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4]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5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4]（1901年6月）［注：当然，我说的只是一种由报刊上发表的作品配成的“解毒剂”，这决不是唯一的和特别“有效的”“解毒剂”。］，因为这些文件表明，不仅某些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或政府的顽固的敌人，而且连大臣和沙皇在内的政府人员自己，都意识到专制政体的摇摇欲坠，并竭力寻求种种办法来改善这种根本不能使他们满意的处境。维特的记事就属于这样的文件，他曾和内务大臣哥列梅金为在边疆地区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问题发生争论，决定草拟一份对地方自治机关的起诉书来特别显示一下自己的卓识远见和对专制制度的忠诚。［注：《一［注：德拉哥马诺夫《俄国地方自治自由主义》第4页。记事的作者维特先生往往不说明他是在抄录德拉哥马诺夫的话（例如，参看《记事》第36—37页和上述著作第55—56页），虽然在其他地方他也引用了德拉哥马诺夫的话。］“有些省的农民问题委员会和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农民问题委员会的委员也指出，必须号召社会参加管理。尼基坚科在他1859年的日记中写道：‘代表们显然在为制定宪法而努力’。” 　　“1861年2月19日的法令颁布以后，对专制制度所抱的这些希望看来是完全落空了，而且行政机关中一些比较‘赤色的’分子（如尼·米柳亭）受到排斥，不让他们来执行这个法令，于是拥护‘代议制’的运动就更为一致了。这个运动表现在向1862年的许多贵族会议所提出的提案中，还表现在诺夫哥罗德、图拉、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彼得堡、特维尔等地的贵族会议的一份份的呈文中。其中以莫斯科的呈文最为出色，它要求地方自治、公开审判、强制赎买农民土地、预算公开、出版自由，以及在莫斯科召开由各阶级组成的地方自治杜马来制定整个改革草案。2月2日特维尔贵族的决议和呈文最为尖锐，其中说到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民政改革和经济改革（例如各等级权利平等，强制赎买农民土地），必须‘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作为圆满解决2月19日的法令所提出的、但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唯一手段’［注：德拉哥马诺夫的著作第5页。《记事》第64页上的节录所引证的不是德拉哥马诺夫的话，而是德拉哥马诺夫所摘引的《钟声》[15]第126期及1862年6月15日出版的《两大陆评论》[16]上的话。］。［注：顺便说一下。其中的一个发起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即闻名的米·亚·巴枯宁的弟弟，不久前（今年即1901年4月19日）死在特维尔省他自己的领地上。尼·亚·和他的弟弟阿列克谢以及其他的调停官曾在1862年的呈文上签名。一个曾在我们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过论述尼·亚·巴枯宁的短评的作者报道说，这一呈文的签名人都遭到了惩罚，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了一年才获释，但尼·亚·和他的弟弟阿列克谢却没有得到宽恕（他们没有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因此，再也不准他们担任社会职务。此后，尼·亚·就再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在社会舞台上出现了……在最“伟大的改革”时期，我国政府就是这样来惩治进行合法活动的贵族地主的！而且，这是在1862年，在波兰起义[17]以前，当时就连卡特柯夫也曾建议召开全俄国民代表会议。］受到了行政处分和司法惩罚，——德拉哥马诺夫继续说，——（不过不是直接因为呈文，而是因为他们为集体辞去调停官职务进行激烈的辩解）但1862年和1863年初的各种贵族会议还是以这个呈文的精神发表了声明，同时还拟定了地方自治草案。［注：参看弗·布尔采夫《一百年来》第39页。］　　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青年俄罗斯》[18]这份传单，对“政治”犯（奥勃鲁切夫、米哈伊洛夫等）的大肆逮捕和严厉惩罚，以及用非法和诬陷手段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这等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产生地方自治改革的社会背景也就清楚了。维特在《记事》中说，“建立地方自治机关的思想无疑是一种政治思想”，在统治阶层内“无疑已注意到”社会上的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的情绪。这种说法只是说对了［注：动用军队和枪杀来　　“召开地方自治杜马，就意味着把俄国引向革命，也就是说，三级会议将在我们这里重现，这种三级会议后来变成了国民公会，最后以1792年的种种事变，以剥夺人权、断头台、大量溺杀等等结束了它的活动。”科舍列夫回答说：“不！先生们，并不象你们所理解的那样，召开地方自治杜马就会为革命开辟或准备场所；其实，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政府方面行动不坚决，自相矛盾，进退不定，由于政令和法律难以执行，由于禁锢思想言论；由于警察（公开地、尤其恶劣的是秘密地）监视各等级和个人的行动，由于吹毛求疵地迫害某些人，由于侵吞公款，由于任意挥霍公款和滥加犒赏，由于国家要人昏庸无能和对俄国离心离德等等。在一个刚从长年的压迫中觉醒过来的国家里，军事屠杀、严密监禁和流放更会引起革命（仍照你们所指的意义而言），因为久治不愈的旧创伤比新创伤更使人感到痛楚。可是，不要害怕，你们所认为的在法国由一些新闻记者和其他一些作家进行的革命，在我们国家里是不会发生的。我们还可以希望，以暗杀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的狂热的冒险家团体在俄国是组织不起来的（不过这一点难于保证）。最有可能和最危险的倒是，在分裂的影响下，将出现地方警察、城市警察和秘密警察所觉察不到的农民同小市民（包括年轻人和非年轻人，《大俄罗斯人》和《青年俄罗斯》等等的作者和拥护者）的团结。这样的团结会破坏一切，它所宣扬的不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是违反法律的平等（真是无与伦比的自由主义！自然，我们赞成平等，但我们赞成的是　　从这段冗长言论的华丽词句中难道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策略，即要消灭“冒险家”和那些拥护“农民同小市民团结”的人，而用一些让步来满足和分化“善意的温和的反对派”吗？不过政府表现得比科舍列夫一类先生们所想象的更为聪明，更为巧妙，它所作出的让步比“咨议性”地方自治杜马更小。［注：引自德拉哥马诺夫出版的康·德·卡维林和伊·谢·屠格涅夫同亚·伊·赫尔岑的通信集的德译本（泰·施曼出版的《俄国文献丛书》，1894年斯图加特版第4卷第65—66页）。］真是一个奴颜婢膝的教授式的深思熟虑的典型！一切都是这些革命者的不是，他们竟如此自以为是地嘲弄夸夸其谈的自由派，如此热中于暗地和公开进行反对政府的活动，如此不机智，以至陷入彼得保罗要塞。他这个自由派教授假如掌权，也会采取“一切手段”来惩治这些人的。二　　“起初，当刚刚着手进行地方自治改革的时候，无疑是打算在设立代议机关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注：“无疑”，《记事》的作者引述勒鲁瓦－博利厄的话时犯了官僚们夸大其词的通病。“无疑”，不论兰斯科伊或米柳亭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打算，所以把米柳亭的模棱两可的话（“他原则上拥护宪法，但认为实施宪法为时尚早”）当作“第一步”是可笑的。］；但后来，当瓦卢耶夫伯爵接替了兰斯科伊伯爵和尼·阿·米柳亭以后，‘温和而模棱两可地’以‘调和’精神行事的愿望就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种愿望就连前内务大臣自己也不否认。他当时说，‘政府本身并没有弄清楚自己的意图’。总之，曾经有过要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之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并在满足自由主义意向的同时维持现存制度的尝式，可是遗憾得很，国家要人一再重复这种尝试，但他们总是收到不良的效果……” 　　这里，这句伪善的“遗憾得很”真是可笑之极！警察政府的大臣在这里竟把警察政府所　　“一方面，在地方自治机关条例的说明书中说，草拟中的法令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充分地和逐步地发展地方自治的原则，‘地方自治机关不过是同一个国家政权的特别机关……’当时内务部的机关报《北方邮报》的许多文章非常明显地暗示，正在建立的机关将是代议机关的学校。　　当我们的大臣们想陷害某个同僚并显示自己的深谋远虑时，他们有时竟会在无意中说出何等中肯的话啊！所有心地善良的俄国小市民和所有信奉“伟大的”改革的人，如果把警察智慧的伟大训诫——“用第一步决不会是最后一步的诺言来安慰自由派”，对他们“提供外表和对未来的希望”——镶上金镜框挂在自己的墙壁上，将会是多么有益啊！特别是现在，在阅读报纸上关于万诺夫斯基将军的“殷切关怀”的每篇论文或短评时，对照这些训谕尤为有益。三［注：1865年卡维林就莫斯科贵族请愿“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全国共同需要”一事给亲属的信。］除了这些政治学童以外，幸而俄国还有一些不满于这种“机智态度”的“寻衅者”，他们在向人民进行革命的宣传。尽管他们所举起的理论旗帜在本质上不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宣传依然激起了广大知识青年阶层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尽管空想主义的理论是否定政治斗争的，但是运动的发展终于使为数极少的英雄人物同政府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形成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斗争，事态才再度发生变化，政府才再次被迫让步，而自由派人士才再次证明自己在政治上不成熟，没有能力给予战士们支持和对政府施加真正的压力。地方自治机关的立宪意向暴露得很明显，但只是一阵软弱无力的“冲动”而已，尽管地方自治自由派本身在政治方面明显地前进了一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曾试图成立秘密政党和创办自己的政治机关报。维特的《记事》综合了一些秘密著作（肯楠的、德拉哥马诺夫的、吉霍米罗夫的著作）的资料来说明地方自治机关所走上的“不可靠的道路”（第98页）。70年代末曾经举行过好几次地方自治自由派代表大会。自由派决定“采取措施，姑且暂时制止一下极端革命政党的破坏活动，因为他们深信，如果恐怖分子继续用暴力的威胁和行动来刺激和扰乱政府，采取和平手段就将达不到任何目的”（第99页）。所以，自由派不是去关心如何扩大斗争，如何发动较为广大的社会阶层去支持个别的革命者，如何组织某种总攻击（如举行游行示威，地方自治机关拒绝支付强派的开支等等），而是再一次采取老一套“机智态度”：“不要刺激”政府！用60年代显然已证明其毫不足取的那种“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注：德拉哥马诺夫说得对：“其实俄国的自由派是不可能采取完全‘和平的方法’的，因为我国法律禁止发表关于改变最高管理机关的任何声明。地方自治自由派应该坚决地越过这道禁令，这样做，至少也可以在政府和恐怖分子面前显示自己的力量。既然地方自治自由派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力量，他们就必然落到连这些已被削弱的地方自治机关也要被政府逐步加以消灭的地步。”（上述著作第41—42页）］不言而喻，革命者绝没有停止或中断作战行动。地方自治人士当时成立了“反对派同盟”，这个同盟后来变成“地方联合和自治协会”或“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纲领要求：（1）言论和出版自由；（2）人身保障；（3）召开立宪会议。在加里西亚出版秘密小册子的尝试没有成功（奥地利警察没收了原稿，逮捕了打算刊印小册子的人），于是由德拉哥马诺夫（原基辅大学教授）在日内瓦编辑发行的《自由言论》杂志[33]就从1881年8月起成为“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德拉哥马诺夫本人在1888年写道：“归根结底……出版《自由言论》这样的地方自治机关刊物的尝试不能认为是成功的，这至少是因为地方自治机关的材料只是从1882年底才开始按时送达编辑部，而刊物到1883年5月就被禁止出版了。”（上述著作第40页）自由派机关刊物的失败是自由派运动软弱无力的自然结果。1878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向各等级的代表发表了演说，希望他们给予“协助，以制止迷误的青年在不可靠分子的极力引诱下走上绝路”。后来在《政府通报》[34]（1878年第186号）上又发表了要求社会给予协助的呼吁。5个地方自治会议（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萨马拉和特维尔）对此作出反应，提出了关于必须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声明。《记事》作者维特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呈文（其中只有3份在报刊上全文发表）的内容以后写道：“也可以认为，如果内务部不及时采取措施禁止这些声明，通令在各省地方自治会议任主席的贵族代表，要他们绝对禁止在会上宣读诸如此类的呈文的话，那么，各地方自治机关关于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声明也许要多得多了。有些地方发生了逮捕和放逐议员的事件，在切尔尼戈夫，甚至有宪兵进入会场用暴力驱散与会者的事情发生。”（第104页）　　《记事》作者维特说：“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似乎不敢正视问题，不敢十分明确地定出自己的纲领，而是继续执行——不过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执行——过去瓦卢耶夫伯爵对地方自治机关早就采取过的转弯抹角的政策。正如当时合法刊物所公正指出的，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所宣布的纲领是很不明确的。这种不明确性在伯爵以后的全部行动和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一方面声明说，专制制度‘脱离居民’，‘他把社会的支持看作主要的力量……’，‘没有把’筹划中的改革‘看作某种最终的东西，而认为这种改革只是第一个步骤’等等。同时，另一方面，伯爵又向报界声明说，‘……社会上激发起来的希望无非是一种虚妄的幻想……’，而在上呈皇帝的奏折中却断然声明说，国民代表会议将是‘一种退回到过去的危险的尝试……’，他所筹划的措施从限制专制制度这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种措施和西方的一些立宪形式毫无共同之处。总之，正象列·吉霍米罗夫所正确指出的，这个奏折本身在形式上是非常混乱的。”（第117页）　　可是这个臭名远扬的“感化专政”[39]的英雄洛里斯－梅利科夫，对争取自由的［注：我们知道，《记事》的作者总是非常用心地抄袭秘密的小册子，并且认为“秘密报刊和外国书刊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往往对问题作出相当正确的评价”（第91页）。在这位俄国博学的“国家学者”那里，只有某些素材才是原有的，而对俄国政治问题的一切基本观点，他必须借用秘密书刊。］《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的宪法》，这本小册子于1893年由自由俄国出版基金会在伦敦出版），这些自由派人士以一种特别善意的、狡黠的和暧昧的形式请愿，一心想“用巧妙的办法使君主自己不知不觉地越过神圣不可侵犯的界线”。不言而喻，所有这些谨小慎微的请愿和巧妙的设想由于没有革命的力量都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虽然在1881年3月8日的大臣会议上多数人（7比5）四［注：司徒卢威先生所用的笔名。（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编者注）］先生的序言时再来总结吧。五〈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严厉的谴责。”为什么要受到［注：第205页。尔·恩·斯·先生在对这段话所作的注释中指出：“这甚至是不明智的。”完全正确。但是尔·恩·斯·先生在他的序言的第XI—XII页所发的上述议论，难道不是同维特先生的说法如出一辙吗？］等等。我们在维特先生那里看到这种“思想方法”（或撒谎方法），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契切林先生在1881年3月1日以后给米柳亭伯爵的呈文中宣称：“当局首先必须表现出自己的毅力，证明它没有在威胁面前卷起自己的旗帜”，“只有当自由机关是和平发展和最高当局本身的心平气和的倡议的结果时，君主制度才能同它们相容”，他建议建立“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政权，在“为选举因素所加强和革新的立法机关”的帮助下进行活动。［注：维特《记事》第122—123页。《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的宪法》第24页。］我们对契切林先生的这种议论，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这样一位契切林先生如果认为尼古拉二世的政策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倒是十分自然的，［注：尔·恩·斯·先生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工人的经济组织，将是对工人群众进行现实的政治教育的学校。”我们愿意奉劝作者，在运用“现实的”这个已被机会主义勇士们用滥了的字眼时，最好慎重一些。不能否认，在某种条件下，工人的经济组织也可以使他们受到许多政治教育（同样也不能否认，在另一些条件下，这些经济组织也可以使他们受到某种政治诱惑）。但是，工人群众只有全面地参加革命运动，直到参加公开的街头斗争，参加反对政治和经济奴隶制的维护者的国内战争，他们才能受到　　“假使在当权者中间出现一种人，他们勇于顺从历史，并且能够迫使专制君主也顺从历史，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不会导致革命的俄国同专制官僚制度展开最后的流血斗争……无疑，在上层官僚中间是有不同情反动政治的人的……他们这些唯一能够接近圣上的人，从来也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信念……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惩罚的巨大影子，伟大事变的影子，也许会引起政界的动摇，并及时摧毁反动政治的铁的制度。现在，要做到这一点是不需要费很大力气的……也许，它〈政府〉也会不太晚地觉悟到，千方百计维护专制制度是注定要招致危险的。也许，当它还没有同革命遭遇以前，自己就已感到疲于同自由的自然的和历史必然的发展作斗争，并对自己的‘不妥协的’政策发生动摇。只要它不再坚决与自由为敌，它也就不得不愈来愈大地向自由敞开门户。也许……不，不仅也许，而是　　阿门！我们对于这篇善良而崇高的独白只能说一声阿门。我们的汉尼拔进步得真快，他竟然在我们面前以第三种形式出现了：第一种形式是同专制制度斗争；第二种形式是传播文化；第三种形式是呼吁敌人顺从，试图拿“影子”来吓唬他。这是多么可怕啊！我们完全同意尊责的尔·恩·斯·先生的说法：俄国政府的伪善者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怕的恐怕就是“影子”。我们的作者在念影子咒之前，曾谈到革命力量的增长和日益迫近的革命爆发，接着他感叹地说道：“这种丧失理智的侵略保守的政策，既缺乏政治意义，又毫无道德根据，它将使人才和文化力量遭到可怕的牺牲，一想到这点，我们就感到非常难过。”从这段关于革命爆发的议论的结尾，可以看到一个多么深的学理主义和甜言蜜语的无底洞啊！作者丝毫不懂得，俄国人民哪怕只把政府好好地教训一次，那就会有多么巨大的历史意义。你们不提人民过去和现在为专制制度作出的“可怕的牺牲”，唤起仇恨和愤怒，燃起斗争的决心和热情，反而妄谈什么。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在“设想”和实施改革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完全自觉的目的：不能向当时提出的政治自由的要求让步。它自始至终都在截断一切走向自由的合法道路，因为它甚至对于普通的请愿也采取镇压手段，甚至从来不准人们随便谈论自由。只要看一看我们上面引证的维特《记事》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就可以完全驳倒尔·恩·斯·先生的赞颂。对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中的要员，维特自己就曾经这样说过：“应当指出，60年代的杰出国务活动家当时做了许多他们的后继者也未必能做到的伟大事业，他们怀着虔诚的信仰，对皇帝忠心耿耿，从不违背圣意，兢兢业业地革新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些人的芳名，将永远铭记在感恩戴德的后裔心中。”（《记事》第67页）什么怀着虔诚的信仰，对警察匪帮的头子皇帝忠心耿耿……你们看，这倒真是实话实说。六［注：见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俄国自由主义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1898年日内瓦版），这本小册子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特别是第5、8、11—12、17—19页。］第二，地方自治机关是加在官僚制度这一回轮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它渴望巩固自己的阵地，扩大自己的影响，渴望立宪（甚至象维特所说的，“无意识地走向”立宪），并为此上书请愿。因此它成了政府对付革命者的一个不中用的同盟者，它对革命者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给予他们尽管是间接的、但却是无疑的帮助，在紧要关头使政府不能果断地采取镇压手段。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这种机关顶多也不过提出一些自由主义的请愿和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因此当然也就不能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强大的”和多少独立的因素，但是不能否认它是一个［注：关于从地方自治机关那里可以期待到什么的问题，彼·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他的60年代出版的《小报》[51]上发表的一段评论是颇为有趣的（布尔采夫的上述著作第64—67页）：“我们在考察地方自治机关的主要的条例的时候，又碰到了政府那个秘而不宣但又经常流露出来的思想——用自己的宽宏大量迷惑人心，并高声宣布：‘看，我赐予你们的有多少！’然而实际上却尽量地少给，一方面尽量少给，一方面还竭力设置障碍，使大家连它所赐予的那些东西也不能完全使用……现在，在专制制度下面，地方自治机关不会有用处，而且也不可能有用处，它们不会起作用，而且也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它们拥有很多可以在未来大大发展的萌芽……大概命运决定，新的地方自治机关将会成为俄国未来的立宪制度的基础……但是，在俄国实行立宪的管理方式以前，在存在着专制制度的时候，在没有出版自由的时候，地方自治机关必然仍旧是一个政治怪影，是地方自治会议议员们，它只是偶尔由于遭到了某些不道德的宠臣的阴谋阻挠而延缓了它的“自然的”、和平的和渐进的成长；只需几次请愿就足以使专制君主变得“顺从”；一般合法的文化工作，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工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可以使那些口头上仇视专制制度的人不必再去以某种形式积极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诸如此类，如此等等。把自由派团结起来当然是一件有益的好事情，但这种团结必须是以反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为目的，而不是迁就这些偏见，必须提高我们的政治成熟（更正确地说：不成熟）的平均水平，而不是肯定这种水平，——总之，团结起来是为了支持秘密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机会主义式地空论合法活动的重大政治意义。如果说对工人提出诸如“罢工自由”的政治口号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话，那么，对自由派提出“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也同样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注：本文作者在4年前谈到“民权党”[52]时，曾经指出自由主义政党会带来好处。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8年日内瓦版）：“……然而，如果在这个党〈“民权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个党努力去同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它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第26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4页。——编者注）］如果他们不能组织起来，我们在这种（更有可能的）情况下也不会对自由派“置之不理”，我们将努力加强同个别人物的联系，向他们介绍我们的运动，通过工人报刊揭露政府的一切卑鄙龌龊行为和地方当局的各种勾当来支持他们，争取他们支持革命者。在自由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现在已在进行这种性质的互相帮助，这种互相帮助只是应该扩大和加强。但是，在随时准备进行这种互相帮助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对政治不开展的俄国社会人士、尤其是俄国自由派人士中大量存在的那些幻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实际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关于1848年革命的名言应用到俄国的革命运动上来，我们也可以说：它的进步不在于取得某些积极的成果，而在于摆脱有害的幻想。［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页。——编者注］我们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幻想，摆脱了轻视政治、迷信俄国的独特发展、深信人民已有了革命准备的错误观点，摆脱了夺权和英勇的知识分子同专制制度单独决战的理论。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
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

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14]（1901年6月）［注：当然，我说的只是一种由报刊上发表的作品配成的“解毒剂”，这决不是唯一的和特别“有效的”“解毒剂”。］，因为这些文件表明，不仅某些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或政府的顽固的敌人，而且连大臣和沙皇在内的政府人员自己，都意识到专制政体的摇摇欲坠，并竭力寻求种种办法来改善这种根本不能使他们满意的处境。维特的记事就属于这样的文件，他曾和内务大臣哥列梅金为在边疆地区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问题发生争论，决定草拟一份对地方自治机关的起诉书来特别显示一下自己的卓识远见和对专制制度的忠诚。［注：《一［注：德拉哥马诺夫《俄国地方自治自由主义》第4页。记事的作者维特先生往往不说明他是在抄录德拉哥马诺夫的话（例如，参看《记事》第36—37页和上述著作第55—56页），虽然在其他地方他也引用了德拉哥马诺夫的话。］“有些省的农民问题委员会和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农民问题委员会的委员也指出，必须号召社会参加管理。尼基坚科在他1859年的日记中写道：‘代表们显然在为制定宪法而努力’。” 　　“1861年2月19日的法令颁布以后，对专制制度所抱的这些希望看来是完全落空了，而且行政机关中一些比较‘赤色的’分子（如尼·米柳亭）受到排斥，不让他们来执行这个法令，于是拥护‘代议制’的运动就更为一致了。这个运动表现在向1862年的许多贵族会议所提出的提案中，还表现在诺夫哥罗德、图拉、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彼得堡、特维尔等地的贵族会议的一份份的呈文中。其中以莫斯科的呈文最为出色，它要求地方自治、公开审判、强制赎买农民土地、预算公开、出版自由，以及在莫斯科召开由各阶级组成的地方自治杜马来制定整个改革草案。2月2日特维尔贵族的决议和呈文最为尖锐，其中说到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民政改革和经济改革（例如各等级权利平等，强制赎买农民土地），必须‘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作为圆满解决2月19日的法令所提出的、但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唯一手段’［注：德拉哥马诺夫的著作第5页。《记事》第64页上的节录所引证的不是德拉哥马诺夫的话，而是德拉哥马诺夫所摘引的《钟声》[15]第126期及1862年6月15日出版的《两大陆评论》[16]上的话。］。［注：顺便说一下。其中的一个发起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即闻名的米·亚·巴枯宁的弟弟，不久前（今年即1901年4月19日）死在特维尔省他自己的领地上。尼·亚·和他的弟弟阿列克谢以及其他的调停官曾在1862年的呈文上签名。一个曾在我们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过论述尼·亚·巴枯宁的短评的作者报道说，这一呈文的签名人都遭到了惩罚，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了一年才获释，但尼·亚·和他的弟弟阿列克谢却没有得到宽恕（他们没有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因此，再也不准他们担任社会职务。此后，尼·亚·就再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在社会舞台上出现了……在最“伟大的改革”时期，我国政府就是这样来惩治进行合法活动的贵族地主的！而且，这是在1862年，在波兰起义[17]以前，当时就连卡特柯夫也曾建议召开全俄国民代表会议。］受到了行政处分和司法惩罚，——德拉哥马诺夫继续说，——（不过不是直接因为呈文，而是因为他们为集体辞去调停官职务进行激烈的辩解）但1862年和1863年初的各种贵族会议还是以这个呈文的精神发表了声明，同时还拟定了地方自治草案。［注：参看弗·布尔采夫《一百年来》第39页。］　　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青年俄罗斯》[18]这份传单，对“政治”犯（奥勃鲁切夫、米哈伊洛夫等）的大肆逮捕和严厉惩罚，以及用非法和诬陷手段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这等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产生地方自治改革的社会背景也就清楚了。维特在《记事》中说，“建立地方自治机关的思想无疑是一种政治思想”，在统治阶层内“无疑已注意到”社会上的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的情绪。这种说法只是说对了［注：动用军队和枪杀来　　“召开地方自治杜马，就意味着把俄国引向革命，也就是说，三级会议将在我们这里重现，这种三级会议后来变成了国民公会，最后以1792年的种种事变，以剥夺人权、断头台、大量溺杀等等结束了它的活动。”科舍列夫回答说：“不！先生们，并不象你们所理解的那样，召开地方自治杜马就会为革命开辟或准备场所；其实，革命的发生，是由于政府方面行动不坚决，自相矛盾，进退不定，由于政令和法律难以执行，由于禁锢思想言论；由于警察（公开地、尤其恶劣的是秘密地）监视各等级和个人的行动，由于吹毛求疵地迫害某些人，由于侵吞公款，由于任意挥霍公款和滥加犒赏，由于国家要人昏庸无能和对俄国离心离德等等。在一个刚从长年的压迫中觉醒过来的国家里，军事屠杀、严密监禁和流放更会引起革命（仍照你们所指的意义而言），因为久治不愈的旧创伤比新创伤更使人感到痛楚。可是，不要害怕，你们所认为的在法国由一些新闻记者和其他一些作家进行的革命，在我们国家里是不会发生的。我们还可以希望，以暗杀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的狂热的冒险家团体在俄国是组织不起来的（不过这一点难于保证）。最有可能和最危险的倒是，在分裂的影响下，将出现地方警察、城市警察和秘密警察所觉察不到的农民同小市民（包括年轻人和非年轻人，《大俄罗斯人》和《青年俄罗斯》等等的作者和拥护者）的团结。这样的团结会破坏一切，它所宣扬的不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是违反法律的平等（真是无与伦比的自由主义！自然，我们赞成平等，但我们赞成的是　　从这段冗长言论的华丽词句中难道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策略，即要消灭“冒险家”和那些拥护“农民同小市民团结”的人，而用一些让步来满足和分化“善意的温和的反对派”吗？不过政府表现得比科舍列夫一类先生们所想象的更为聪明，更为巧妙，它所作出的让步比“咨议性”地方自治杜马更小。［注：引自德拉哥马诺夫出版的康·德·卡维林和伊·谢·屠格涅夫同亚·伊·赫尔岑的通信集的德译本（泰·施曼出版的《俄国文献丛书》，1894年斯图加特版第4卷第65—66页）。］真是一个奴颜婢膝的教授式的深思熟虑的典型！一切都是这些革命者的不是，他们竟如此自以为是地嘲弄夸夸其谈的自由派，如此热中于暗地和公开进行反对政府的活动，如此不机智，以至陷入彼得保罗要塞。他这个自由派教授假如掌权，也会采取“一切手段”来惩治这些人的。二　　“起初，当刚刚着手进行地方自治改革的时候，无疑是打算在设立代议机关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注：“无疑”，《记事》的作者引述勒鲁瓦－博利厄的话时犯了官僚们夸大其词的通病。“无疑”，不论兰斯科伊或米柳亭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打算，所以把米柳亭的模棱两可的话（“他原则上拥护宪法，但认为实施宪法为时尚早”）当作“第一步”是可笑的。］；但后来，当瓦卢耶夫伯爵接替了兰斯科伊伯爵和尼·阿·米柳亭以后，‘温和而模棱两可地’以‘调和’精神行事的愿望就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种愿望就连前内务大臣自己也不否认。他当时说，‘政府本身并没有弄清楚自己的意图’。总之，曾经有过要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之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并在满足自由主义意向的同时维持现存制度的尝式，可是遗憾得很，国家要人一再重复这种尝试，但他们总是收到不良的效果……” 　　这里，这句伪善的“遗憾得很”真是可笑之极！警察政府的大臣在这里竟把警察政府所　　“一方面，在地方自治机关条例的说明书中说，草拟中的法令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充分地和逐步地发展地方自治的原则，‘地方自治机关不过是同一个国家政权的特别机关……’当时内务部的机关报《北方邮报》的许多文章非常明显地暗示，正在建立的机关将是代议机关的学校。　　当我们的大臣们想陷害某个同僚并显示自己的深谋远虑时，他们有时竟会在无意中说出何等中肯的话啊！所有心地善良的俄国小市民和所有信奉“伟大的”改革的人，如果把警察智慧的伟大训诫——“用第一步决不会是最后一步的诺言来安慰自由派”，对他们“提供外表和对未来的希望”——镶上金镜框挂在自己的墙壁上，将会是多么有益啊！特别是现在，在阅读报纸上关于万诺夫斯基将军的“殷切关怀”的每篇论文或短评时，对照这些训谕尤为有益。三［注：1865年卡维林就莫斯科贵族请愿“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全国共同需要”一事给亲属的信。］除了这些政治学童以外，幸而俄国还有一些不满于这种“机智态度”的“寻衅者”，他们在向人民进行革命的宣传。尽管他们所举起的理论旗帜在本质上不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宣传依然激起了广大知识青年阶层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尽管空想主义的理论是否定政治斗争的，但是运动的发展终于使为数极少的英雄人物同政府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形成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斗争，事态才再度发生变化，政府才再次被迫让步，而自由派人士才再次证明自己在政治上不成熟，没有能力给予战士们支持和对政府施加真正的压力。地方自治机关的立宪意向暴露得很明显，但只是一阵软弱无力的“冲动”而已，尽管地方自治自由派本身在政治方面明显地前进了一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曾试图成立秘密政党和创办自己的政治机关报。维特的《记事》综合了一些秘密著作（肯楠的、德拉哥马诺夫的、吉霍米罗夫的著作）的资料来说明地方自治机关所走上的“不可靠的道路”（第98页）。70年代末曾经举行过好几次地方自治自由派代表大会。自由派决定“采取措施，姑且暂时制止一下极端革命政党的破坏活动，因为他们深信，如果恐怖分子继续用暴力的威胁和行动来刺激和扰乱政府，采取和平手段就将达不到任何目的”（第99页）。所以，自由派不是去关心如何扩大斗争，如何发动较为广大的社会阶层去支持个别的革命者，如何组织某种总攻击（如举行游行示威，地方自治机关拒绝支付强派的开支等等），而是再一次采取老一套“机智态度”：“不要刺激”政府！用60年代显然已证明其毫不足取的那种“和平手段”来达到目的！［注：德拉哥马诺夫说得对：“其实俄国的自由派是不可能采取完全‘和平的方法’的，因为我国法律禁止发表关于改变最高管理机关的任何声明。地方自治自由派应该坚决地越过这道禁令，这样做，至少也可以在政府和恐怖分子面前显示自己的力量。既然地方自治自由派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力量，他们就必然落到连这些已被削弱的地方自治机关也要被政府逐步加以消灭的地步。”（上述著作第41—42页）］不言而喻，革命者绝没有停止或中断作战行动。地方自治人士当时成立了“反对派同盟”，这个同盟后来变成“地方联合和自治协会”或“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纲领要求：（1）言论和出版自由；（2）人身保障；（3）召开立宪会议。在加里西亚出版秘密小册子的尝试没有成功（奥地利警察没收了原稿，逮捕了打算刊印小册子的人），于是由德拉哥马诺夫（原基辅大学教授）在日内瓦编辑发行的《自由言论》杂志[33]就从1881年8月起成为“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德拉哥马诺夫本人在1888年写道：“归根结底……出版《自由言论》这样的地方自治机关刊物的尝试不能认为是成功的，这至少是因为地方自治机关的材料只是从1882年底才开始按时送达编辑部，而刊物到1883年5月就被禁止出版了。”（上述著作第40页）自由派机关刊物的失败是自由派运动软弱无力的自然结果。1878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向各等级的代表发表了演说，希望他们给予“协助，以制止迷误的青年在不可靠分子的极力引诱下走上绝路”。后来在《政府通报》[34]（1878年第186号）上又发表了要求社会给予协助的呼吁。5个地方自治会议（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切尔尼戈夫、萨马拉和特维尔）对此作出反应，提出了关于必须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声明。《记事》作者维特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呈文（其中只有3份在报刊上全文发表）的内容以后写道：“也可以认为，如果内务部不及时采取措施禁止这些声明，通令在各省地方自治会议任主席的贵族代表，要他们绝对禁止在会上宣读诸如此类的呈文的话，那么，各地方自治机关关于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声明也许要多得多了。有些地方发生了逮捕和放逐议员的事件，在切尔尼戈夫，甚至有宪兵进入会场用暴力驱散与会者的事情发生。”（第104页）　　《记事》作者维特说：“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似乎不敢正视问题，不敢十分明确地定出自己的纲领，而是继续执行——不过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执行——过去瓦卢耶夫伯爵对地方自治机关早就采取过的转弯抹角的政策。正如当时合法刊物所公正指出的，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所宣布的纲领是很不明确的。这种不明确性在伯爵以后的全部行动和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一方面声明说，专制制度‘脱离居民’，‘他把社会的支持看作主要的力量……’，‘没有把’筹划中的改革‘看作某种最终的东西，而认为这种改革只是第一个步骤’等等。同时，另一方面，伯爵又向报界声明说，‘……社会上激发起来的希望无非是一种虚妄的幻想……’，而在上呈皇帝的奏折中却断然声明说，国民代表会议将是‘一种退回到过去的危险的尝试……’，他所筹划的措施从限制专制制度这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种措施和西方的一些立宪形式毫无共同之处。总之，正象列·吉霍米罗夫所正确指出的，这个奏折本身在形式上是非常混乱的。”（第117页）　　可是这个臭名远扬的“感化专政”[39]的英雄洛里斯－梅利科夫，对争取自由的［注：我们知道，《记事》的作者总是非常用心地抄袭秘密的小册子，并且认为“秘密报刊和外国书刊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往往对问题作出相当正确的评价”（第91页）。在这位俄国博学的“国家学者”那里，只有某些素材才是原有的，而对俄国政治问题的一切基本观点，他必须借用秘密书刊。］《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的宪法》，这本小册子于1893年由自由俄国出版基金会在伦敦出版），这些自由派人士以一种特别善意的、狡黠的和暧昧的形式请愿，一心想“用巧妙的办法使君主自己不知不觉地越过神圣不可侵犯的界线”。不言而喻，所有这些谨小慎微的请愿和巧妙的设想由于没有革命的力量都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虽然在1881年3月8日的大臣会议上多数人（7比5）四［注：司徒卢威先生所用的笔名。（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编者注）］先生的序言时再来总结吧。五〈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严厉的谴责。”为什么要受到［注：第205页。尔·恩·斯·先生在对这段话所作的注释中指出：“这甚至是不明智的。”完全正确。但是尔·恩·斯·先生在他的序言的第XI—XII页所发的上述议论，难道不是同维特先生的说法如出一辙吗？］等等。我们在维特先生那里看到这种“思想方法”（或撒谎方法），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契切林先生在1881年3月1日以后给米柳亭伯爵的呈文中宣称：“当局首先必须表现出自己的毅力，证明它没有在威胁面前卷起自己的旗帜”，“只有当自由机关是和平发展和最高当局本身的心平气和的倡议的结果时，君主制度才能同它们相容”，他建议建立“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政权，在“为选举因素所加强和革新的立法机关”的帮助下进行活动。［注：维特《记事》第122—123页。《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的宪法》第24页。］我们对契切林先生的这种议论，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这样一位契切林先生如果认为尼古拉二世的政策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谴责，倒是十分自然的，［注：尔·恩·斯·先生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工人的经济组织，将是对工人群众进行现实的政治教育的学校。”我们愿意奉劝作者，在运用“现实的”这个已被机会主义勇士们用滥了的字眼时，最好慎重一些。不能否认，在某种条件下，工人的经济组织也可以使他们受到许多政治教育（同样也不能否认，在另一些条件下，这些经济组织也可以使他们受到某种政治诱惑）。但是，工人群众只有全面地参加革命运动，直到参加公开的街头斗争，参加反对政治和经济奴隶制的维护者的国内战争，他们才能受到　　“假使在当权者中间出现一种人，他们勇于顺从历史，并且能够迫使专制君主也顺从历史，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不会导致革命的俄国同专制官僚制度展开最后的流血斗争……无疑，在上层官僚中间是有不同情反动政治的人的……他们这些唯一能够接近圣上的人，从来也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信念……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惩罚的巨大影子，伟大事变的影子，也许会引起政界的动摇，并及时摧毁反动政治的铁的制度。现在，要做到这一点是不需要费很大力气的……也许，它〈政府〉也会不太晚地觉悟到，千方百计维护专制制度是注定要招致危险的。也许，当它还没有同革命遭遇以前，自己就已感到疲于同自由的自然的和历史必然的发展作斗争，并对自己的‘不妥协的’政策发生动摇。只要它不再坚决与自由为敌，它也就不得不愈来愈大地向自由敞开门户。也许……不，不仅也许，而是　　阿门！我们对于这篇善良而崇高的独白只能说一声阿门。我们的汉尼拔进步得真快，他竟然在我们面前以第三种形式出现了：第一种形式是同专制制度斗争；第二种形式是传播文化；第三种形式是呼吁敌人顺从，试图拿“影子”来吓唬他。这是多么可怕啊！我们完全同意尊责的尔·恩·斯·先生的说法：俄国政府的伪善者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怕的恐怕就是“影子”。我们的作者在念影子咒之前，曾谈到革命力量的增长和日益迫近的革命爆发，接着他感叹地说道：“这种丧失理智的侵略保守的政策，既缺乏政治意义，又毫无道德根据，它将使人才和文化力量遭到可怕的牺牲，一想到这点，我们就感到非常难过。”从这段关于革命爆发的议论的结尾，可以看到一个多么深的学理主义和甜言蜜语的无底洞啊！作者丝毫不懂得，俄国人民哪怕只把政府好好地教训一次，那就会有多么巨大的历史意义。你们不提人民过去和现在为专制制度作出的“可怕的牺牲”，唤起仇恨和愤怒，燃起斗争的决心和热情，反而妄谈什么。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在“设想”和实施改革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完全自觉的目的：不能向当时提出的政治自由的要求让步。它自始至终都在截断一切走向自由的合法道路，因为它甚至对于普通的请愿也采取镇压手段，甚至从来不准人们随便谈论自由。只要看一看我们上面引证的维特《记事》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就可以完全驳倒尔·恩·斯·先生的赞颂。对于亚历山大二世政府中的要员，维特自己就曾经这样说过：“应当指出，60年代的杰出国务活动家当时做了许多他们的后继者也未必能做到的伟大事业，他们怀着虔诚的信仰，对皇帝忠心耿耿，从不违背圣意，兢兢业业地革新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些人的芳名，将永远铭记在感恩戴德的后裔心中。”（《记事》第67页）什么怀着虔诚的信仰，对警察匪帮的头子皇帝忠心耿耿……你们看，这倒真是实话实说。六［注：见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俄国自由主义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1898年日内瓦版），这本小册子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特别是第5、8、11—12、17—19页。］第二，地方自治机关是加在官僚制度这一回轮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它渴望巩固自己的阵地，扩大自己的影响，渴望立宪（甚至象维特所说的，“无意识地走向”立宪），并为此上书请愿。因此它成了政府对付革命者的一个不中用的同盟者，它对革命者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给予他们尽管是间接的、但却是无疑的帮助，在紧要关头使政府不能果断地采取镇压手段。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这种机关顶多也不过提出一些自由主义的请愿和保持友好的中立态度，因此当然也就不能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强大的”和多少独立的因素，但是不能否认它是一个［注：关于从地方自治机关那里可以期待到什么的问题，彼·弗·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他的60年代出版的《小报》[51]上发表的一段评论是颇为有趣的（布尔采夫的上述著作第64—67页）：“我们在考察地方自治机关的主要的条例的时候，又碰到了政府那个秘而不宣但又经常流露出来的思想——用自己的宽宏大量迷惑人心，并高声宣布：‘看，我赐予你们的有多少！’然而实际上却尽量地少给，一方面尽量少给，一方面还竭力设置障碍，使大家连它所赐予的那些东西也不能完全使用……现在，在专制制度下面，地方自治机关不会有用处，而且也不可能有用处，它们不会起作用，而且也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它们拥有很多可以在未来大大发展的萌芽……大概命运决定，新的地方自治机关将会成为俄国未来的立宪制度的基础……但是，在俄国实行立宪的管理方式以前，在存在着专制制度的时候，在没有出版自由的时候，地方自治机关必然仍旧是一个政治怪影，是地方自治会议议员们，它只是偶尔由于遭到了某些不道德的宠臣的阴谋阻挠而延缓了它的“自然的”、和平的和渐进的成长；只需几次请愿就足以使专制君主变得“顺从”；一般合法的文化工作，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工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可以使那些口头上仇视专制制度的人不必再去以某种形式积极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诸如此类，如此等等。把自由派团结起来当然是一件有益的好事情，但这种团结必须是以反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为目的，而不是迁就这些偏见，必须提高我们的政治成熟（更正确地说：不成熟）的平均水平，而不是肯定这种水平，——总之，团结起来是为了支持秘密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机会主义式地空论合法活动的重大政治意义。如果说对工人提出诸如“罢工自由”的政治口号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话，那么，对自由派提出“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口号也同样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注：本文作者在4年前谈到“民权党”[52]时，曾经指出自由主义政党会带来好处。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8年日内瓦版）：“……然而，如果在这个党〈“民权党”〉内也有不戴假面具，而是真正的非社会主义者政治家，非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那么这个党努力去同我国资产阶级中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接近……它就会带来不少的好处。”（第26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4页。——编者注）］如果他们不能组织起来，我们在这种（更有可能的）情况下也不会对自由派“置之不理”，我们将努力加强同个别人物的联系，向他们介绍我们的运动，通过工人报刊揭露政府的一切卑鄙龌龊行为和地方当局的各种勾当来支持他们，争取他们支持革命者。在自由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现在已在进行这种性质的互相帮助，这种互相帮助只是应该扩大和加强。但是，在随时准备进行这种互相帮助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对政治不开展的俄国社会人士、尤其是俄国自由派人士中大量存在的那些幻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实际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关于1848年革命的名言应用到俄国的革命运动上来，我们也可以说：它的进步不在于取得某些积极的成果，而在于摆脱有害的幻想。［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页。——编者注］我们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幻想，摆脱了轻视政治、迷信俄国的独特发展、深信人民已有了革命准备的错误观点，摆脱了夺权和英勇的知识分子同专制制度单独决战的理论。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

载于1901年12月《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