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批判的批判[103]

作者：（评1899年《科学评论》[104]第12期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论文《商品拜物教》） · 3

非批判的批判¹（评1899年《科学评论》²（1900年1—3月） ³ 一［注：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怎么，批判家不同意这一点吗？不，他是同意的，因为他在前一页说我的说法是“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要大叫大嚷，力图抛弃我的结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呢？这也始终是一个秘密。在本书论述理论问题的开头一章末尾，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感兴趣的题目：“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第29页）［注：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批判家是否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研究呢？不，他宁愿回避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个题目，而指出了 ⁴ ［注：见本卷第33—34页。——编者注］中说过：按实物形式划分产品，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时，并不必要，但是在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也只有在后一种场合）所谈的正是产品实物形式的补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硬说我“不理解”马克思，对我的“自由翻译”作了严厉的判决，认为“必须详细地引证《资本论》”（其实引文中所讲的正是我说明过的），猛烈攻击我的这样几句话：“现在”，即在分析社会资本而不是单个资本的再生产时，“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这段话用黑体标出，然后写道：“在我用了黑体的地方，实际上是伊林先生的实现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实现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的任何理论都毫无共同之处。”（第2282页）话说得好厉害！但是我们看看论据是什么。论据当然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来的话，其中有这样几句：“他直接摆出〈原文如此！〉［注：顺便谈一下译文。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从我的书中引证了以下一句话：“……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它们〈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第19页（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于是就严厉地训斥我说：“伊林先生……并没有注意译文的不当，而原文却很简单很明白：‘als　ob　nur　die　absolute　Konsumptionsf?higkeit　der　Gesellschaft　ihre　Grenze　bilde’。”（第2286页）这个（完全正确的）译文有什么不好，批判家没有说明。而要说明他的严格精神，只要把的问题是这样的：在生产中消耗的资本怎样按其价值由每年的产品来代替，这种代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结论是：“我认为这已充分表明，伊林先生拿来冒充马克思理论的实现论和马克思的分析毫无共同之处”等等。我只想再问一句：这岂不是很妙吗？我所说的和马克思的引文中所说的，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这始终是威严的批判家的秘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致命罪过在于“自由翻译”，或者也许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该文另一个地方所说的（第2287页），在于我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只要稍微想一想吧！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于背诵和引证《资本论》，不管恰当不恰当……就象尼古拉·—逊先生所干的那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3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为他用这最后一段话彻底驳倒了他的论敌。事实上，他用别的问题偷换了我提出的问题，从而证明了他引证不当的本领。我在被指责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资本主义是商品流通的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历史相互关系。而从《资本论》第2卷（专门论述资本流通问题的一卷）引证的一段话讲的是什么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流通的关系；马克思在这个地方（第2卷第93页）［注：同上，第132页。——编者注］反对经济学家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运动的三种典型的经济形式对立起来；马克思说，这是不对的，因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同发展阶段所固有的流通方式，马克思并在最后批评了［注：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威严的丘必特“批判”说：“我这个读者并没有看出这个原因有历史特性。这种言论完全没有根据”（第2284页）等等。既然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历史的先行者，那么“这个原因有历史特性”难道还需要说明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页。——编者注］结论是：“每一个识字的人，除了那些批判地思维的人，都会懂得：马克思所讲的和伊林先生的理论正好是相反的，在国外市场上用不着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即‘能够替换销售部分产品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第2284页）啊，高明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注：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上）。批判家引证论敌说资本主义二［注：在《资本论》专门论述工场手工业问题的第1卷第12章中单独有一节，标题为：《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在这一节的开头马克思说道：“现在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362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9页。——编者注））把这句话同我们发怒的丘必特的攻击对照一下，不是很有教益吗？］，有时只讲分工。如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有不同的看法，那他应该阐述和说明自己的意见，但不应该发出威严而无谓的责难。　　“分工决不是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因为工厂中也存在着分工。” 　　很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但是难道我只拿这个标志来区分工厂和工场手工业吗？如果批判家愿意稍微认真地分析一下我对“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决不象乍一看去那样简单）的理解是否正确，那么他能够闭口不谈我在同一节中所说的一段话吗？在那里我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所认为的工场手工业这一概念的基本标志，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评论集》第17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9页。——编者注］）列举过了。”（第297页［注：见本卷第347页。——编者注］脚注1）在《评论集》中，分工只是作为许多标志中的一个标志提到的。因此，读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观点，只能得到完全歪曲的概念，而对于批判家自己的观点，却根本得不到任何概念。［注：同上，第505—506页。——编者注］脚注）。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他的“批判”就其简短而威严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高明的教训：不能限于“机械地开列某一生产部门在某些年度的雇佣工人数目和生产总额”（第2278页）。如果这个教训不是指我书中专门论述工厂统计问题的那一部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这一点只字未提），那么它一定是指论工场手工业的那一章，因为这一章多半都是实际资料。怎样才能做到不用这些资料也能解决问题，这个秘密威严的批判家并没有揭示出来，因此我要继续坚持下列意见：宁肯被人指责叙述枯燥，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资料的研究。既然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我的计算是“机械地”开列，那是不是说，他认为我在第6章后半部根据这些资料所作的并且在第7章第12节重复过的结论是错误的？是不是说，他不同意这些资料表明了以（1）技术、（2）经济和（3）文化的特殊结构为特征的特殊的手工业结构？威严的丘必特在他的“批判”中对这一点没有说出只言片语，这个“批判”除去恶狠狠的吆喝，毫无内容可言。这未免不足吧，可敬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注：见本卷第130—131页。——编者注］上。我指出了赋税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的作用之后继续说：“如果我们谈的不是赋税在交换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赋税同收入的比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例是极高的。改革前时代的传统如何沉重地压在现在的农民身上，这可以从现存的赋税吞掉了小农甚至有份地的雇农总支出的1/7这一点极明显地看出来。除此以外，赋税在村社内部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富裕，则赋税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无马户所纳的税同自己的收入比较起来，几乎是多马户的3倍（见上面的支出分配表）……”每一个读者，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他所读的书，自然就会产生下列问题：既然家庭收支表包括的不仅是不同村社的农户，而且甚至是不同县份的农户，那我为什么要说村社内部的赋税分配呢？也许这里分配的不均衡是偶然的，也许这种不均衡是由于不同县份或不同村社（这些县份或村社的农户被用来编制典型的家庭收支表）的每俄亩份地的课税不同？为了消除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同意见，我在上面那段话后面，紧接着就解释说：“……［注：见本卷第126页。——编者注］的表（每一农户的各种赋税额）与第102页［注：同上，第132页。——编者注］的表（每一农户的份地数量）对照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相信：的确，根据家庭收支资料看来，虽然这些有家庭收支表的农户属于不同村社甚至不同县份，但每一俄亩份地的各种赋税额［注：参看本卷第132页。——编者注］），而威严的批判家把这种打算简单地称为“怪事”。什么原因，不知道。也许和一位“批判家”认为乞乞科夫这几个字很可笑的原因是一样的吧？家庭收支表“不是典型的，因为粮食的秋卖春买在沃罗涅日省很少见到，至于在整个俄国”，这种出卖粮食似乎已被尼古·—逊先生证明了。（第2291页）无怪乎伟大的灵魂是互相了解的这句话说得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帕维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尼古拉·—逊先生的论断同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之间有矛盾的时候，解决问题毫不含糊，一口咬定是资料不典型，而不是尼古·—逊先生的话不对或太一般。其次，粮食的秋卖春买问题，和我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完全没有使用过的家庭收支表是否典型的争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三［注：顺便谈谈。这个论点（工役制是农奴制的残余）是我在自己书里直接提出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没有谈到这一点，却抓住我说的工役制实质上是从《罗斯法典》起就保存下来的这句话，大发雷霆：又是从克柳切夫斯基那里来的引文，又是12世纪的国内市场，又是商品拜物教，又断言我认为“商品生产从《罗斯法典》起〈原文如此！〉就是历史上创造奇迹和阐明一切的基础”（原文如此！！）。这显然还是“啊嚏——啊嚏”之类的批判，这种批判我似乎在文章开头谈得已经太多了。］，而根本不是资本主义；（2）在我国边疆地区，农奴制根本不存在或者最薄弱，农民受地少、服工役和税重的痛苦最少，那里的农业资本主义也最发达。为了分析“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条件，就必须作这样的对比，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如此威严而又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忽视了这些条件。［注：顺便谈谈古尔维奇先生。这位著作家因著有两部书和为杂志撰稿而闻名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蛮横无理和蔑视一切的态度对待这位著作家的“结论”，只不过暴露了他自命不凡而已。］此外，我在该书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移民问题。也许我这个观点不对，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或补充，完全用威严的吆喝掩盖问题的本质。其次，我的话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据以断定，“商品拜物主义者现在相信自己物神的创造奇迹的力量了”（原文如此！！）。这真是可以说“消灭了”！然而，最尊贵的批判家先生，您是不是否定我的看法呢？为什么不把您们的［注：我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在俄国对一些人来说是老爷的事情，是贵族的消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义务，是租赋”（见本卷第279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从我的这句话看出，“原来整个社会形态，即农奴生产方式，不过是贵族的消遣”。不，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这还决不是“原来”，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指出，“农奴制经济乃是某种程度合理的和完美的制度”（第129页（见本卷第161页。——编者注）），我在这里只是说明了这种制度的标志中的一个标志。在地主经济中有“贵族的消遣”的因素，凡是记得“农奴制乡村或盘剥性乡村的奥勃洛摩夫们”（第152页（见本卷第189页。——编者注））这类著名典型的人，都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也指出了这一点，“贵族的消遣”这种说法就是统计中提出的（第148页（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甚至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中某一时期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地主竟想从国外雇请工人和订购机器（第130页和第153页（见本卷第162页和第191页。——编者注）），这无非是“贵族的消遣”。“何时何地资本主义把世袭领主〈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毫无道理地认为这个范畴只适用于“农奴制形成以前的”时代；它也适用于农奴制时代〉和依附农民转变为从事工业者，可惜伊林先生没有讲到。”（第2293页）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第2章、第3章，特别是第4章都谈到了，那里谈的正是农业转变为［注：见本卷第85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批判”如下：“伊林先生不满意农民统计资料的按份地分类法。统计资料的分类法有两种〈原文如此！〉。一种是历史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每个纳税人拥有同一数量份地的村社〈！〉汇总为一个整体；另一种是事实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具有同一数量份地的农户汇总为一个整体，不管这些农户属于什么样的村社。历史的分类法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了从农奴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表明了上面也探讨过的这个题目的其他论点……“伊林先生提出的分类法完全搞乱了对我国农民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条件的历史理解。伊林先生的提议倒适用于手工业调查〈原文如此！〉，象德国所做的那样。”（第2289页）这就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他的专业对象和想“引证”马克思而又无法引证的问题进行的典型的批判。试问：这些关于［注：见本卷第83—84页。——编者注］脚注2，在那里，我引证了瓦·沃·先生《新型的地方统计出版物》一文，他在文中承认：“必须使数字资料不是同村或村社这种形形色色农民经济类别的聚合体联系起来，而是同这些类别本身联系起来”，我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瓦·沃·先生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关于这些形形色色类别的资料呢？）。［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9—70页。——编者注］）可见我直截了当地说过：把某种东西奉为信仰，排斥批判的改造和发展，是严重的错误，然而要改造和发展，“单纯地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拥护所谓“新的批判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所谓“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两者是想在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58—59页。——编者注］）。在我看来，他们是彻底地完整地而不是折中主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这种发展的贡献，不论在哲学方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或者在历史和政治方面，都比桑巴特或施塔姆勒［注：参看亨·库诺先生（他的论文有一部分译载于1899年的《科学评论》）对施塔姆勒提出的公正评论、Б．李沃夫的《社会规律》（同上）和《科学评论》答应在1900年译载的萨迪·贡特尔先生那篇文章。］要大得不可比拟，但是许多人现在认为简单地重复这两个人的折中主义观点是一大进步。我未必用得着再来说明：折中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目前已经集结在爱·伯恩施坦周围。关于我自己的“正统思想”问题，我只简短地谈这几点意见，一则因为这和我论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二则因为我没有可能详尽地发挥第一种人的观点，只能请有兴趣的人去查看德国书刊。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的争论不过是德国人的争论的反应，不知道德国人的争论，就不能对争论的本质获得十分确切的认识。［注：在我看来，最近在我国书刊“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新的”“批判的”思潮正可归结为这种折中主义（参看司徒卢威发表在《生活》1899年第10期和1900年第2期上的论文；杜·-巴拉诺夫斯基发表在《科学评论》1899年第5期和1900年第3期上的论文）。前者5年多以前在其《评述》中就开始“表现了”他对折中主义的爱好，而在这一著作发表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承蒙司徒卢威记得住）使公众“睁开眼睛”看看在他的见解中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混淆起来⁶⁷ 载于1900年5月和6月《科学评论》杂志第5期和第6期
载于1900年5月和6月《科学评论》杂志第5期和第6期

非批判的批判¹（评1899年《科学评论》²（1900年1—3月） ³ 一［注：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怎么，批判家不同意这一点吗？不，他是同意的，因为他在前一页说我的说法是“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要大叫大嚷，力图抛弃我的结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呢？这也始终是一个秘密。在本书论述理论问题的开头一章末尾，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感兴趣的题目：“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第29页）［注：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批判家是否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研究呢？不，他宁愿回避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个题目，而指出了 ⁴ ［注：见本卷第33—34页。——编者注］中说过：按实物形式划分产品，在分析单个资本的生产时，并不必要，但是在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后一种场合（也只有在后一种场合）所谈的正是产品实物形式的补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硬说我“不理解”马克思，对我的“自由翻译”作了严厉的判决，认为“必须详细地引证《资本论》”（其实引文中所讲的正是我说明过的），猛烈攻击我的这样几句话：“现在”，即在分析社会资本而不是单个资本的再生产时，“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把这段话用黑体标出，然后写道：“在我用了黑体的地方，实际上是伊林先生的实现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实现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的任何理论都毫无共同之处。”（第2282页）话说得好厉害！但是我们看看论据是什么。论据当然就是从马克思那里引证来的话，其中有这样几句：“他直接摆出〈原文如此！〉［注：顺便谈一下译文。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从我的书中引证了以下一句话：“……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它们〈生产力〉发展的界限”（第19页（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于是就严厉地训斥我说：“伊林先生……并没有注意译文的不当，而原文却很简单很明白：‘als　ob　nur　die　absolute　Konsumptionsf?higkeit　der　Gesellschaft　ihre　Grenze　bilde’。”（第2286页）这个（完全正确的）译文有什么不好，批判家没有说明。而要说明他的严格精神，只要把的问题是这样的：在生产中消耗的资本怎样按其价值由每年的产品来代替，这种代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结论是：“我认为这已充分表明，伊林先生拿来冒充马克思理论的实现论和马克思的分析毫无共同之处”等等。我只想再问一句：这岂不是很妙吗？我所说的和马克思的引文中所说的，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这始终是威严的批判家的秘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的致命罪过在于“自由翻译”，或者也许象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该文另一个地方所说的（第2287页），在于我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只要稍微想一想吧！用“自己的话”叙述马克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于背诵和引证《资本论》，不管恰当不恰当……就象尼古拉·—逊先生所干的那样。［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3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为他用这最后一段话彻底驳倒了他的论敌。事实上，他用别的问题偷换了我提出的问题，从而证明了他引证不当的本领。我在被指责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资本主义是商品流通的结果，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历史相互关系。而从《资本论》第2卷（专门论述资本流通问题的一卷）引证的一段话讲的是什么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流通的关系；马克思在这个地方（第2卷第93页）［注：同上，第132页。——编者注］反对经济学家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运动的三种典型的经济形式对立起来；马克思说，这是不对的，因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同发展阶段所固有的流通方式，马克思并在最后批评了［注：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威严的丘必特“批判”说：“我这个读者并没有看出这个原因有历史特性。这种言论完全没有根据”（第2284页）等等。既然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历史的先行者，那么“这个原因有历史特性”难道还需要说明吗？［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页。——编者注］结论是：“每一个识字的人，除了那些批判地思维的人，都会懂得：马克思所讲的和伊林先生的理论正好是相反的，在国外市场上用不着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即‘能够替换销售部分产品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第2284页）啊，高明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注：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上）。批判家引证论敌说资本主义二［注：在《资本论》专门论述工场手工业问题的第1卷第12章中单独有一节，标题为：《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在这一节的开头马克思说道：“现在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362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9页。——编者注））把这句话同我们发怒的丘必特的攻击对照一下，不是很有教益吗？］，有时只讲分工。如果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有不同的看法，那他应该阐述和说明自己的意见，但不应该发出威严而无谓的责难。　　“分工决不是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因为工厂中也存在着分工。” 　　很好，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但是难道我只拿这个标志来区分工厂和工场手工业吗？如果批判家愿意稍微认真地分析一下我对“工场手工业的显著标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决不象乍一看去那样简单）的理解是否正确，那么他能够闭口不谈我在同一节中所说的一段话吗？在那里我直截了当地说：“马克思所认为的工场手工业这一概念的基本标志，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评论集》第17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09页。——编者注］）列举过了。”（第297页［注：见本卷第347页。——编者注］脚注1）在《评论集》中，分工只是作为许多标志中的一个标志提到的。因此，读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观点，只能得到完全歪曲的概念，而对于批判家自己的观点，却根本得不到任何概念。［注：同上，第505—506页。——编者注］脚注）。帕·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他的“批判”就其简短而威严来说，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高明的教训：不能限于“机械地开列某一生产部门在某些年度的雇佣工人数目和生产总额”（第2278页）。如果这个教训不是指我书中专门论述工厂统计问题的那一部分（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这一点只字未提），那么它一定是指论工场手工业的那一章，因为这一章多半都是实际资料。怎样才能做到不用这些资料也能解决问题，这个秘密威严的批判家并没有揭示出来，因此我要继续坚持下列意见：宁肯被人指责叙述枯燥，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资料的研究。既然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我的计算是“机械地”开列，那是不是说，他认为我在第6章后半部根据这些资料所作的并且在第7章第12节重复过的结论是错误的？是不是说，他不同意这些资料表明了以（1）技术、（2）经济和（3）文化的特殊结构为特征的特殊的手工业结构？威严的丘必特在他的“批判”中对这一点没有说出只言片语，这个“批判”除去恶狠狠的吆喝，毫无内容可言。这未免不足吧，可敬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注：见本卷第130—131页。——编者注］上。我指出了赋税在农民的货币支出中的作用之后继续说：“如果我们谈的不是赋税在交换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赋税同收入的比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例是极高的。改革前时代的传统如何沉重地压在现在的农民身上，这可以从现存的赋税吞掉了小农甚至有份地的雇农总支出的1/7这一点极明显地看出来。除此以外，赋税在村社内部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富裕，则赋税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无马户所纳的税同自己的收入比较起来，几乎是多马户的3倍（见上面的支出分配表）……”每一个读者，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他所读的书，自然就会产生下列问题：既然家庭收支表包括的不仅是不同村社的农户，而且甚至是不同县份的农户，那我为什么要说村社内部的赋税分配呢？也许这里分配的不均衡是偶然的，也许这种不均衡是由于不同县份或不同村社（这些县份或村社的农户被用来编制典型的家庭收支表）的每俄亩份地的课税不同？为了消除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同意见，我在上面那段话后面，紧接着就解释说：“……［注：见本卷第126页。——编者注］的表（每一农户的各种赋税额）与第102页［注：同上，第132页。——编者注］的表（每一农户的份地数量）对照一下，就会很容易地相信：的确，根据家庭收支资料看来，虽然这些有家庭收支表的农户属于不同村社甚至不同县份，但每一俄亩份地的各种赋税额［注：参看本卷第132页。——编者注］），而威严的批判家把这种打算简单地称为“怪事”。什么原因，不知道。也许和一位“批判家”认为乞乞科夫这几个字很可笑的原因是一样的吧？家庭收支表“不是典型的，因为粮食的秋卖春买在沃罗涅日省很少见到，至于在整个俄国”，这种出卖粮食似乎已被尼古·—逊先生证明了。（第2291页）无怪乎伟大的灵魂是互相了解的这句话说得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帕维尔·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尼古拉·—逊先生的论断同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之间有矛盾的时候，解决问题毫不含糊，一口咬定是资料不典型，而不是尼古·—逊先生的话不对或太一般。其次，粮食的秋卖春买问题，和我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完全没有使用过的家庭收支表是否典型的争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三［注：顺便谈谈。这个论点（工役制是农奴制的残余）是我在自己书里直接提出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没有谈到这一点，却抓住我说的工役制实质上是从《罗斯法典》起就保存下来的这句话，大发雷霆：又是从克柳切夫斯基那里来的引文，又是12世纪的国内市场，又是商品拜物教，又断言我认为“商品生产从《罗斯法典》起〈原文如此！〉就是历史上创造奇迹和阐明一切的基础”（原文如此！！）。这显然还是“啊嚏——啊嚏”之类的批判，这种批判我似乎在文章开头谈得已经太多了。］，而根本不是资本主义；（2）在我国边疆地区，农奴制根本不存在或者最薄弱，农民受地少、服工役和税重的痛苦最少，那里的农业资本主义也最发达。为了分析“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条件，就必须作这样的对比，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却如此威严而又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忽视了这些条件。［注：顺便谈谈古尔维奇先生。这位著作家因著有两部书和为杂志撰稿而闻名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界，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以蛮横无理和蔑视一切的态度对待这位著作家的“结论”，只不过暴露了他自命不凡而已。］此外，我在该书其他地方也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移民问题。也许我这个观点不对，但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或补充，完全用威严的吆喝掩盖问题的本质。其次，我的话使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据以断定，“商品拜物主义者现在相信自己物神的创造奇迹的力量了”（原文如此！！）。这真是可以说“消灭了”！然而，最尊贵的批判家先生，您是不是否定我的看法呢？为什么不把您们的［注：我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在俄国对一些人来说是老爷的事情，是贵族的消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义务，是租赋”（见本卷第279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认为从我的这句话看出，“原来整个社会形态，即农奴生产方式，不过是贵族的消遣”。不，斯克沃尔佐夫先生，这还决不是“原来”，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指出，“农奴制经济乃是某种程度合理的和完美的制度”（第129页（见本卷第161页。——编者注）），我在这里只是说明了这种制度的标志中的一个标志。在地主经济中有“贵族的消遣”的因素，凡是记得“农奴制乡村或盘剥性乡村的奥勃洛摩夫们”（第152页（见本卷第189页。——编者注））这类著名典型的人，都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也指出了这一点，“贵族的消遣”这种说法就是统计中提出的（第148页（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甚至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中某一时期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地主竟想从国外雇请工人和订购机器（第130页和第153页（见本卷第162页和第191页。——编者注）），这无非是“贵族的消遣”。“何时何地资本主义把世袭领主〈斯克沃尔佐夫先生毫无道理地认为这个范畴只适用于“农奴制形成以前的”时代；它也适用于农奴制时代〉和依附农民转变为从事工业者，可惜伊林先生没有讲到。”（第2293页）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第2章、第3章，特别是第4章都谈到了，那里谈的正是农业转变为［注：见本卷第85页。——编者注］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批判”如下：“伊林先生不满意农民统计资料的按份地分类法。统计资料的分类法有两种〈原文如此！〉。一种是历史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每个纳税人拥有同一数量份地的村社〈！〉汇总为一个整体；另一种是事实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把具有同一数量份地的农户汇总为一个整体，不管这些农户属于什么样的村社。历史的分类法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了从农奴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表明了上面也探讨过的这个题目的其他论点……“伊林先生提出的分类法完全搞乱了对我国农民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条件的历史理解。伊林先生的提议倒适用于手工业调查〈原文如此！〉，象德国所做的那样。”（第2289页）这就是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对他的专业对象和想“引证”马克思而又无法引证的问题进行的典型的批判。试问：这些关于［注：见本卷第83—84页。——编者注］脚注2，在那里，我引证了瓦·沃·先生《新型的地方统计出版物》一文，他在文中承认：“必须使数字资料不是同村或村社这种形形色色农民经济类别的聚合体联系起来，而是同这些类别本身联系起来”，我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瓦·沃·先生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关于这些形形色色类别的资料呢？）。［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9—70页。——编者注］）可见我直截了当地说过：把某种东西奉为信仰，排斥批判的改造和发展，是严重的错误，然而要改造和发展，“单纯地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拥护所谓“新的批判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所谓“正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于：两者是想在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58—59页。——编者注］）。在我看来，他们是彻底地完整地而不是折中主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这种发展的贡献，不论在哲学方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或者在历史和政治方面，都比桑巴特或施塔姆勒［注：参看亨·库诺先生（他的论文有一部分译载于1899年的《科学评论》）对施塔姆勒提出的公正评论、Б．李沃夫的《社会规律》（同上）和《科学评论》答应在1900年译载的萨迪·贡特尔先生那篇文章。］要大得不可比拟，但是许多人现在认为简单地重复这两个人的折中主义观点是一大进步。我未必用得着再来说明：折中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目前已经集结在爱·伯恩施坦周围。关于我自己的“正统思想”问题，我只简短地谈这几点意见，一则因为这和我论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二则因为我没有可能详尽地发挥第一种人的观点，只能请有兴趣的人去查看德国书刊。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的争论不过是德国人的争论的反应，不知道德国人的争论，就不能对争论的本质获得十分确切的认识。［注：在我看来，最近在我国书刊“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新的”“批判的”思潮正可归结为这种折中主义（参看司徒卢威发表在《生活》1899年第10期和1900年第2期上的论文；杜·-巴拉诺夫斯基发表在《科学评论》1899年第5期和1900年第3期上的论文）。前者5年多以前在其《评述》中就开始“表现了”他对折中主义的爱好，而在这一著作发表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承蒙司徒卢威记得住）使公众“睁开眼睛”看看在他的见解中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混淆起来⁶⁷ 载于1900年5月和6月《科学评论》杂志第5期和第6期

载于1900年5月和6月《科学评论》杂志第5期和第6期

《非批判的批判》一文是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帕·尼·斯克沃尔佐夫恶意攻击《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所作的答复。列宁于1900年1月他的流放期将满的时候在舒申斯克村开始写这篇文章，而于1900年3月从流放地返回后写完。文章刊登在1900年5月和6月《科学评论》杂志上。它是列宁出国以前在俄国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563。 ↩︎
《科学评论》杂志（《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是俄国科学杂志（1903年起是一般文学杂志）。1894—1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开始为周刊，后改为月刊。杂志刊登各派政论家和科学家的文章，1900年曾把列宁列入撰稿人名单。它曾发表过列宁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1898年）、《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等著作。——563。 ↩︎
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天神和司风雨雷电之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在俄语中，丘必特这个词也用来比喻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563。 ↩︎
这里是套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的话。车尔尼雪夫斯基抨击当时所谓机智的批评家说，他们的“全部技能往往只是：抓住所评论的书的不正确的文句，然后重述它几遍；如果书的标题不完全恰当，那就连带嘲笑标题；如果可能，就挑选跟标题或作者姓氏音近或义近的词，重述几遍，同时掺和一起……总之，用这个十分简单的药方，对于《死魂灵》的机智的评论可以写成下面的样子。抄下书的标题《乞乞科夫奇遇记或死魂灵》之后，就干脆这么开始：‘嚏！嚏！科夫的发冷（在俄语中“发冷”与“奇遇”谐音），——读者，您不要以为我在打喷嚏，我不过是把果戈理先生新长诗的标题念给您听，这位先生如此写作，只有黑格尔一个人懂得他。……’”——566。 ↩︎
新康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德国，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6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对新康德主义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17、18卷）。——584。 ↩︎
这里指列宁自己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这篇著作（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中对司徒卢威主义即合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批判。——585。 ↩︎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一思潮作了系统的分析。列宁这部重要哲学著作于1908年写成，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5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