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政评论（1901年10月） #1 #2 #3 #4 一 饥荒[110] ［注：从被尔姆省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内务部是怎样决定这个问题的。据最近的一些报纸报道，该省仍然继续被认为是“丰收区”，虽然该省的歉收（按10月10日省地方自治紧急会议的报告）比1898年的歉收，显然，在内务部内还将建立起对付饥民的军事行动总部。这个总部将通过省长先生们指导那些掌握“县中央粮食管理局”的人（主要是县的贵族代表）的活动。倡议用军事行动对付饥民的奥博连斯基公爵，过去总得亲自到场，以便采取制止、控制和缩减的措施。现在这方面已经加以“整顿”，只消“县中央”管理局和彼得堡中央管理局之间互拍一下电报（好在每县已拨给了上千卢布的办公费用），就可以“去处理”了。屠格涅夫笔下的有文化教养的地主不仅不亲自去马厩，就是对那个穿燕尾服戴白手套的仆人也只是低声提示一下：“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112]现在我们这里也将同样“不加喧嚷地”、文静高雅地“去处理”关于控制饥民的过大胃口的事。 ※ ※ ※ 通令特别坚决地“攻击”私人慈善家：从各方面可以看出，那些同饥民作战的行政官员们，把私人的救济小团体、私人开办的食堂等等都当作“敌人”的最重要的阵地。至于为什么这种私人慈善事业老早就使内务部坐卧不宁，西皮亚金先生作了解释，他说得非常直率，真是令人感激不已。通令上说：“自1891年和1892年的歉收开始，以及在后来所有这类灾荒中，时常发现有些慈善家一面用物资救济灾区的居民，一面又力图挑起他们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唆使他们向政府提出无理的要求。同时，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贫困，加上不可避免的疾病和经济的破坏，都为反政府的鼓动造成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一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总爱在私人给予他人救济的幌子下，利用这些条件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通常，一听到严重歉收的消息，一些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就从各地汇集到受灾地区，这些人总是竭力设法同来自首都的慈善团体和机关的全权代表交往，那些代表由于不了解情况，就接受他们当各地的助手，从而造成了维持秩序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重大困难。” ［注：例如，参看《火星报》第6号上所刊载的关于圣彼得堡被放逐者的秘密通报，这些人主要是著作家，其中很多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事件，尤其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人”事件。然而，不仅禁止他们在有大学的城市居住，而且禁止他们在“工厂区”居住，而有些人只被禁止在工厂区居住。］欧俄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受到特别保护而不准不可靠人物居住，而其余三分之一的地区到处都有大批的“政治历史不是无可非难的人物”，以致连最偏僻的省份也不得安宁。［注：例如，见《火星报》第6号和第7号上的通讯，说到社会上的激昂情绪和反政府的“表现”甚至已经深入到神佑的城市，如奔萨、辛菲罗波尔、库尔斯克等。[113]］现在的情况是：按内务大臣先生这样的权威人物的权威判断，即使是最偏僻的 ※ ※ ※ 至于这位大臣关于加强对慈善音乐会和演出等的监督的通令这样的“小事情”（同上面分析的通令比较而言），我们就不谈了（参看《火星报》第9号《新的障碍》）。 Ａ．П．恩格尔哈特说：“这里没有象我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见过的那种坏血病：在那里，不能在五步以内接近病人；在那里，这种病真是一种‘腐败性病症’，而在这里，最多是由于家庭生活环境恶劣而形成的严重贫血的后果。这里，坏血病唯一的症状几乎全都是苍白的嘴唇、苍白的齿龈……这种病人经过一个星期的合理调养就可以恢复健康。现在正在增加营养。虽然已经登记的极需救济的不过400人，但大体上每天要发出1000份口粮。 请看情况是多么令人满意：赫瓦伦斯克全县（庞巴社尔先生说的）极需救济的只有400人（大概在西皮亚金先生和恩格尔哈特先生看来，其余的人，每户全年有24普特粮食就“过得去”了！），而且居民生活已有保障，病人经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恢复健康。既然如此，怎么能不相信《莫斯科新闻》呢，它在一篇专论（第258号）中要我们相信，“据12个受灾省最近报道， “目的真够明显的了： 维亚特卡的地方官显然是由于害怕被人看出是非自由主义者而“夸大”缺粮的严重程度，表现了不可宽恕的轻率，对这些地方官不应该加以特别的监视吗？［注：这里还有一个维亚特卡省省长反对夸大的例子： 再往下看。“如有扰乱公共安宁，对工作明显地敷衍塞责，或者不执行施工主管人员或维持秩序人员的合法要求的情况，对犯有上述罪行的工人，可以 既然如此，那能说9月15日的暂行条例不是暂行苦役条例吗？不加审讯就进行惩治，押解驱逐……俄国农民的愚昧和闭塞是严重的，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限度。工人经常挨饿，不断地被驱逐出城市，这些都不会不产生影响。我国政府热中于用“暂行条例”来进行治理［注：常言说，任何傻瓜都会用戒严来进行治理。是的，在欧洲是需要戒严的，而在我国，戒严已成了普遍情况，并且还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辅之以暂行条例。其实俄国的一切政治事务都是根据暂行条例来处理的。］，但毕竟强中更有强中手。 二 对危机和饥荒的态度 “在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地价的普遍暴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大规模的土地投机，是这里大家最注意的问题。仅仅是在15—20年以前，这里肥沃的河谷地每俄亩卖 这些孜孜不倦的“善于经营的农夫”用自己的“积蓄”（和掠夺所得）这样贪婪地购买土地，必然会把那些在目前的饥荒中幸存下来的贫穷农民置于死地。 ［注：遗憾的是，因篇幅有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谈论这一次审判，虽然这次审判再三地表明这些工程师和包工头是如何胡作非为。对我们俄国人来说，这正是一个老的但又万古常新的故事。工程师亚历山德罗夫同交通部喀山区下诺夫哥罗德办事处处长施纳肯堡相勾结，并串通六名包工头， 三 第三种分子 “ 总之，这的确是说明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冲突事件的原委和说明对“第三种分子”的监视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毫无疑问，对地方自治局的评议－统计工作进行某些整顿的是那些最清醒而理智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他们决不容许在他们所管辖的 ［注：《莫斯科新闻》第263号。］ 我们也相信，专制制度的忠实警犬（大家知道，卡特柯夫“本人”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他能用自己的精神长期“感染”《莫斯科新闻》）的这些哀号和呻吟，会使许多尚未完全理解专制制度的人“醒悟过来”，认识到专制制度同社会发展的利益，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利益，同不盗窃公款和不叛卖的一切真正公共事业的利益是绝不相容的。 ［注：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各地传来消息说，大学生的骚动又趋于激烈，在基辅、彼得堡和其他城市都举行了集会，在敖德萨成立了革命大学生小组等等。也许历史将要求大学生在决定性的战斗中起先锋作用吧！不管怎样，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必须发动无产阶级群众，我们应该尽快设法提高他们的觉悟、热忱和组织程度。］，而且使农村开始觉醒，从而也加强了那些（作为一些集团）迄今尚不大容易作出反应的社会集团的自信心和斗争的决心，我们对我们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无穷力量就应该更有信心了。 四 两篇贵族代表演说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52—378页。——编者注］）发表了维护信仰自由的激烈演说，同时还“不知深浅地，甚至可以说厚颜无耻地提出了这样的提议”［注：同一期《莫斯科新闻》。请读者原谅我对《莫斯科新闻》的偏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看来，不管怎样，这是俄国最有趣、最首尾一致和： “ 不言而喻，就象《莫斯科新闻》幼稚地把斯塔霖维奇先生封为罗伯斯比尔一样（苏沃林先生在《新时报》上写道：我早已认识的乐观的米·亚·斯塔霍维奇竟是罗伯斯比尔！读起他的“辩护”词来不能不令人发笑），斯塔霍维奇先生也同样幼稚地向神父们提议通过“适当的程序”申请信仰自由。这正如在区警察局长代表大会上提议申请政治自由完全一样！ “（一）在〈斯塔霍维奇先生的〉报告中谈到特鲁布切夫斯克县的一个村庄的情况： 《莫斯科新闻》在转载这件事时说，斯塔霍维奇先生在演说中［注：斯塔霍维奇先生在反驳正式修正时写道：“我不知道兄弟会的正式报告中说了些什么，但可以断定，佩列韦尔泽夫司祭在代表大会上讲述了一切详情，并说明民事部门已知道了〈原文如此！！！〉这一判决的情况，对我亲自提出的问题：那神父知道不知道呢？——他回答说，也知道。”无需再作解释了。］真让人好笑！当然，“地方司祭”从来没有“同意”用酷刑惩治犯罪行为，正如神圣的宗教裁判所从不亲自惩治而是假手于世俗的政权，从不杀人见血而只是施用火刑一样。 “（二）报告中说： ‘只有这样，传教司祭才不会作出我们在这里也已听到过的那种回答：—— 这个反驳真是无与伦比！随便交换意见时脱口而出！这倒也有趣，因为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官方人士正式说出的话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既然说这些“心里”话的神父是“最受尊敬的传教牧长之一”，那这些话就更有意义了。“上帝开恩被流放到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去了”——这些漂亮的话决不比都主教菲拉列特根据圣经为农奴制所作的辩护逊色。 ［注：在此我们要向寄给我们该杂志的单行本的来信者致谢。我国的统治阶级常常不惜以本来面目出现在监狱的、教会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专门刊物上。我们革命者早就该着手系统地利用这个政治教育的“丰富宝库”了。］所刊载的“自由主义学者”给哈尔科夫大主教至圣的阿姆夫罗西的信，那就不公正了。作者的署名是“前僧侣荣誉公民耶罗尼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编辑部大概是对他的“高深学问”望而生畏，而给他取了个绰号“自由主义学者〈！〉”。我们仅转载这封信的几段话，这封信再三地向我们指出，政治思想和政治抗议正无形地渗透到有时无法预料的广泛范围内。 “我已经是年近60岁的老人了，我一生曾看到过不少规避履行教会职责的现象，凭良心说，在所有的情况下这都是我国僧侣造成的。而在‘ ※ ※ ※ 第二篇贵族代表的演说，就我们所知，我国报刊没有登载。还在8月间，一位编辑部不认识的来信者就把这篇胶印的演说稿寄给了我们，上面用铅笔标明：《一位县贵族代表在讨论大学生事件的贵族代表私人会议上的演说》。现将这篇演说全文刊载如下： “由于时间不多，我想提纲挈领地谈谈我对我们这次贵族代表会议的意见： 对这篇演说不需多加解释了。发表这篇演说的显然也是一个还相当“乐观的”俄国贵族，这个贵族不知是由于喜欢空谈，还是由于自私自利，对“现存制度”的“平和的文化的发展”极为崇拜，而对“革命家”却感到气愤，把他们和“蛊惑者”混为一谈。但是，如果仔细地看看，就会发现，这种气愤近似于老人（所谓老不是指年龄而是指见解）的唠叨抱怨，而老人大概总是愿意承认他所抱怨的东西中也有好的因素。在说到“现存制度”时，他不得不附带说明：“如果这能称为制度的话”。他对“官僚独裁”的混乱现象，对“一切个性和尊严受到经常不断的、长期的迫害”心中早已愤愤不平，他不能不认为，所有一切不轨行为主要是来自行政当局，他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承认面临全国的灾难而“袖手旁观”是有失体面的。诚然，“人民大众”‘单方面”对大学生所表示的同情仍旧使他感到惊恐，他那贵族的脆弱的头脑似乎感觉到有“蛊惑人心”的危险，也许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危险（让我们以坦率来回敬他的坦率吧！）。但是，对这位极端厌恶俄国的恶劣的官场作风的贵族代表，如果用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来检验他的观点和感情，那就不明智了。我们用不着耍手腕，无论对他或者是对其他任何人；例如，当某个俄国地主激烈攻击对 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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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