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6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1 #2 #3 ［注：1901年9月《工人事业》第10期第17页和第18页。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对此我们回答说：即使同《火星报》和《曙光》的论战，只是促使《工人事业》想到这个“总的意见分歧”，而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么单是这个结果也就使我们很满意了，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都非常清楚地点明了。（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¹ ［注：工联主义决不象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90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²³［注：阿·亚·瓦涅耶夫在拘留所被单独拘禁时得了肺病，于1899年在东西伯利亚去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况公布出来，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性，我们可以担保，因为这些消息是从直接了解并最熟悉阿·亚·瓦涅耶夫的情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⁴⁵［注：见《列宁会集》第2版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是揭露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尔省工人流血事件⁶⁷⁸［注：“《火星报》对9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⁹¹⁰ ［注：这里顺便提一下：弗·伊—申夸奖《工人思想报》是在1898年11月，当时“经济主义”，特别是在国外，已经完全形成了，就是这位弗·伊—申，很快就成了《工人事业》的一个编辑。而《工人事业》当时却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派的事实，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否认这个事实！］而这篇社论却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把《工人思想报》和整个“经济主义”的 ¹¹［注：从下面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个事实就是：在“十二月党人”遭到逮捕之后，施吕瑟尔堡大街的工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这次遭到破坏是由一个同“十二月党人”的某个外围团体有密切联系的奸细Ｈ．Ｈ．米哈伊洛夫（牙科医生）促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死米哈伊洛夫。］，但事情却被说成是工人同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人们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注：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那篇社论中摘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¹²等等之类的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许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年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的。［注：德国人甚至有“Nur-Gewerkschaftler”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纯粹工会”斗争的人。］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和什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了。这里必须指出三种情况，这些情况对往下分析［注：我们强调是很有用处的。［注：《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经济派”的来信。］，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注：《工人事业》第10期。］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下面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注：《新时代》¹³¹⁴：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注：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那么问题 ¹⁵¹⁶¹⁷ ［注：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也就应当愈坚决地告诉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采取不肯容忍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年人，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三）“自我解放社”^[62] ¹⁸ ［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1897年写给《工人报》的两封信。］里警告“经济派”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但是在同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因这种谎话而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工人事业》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想用迷惑不解的口气来替所有那些比较年青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¹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时，阿克雪里罗得完全正确，《工人事业》却完全不正确。这本小册子是在1897年，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斗争协会”［注：《工人事业》在写了头一段谎话（“我们不知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之后，为了替自己辩护，又在《回答》中写出了第二段谎话：“自从我们写了对《任务》一书的书评以来，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产生或是较为明确地形成了经济主义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同《任务》一书描绘的我国运动的状况相比，就是后退了一步。”（第9页）［注：例如，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斗争中的“阶段论”或“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论是这样论述的：“政治要求按其性质是全俄共同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是在1900年8月写的！〉应当适合于该工人阶层〈原文如此！〉从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只有〈！〉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够、才应当去进行政治鼓动”等等（第11页）。在第4页上，作者反驳了那种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说他们宣传经济主义邪说的斥责，他慷慨激昂地喊道：“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我们暂且不谈这篇文章，而直接来谈《工人事业》第10期。我们当然不准备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对《曙光》和《火星报》提出的各条反驳意见。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也不想去分析，比如说《工人事业》发现下面两种提法是“绝对矛盾”的这种笑话。一种提法是：［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7页。——编者注］另一种提法是：［注：同上，第5卷第2页。——编者注］ ²⁰［注：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有一章标题为Ein　Jahr　der　Verwirrung（混乱的一年），在这一章内他描写了社会党人在选择适合新环境的“策略－计划”时起先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犹豫。］，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重蹈复辙的“策略－计划”的时候，局限于发表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等于“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恰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当他们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范围”［注：摘自《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6页。——编者注）］，当他们缺少更广泛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　　《工人事业》往下又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本身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由于《火星报》对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提法，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制订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会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正在产生或巩固、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计划制订者的过错就不是轻视自发因素，反而是轻视自觉因素，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可见，单是谈论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 ²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页。——编者注］，《工人事业》怒气冲冲地指责《火星报》“把一群侨居国外的作家在15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略问题的办法强加于党的组织，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第24页）。的确，预先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然后设法说服组织，说服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确，——这是多么狂妄和多么夸大自觉因素啊！［注：同时还不要忘记，“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解决恐怖手段问题时，还总结了以前的革命运动的经验。］如果只是旧调重弹，不拿什么“强加于”人，对于每一次向“经济主义”或向恐怖主义的“转变”都唯命是从，那该多么好呀。《工人事业》甚至对这一伟大的处世秘诀作了概括，责备《火星报》和《曙光》“把自己的纲领同运动对立起来，把自己的纲领当作凌驾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神灵”（第29页）。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 ※　　　　※　　　　※ 　　总之，我们确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增长，运动愈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愈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1 #2 #3

二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1 #2 #3 ［注：1901年9月《工人事业》第10期第17页和第18页。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对此我们回答说：即使同《火星报》和《曙光》的论战，只是促使《工人事业》想到这个“总的意见分歧”，而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么单是这个结果也就使我们很满意了，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都非常清楚地点明了。（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¹ ［注：工联主义决不象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90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²³［注：阿·亚·瓦涅耶夫在拘留所被单独拘禁时得了肺病，于1899年在东西伯利亚去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况公布出来，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性，我们可以担保，因为这些消息是从直接了解并最熟悉阿·亚·瓦涅耶夫的情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⁴⁵［注：见《列宁会集》第2版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是揭露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尔省工人流血事件⁶⁷⁸［注：“《火星报》对9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⁹¹⁰ ［注：这里顺便提一下：弗·伊—申夸奖《工人思想报》是在1898年11月，当时“经济主义”，特别是在国外，已经完全形成了，就是这位弗·伊—申，很快就成了《工人事业》的一个编辑。而《工人事业》当时却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派的事实，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否认这个事实！］而这篇社论却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把《工人思想报》和整个“经济主义”的 ¹¹［注：从下面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个事实就是：在“十二月党人”遭到逮捕之后，施吕瑟尔堡大街的工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这次遭到破坏是由一个同“十二月党人”的某个外围团体有密切联系的奸细Ｈ．Ｈ．米哈伊洛夫（牙科医生）促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死米哈伊洛夫。］，但事情却被说成是工人同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人们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注：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那篇社论中摘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¹²等等之类的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许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年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的。［注：德国人甚至有“Nur-Gewerkschaftler”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纯粹工会”斗争的人。］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和什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了。这里必须指出三种情况，这些情况对往下分析［注：我们强调是很有用处的。［注：《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经济派”的来信。］，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注：《工人事业》第10期。］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下面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注：《新时代》¹³¹⁴：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注：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那么问题 ¹⁵¹⁶¹⁷ ［注：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也就应当愈坚决地告诉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采取不肯容忍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年人，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三）“自我解放社”^[62] ¹⁸ ［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1897年写给《工人报》的两封信。］里警告“经济派”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但是在同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因这种谎话而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工人事业》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想用迷惑不解的口气来替所有那些比较年青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¹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时，阿克雪里罗得完全正确，《工人事业》却完全不正确。这本小册子是在1897年，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斗争协会”［注：《工人事业》在写了头一段谎话（“我们不知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之后，为了替自己辩护，又在《回答》中写出了第二段谎话：“自从我们写了对《任务》一书的书评以来，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产生或是较为明确地形成了经济主义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同《任务》一书描绘的我国运动的状况相比，就是后退了一步。”（第9页）［注：例如，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斗争中的“阶段论”或“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论是这样论述的：“政治要求按其性质是全俄共同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是在1900年8月写的！〉应当适合于该工人阶层〈原文如此！〉从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只有〈！〉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够、才应当去进行政治鼓动”等等（第11页）。在第4页上，作者反驳了那种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说他们宣传经济主义邪说的斥责，他慷慨激昂地喊道：“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我们暂且不谈这篇文章，而直接来谈《工人事业》第10期。我们当然不准备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对《曙光》和《火星报》提出的各条反驳意见。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也不想去分析，比如说《工人事业》发现下面两种提法是“绝对矛盾”的这种笑话。一种提法是：［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7页。——编者注］另一种提法是：［注：同上，第5卷第2页。——编者注］ ²⁰［注：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有一章标题为Ein　Jahr　der　Verwirrung（混乱的一年），在这一章内他描写了社会党人在选择适合新环境的“策略－计划”时起先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犹豫。］，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重蹈复辙的“策略－计划”的时候，局限于发表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等于“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恰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当他们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范围”［注：摘自《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6页。——编者注）］，当他们缺少更广泛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　　《工人事业》往下又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本身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由于《火星报》对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提法，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制订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会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正在产生或巩固、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计划制订者的过错就不是轻视自发因素，反而是轻视自觉因素，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可见，单是谈论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 ²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页。——编者注］，《工人事业》怒气冲冲地指责《火星报》“把一群侨居国外的作家在15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略问题的办法强加于党的组织，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第24页）。的确，预先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然后设法说服组织，说服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确，——这是多么狂妄和多么夸大自觉因素啊！［注：同时还不要忘记，“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解决恐怖手段问题时，还总结了以前的革命运动的经验。］如果只是旧调重弹，不拿什么“强加于”人，对于每一次向“经济主义”或向恐怖主义的“转变”都唯命是从，那该多么好呀。《工人事业》甚至对这一伟大的处世秘诀作了概括，责备《火星报》和《曙光》“把自己的纲领同运动对立起来，把自己的纲领当作凌驾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神灵”（第29页）。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 ※　　　　※　　　　※ 　　总之，我们确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增长，运动愈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愈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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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1896年5—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工厂主拒绝向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5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这次罢工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加速了工厂法的修订，于1897年6月2日（14日）颁布了将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缩短为11.5小时的法令。——28。 ↩︎
《论鼓动》这本小册子是阿·约·克列梅尔在1894年写的，经尔·马尔托夫审订。该书起初以手抄本和胶印本的形式流传，后于1896年底在日内瓦出版。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它写了序言和跋。该书总结了社会民主党人在维尔诺的工作经验，号召放弃闭塞的小组宣传活动，而转向在工人中间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工作，因此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很大的影响。但它夸大纯经济斗争的作用和意义，含有经济主义的萌芽。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一文中对它作了批评性的分析。——30。 ↩︎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由彼得堡的约20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而成，1895年12月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实行集中制，有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机构是中心小组，成员有10多人，其中5人（列宁、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和尔·马尔托夫）组成领导核心。协会分设3个区小组。中心小组和区小组通过组织员同70多个工厂保持联系。各工厂有收集情况和传播书刊的组织员，大的工厂则建立工人小组。协会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完成了从小组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转变。协会领导了1895年和1896年彼得堡工人的罢工，印发了供工人阅读的传单和小册子，并曾筹备出版工人政治报纸《工人事业报》。协会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好几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它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成为全市性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
这篇社论标题为《告俄国工人》，系列宁所写，至今没有找到。——30。 ↩︎
《俄国旧事》杂志（《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是俄国历史刊物（月刊），由米·伊·谢美夫斯基创办，1870—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主要登载俄国国务活动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回忆录、日记、札记、函件等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它是俄国第一家长期刊登俄国革命运动史料的杂志。——30。 ↩︎
指沙皇政府对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工人罢工的镇压。这次罢工发生于1895年4—5月。罢工的起因是厂方采用新的计件单价，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收入。参加罢工的有4000多工人。罢工遭到特地调来的沙皇军队法纳戈里团的镇压，结果工人死1人，伤14人，11人被交付法庭审判。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呈交给他的关于雅罗斯拉夫尔纺织厂事件的报告上批道：“感谢法纳戈里团的好汉们在工厂闹风潮期间采取坚定果敢的行动。”——30。 ↩︎
《圣彼得堡工人小报》（《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Листок》）是俄国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2月（报上印的是1月）在俄国油印出版，共印300—400份；第2号于同年9月在日内瓦铅印出版。该报提出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广泛的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并强调必须建立工人政党。——31。 ↩︎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 ↩︎
非正式会议是指“老年派”即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创建人列宁、阿·亚·瓦涅耶夫、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尔·马尔托夫等同斗争协会新成员的代表一起于1897年2月26日和3月1日之间在彼得堡斯·伊·拉德琴柯和马尔托夫的住处举行的会议。当时俄国当局允许协会的老成员在赴西伯利亚流放地之前在彼得堡停留三天处理私事，非正式会议就是利用这个时机举行的。会上，“老年派”和“青年派”之间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但是，曾于1893—1895年参加“老年派”小组的阿·亚·雅库波娃，坚持刚刚产生的经济主义的观点，而“青年派”分子波·伊·哥列夫（戈尔德曼）却支持列宁等“老年派”。列宁后来在康·米·塔赫塔廖夫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上加的按语中说：“可见，我的划分的不准确之处就在于，有一个‘青年派’分子维护‘老年派’，有一个‘老年派’分子维护‘青年派’。”此信和按语载于1903年5月15日《火星报》第40号。——32。 ↩︎
《〈工作者〉小报》（《Листок《Работника》》）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的附刊，1896年至1898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0期。第1—8期由劳动解放社编辑。后因联合会大多数成员转向经济主义，劳动解放社拒绝继续编辑联合会的出版物。《〈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由经济派编辑，于1898年11月出版。——32。 ↩︎
指俄国沙皇政府的警察。——34。 ↩︎
瓦·沃·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瓦·巴·沃龙佐夫的笔名。他为陈腐的民粹派思想辩护，到90年代堕落成为否定群众政治斗争的反动分子。列宁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思潮的代表——经济派，他们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放到次要地位，向工人阶级宣扬原始的狭隘的斗争方法和渺小的斗争目的，因而在工人运动中起反动作用。——34。 ↩︎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7。 ↩︎
指1901年11月2—6日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1899年的布隆代表大会提出了修改1888年的海因菲尔德纲领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的问题。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新党纲，主要起草者是维·阿德勒。党纲草案于1901年8月公布。党内对它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性意见，主要是指责它向伯恩施坦主义让步。卡·考茨基在1901年10月19日《新时代》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文章：《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考茨基把党纲的新旧条文加以对照，主张保留海因菲尔德纲领的原则部分，因为它比较充分和正确地说明了社会民主党对历史发展总过程和工人阶级的任务的看法。阿德勒不同意考茨基的建议。后来这个党纲草案经过维也纳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稍加修改后通过。——37。 ↩︎
进步党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1年6月成立，创始人和领袖为鲁·微耳和、贝·瓦尔德克、赫·舒尔采－德里奇、汉·维·翁鲁等。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10月，进步党中的右翼分裂出去组成民族自由党。1884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组成德国自由思想党。1893年，该党又分裂成自由思想同盟和自由思想人民党两派。进步党仇视社会主义，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它的主要敌人。为了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和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进步党的活动家舒尔采－德里奇、麦·希尔施、弗·敦克尔等人积极进行了建立工会的活动。——39。 ↩︎
指1899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西欧工人运动。批判性研究的尝试。第1卷。德国和比利时》一书和载于1899年《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杂志第14卷的彼·伯·司徒卢威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一文以及他为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卡·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两本书写的书评。普罗柯波维奇在书中企图证明德国和比利时的工人运动缺少进行革命斗争和实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的条件。司徒卢威在文章中企图驳倒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哲学前提，证明社会矛盾越来越不尖锐，否认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39。 ↩︎
希尔施—敦克尔工会是德国改良主义工会组织，1868年由进步党活动家麦·希尔施和弗·敦克尔建立。该工会的组织者们鼓吹劳资利益“和谐”论，认为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工会，否定罢工斗争的合理性。他们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国家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帮助就能使工人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人与企业主之间起媒介作用和积累资金。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主要从事组织互助储金会和建立文化教育团体的活动。它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从来不是一支主要力量，直到1897年它的会员不过75000人，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会员已达419000人。1933年，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的机会主义活动家加入了法西斯的“劳动战线”。——39。 ↩︎
《前夕》杂志（《Накануне》）是俄国民粹派的刊物，由叶·亚·谢列布里亚科夫主编，1899年1月至1902年2月在伦敦用俄文出版，共出版了37期。该杂志宣传一般民主主义观点，敌视马克思主义，特别敌视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周围集结了一批各种小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人物。——42。 ↩︎
这里说的是劳动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的论战。列宁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于1898年下半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给这本小册子写的序言中表示赞同列宁的观点，并指出，不久前到国外来的年轻同志同列宁这本小册子的观点相距甚远。阿克雪里罗得提到的“年轻同志”，是指当时已转向经济主义并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一批人（即后来的工人事业派）。1899年4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刊登了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的评论。《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在评论中掩饰自己的真实倾向，否认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会主义性质，否认经济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影响有所增强，断言列宁阐述的观点同该编辑部的纲领完全一致，并说编辑部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的序言中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轻的同志。 ↩︎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
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是尔·马尔托夫在他的一首题为《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的讽刺诗上所署的戏谑性笔名，意为骄矜的蠢猪。这首诗载于1901年《曙光》杂志第1期。诗中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