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评[112]（1901年1月底—2月初） #1 #2 #3 一 打吧，但不要打死 ［注：顺便再举一件事实，来说明我国法庭是根据什么尺度来惩罚不同罪行的。审判打死沃兹杜霍夫的凶手们以后没有几天，莫斯科军区法庭审判了一个在当地炮兵旅服役的士兵，他在军需库值勤的时候，从那里偷出50条裤子和一些靴用皮。结果被判4年 ［注：我们这里有些人不是在法庭和社会面前全盘揭露那些丑恶现象，而是在庭审时掩饰案件真象，或者用充满了漂亮空洞辞藻的通告和命令来敷衍塞责。例如，奥廖尔的警察局长为了重申以前的决定，最近又下了一道命令要各警察局长本人以及他们的副手不懈地教育下级警官，绝对不许在街上拘捕醉汉和把他们扣留在区警察局醒酒时采取粗暴态度和任何暴力行为，要向下级警官说明，保护那些显然会发生危险而自己无法防止的醉汉，也是警察的职责，因此法律规定作为居民最亲近的保卫者和保护者的下级警官，在拘捕和押送醉汉到区警察局的时候，对他们不仅不应该有任何粗暴的和不人道的态度，而且应当想方设法来保护他们，直到酒醒为止。命令告诫下级警官说，只有这样自觉地和正当地对待自己的职责，才能得到居民的信任和尊敬，反之，警官如果对醉汉残酷虐待，或采取与警官的职责不相容的暴力行为（警官应该成为行为端正和作风良好的楷模），则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因此，犯有这种罪行的下级警官，要送交法庭严惩。——讽刺杂志可以画这样一幅画：被宣告无杀人之罪的派出所巡官正在读这道告诫他应该成为行为端正和作风良好的楷模的命令！］…… ［注：赞成陪审法庭的自由派虽然在合法的报刊上反驳反动派，但是他们往往坚决否认陪审法庭的政治意义，竭力证明他们决不是从政治上考虑才赞成社会代表参与法庭的审判工作的。这自然多多少少也是由于法学家们虽然专门研究“国家”科学，他们在政治上却往往考虑欠周。但是这主要是由于必须用伊索式的语言来讲话，不可能公开表示自己赞成宪法。］缺少“市井小民的法庭”，就特别明显地影响了这个案件的审理。在法庭上，谁会对这个案件的社会意义感兴趣，把这种意义尽量突出呢？是检察长吗？是跟警察局的关系最密切、对于拘留被捕者和如何对待他们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官吏（有时甚至就是警察局长）吗？我们知道，副检察长甚至拒绝对帕诺夫的拷打行为起诉。是原告人（如果被害者沃兹杜霍夫的妻子出庭为他作证，对凶手们提起民事诉讼）吗？但是，她这样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哪里会知道在刑事法庭中还能提起民事诉讼呢？即使知道这一点，但是请不请得起律师呢？即使请得起，那么能不能请到一位能够并且愿意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件杀害案所揭露的制度上的律师呢？即使找到了这样一位律师，但是象等级代表这样的社会“代表”能不能支持这位律师的“正义感”呢？这是一个乡长，——我想象的是一个地方法庭——他穿着一身乡下人的服装而感到局促不安，不知道把脚上穿的涂了臭焦油的靴子和一双庄稼汉的手放在哪儿好，时而胆怯地向同座的庭长大人瞟一两眼。这是一个市长，他是个大腹便便的商人，穿着一身没穿惯的制服，气喘吁吁，脖子上还佩带一条链子，拚命模仿坐在他旁边的那位穿着贵族礼服、油光满面、派头十足的贵族代表大人的气派。旁边还有一些久经官场、训练有素的法官，象衙门里白发苍苍的书记官[114]，他们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审判市井小民的法庭不配审判当权者。这个环境难道还不会使最雄辩的律师打消说话的念头吗？难道还不会使他想起“不可对……弹琴”这句古老的格言吗？ ［注：以前谁也不想赶紧开庭审理本案。尽管案情非常简单明了，1899年4月20日发生的事情直拖到1901年1月23日才开庭。审理真是又，害怕把全部丑 事揭露出来：紧靠着茅厕居住，久而不闻其臭，一旦要清洗茅厕，不仅本宅住户，而且左邻右舍都会闻到臭气。 ［注：写到这里，报纸上又登出一件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在俄国的另一端——与地方首府同级的敖德萨，治安法官宣告一个叫M·克林科夫的人无罪。根据派出所巡官萨杜科夫的指控，这个人在区警察局扣押期间骚扰生事。被告和他的4个证人在法庭上提供的情况如下：萨杜科夫把喝醉酒的M.克林科夫押解到区警察局。克林科夫酒醒后请求放他出去。为此，一个巡警竟抓住他的领子打他；接着又来了3个巡警，4个人一起动手，打他的脸、头、胸和肋部。克林科夫在拳打脚踢之下，鲜血淋漓，倒在地上，但是他们打得反而更凶了。克林科夫和他的证人们供称，巡警们是在萨杜科夫的指使下大打出手的。克林科夫被打得不省人事，苏醒后被赶出区警察局。克林科夫马上去找大夫验伤。治安法官建议克林科夫向检察长控告萨杜科夫和巡警们，克林科夫回答说他已经向检察长提出控告了，同时为他的遭毒打作证的有20个人。 而能够提到法庭上审判的却寥寥无几。这毫不奇怪，因为犯罪的正是负责任在俄国揭露各种罪行的警察局本身。所以每当法庭不得不揭开掩盖着平常案件的帷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象平常那样，而是要格外多加注意。 ［注：见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列舍特尼科夫（生平传记）》一文（《乌斯宾斯基全集》（十卷本）1957年第9卷第59页）。——编者注］ 二 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 “迄今为止，贵族总是领导者。报告却建议成立什么协会。这同贵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相称吗？在发现酒店掌柜盗用公款的时候，贵族应该按照征税官的法律去代他站柜台。死也不做这种事！” 哟，天哪，人间竟有那么高尚的感情！死也不做酒买卖！可是做粮食买卖好啦，——这倒是高尚的职业，特别是碰上歉收的年头，可以在饥民身上大捞一把。还有一种更高尚的职业，那就是放粮食高利贷，冬天把粮食贷给挨饿的农民，到夏天农民用劳力来偿还，而这种劳力的报酬要比自由价格便宜三分之二。正是在包括奥廖尔省在内的中部黑土地带，我国地主过去和现在一直非常热中于这种高尚的高利贷。但是，为了把高尚的高利贷同不高尚的高利贷很好地区别开来，当然应该放声大叫，贵族去做酒店老板是有失身分的。 “我们的使命就是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这已经在有名的沙皇宣言中明文规定，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自私自利的服务是跟这一点不相容的……”“一个等级的祖先曾经立过战功，曾经用自己的双肩担负起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伟大改革的重任，这个等级今后也肯定能够完成它对国家肩负的责任。” 是啊，真是大公无私的服务！分封领地，赐予有人居住的庄园，即赏赐大量的土地和农奴，形成大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拥有数百、数千以至数万俄亩土地，而把千百万农民剥削得一无所有，——这就是所谓大公无私的表现。但是特别动听的是关于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就拿农民解放来说吧，——我国高尚的贵族们是怎样大公无私地把农民掠夺得精光的呢：强迫他们赎买自己的土地，强迫他们以高于实价两倍的价格赎买土地，用各种割地的形式把农民的土地攫为己有，用自己的沙地、谷地、荒地来换农民的好地，而现在竟恬不知耻地夸耀这些功绩！ “卖酒这一行根本同爱国无关……”“我们的传统不是以卢布作基础，而是以为国效劳为基础。贵族不应该变成交易所的商人。” 葡萄是酸的！[115]贵族“不应该”变成交易所的商人，因为在交易所里需要雄厚的资本，但是昨天的奴隶主诸公已经挥霍净尽了。他们大多数虽然没有变成交易所的商人，但是却受交易所的支配，受卢布的支配，这早就是既成事实了。在追逐卢布时，这个“最高等级”早就在搞这样一些高度爱国的事业，如酿造下等烧酒；建立糖厂及其他工厂；参加各种空头工商业企业；同高等的宫廷近臣、大公、大臣等类人物频繁交往，以便获得企业的特许权益和政府保障，以便为自己求得一些施舍，例如，对贵族银行的优惠、砂糖输出奖励金、巴什基尔的小块荒地（竟达数千俄亩！）、有利和舒适的“肥缺”等等。 “何必要加速时代的变迁？就算这是一种偏见，但是旧传统不会允许我们促进这种变迁……” 纳雷什金先生（坚持国家观点的国务活动家之一）的这段话，显然流露出一种真正的阶级情感。当然，害怕做征税官（或者甚至是酒店老板），这在目前来说是一种偏见，但是，难道不正是由于无知的农民群众的种种偏见，地主在我国农村才得以维持对农民的旷古未闻的无耻剥削吗？本来偏见是会自动消除的；何必要公开缩短贵族同酒店老板的距离而加速消除这种偏见呢？这样就会使农民通过这种对比更快地理解（本来他们也已经开始理解了）一个简单的真理——高尚的地主，同任何农村寄生虫一样，也是些高利贷者、掠夺者和强盗，只不过势力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握有土地，享有世代相传的特权，同沙皇政权关系密切，又精于统治之道，善于用浪漫主义和宽大为怀的成套说教来掩饰自己犹杜什卡[116]的心肠。 “我反对的只是在这里听到的一些权威人士的意见，而不是他们的信念，如果我不是确信这一点，那么，反对他们对我来说就是胆大妄为了。” 这是真话，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比那位确实是无意中说了实话的斯塔霍维奇先生所设想的还要真实。贵族老爷们——从实际主义者到浪漫主义者——的信念都是一样的。他们都确信他们有“神圣的权利”来占有祖先们所掠夺来的或者掠夺者所赐予的几百几千俄亩土地，确信他们有权利剥削农民并且在国家中做统治者，确信他们有权利大量（不得已时，小量也行）揩公家的油，即搂老百姓的钱。他们仅仅在某种办法是否合适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他们在讨论这些意见时发生的争执，也象剥削者营垒中的一切内部争吵一样，对无产阶级是有教益的。从这些争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整个资本家阶级或土地占有者阶级的共同利益同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利益间的区别；从这些争吵中，往往会泄露出一些一般讲来属于不可告人的秘密。 ［注：例如，不久以前报纸报道说，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某些村镇早在1899年就作出决定，反对在他们那里开设酒店。现在政府在那些地方实行了酒类专卖，，街上酗酒的现象更加厉害了［注：农民村社因公家垄断而损失大量金钱，就更不在话下了。以前它们从酒店老板那里收费。现在国库剥夺了它们的这种收入来源，却不抵偿一文钱！帕尔乌斯在《饥饿的俄国》（卡·列曼和帕尔乌斯合著《饥饿的俄国。旅途印象、观感和调查》1900年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这本颇有价值的书中，公正地称这种现象是。而主要的是，建立拥有数百万资本的新的官营事业，建立新的官僚大军，给官吏们为非作歹、巧取豪夺大开了新的方便之门！那些逢迎拍马、勾心斗角、掠夺成性、浪费的墨水如汪洋大海、浪费的纸张如重重高山的官吏，象一大群蝗虫似的袭来了。奥廖尔省的议案是一种尝试，想把多少揩些公家的油这个意图合法化。这种意图已经遍及全省，并且在官吏专权和公众不敢说话的情况下，必然会使全国进一步遭受专横和掠夺之苦。现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去年秋天，报上透露了一则“酒类专卖方面的建筑奇闻”。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建造3座供应全省的酒库，并为此拨款1637000卢布。但结果“确定需要补充拨款［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见1900年9月1日《圣彼得堡新闻》第239号。］。显然，负责经管这项工程的官员们从中捞到的油水总要比50条裤子和几块靴用皮多一些吧！ 三 客观的统计 载于1901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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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于1901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