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1917年9~10月号的《教育通报》，发表了巴·布朗斯基写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教育原理刍议》。该文许多地方立论偏颇，有待商榷。但这篇文章却很重要，因为它提出了许多生活本身产生的问题，必须加以回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新式学校的问题。作者写道：
“我们到处都听到一个普遍的呼声：‘必须建立新式学校’。那么是否马上就要建立这种新式学校呢？不，不仅不必要，甚至很有害，会产生极坏的后果……如果我们眼下摧毁了旧式学校，让软弱无力、威信不高的政权拟定建新式学校的计划，那我们能不遇到各地的消极抵制吗？能不发生对孩子们说来更为危险的罢教怠工事件吗？现在就着手建立新式学校，那无异乎策马于悬岩之缘，疾行于薄冰之上……社会各界担心：摧毁了旧式学校，得到了一份匆忙制定、考虑不周的新式学校计划，结果是什么学校也没有，这种担心是很有根据的，目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要把现行学校从官僚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诚然，许多地方未经官方许可已把旧时下达的文件废除了，但是未经官方许可的作法乃是明显的不合手续的作法。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混乱现象，必须由上面来改组旧式学校，这样可以为建立新式俄罗斯学校更好地扫清道路。而现在所必须做的事，只是对学校进行改革。否则就要使学校陷入斗争和矛盾的深渊。”
照作者看来，新式学校能否建立起来，对于那些真正关心我国学校命运和社会教育问题，但在伟大革命时期暂时还保留着旧思想的人来说，还是模棱两可的。任何一个具有新的思想和精神的人不可能不懂得，旧式学校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它是阶级的学校，其宗旨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现在，人民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摆脱了奴役的地位，他们需要的学校不是培养老爷和奴仆的学校，而是培养自由的、强壮的而且能干的人的学校。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建立新式学校确非易事。最不利的是缺乏一批有经验的教师，这些教师要懂得新式学校的任务，能够与旧的教育偏见决裂并献身于培养青年一代的创造性工作。我们正在培养这样的教师，而且这一工作的进展比预期的要快，因为妨碍这项工作的官僚主义桎梏已被粉碎。这是一件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工作。现在各地已有许多新生力量投入这一工作，他们对培养自由的人这一使命充满信心。他们很快就将组织起来，工作就会热火朝天地展开。但是新酒不能盛于旧瓶之中，必须把旧式学校的一套彻底打碎。
作者担心学校会陷入斗争和矛盾的深渊。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作者为什么没有看到学校早已成了斗争的场所。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要摧毁旧的学校，而在于旧的学校一直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各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进行之际，他们充分的运用了这一工具。
至于说到矛盾，那么，在根据民主原则急剧进行变革的社会里，没有什么矛盾比旧式的阶级读书学校这一矛盾更令人不能容忍了。作者说得对，学校应该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有机地联系起来。但是，难道他没有看见我国整个生活中以及整个制度方面的根本转变，没有看到我们已取得的重大成就？难道他没有看到，要扭转历史车轮只是痴心妄想？旧式学校早已不适应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条件了。因此它注定要灭亡。
至于说到学校的改革不要造成什么“后遗症”以及这种改革的过程很缓慢云云，那么，巴·布朗斯基完全忘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在革命时期提倡缓慢进步，这是徒劳无益的举动。在春天来临、江河解冻之际，却来论证在春天阳光的照射下如何使解冻的过程最少“后遗症”和最为自然，这实在迂腐之谈。冰雪消融，江河早已把河面上的一切吞噬一空。
当然，作者有一点是对的：不要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一切改革都应从当前生活的实际要求出发，要立足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入研究。但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普通常识，就好像说伏尔加河水流入里海一样。
尽管我们在打碎旧式学校这一问题上与作者有分歧，然而在教师必须接受居民监督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作者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对学校应由教师说了算这种提法提出了异议（这种说法在各种教师会议上时有所闻）。他认为：
“学校是为了社会设置的一个社会机构。学校的立法和学校的管理应如整个国家一样，掌握在中央和地方的社会政权手里。”因此，“教师可以到”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去“为自己在未来的学校立法和管理机关中谋求特别的代表权……教师并非人民代表，而是被任用的职员。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学校应该按照人民代表所体现的社会意志来建立的话，那么再来谈什么被任用的职员在人民代表机关享有特别的代表权就很荒唐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代表机关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性质，而代表权的思想就遭到了破坏。这在实际工作中就会导致对社会意志产生许多可能的破坏。请想一想，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希望建立新式学校，但是在学校立法和管理机关却有一半的教师是由旧式学校的老爷们任命和挑选的。再设想一下另一种情况，那些掌握了教师任免大权的人物在貌似民主的代表机关里实际上是支持这一半教师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社会意志可言呢？”
作者还对另一条基本原理即“学校应该自治”提出异议。国民教育应由国家资助。
“当然，不言而喻的是，学校在经济上的依附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它在权力上的依附……让现代学校脱离社会的影响，让当代的教师与世隔绝，以此来增加现代学校的缺点，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学校利用社会的经费以实现社会的任务，并从社会得到一切人力，这是勿庸置疑的原理，在学校正好需要与社会和生活进一步接近时，有什么必要把它囿于‘自治’的高墙之中呢？……有关中小学自治的这一陈归的学说有一部分道理，就是教师们害怕民主像专制那样对芝麻小事都进行监督，并且随意对教师的工作加以限制……教师理所当然地对这种预防性的管制（可以说是一种检查）表示气愤。他们当然应该要求完全废除所谓的预防性的管制。但是要求‘废除任何监督’往往是做得过份了，这不过是黑暗的反动时代的事了，那时教师必须向团体的代理人打小报告，既然人民甚至要求自己选出的代表做这种事，因而不打小报告的人就是人民所不需要的人。”
作者怀疑居民是否能够挑选教师（他未说明为什么他觉得这种选举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指出，在德意志和拉脱维亚地区，在专制制度下的俄罗斯也采取了这种办法。我们是很重视由居民选举教师的，也就是说，由居民直接监督教师的工作。社会民主党人在党纲中一向坚持由居民直接选举官员，其中当然也包括教师在内。教师的职能至为重要，因而居民不能放弃自己直接任免青年一代教育者的权利。美国，还有瑞士的一些州都实行选举教师的办法。瑞士实行选举教师的那些州，教师的水平都高于未实行选举的州。不过需要缜密地考虑，怎样才能把这种选举组织得很好。选举教师对于居民群众关心学校工作、关心教学工作、关心各种教育学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俄国的居民目前对这些事情还很不关心，然而这却是使学校能完成自己使命的一个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