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下面这出悲剧，大部分是在1857年春，我还住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写的。因为受到其他工作的阻碍，所以直到1857与1858年之交的冬天才告完成。当我正执笔写作的时候，很高兴地看到大卫·施特劳斯着的《乌尔利希·冯·胡登传》¹问世。我认为这又一次证明，在当代思想界看来，回顾一下我国最伟大的、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期，是适时的，并且几乎是十分自然的事情。—1858年春，我把剧本改编成舞台脚本，并针对舞台上的要求，把内容大大地加以压缩。第一、二幕，特别是第三幕，还作了很大的改动。例如在第三幕，对胡登的身世和“莱希林论战”²，原来几乎是用叙事笔调来描述的，由于舞台剧要求情节的发展必须迅速，所以只得删去。但在文学剧本里，我经过一番犹豫，觉得胡登的奇特身世以及那场还远远没有受到足够评价的本质上极其深刻的人文主义论战，同剧本的悲剧观念联系得过于密切，且对于当时的思想和冲突的意义也过于重大，因而非按照原来面目完全保留下来不可。

1858年7月，我曾通过友人用化名将一份作为手稿印刷的舞台剧本送给本地皇家宫廷剧院的经理。我希望在剧本公开印行之前，能先看到它用化名上演，以便使人民能完全客观地接受它。1859年1月31日，皇家宫廷剧院经理回信表示拒绝，因此，在我的这种打算落空之后，我才赶紧将文学剧本出版，公诸于世。

我还想扼要地说明一下我写这个剧本的立场和目的。我曾经给一个朋友写过一封信，信上谈到我写这个剧本的动机。我现在把有关部分摘录于后，也许这样作比用那种纯粹是写给公众看的形式严谨的论文，要更简明平易和更自然真实些：“——因此，当时，我就在闲暇之余专注地去研究那个被我一向认为必须专门加以探讨的时代，它也许是德国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文化历史斗争的过程，即宗教改革时期。它是民族斗争最激烈的一个时代，在它那坚实、宽广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马丁·路德、乌尔利希·冯·胡登、弗兰茨·冯·济金根这样一些毫不含糊的、伟大的光辉形象。——然而真是咄咄怪事！——正是随着这个民族兴起和斗争的时代，正是由于这个时代的结局，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了，甚至不再有民族的生存和民族的历史了！

“一般说来，这个矛盾还是得到了历史研究者或多或少的正确承认的。而人们也许还没有很正确或者很清楚地认识到的——至少不是普遍地认识到，而且也远远没有看透到它的一切结局——但和这个矛盾有密切关系的，却是马丁·路德在当时宗教改革的发动中所占的地位。大概我用不着先声明：我是完全站在新教的立场上来对待天主教的，而且对马丁·路德这个伟大人物从来是热爱的。人们通常认为宗教改革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路德第一个创造出来的，这却是一个错误。我把它同宗教改革运动本身加以明确区别的这种改革的意识，不仅早在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已经绝对地存在了，而且它还充满了那种因科学复兴而产生出来的自由人的热诚，并且还受到那种在伦理上和政治上都有着影响的纯粹人性的自由激情的熏染，只不过路德和他的后人才把这种自由激情纳入那通往片面的神学教条方向去的狭窄轨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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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补充一点的是，我常常设法尽可能在胡登的台词里引用他自己说过的，而且几乎是没有加以改动的原话。例如，特别是在第一幕里，胡登叙述他怎样在布鲁塞尔查理皇帝的宫廷中逗留，怎样回到德意志以及他后来抱怨说德意志人民把他抛弃了等处，许多话都是一字不改地引自他的《致德意志各阶层的控诉书》。然而我又认为，如果在这些地方使用不同的字体，或是用脚注来加以识别，都是不相宜的。因为凡是熟悉那个时代的文献的人，都能够自己发现，如果加上注释，那就势必会打断一般读者的顺利的阅读，还会妨碍他们自己去享受艺术的完整性。

作者 1859年2月4日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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