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
列宁的很多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住在萨马拉的时候，向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到了彼得堡以后，他整天呆在公共图书馆里，他向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和其他许多图书馆借阅大批书籍。甚至当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姐姐还到图书馆去给他借书。他从这些书中做了很多摘录。在《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中记载着，列宁为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参考了五百八十三本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许多引证都是从这些书中引来的。列宁自己是否买得起所有这些书呢？其中有许多书，例如对列宁特别有价值的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甚至是非卖品。此外，列宁当时所过的是大学生一般的生活，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很俭朴。他不可能拿出这样多的钱（至少一千卢布）来买这些书，也没有时间到各书铺去找这些书，如果去找，那他就没有时间去读这些书了，如果没有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其中有许多书他甚至会不知道。最后，他也没有地方放置这些书。列宁读了这些书，不仅写出了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重要的巨著，同时还很好地研究了当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个列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于1899年出版。
到国外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加勤奋地利用图书馆。他懂得许多外国语，因此读了大量的外文书籍。他无论如何也买不起这些书，因为在流亡期间，每一个戈比的支出都得精打细算，要节省电车费、伙食费及其他费用。但是，如果不读书，不阅读外文报纸和杂志，伊里奇就不可能从事他所进行的工作，也不可能具有非常丰富渊博的知识。
看看《列宁家书集》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重视图书馆。
1895年他第一次出国，观感很多；他在柏林住了几个星期，一方面观察工人的生活，同时在柏林皇家图书馆看书。1895年伊里奇被捕入狱，经过了三个星期，他便安排了利用图书馆书籍的计划。他不仅利用监狱图书馆里的书籍，而且还设法利用狱外图书馆的书籍。在被捕三星期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狱外写信说：
“他们允许犯人从事写作。这个问题我还特地问了一下检察官，虽然我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他们甚至还允许监狱里的犯人从事写作）。他告诉我，书籍只要不违禁，在数量上是不受限制的。而且还允许把书归还，就是说，可以利用图书馆。所以这方面的条件相当好。
安娜·伊里尼奇娜担负了从图书馆借书和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书送到狱中的工作。
列宁在去流放地的途中，1897年3月4日至4月30日是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度过的。在这期间，他常到一个叫尤金的人的图书馆去。列宁在3月10日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
“昨天我终于到这儿著名的尤金图书馆去了，尤金亲切地接待了我，并且让我参观了他的书库。他允许我在图书馆里看书，而我想，我大概是可以去的（在这方面只有两个困难：第一、他的图书馆在城外，但还不算远，总共二俄里左右，因此可以把它当作一次愉快的散步。第二、图书馆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因此我经常去借书，会给主人带来过多的麻烦）。究竟如何，看情形再说吧。我想，第二个困难也是可以解决的。我还很不熟悉他的图书馆，但是，不管怎样这里收藏的书籍是相当丰富的，例如：这里有十八世纪末叶直到现在的各种杂志（最重要的杂志）的全套合订本。我想这些杂志可以成为我写作上迫切需要的参考材料。”2
列宁在3月15日的信中还提到这个图书馆：
“我每天都到图书馆去，图书馆离城二俄里，所以我来回要走五俄里左右（约一小时）的路。每天有这样的散步，我很满意，也很愉快，虽然它常常使我昏昏欲睡。在这个书馆里，我所需要的书，比我根据这个图书馆的大小前估计的要少得多，不过这里有一些书对我还是有用的，我很高兴，我在这里的这段时间不至于白白浪费掉。我还常到市立图书馆去，在那里可翻阅各种杂志和报纸，不过杂志和报纸要隔十一天才能送到这里，而我总还不习惯看这种迟到‘新闻’……”3
列宁被流放到舒申斯克村以后（信件和报纸要隔十三天才能送到那里），他在西伯利亚这个遥远的角落仍然竭力设法利用莫斯科各个图书馆的书籍。
1897年5月25日，他从舒申斯克写信到莫斯科给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叶利札罗娃说道：
“我总是想利用莫斯科的图书馆，在这方面你们有些什么头绪了吗？也就是说，有没有在哪个公共图书馆找到门路？问题是这样，如果能借出两个月（象在圣彼得堡那样，象自由经济学会的图书馆那样），那末把借来的书4 5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7年7月19日给母亲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回答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要为他作摘录的建议，他写道》“我不知道还要不要摘录。我希望在秋天以前，能够跟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某个图书馆办好交涉。”6
1897年冬天，伊里奇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某些愿望是实现了，但伊里奇还寻求更多的借书机会：
但是，由于邮寄的困难，在舒申斯克村广泛地利用图书馆这件事没有办到。
1898年9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允许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去医治牙齿。他对这次旅行异常高兴，就在这次旅行中他还打算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图书馆去作一些摘录。
从流放地回来后，列宁就住在普斯可夫。他在1900年3月15日给母亲的信中说道：“我……常常跑图书馆，也常常出去散步。”10
在流亡国外期间，列宁在图书馆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是在给亲属的信中，关于这点谈得很少。
当1902年至1903年我们住在伦教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半时间花在大英博物馆里，那里有世界上藏书最丰富和设备完善的图书馆。伊里奇还非常广泛地利用了伦敦的阅览室，从他1902年10月27日给母亲的信中可看到这一点。11
伦敦有许多阅览室，每个阅览室都是一间房子，读者可以从街上直接走进去。阅览室中甚至没有二个座位，只有阅览台和夹在报夹上的报纸；读者可以从报架上取阅报纸，阅毕归还原处。这样的阅览室很方便，读者整天不断。
第二次流亡国外时，正是哲学问题争论得最激烈前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1908年5月他从日内瓦到伦敦，专为在大英博物馆中进行研究工作，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多月。
我们是在1903年到日内瓦的。在日内瓦，伊里奇整天都在“读书协会”（Société de lecture）图书馆里。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有良好的条件，有大批法文、德文和英文的报纸和杂志。在这个图书馆里从事研究工作非常方便。读书协会的会员大部分是老教授，他们很少到这个图书馆里来。伊里奇占用了一整间研究室，他在那里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思考论文，可以从架上取阅任何一本书。
在日内瓦，伊里奇勤奋地利用丰富的库克林俄文图书馆。馆长是卡尔宾斯基同志。后来，当伊里奇住在其他城市的时候，还向这个图书馆写信借过书。
在巴黎，伊里奇主要地是利用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我在1909年12月给伊里奇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谈到他在图书馆进行研究的情形：“一个多星期以前，他就开始在早晨八时起床，然后就去图书馆，下午二时从那里回来。这么早就起床，最初几天是很困难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很愿意早睡了。”12
除了国立图书馆外，伊里奇还到过巴黎的其他许多图书馆，但是这些图书馆很难使他感到满意。国立图书馆缺少最近几年的图书目录，此外，借书时官僚习气和拖拉作风很严重。一般说来，在法国，图书馆都有严重的官僚习气。市区图书馆几乎只有文艺书籍，虽然如此，要获得借阅权，还需要持有房东的证明，房东要负责使房客按期还书。由于我们生活困难，房东长时期不给我们开这样的证明。伊里奇根据图书馆事业是否健全来判断文化水平，他认为图书馆事业的状况是整个文化的标志。
伊里奇于1914年4月22日从克拉柯夫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巴黎工作不方便，国立图书馆的工作搞得很糟，我们常常想念日内瓦，在那里工作做得多些，又有方便的图书馆，生活不是那样不安和杂乱。在我流浪所到过的地方中，如果伦敦或日内瓦不是那么远的话，我最喜爱它们。日内瓦的一般文化活动条件很好，生活也特别安适。而这里，文化生活根本谈不上，差不多和俄国一样图书馆很糟糕，而且对读者极不方便，即使是这样的图书馆我也几乎没有机会去……”13
我们从克拉柯夫到伯尔尼后，伊里奇在1914年12月 9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写信说：
“这里的图书馆很好，在利用图书方面我很满意。终日办报的时期结束以后，读读书是很惬意的。娜嘉1415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6年2月7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我和娜嘉非常喜爱苏黎世身这里的图书馆很好。”16而在1916年2月28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住在苏黎世。是到这里的图书馆来找资料的。我们非常喜爱这里的湖光山色，图书馆也比伯尔尼的好得多，因此我们呆在这里的时间可能要比预定的时间长一些。”17
后来，他在同年10月9日给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又写道：“……苏黎世的图书馆较好，工作起来也比较方便。”18
瑞士的图书馆事业搞得很好，特别是图书馆彼此之间的书籍交换组织得很好。瑞士德语区的科学图书馆和德国各图书馆都有联系，甚至在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通过图书馆从德国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各种书籍。
其次是为读者服务得很周到，这里没有任何官僚架子，编有完备的图书目录，图书是开架式，并且对读者非常关心。
1915年夏天，我们住在罗特霍伦山麓下一个很偏僻的小乡村中，在那儿收到图书馆免费邮寄来的许多书。书是装在纸套子里寄来的，套子上贴有写好的卡片：一面写着收书人的地址，另一面写着图书馆的地址。还书时，只要把这张卡片翻过来贴好投邮就行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称赞瑞士的文化事业，并幻想在革命后如何整顿俄国的图书馆事业。
写于19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