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9页。《全集》中的译文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录入者注 ↩︎ ↩︎

例如库·费舍在他的九卷本《近代哲学史》中用两卷论述黑格尔哲学，而在这两卷中只有一页篇幅（第1170页）是谈（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他把它们的创始人分别叫作斐·拉萨尔和卡·马克思：后者被他用两行文字打发掉。弗·恩格斯只是被他引证了，他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引证间接地中伤一下他的哲学同行。在宇伯威格的《哲学史概论：从19世纪至今》（1916年奥地利第11版）中，有 ↩︎

这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著名的最后一句话所明确指出的。类似的提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各个时期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可找到，例如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句话。 ↩︎

特别参看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恩格斯在《1892年工人党年鉴》上发表的一篇论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的开头部分（指《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288页）。恩格斯显然完全同意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把“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的1848年前的德国社会主义描写为“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他把这一派的追随者称作“过去的哲学家”，并且直截了当地把他们同他认为构成在1848年融合成为德国共产主义的两派中另一派的“工人”相对比。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29页。 ↩︎

《新时代》第1卷，第28期，第686页。在梅林的《马克思传》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那一章第116—117页有类似的说法。若把这些说法与古斯塔夫·迈尔的《恩格斯传》（1920年）的相应章节（第234—261页）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梅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著作的意义是多么不理解（可惜这些著作至今还没有全文发表）。 ↩︎

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例子是一场小冲突，在《新时代》第1卷第26期，第695和898页上可以找到它的痕迹。编辑部（卡尔·考茨基）在发表波格丹诺夫论述《恩斯特·马赫与革命》的文章时，在它前面刊载了译者加的一段按语。那个未具名的译者感到必须责备俄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极其严重的 ↩︎

他们把这点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弱点，而不是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看作由哲学向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的长处；但是这意味着他们力图拯救社会主义理论其余内容的全部或部分。他们在资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科学之间的战斗中，从一开始就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对手的一边。他们只是尽可能避免作出必然的结论。但是1914年以后危机和战争的事实使人们不可能继续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于是 ↩︎

恩格斯：《反杜林论》1885年第2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9页）。马克思在《资本论》1873年第2版跋的末尾有类似论述。 ↩︎

这点的最好例子是埃·冯·西多夫在他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理想王国思想》（1914年）第2—3页上说的如下一段话：“只要理想的思想历史化了，它就失去了它的爆炸力，因为在德国唯心主义中，是理想使历史成为逻辑的，并且把它从‘一串事实’变为‘一系列概念’。如果理想是逻辑和历史的必然，那么为它奋斗就是过早的和没有意义的事情。对理想概念的这种说明是绝对唯心主义者的成就。如果我们今天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在可见的未来仍然占统治地位，我们必须感谢他们。当统治阶级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历史幻影，常常把他们的行动意志变为行动勇气的时候，无产阶级却依然相信从唯心主义体系中得出的唯物主义破烂。但愿这种可喜的局面将长期延续下去。正像在所有其他的原则问题上一样，对这一成就做出贡献最大的是费希特。”冯·西多夫在一个脚注中很明确地指出，这一事实“可以用来反对那些或多或少公开宣称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59页。——录入者注 ↩︎

关于这一点，参看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2012），特别是第695—696、698页（关于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人物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60页（关于哲学）。这里还可以参看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那里一般地批评了这样一种做法，即用“哲学家个人的良心受到怀疑”来解释哲学家的错误，而不是客观地“找出他的本质的意识形式、将之提升为确定的形态和意义，并从而克服它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4—75页）。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9页脚注89。马克思在那里讨论宗教史时，把他提出的方法描述为“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下面还要更详细地谈到这点。 ↩︎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0页。 ↩︎

康德也喜欢在纯思想领域使用“革命”这种说法，但是应该说，他的意思比今天资产阶级的康德学者说的要更具体得多。应该把它同康德在《学科之争》和在其他地方关于现实革命事件的许多说法联系起来理解，如：“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目睹了一个富有才智的民族进行的革命”他宣称，“在所有旁观者（他们自己并没有卷入这场戏）的心灵中获得了一种同情，这种同情几乎接近于狂热。”“人类历史上的这样一种现象不再被遗忘。”“那个事件太重大了，与人类的兴趣交织得太紧密了，按照其影响它广泛地传播到世界上的所有地区，以至于它在有利情况的某种诱使下不会不被各国人民想起，并唤起他们去重复这一类的新尝试。”（以上引文分别见《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85页）康德的这些以及类似的说法收集在盖斯马尔编的《18世纪德国人的政治著作》（1847年！）第1卷，第121页以后。 ↩︎

黑格尔，前引著作第240页。大家都很了解，马克思完全采用了并且有意识地发挥了黑格尔这个关于德国人和法国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总过程中分担了不同角色的观点。参看他早期的全部著作（梅林编的《遗著》第1卷），那里例如可以看到下述这类说法：“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因此德国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命运就在于“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所有这些话都出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01、207、209页）。 ↩︎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序言第14页。 ↩︎

参看《共产党宣言》中一段表述黑格尔关于哲学和现实的辩证关系的思想的有名的话；它是把黑格尔的仍然有点神秘化的表述方式（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自己的时代”）转译成了合理的形式：“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5页；第3版，第1卷，第413—414页）。 ↩︎

“黑格尔哲学瓦解的产物”（流行的观点）。“德国唯心主义巨人的堕落”（普伦格）。“一种扎根于价值的否定之中的世界观”（舒尔采-格弗尼茨）。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从德国唯心主义的高峰跌落到它的唯物主义地狱的无底深渊中去的邪恶精灵。这种观点的荒唐由下述这一事实特别淸楚地表明了，即马克思主义中那些可以看得出这种跌落的影响的方面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些体系中已经包含了的，马克思采用时并未作任何明显的改变，例如，关于恶对人类发展是必然的思想（康德、黑格尔）；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财富不断增长和贫困不断增长之间有必然联系的思想（黑格尔，《法哲学》第243—245节）。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55、364页及以后几页（《反杜林论》）。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甚至在理论上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 ↩︎

下面要讨论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出自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见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通过对黑格尔以后的全部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形式放弃了他们“以前的”哲学观点，也是在这一年。从那时以后，他们在哲学问题上进行论战的目的就只是启发或消灭他们的敌人（如蒲鲁东、拉萨尔和杜林），而不再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 ↩︎

首先参看《共产党宣言》中有关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20—421页）。“‘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

参看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随处可见）。 ↩︎

例如，参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听起来有点意识形态味道的说法：“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26页） ↩︎

的确有一些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真的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要求废除 ↩︎

特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394—400页（《反杜林论》）和第4卷，第264页（《费尔巴哈论》）。这两处的论述内容相同，下面的话引自《反杜林论》：“在这两种情况下（即对历史和自然），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毎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400页） ↩︎

恩格斯的论述，从上面援引的形式看，显然只不过包含名称的改变，在恩格斯声称是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结果的东西同无论如何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应得出的和黑格尔已经说是他的辩证唯心主义立场的结果的东西之间，看来并没有任何根本的差别。甚至黑格尔也要求每一门科学弄清自己在总联系中的地位，然后他按照下述思路继续论述：因此毎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从字面上看，这里发生的与恩格斯的哲学变为科学正好相反；但是在本质上他们两人看来是说的同一回事。两个人都要清除在各个特殊科学和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黑格尔通过把个别科学纳入哲学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点，而恩格斯则把哲学融解在个别科学之中。在两种情况下，结果看来完全一样：个别科学不再是特殊的科学，同时哲学也不再是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专门科学。然而我们以后就会看出，在黑格尔和恩格斯之间这个似乎纯粹字面的差别后面有更多的东西。这个差别在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尤其是在他后来的一些提法中，不像在早期马克思一人或和恩格斯合作写的著作中表达得那么清楚。这里重要的是，不管恩格斯如何承认“实证科学”，他仍然要在“哲学”内部保存一个一定的、有限的领域的独立性（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里的重要问题当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到底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

我们后面将看到，甚至一些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不幸地接近采取这种极端意识形态的看法。而且上面援引的老年恩格斯的话（注26）可以被解释成这样的意思：在本质上，哲学已被黑格尔本人以精神方式无意识地克服和扬弃，后来又由于发现唯物主义原则而被有意识地克服和扬弃。然而，我们将看到，不管现象如何， ↩︎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8页以后。 ↩︎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奥匈帝国。——译者注 ↩︎

关于这三种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初如何相互冲突的情况，参看伦纳：《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考茨基驳伦纳的著作：《战争社会主义》，载《马克思研究》，维也纳版第4辑第1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反潮流》文集中对伦纳、考茨基等人的论战。 ↩︎

参看考茨基：《马克思主义中的三次危机》，载《新时代》，第1卷，第21期（1903）第723页以后。 ↩︎

对列宁著作的实践和理论背景没有比较深刻理解的人可能以为，列宁事实上采取了这样一种道德的、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立场。可能使他们产生误解的，是列宁（在这方面是马克思的忠实门徒）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的极端尖锐的和人身攻击的方式，以及列宁在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时所表现出的渊博和准确性。然后较仔细地阅读就会看得很清楚，列宁从未使用个人因素来说明这个几十年来在国际范围内展开的，并且在19世纪下半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贫乏和退化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他使用这个因素只限于说明在世界大战前政治和社会危机迫在眉睫的最后时期中的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如果声称列宁认为偶然性和个人特点对世界历史或者对说明特定历史现象毫不重要，那也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参看马克思1871年4月17日那封致库格曼的著名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3—354页；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格言式的结尾部分中关于“承认偶然”等的很一般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1页）。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说明的时期越长，个人因素的说明作用不言而喻必定越不重要。人们可以很容易看到，列宁在其全部著作中一向是按这种真正“唯物主义”方式行事的。但是《国家与革命》的序言和第一页证明，他决不认为这部理论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在意识形态上“重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

但是，像《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种较后期的著作，在历史上也属于这个阶段。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453页（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这段话对于正确理解《成立宣言》非常重要，然而考茨基在给他的1922年版《通信集》写的序言（第4—5页）中援引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时作了很大的刪节。他这样把1864年《成立宣言》的调子压低以后，就能够（第11页以后）用它来反对1847—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火热风格和“第三国际的非法代理人”。 ↩︎

在论工作日的第8章末尾有关于这点的其他好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5页）：“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还可参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篇中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的著名段落。在《资本论》中类似的论述如此之多，完全没有必要提到像总委员会关于巴黎公社起义的宣言（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类晚期的直接革命著作。 ↩︎

参见《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前言第3—4页。 ↩︎

直到1914或1918年，无产阶级读者都可能以为，希法亭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他们的著作有客观的和普遍的有效性（即与任何阶级基础无关），是出于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实际的和策略的考虑。像保尔·连施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例子表明，这类“科学认识”可以“很好地”被用来反对社会主义。顺便还可以提一下，这里批评的希法亭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间作的区分，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评家西姆霍维奇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一书中发展到最荒谬的结论。这本书于1913年在伦敦出版，单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是一本很独特而有趣的书。马·鲁宾诺夫在《根据现代统计学看马克思的预言》一文（载格律恩贝格：《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第6辑，第129—156页）中对该书作了详细的评论。 ↩︎

参看《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5节，第250—251页。康德在同一段话里把这个准则描述为“研究自然的指导”；同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把他阐述他的唯物史观的那一段话，描述为是从他的哲学和科学研究中得出的对进一步研究的“指导”。那么人们可以说，马克思把他的唯物主义原则只是看作研究社会的一种指导，就像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一种指导一样。人们也可以援引马克思批驳那些说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包含有先验因素或者抽象的、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批评者们的一切论述作为对此的进一步证明。（参看《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8—20页；和1877年11月一封关于米哈洛夫斯基的著名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126页以后）。然而，在我去年的著作《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1922年柏林版）中已说得很清楚，为什么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看作纯粹启发性的原则是不恰当的（特別参看第16页以后和头两个附录）。 ↩︎

特别参看我的《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的序言和第18页以后对路德维希·沃尔特曼的批判。有一些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实践中属于革命共产主义，但是非常接近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一般社会学”等同起来。参看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1969年安·阿博尔平装本）第13—14页和卡·威特弗格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1922年版）第50页。 ↩︎

马克思说，对现代国家、对与之有关的现实以及对德国以往一切政治和法律意识的批判应该发展成一种“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发展成一种革命，而且不是“部分的、仅仅政治的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进行的，不仅解放政治的人，而且解放整个社会的人的革命（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06页以后的几页）。 ↩︎

参看我编辑的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922年柏林版）中所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哥达纲领草案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352页以后）以及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页以后）。 ↩︎

参看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批评过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2页）考茨基反驳伯恩施坦的著作《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第172页上的一句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

参看考茨基在他最近的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中提出的对马克思专政学说的“改变”：“马克思在他的名著《社会民主党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改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根据近年来有关政府问题的经验，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原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31页以后。 ↩︎

列宁1917年11月30日在彼得格勒为《国家与革命》第一版写的跋中，用几句话最清楚地说明了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16页），“本书第2册（《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 ↩︎

暂时只参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关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即各种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关系的论述，以及他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与空论和空想的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相对立的评论：“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234—236页）。 ↩︎

参看我的《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第7页以后各页。 ↩︎

后面将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实证科学”的确只有这个意思。同时，那些持有上面讨论的那种看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一位资产阶级马克思研究者那里了解到自己所犯的可怕错误。瑞典人斯汶·赫兰德写的《马克思与黑格尔》（1922年耶拿版）是一本极其肤浅的著作，而且错误连篇，但是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他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世界观）的理解，比其他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批评家和通常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要深刻得多。这本书中有令人信服的证据（第25页以后），表明我们只有在黑格尔“批评社会批评家并劝他们研究科学和学会理解国家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以防止吹毛求疵”的意义上，才能谈论“科学社会主义”。这段话很能说明赫兰德这本书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他没有提供黑格尔这些论述的出处；事实上，它们是出自《法哲学》的序言。但是黑格尔在那里说的不是科学，而是哲学。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意义不是像黑格尔眼中的哲学的意义那样与现实调和，而是彻底改变这一现实。（参看注47从《哲学的贫困》中援引的那段话。）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03—705页关于边沁的评论。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703—705页关于这个问题的尖刻讽刺。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13页。 ↩︎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20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06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06页。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3—414页。 ↩︎

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序言第14—15页）和上面注49中关于赫兰德的评论。 ↩︎

除了多次提到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外，这里还包括1843—1844年对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的批判，1844年对神圣家族的批判，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两人合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他们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总清算。这部著作对当前讨论的重要性，从《神圣家族》序言中的一处说明已可看出，两位作者在那里说，他们以后的著作将叙述他们自己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说”的肯定的见解，从而说明他们对这些学说的肯定关系。这部著作对于详细地考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很遗憾，它还没有全文发表。但是，甚至那些已发表的部分（特别是《圣麦克斯》和《莱比锡宗教会议》）以及古斯塔夫·迈尔在他的《恩格斯传》中对这部手稿未发表部分的极其有趣的介绍（德文版第239—260页），已使我们能够看出，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全面阐述。对《共产党宣言》或《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能这样说，那里阐述的唯物主义原则基本上是片面的：不是突出它的实践和革命的一面，就是突出它的理论、经济和历史的一面。《〈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几句表达唯物史观的著名的话，只是为了把马克思用来分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社会的指导”提供给读者。因此，马克思并 ↩︎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9页注89），还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4条也说的是同一回事。很容易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就是同有缺陷的抽象唯物主义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还可参看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641页以后），他在那里谈到梅林在《莱辛传奇》中运用难物主义方法时所忽略的、“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的地方。“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 ↩︎

这种过时观点的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可以在蒲鲁东1846年5月那封著名的信中找到，他在那里向马克思解释他在当时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遗著》第2卷，第336页）：“借助一个经济组合把被另一个经济组合从社会中取走的财富退还给社会；换句话说，把所有制理论转变成政治经济学，使之反对所有制，从而达到你们德国社会主义者所谓的财产共有。”相反，马克思当时虽然肯定还没有达到他后来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然而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促使经济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须按政治方式提出和解决的辩证关系。参看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他在那里谈到那些认为像等级制和代议制之间的区别这类政治问题“不值得注意”的“极端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用辩证的考虑回答说，“这个问题只是用政治的方式来表明人的统治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65—66页）。 ↩︎

特别参看《哲学的贫困》的最后几页。 ↩︎

关于恩格斯晚年对这种见解最后作了多大程度让步的问题，参看注59。 ↩︎

大家知道，恩格斯后来曾经谈到像宗教、哲学等这种“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说它们包含有“原始状态的愚昧”的史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611—612页）。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也以类似的显然完全消极的口气专门谈到哲学。 ↩︎

特别参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国家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59—260页）。 ↩︎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12卷，第82页）。在资产阶级马克思研究者汉马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体系》（1909）一书第190—206页可以看到很仔细地汇集到一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语文学和方法论的资料。汉马赫与其他资产阶级马克思批评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在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时，至少引用了全部原始材料，而其他人，例如托尼斯和巴尔特，则把他们的解释建立在马克思的个别句子和段落的基础上。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67页。 ↩︎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是这样给“彻底”这个词下定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07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65页。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413页；第30卷，第50—51页。 ↩︎

这不是对马克思的真正立场（甚至1843年的立场）的完全确切的说明。文中引用的话出自马克思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但是在几行之前他说，社会主义原则的代表人物所关心的问题涉及真正人类本质的实际存在。然而，他们也需要批判这种实际存在的另一方面，即人在宗教、科学等当中的理论存在。马克思的发展可以归纳如下。首先，他对宗教进行哲学的批判。然后，他对宗教和哲学进行政治的批判。最后，他对宗教、哲学、政治及其他一切意识形态进行经济的批判。这条道路上的里程碑是：（1）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序言中的评论（对宗教的哲学批判）。（2）他在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中关于费尔巴哈的评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还有在常常被引用的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的一句有名的话，即哲学已经“世俗化”了，从而“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看法：“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已经被“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所提出，但是它站在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甚至是它在黑格尔著作中的“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阐述”的现实水平之外（以上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0—12页；第47卷，第53、64页；第3卷，第204—206页）。 ↩︎

拉斯克在这方面的意见特别富有教益（他的《法哲学》的第2节，《献给库诺·费舍的纪念文集》第2卷，第28页以后）。 ↩︎

受过唯心主义哲学的精神和方法深刻影响的军事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将军著的《战争论》第2篇第3章，为这点提供了很出色的说明。克劳塞维茨就应该说军事艺术还是应该说军事科学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使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比使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更恰当些”。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继续说，严格考察起来，战争既不是真正的艺术，也不是真正的科学，按它现代的形式也不是一种“手艺”（在佣兵队长时期是如此）。事实上，战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人类交往的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战争不属于艺术或科学的领域，而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战争与其说像某种艺术，还不如说像贸易，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冲突。然而，更接近战争的是政治，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不仅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有些受僵硬的形而上学范畴影响的现代实证主义思想家，满可以这样指责这一理论：这位著名的作者把军事科学的对象与军事科学混为一谈了。其实，克劳塞维茨知道得非常清楚，科学在通常的和非辩证的意义上指的是什么。他很明确地说，不可能有把通常称作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的东西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真正的”科学。这是因为它既不像机械的艺术（和科学）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像观念的艺术（和科学）那样，处理的是“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 ↩︎

在不革命精神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方面的完全误解之间的这种联系，在爱德华·伯恩施坦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他关于价值理论不同方面的阐述末尾（《社会主义文献集》第5卷1905年版第559页）有一句与马克思的价值论真谛大相径庭的话：“今天我们（！）研究价格形成的规律，是采取更直接的方式，而不是通过那种称作‘价值’的形而上学对象的迷宫。”同样，回到康德去的以及其他倾向的社会主义唯心主义者把“是”和“应该”分隔开来。参看赫兰德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第26页上的幼稚批评：“大多数人自然（！）惯于按康德的方式思考，即承认‘是’和‘应该’之间的差别。”还可参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约翰·洛克的评论，他在那里说，这位有见识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2页）。 ↩︎

在恩格斯于1859年8月6日和20日在伦敦一家德文周刊《人民报》上发表的两篇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章的第二篇中，可以看到对这整个方法论情况的最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6页以后）。这里引用的话和其他许多类似的话可在第10页以后看到（“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这时，“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自然科学“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包括沃尔夫式的极端浅薄的陈词滥调，也就重新流行起来”；“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驾车的笨马”，等等）。 ↩︎

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 ↩︎

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5页。 ↩︎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8页）。黑格尔那句话（出自《精神现象学》）在我的《唯物史观核心观点》第38页全文引出了。不能理解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这种同一关系，是先验观点不同于辩证观点（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之处。前者把内容看作是经验的和历史的，把形式看作是普遍有效的和必然的；后者使形式也从属于经验和历史的暂时性，从而从属于“斗争的漩涡”。人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纯粹民主和纯粹先验哲学是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

上面提到的恩格斯的那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13页）。恩格斯接着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制定这个 ↩︎

所有这几段话都出自马克思逝世后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是供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方法论立场的最丰富资料。 ↩︎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38页）。更仔细地分析恩格斯的这些话和他的其他晚期著作，可以看出他只是强调马克思在世时就已存在的一种倾向。他在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包括意识的社会历史形成）“归根到底”由经济决定的“最后决定”之外，又加上一种“由自然界决定的”甚至“更加最后的决定（！）”。恩格斯这最后的一着发展和维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正如文中援引的那段话清楚地表明，它丝毫没有改变意识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概念。 ↩︎

“科学以前的概念的形成”这个名词，大家知道是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提出的。实质上，在把先验立场或辩证立场用于社会科学而一切地方，很自然地必定要出现概念（例如在狄尔泰那里）。马克思把“思维着的头脑对世界的精神掌握”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严格而确切地区分开来（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3页）。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 ↩︎

关于新唯物主义立场对宗教和家庭的结论的发展情况，首先参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4条，然后参看《资本论》的不同地方。 ↩︎

参看《资本论》1873年第2版跋末尾那些常被引用的话。 ↩︎

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4节补充的一段和序言的最后几段。 ↩︎

特别参看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的论述（《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