的、作为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工会，应该以组织生产和恢复国内遭到破坏的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

1919年2月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宣称，“在配合苏维埃当局进行巩固和组织国民经济的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工会从监督生产转为组织生产，积极参与各个企业的管理并参与全国经济生活”。

这个决议的结尾宣布：“工会在直接参加到苏维埃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而组成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它们应该通过这方面的工作，把所属机构和广大工人群众都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以培养和训练他们不仅参加管理生产，而且还要学会管理整个国家机器的工作。”

1920年4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追认了前两次代表大会的基本决议，而实质上是对工会作了一些具体指示和建议，指出它们应该参加国民经济的组织工作，缩小了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规定的任务规模。特别明确地突出了1919年3月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俄国共产党纲领中关于工会的某些具体任务。

在俄国共产党纲领的关于“经济方面”的一节里，我们在第五条中看到了这样的话：“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同时，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集中到自己手中。”①

第2条 从军事任务过渡到经济建设和从军事化工作方法过渡到民主方式，这就暴露了工会工作中的危机，其表现为它们的日常工作内容与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所规定的任务以及党纲所确定的各项任务不相适应。最近两年来党的领导中心和国家机关的实践，一贯压缩工会的工作范围并几乎使工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影响归于零。工会在组织和管理生产中的作用事实上已降低到对上面委派到行政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或建议的事务所的作用，在国家机关和工会之间没有协商，使党组织穷于应付冲突。关于工会报刊状况的报告对工会形势提供了清楚的说明。直到目前，工会既没有印刷所，也没有纸张。大工会的刊物要拖延好几个月才能出版。国家印刷厂把工会委托工作差不多排在最末位。

第3条 工会的作用和意义的降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一方面最近三年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证明，工会彻底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共产党的路线，把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另方面，越来越清楚地是，在我们居民当中小商品生产者占压倒多数的这个国家里，实现俄国共产党纲领就需要一个坚强而富有群众威信并能够深入广大无产阶级各个集团的工人的组织。苏俄工会组织的意义和实际作用的缩小，意味着资产阶级阶级敌人出现在无产阶级面前，这种现象应该立即清除。

第4条 在劳动人民共和国面前最初出现了从反对国内外反革命和世界帝国主义的血腥的武装斗争中得到“喘息”的现实可能性，使得有可能优先集中全国一切人力和物力用于反对经济破坏的斗争，并尽量提高我国的生产力。四年的革命时期和三年半的苏维埃建设与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能够达成的，因为工人群众的最广泛各阶层都参与这些任务的实现。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经验，并这样来安排我们的活动，以便使目前这些活动能够遵循工人群众直接参加管理经济工作的路线。

第5条 只有在根本改变全国国民经济实际存在的组织和管理体制和方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战胜经济崩溃，恢复和提高我国生产力。依靠庞大的官僚主义机器的建设体系和方法，排除了组织到工会中的生产者的一切创造积极性和自主性。这种通过组织生产者的头头，循着官吏、上面委派的人员、成问题的专家路线的官僚主义方式管理经济的政策体系，产生了在经济管理事业中的双重性，并且在工厂委员会和企业管理当局之间，在工会和经济机关之间不断创造冲突。这种体制所带来的所有各种条件，使得广大的工人群众无从表现生产热情，并有碍于吸引他们有系统地积极参加克服经济崩溃的工作。对于这些体制应该坚决推翻。

第6条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贯忽视对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工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和任务的各项纲领性决议的执行，证明干脆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有组织的共产党人，应该竭尽全力来克服这种缺点和在我党中所存在的官僚主义因循苟且作风。在今天的情况下也决定了有必要取消现行体制，因为广大生产者群众受到工会的教育和思想上的训练，懂得了在我们所处的时刻，真正维护生产者的阶级利益就在于，要战胜经济崩溃并恢复和提高全国的生产力：这些任务的顺利实现正是依靠我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当前存在的对经济建设的官僚主义态度，妨碍了最大限度经济成果的达成，这就引起了工人队伍当中的不合、不信任和瓦解。

第7条 我国严重的经济状况，五金和燃料等方面的贫乏，各种设备和原料的不足，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能够击退日益迫切的大灾难的果敢措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基本措施就是，实行按照产业工会系统的工人组织的经济政策，赋予它们以在全国采集和分配各种物资的国家机关以决定性影响的权利。国民经济的管理同时就是工人群众的管理。实行通过产业工会来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体制，能够创立统一的领导，消除工人群众同专家的矛盾，从而创立从事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人们进行组织和行政管理活动的广阔余地。

第8条 作为集体经营试验的组织的工会和工人生产联合组织，是建立在工人民主、实行所有机构自下而上的选举和汇报制度的原则上的。在工会联合组织存在的期间获得了有充分经验和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才。我们的军工、机器制造、冶金工业和其它所有工业部门都由工人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千百万复杂的工业企业都实行集体领导或由各个工人管理人员来领导。但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作为工会和经济机构的代表，既没有责任也不必须对委派他们的单位汇报工作，甚至也不能把他们召回，而只对经济机构负责。工会领导工业的联合组织也能够消灭这种有害的现象。

第9条 从妨碍劳动群众自主性的现行管理经济的官僚主义体制的过渡，必须有组织地来实现，首先是要巩固低级的工厂车间的工人委员会以上的产业工会基层组织，其目的是促使它们逐步直接管理经济，以便保证工会从目前的消极协助国民经济机构，顺利地过渡到积极地、自觉地和独创地参加我国全部经济的管理。为了加速这种过渡，必须实行以下各项措施：

(1)各个工会之间按照生产的特征来划分。

(2)立即着手以工作人员、技术和其它物质资料来加强工会工作，以便促使它们能够适应新的任务。

(3)从适合于执行摆在工会面前的任务的角度出发进行挑选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干部。这种挑选应该自下而上在工会的监督之下进行。

(4)所有现行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平均分配工会参加组织和管理经济的代表名额的原则，必须扩大以提高工人组织的权利和优先地位。

(5)除了工会以外，任何人均不得受委派担任行政管理的职位。

(6)所有由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均不得拒绝，并应认为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所属机关所必须接受的人选。

(7)所有由工会指派或提出的干部都要对工会负责，并能在任何时候予以召回。

(8)得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承认并有力量能够直接组织整个工业部门的管理的各工会，不管其它工会对这种职权的准备条件如何，都能执行这种权利。

第10条 工会的全部注意力和工作应该用于各工厂车间、各企业机构，并集中于发挥生产者在其活动的全过程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工会的作用也正在于此。工会应该在生产过程中和在其各种有利条件下发挥获得解放的生产者的意识，这样来组织工作其目的在于把工人从死板的经济机器的附属品，变成有觉悟的、按照适当的经济分工原则来建立工会的共产主义创造者。每个螺栓工的小螺丝、每个织工的织线、每个铁匠的钉子和每个泥瓦匠的砖块，都应该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构件、联杆和基础。共产主义教育就是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

第11条 发展完备的经济管理的组织形式，以及建立完善的各种经济机构相互关系的体制，应该把全国现有的生产者组织按照产业工会组织的形式组织起来，以便把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工作集中到自己手里作为统一的经济整体。

第12条 这种集中管理全国统一的经济是通过建立这样一种组织办法而达成的，在这种办法下，所有的国民经济管理机关，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由有组织的生产者的代表来选出。用这种办法能够创立组织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意志统一，以及创立广大工人群众对组织和发展我国经济的主动性精神影响的现实可能性。

第13条 管理全部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②

(1)各个经济部门的全俄生产者联合会代表大会选举管理各个经济部门和各行业的机构。

(2)各州、省、县、区等的管理机关均由相应的地方产业工会代表大会建立。通过这种办法就能做到把生产的集中和地方的独创自主性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州、省、县、区等的经济管理机构的分支部门也由相应的工会组成。

第14条 按生产特征区分的同类企业联合组成总公司和联合会集团，以便最好地利用技术设备和物资。同一城镇的同类企业联合到一个总管理处下面，管理处由工会按照一般原则建立。分散在各地的联合企业的管理处，由各该企业的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建立，由工会负责召集代表大会。

管理企业的工人委员会的组织

第15条 共和国所有一切企业和机关的全体工人和职员都是产业工会的成员，为了尽快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劳动和生产，他们应该有组织地积极参与管理国民经济的事务。

第16条 在各个经济单位工作的所有工人和职员，不分职务和行业，例如：在各工厂、车间、矿山，在所有企业机构、交通运输单位服务人员和所有各种农业方面的职工，都是他们所掌管的财物的直接调度人，他们应对共和国全体劳动者负责保管并合理利用这些财物。

第17条 各个工厂、车间、作坊、交通运输服务机关单位、农业机构和代表某个地区一定经济单位的其它机构的工人和职员，作为企业管理组织的参加者，选举领导这些企业的机构——工人委员会。

第18条 工人委员会是各该行业工会的初级基层生产组织，并在相应的工会领导和监督之下组成。

第19条 工人委员会的任务在于管理各该工厂或单位，其中包括：

(1)领导各该经济单位全体工人和职员的生产活动；

(2)关怀全体生产者的各种需要。

工人委员会委员按照工会规章条例，除了承担集体责任之外，各自分担管理经济的工作，首先由委员会主席负主要责任，各个委员也应有其个人的明确责任。

第20条 企业的全部活动、其工作计划及在所承担的任务和在现行法令规章范围内的内部条例，均由该企业中工作的劳动者，在工人委员会和工会的负责领导下来安排制订和批准。

第21条 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必须系统地实行工资的实物化，把这作为保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者生活的措施。所有下面列举的措施都应该和工资制度联系起来，并纳入实物工资总额中。

(1)取消按照配给证和粮食机关票证发给工人的口粮和家常日用必需品的付费。

(2)取消供应工人及其家属的午餐付费。

(3)取消洗澡、电车和看戏等付费。

(4)取消住宅、取暖和照明付费。

(5)在住宅问题特别紧张的地方，对苏维埃和军事机关加以压缩，以便腾出住宅分配给工人。

(6)在保证完成企业的基本生产任务的条件下，动用企业的资金安排修理工人住宅。

(7)承认修建工人村和工人住宅公社为当务之急，并把最近期间最大限度兴建工人住宅的计划纳入国家建筑委员会的计划。

(8)组织工人专用列车和电车，接送在企业工作的工人上下班。

(9)采取措施优先供应工人以日用品。

(10)简化和加速领用工作服的办法，以及发放基本实物奖励的办法。

(11)把原有的(或者专门设置)修理服装和靴鞋的车间划归各工厂，以应工厂工人的需要，各企业并应对这些车间在设备安装和供应必要的材料方面尽量给予支援。

(12)在凡拥有公共栽培的菜园或其它用途的土地的企业里，由企业出资以技术设备和物资来装备这种公用经济。

(13)凡直接毗邻乡村的各企业，应组织农业机械的修理。

(14)在编造现金和产品预算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上述企业修建工厂的需要。

第22条 所有上述措施首先应在国营企业里执行。在私人企业和手工业企业里，在各个情况下应由工会批准执行。

凡带有全厂性集体福利措施，应由各厂根据其工作成绩表现来执行。凡只涉及个别工人仅具个人意义的措施，应作为奖励性质优先给予最优秀的职工。

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亚·施略普尼柯夫。副主席 米·弗拉基米罗夫。书记 С．斯克里兹涅夫。委员：И．柯利亚金、В．普列什科夫、谢·麦德维杰夫。

1921年1月18日

①《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份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1—542页。

《》，指J．法因伯格(J．Fineberg)主编的(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公司(Lawrence and Wishart)十二卷本英文版。《》，指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28年至1937年间印行的三十卷标准俄文本。

涉及的引述，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研究院1923至1936年间发表的官方会议记录。

涉及早期的资料，引自莫斯科中央工会出版社1919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27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间公布的正式报告书。

《》指莫斯科党的出版局1931年和1932年版的两卷引人注目的文件集。这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的简称。

《中央委员会通报》指《Известия Ц. К.》，系1920年至1929年间在莫斯科发行的俄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

我们向读者推荐一本当代大家都感兴趣的优秀读物：R．V．丹尼尔斯所著《革命的良知》(R．V．Daniels：“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版。尽管它不是基于社会主义观点写出来的，这种学术性研究著作中包括了大量事实材料。任何人只要读读这本书就能够从历史事实中得到启发。

第1号：《雷诺工人反对解雇》

No.1. Renault Workers Fight Sackings．

第2号：《比利时总罢工(新老两代人的罢工)》

No.2. Belgium：The General Strike (jointly With New Generation)

第3号：《还要为工程师干什么？》

No.3. What Next for Engineers？

第4号：《察其言知其人》

No.4. By their Words Ye Shall Know Them．

第5号：《一次典型的胜利罢工之全貌》

No.5. Standard-Triumph Strike: the full facts．

第6号：《社会主义的意义》

No.6. The Meaning of Socialism．

这个简短的年表可能有助于读者了解在柯伦泰的本文以及书末注释中所提到的一些政治事件、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等情况。

7月26日—8月3日(俄历)：第六次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代表大会。

10月25日(俄历)：推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

1月7—14日(俄历)(新历：1月20—27日)：(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2月23日(以下均新历)：中央委员会就对德和约条款进行投票表决。

3月3日：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3月6—8日：第七次党(俄共(布))代表大会。

5月24—6月4日：(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6月28：颁布实行全面国有化法令。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1月16—25日：(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3月18—23日：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成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

12月17日：《真理报》发表托洛茨基写的论劳动军事化一文。

1月10—21日：(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3月29—4月4日：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4月6—15日：(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9月22—25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

12月22—29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

1月14日：《十人纲领》公布。

3月2—17日：喀琅施塔特变乱。

3月8—16日：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关于党的“统一”，谴责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