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08

进一步，退两步（^[118] 序言尼·列宁（一）代表大会的准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1—318页。——编者注］中说过，在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火星报》曾经力求把1902年的代表会议[119]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0页。］。《火星报》在1902年夏秋期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行动是十分慎重的。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1902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在第32号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召开党代表大会已经是迫切需要，刻不容缓［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76—78页。——编者注］。可见，完全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上过于匆忙。我们正是按七次量，一次裁这个准则办事的。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也不要再量来量去。［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2—23页和第380页。］其实，这几句话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当时就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默默地通过了，可是现在听起来真令人惊奇，好象是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当时，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独立的集团组成的，它们有可能不承认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者的善良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奇怪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立下的誓言。这个决定是要保证一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承担的巨大的劳动、风险和开支都不至于白费，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出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选举的行为都是破坏信任的行为。（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注：见本卷第38—48、91—98页。——编者注］。“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谴责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的问题作一些“辩解”，而根本没有试图对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作出和我所作的哪怕是稍有不同的描绘。现在，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称之为不过是“小集团政客手腕”。马尔托夫同志，你说得真够厉害的！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只要我们把分歧的全部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述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现在的编辑部。请你们这帮提出小集团政客手腕问题的所谓党的编辑先生们看一看自己吧！（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注：关于这次会议，请参看组委会委员、代表大会以前被一致选为编辑部代理人兼编辑部第7个成员的巴甫洛维奇所写的一封《信》（同盟记录第44页）。］召集起来开会（记录第40页）。关于“斗争”社问题展开了争论。工人事业派分子表示赞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第36—38页），火星派分子（巴甫洛维奇、索罗金、朗格、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表示反对。代表大会又分裂成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些派别。“斗争”社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作了一个特别详细的（第38页）和“富有战斗性的”发言，公正地指出国内组织和国外组织的“代表名额不均等”，认为给国外组织以“特权”未必有什么“好处”（真是金玉良言，现在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来，这话是特别有教益的！），认为不应当助长“党内组织上的混乱，即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就发生分裂”（真是打中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的要害！）。一直到停止报名发言时，除了《工人事业》的拥护者以外，没有一个人公开地有根有据地表示支持“斗争”社（第40页）。应该为阿基莫夫同志以及他的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他们至少没有闪烁其词，没有隐瞒观点，而是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路线，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注：现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大惊小怪，叫喊说这是非同志式的论战。由于爱打官腔……而且又打的不是地方，以致使感觉异常得令人惊奇！恐怕没有一个经历过内部斗争的政党不曾用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向是用来形容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来摆去的不坚定分子的。连那些善于把党内斗争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的德国人也并不因为听见“泥潭”这个词而生气，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表现出令人好笑的假正经。］。（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五）语言平等事件［注：马尔托夫补充说：“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关于驴子的挖苦话给我们带来很大害处”（当谈到舌头自由时，仿佛有一个崩得分子列举各种机关而提到了种马场，当时普列汉诺夫就自言自语地说：“马是不讲话的，而驴子有时倒讲话”）。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挖苦话特别温和、特别谦让、特别慎重和特别灵活。但我终究觉得奇怪的是，马尔托夫虽然承认争论具有原则的意义，却完全不来分析这方面的原则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暴露出怎样的色彩，而只限于指出挖苦话的“害处”。这才真是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呢！尖刻的挖苦话确实“在代表大会上带来很大害处”，其中不仅对崩得分子说了挖苦话，还对那些有时受到崩得分子支持甚至被他们从失败危险中救出来的人说了挖苦话。但是，既然已经承认这一事件有原则的意义，那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话“不能容许”（同盟记录第58页）的说法来回避问题。］引起冲突的导火线确实很小，但是冲突具有真正原则的性质，因而也具有非常激烈的形式，直到有人企图“推翻”纲领委员会，直到猜疑有人存心“把代表大会引向歧途”（叶戈罗夫就是这样猜疑过马尔托夫的！），直到彼此……破口大骂，反唇相讥（第178页）。甚至波波夫同志也“表示了遗憾，说为了一点小事竟造成这样的气氛”（黑体是我用的，第182页），一连三次（第16、17、18次）会议都充满了这种气氛。（六）土地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上，即在农民骚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挥过了的。谁如果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火星报》，那他就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报》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注：见哥林的发言，第213页。］。［注：该派即“中派”的另一个首领叶戈罗夫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讨论到阿克雪里罗得所提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时，发表了他对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意见（第359页）。叶戈罗夫同志认为：既在纲领中要求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持否定态度，这是个“矛盾”。叶戈罗夫同志在这里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稍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问题的，但同样暴露出他也象马霍夫、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三位同志那样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他“所承认的”）《火星报》的立场采取了不坚定的、半敌视的态度。］在这里也结成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反火星派分子的派别。在总结对于纲领问题的全部讨论经过时，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哪一次比较热烈和引起普遍兴趣的辩论不暴露出马尔托夫同志和《火星报》新编辑部现在力图掩饰的那些色彩的区别。（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注：波波夫同志在关于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发言中还说过：“我现在回想起《火星报》第3号或第4号上所发表的《从何着手？》一文。许多在俄国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它是不策略的，另一些人觉得这个计划是个幻想，而大多数人〈？大概是波波夫同志周围的大多数人〉则说这不过是好大喜功而已。”（第140页）读者可以看出，这种把我的政治观点解释成好大喜功的说法，这种现在又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煽起的说法，我早已听惯了。］，并且三年来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在相应的决议所提的三条理由中（第147页）有两条谈的正是《火星报》的这个组织计划和组织思想：《火星报》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统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一定的组织思想得不到全党承认，没有正式规定下来，《火星报》的工作和建党即事实上恢复党的全部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党的组织章程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以及《怎么办？》［注：同上，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中已经发挥过了，后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注：同上，第7卷第1—18页。——编者注］中用几乎是说明党章条文的形式又详细作了解释。其实，剩下的只是在措辞上加加工就可以把党章条文规定下来，因为，如果对《火星报》的承认不是一纸空文，不只是一句应酬话，那么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再版的序言中已经指出：只要把党章和这本小册子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和那里谈的组织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注：见本卷第102页。——编者注］［注：顺便说一下。记录委员会在第11号附录上刊载了“由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第393页）。记录委员会在这里也搞错了一些事情。它把我交给全体代表（并且是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给很多代表）看的初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8—239页。——编者注）和我后来提交代表大会的草案混为一谈，并把第一个草案当作第二个草案刊载出来了。我当然丝毫不反对别人把我的草案，哪怕是所有各个准备阶段的条文一概公布出来，但是制造混乱毕竟是不应该的。而混乱终于造成了，因为波波夫和马尔托夫（第154页和第157页）批评我实际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草案中的那些提法，原来是记录委员会刊载出来的草案中所没有的（参看第394页第7条和第11条）。如果对待问题比较仔细，那只要把我刚才指出的一些页码对照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了。］并在选举章程委员会以前为这个草案辩护时，马尔托夫同志还直截了当地声明：“我赞同列宁同志的结论。只是在两个问题上我和他有意见分歧”（黑体是我用的）——即关于总委员会组成的方法和增补要一致同意的问题（第157页）。这里对党章第1条的不同意见还只字未提。［注：我要指出，可惜我找不到马尔托夫草案的第一种稿本，这种稿本共有大约48条，其中包含了更加“过分的”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党章草案。（一）党员。（1）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里，并须根据要求，通知每个党委员会。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我用方括号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例如在“党章”中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而不是它的一切决定和任何决定吗？）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这正是过分玩弄辞藻或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即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文牍主义的条款。“（二）地方委员会。（3）党委员会是党在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既新颖又聪明！）“（4）[凡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存在并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委员会，都可以认为是党的委员会。］（5）除了第4条指出的委员会以外，新的党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会或者承认现有的某地方组织为委员会，或者用改组该地方组织的办法组成地方委员会]。（6）委员会用增补的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7）中央委员会有权用不超过地方委员会名额总数三分之一数量的同志（它所了解的同志）补充地方委员会。”好一个典型的官样文章：为什么不超过三分之一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根本起不了限制作用的限制——因为补充是可以重复许多次的——究竟有什么意思呢？“（8）[如果地方委员会由于遭到迫害而瓦解或者被破坏，”（就是说不是全体被捕？），中央委员会应当把它恢复起来”]（已经不考虑第7条了吗？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觉得第8条和规定平日工作而节日休息的俄罗斯公安法相似呢？）“（9）[党的例行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中央委员会改组某个地方委员会，如果该地方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就可认为已被解散，而该委员会所属地区的同志可以不受其管辖［注：我们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注意这个字眼。这还了得！这就是甚至……甚至弄到更换编辑部成员的那种“雅各宾主义”的根源……。”]本条所规定的规则，同迄今俄罗斯法律中规定的所谓“禁止人人酗酒”的条文一样，是大有好处的。“（10[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该地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尽力协助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实现它们所担负的全党的任务。”]……哎哟天哪！要这些话干什么呢？（11）[“地方组织的内部规则，委员会和它所管辖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该集团的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难道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不是一回事吗？）“由委员会自行规定并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有一个疏忽：没有说明这种报告应当保存在哪里。）“（12）[委员会所管辖的各集团和各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们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和愿望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13）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按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分配比例上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三）建立用其他语言（除了俄语以外）进行鼓动的组织。（14）[为了用某种非俄罗斯语言进行鼓动并把有关的工人组织起来，可以在特别需要把这种鼓动工作专门化并把这种组织划分出来的地方成立单独组织。］（15）至于是不是真有这种需要，这个问题由党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争论，则提交党代表大会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章程后面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第一部分是多余的，而关于发生争论情况的第二部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16）[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在其特殊事务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在地方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并受其管辖，这种监督的形式以及该委员会和该特殊组织之间的组织关系的准则，由地方委员会规定。”（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大堆话都是多余的空话。）“在党的一般事务方面，这种组织应当作为委员会组织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工作。］——（17）[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可以成立自治联盟，以便顺利地执行它的特殊任务。这种联盟可以有自己专门的机关报和领导机关，但这些机关都应当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这个联盟的章程由它自行规定，但是必须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18）[如果党的地方委员会根据地方条件多半是用当地语言进行鼓动工作时，也可以加入第17条所规定的自治联盟。附注：这种委员会虽然是自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党的委员会”。］（整个一条都是非常有益处和非常聪明的，附注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加入自治联盟的地方组织同该联盟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应当受地方委员会的监督。］（20）[各自治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和领导机关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四）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21）[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政治的和学术的机关报——是全党的代表。］（22）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全部实际活动实行总的领导，关心正确使用和正确配备全党的一切力量，监督全党各部分的活动，把报刊发给各地方组织，建立党的技术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23）党的机关报负责对党内生活进行思想领导，宣传党纲，通过学术的和政论的形式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24）所有党的地方委员会和自治联盟都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编辑部发生直接联系，并定期报告本地的运动和组织工作情况。（25）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26）[编辑部在其内部事务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可以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补充和更换自己的成员，但每次都必须通知中央委员会。（27）所有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声明或者经过它批准的声明，都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刊载。（28）党中央委员会经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同意后，可以成立专门从事某种文字工作的著作家小组。（29）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中央委员会可以用增补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人数不限），但每次都必须通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五）国外的党组织。（30）国外的党组织主管党在国外俄国侨民中的宣传工作并把其中的社会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国外的党组织由它们选出的领导机关领导。（31）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可以在国外设立自己的支部，以便协助执行联盟的专门任务。这些支部以自治团体的资格加入总的国外组织。（六）党代表大会。（32）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33）[党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以及全党活动的指导原则；监督各级党机关的工作并处理它们之间发生的冲突。］（34）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列组织和机关选派：（a）党的各地方委员会；（b）所有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c）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d）国外的党组织。（35）代表委托书可以转托，但是每一个代表至多只能拥有三张有效委托书。两个代表可以拥有一张委托书。不准使用限权委托书。（36）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吸收某同志参加代表大会有益处时，可以邀请该同志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37）在修改党纲或党章的问题上，须经占总票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其他问题则由简单多数决定。（38）代表大会只有在出席的代表能代表半数以上的现有的党委员会时，才可以认为有效。（39）代表大会应当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凡因某种不以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障碍不能如期召开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延期举行。”] 　　读者如果能以超乎寻常的耐性读完这个所谓党章，大概就不会要求我们对以下几个结论再作专门的分析了。第一个结论：这个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浮肿病。第二个结论：这个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别色彩的组织观点。第三个结论：马尔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38/39以上的东西都瞒过世人的耳目（并且不让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是做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这种隐瞒行为称为光明正大。（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九）党章第1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注：“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24]和“民意党”[125]）做例子，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70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106]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5页。——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239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使人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也“重提旧事”。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1页。——编者注］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注：同上，第108页。——编者注］顺便说一下，对于评价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126]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0页。——编者注］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第17—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0页和第12—13页。——编者注］。从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1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第18—1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3—14页。——编者注］［注：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在这两个词的差别的后面掩盖着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认为不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认为不需要这种组织一样。］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245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59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1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的思想是要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阿基里斯之踵[128]，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掩饰这个致命弱点，举了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1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及其任务根本矛盾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竭力拥护这样的理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1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列入党组织。”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式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注：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黑体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式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法律式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注：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28票，反对的有22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布鲁凯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要求（第254—255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形成的“紧密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的少数派！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惊人的破坏！这奇异的七个人竟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保证，而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和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就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捍卫《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一出悲喜剧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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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注：为了避免陷入无法解决的争论，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些非正式会议上的情况的说明，已经是尽量简单了。基本的事实已经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中叙述过了。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答复》中并没有对这些基本事实表示异议。］是在组委会事件（它是挑起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可能的候选人问题的导火线）以后不久召开的。不言而喻，由于限权委托书被取消，这几次会议只具有协商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作用，但是这几次会议的意义毕竟是很大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许多代表看来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秘密名字，也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的内部工作情况，虽然这个组织造成了党在事实上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成为正式承认《火星报》的理由之一的对于实际运动的领导。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火星派分子团结一致的时候，他们完全有保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五分之三的大多数，全体代表都很了解这一点。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正是期望《火星报》组织提出一个关于中央委员会一定人选的名单，并且《火星报》组织中没有一个人有一句话表示反对预先在这个组织中讨论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到要批准组委会全体委员，即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全体委员协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值得重视，因为现在马尔托夫分子事后热心拥护组委会，这不过是千百次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气节而已。［注：请仔细想象一下这幅“风俗画”吧：《火星报》组织的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同《火星报》组织协商过，并且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协商。而当他自己在这个组织内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之后，他却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后赞扬组委会，并傲慢地漠视给他代表委托书的那个组织！我敢说，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和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历史中都是找不出来的。］当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引起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尔托夫和阿基莫夫团结起来的时候，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人都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从代表大会的记录和《火星报》的全部历史中都很容易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即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同时必须指出，有几个火星派的组委会委员没有出席代表大会，完全是偶然的，有的是由于被捕，有的是由于其他种种“客观”情况）。参加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已由巴甫洛维奇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列举过了（见他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3页）[129]。［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伤心地抱怨，说我表示不赞成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但是他没有觉察到，从他的抱怨里得出了对他自己不利的结论。列宁当时的举动——用他的说法——狂暴（同盟记录第63页）。真的。他使劲把门关了一下。不错。他的行为（在《火星报》组织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会议上）使当时在场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实情。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是我在各个争论问题的实质方面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已经为代表大会的进程所证实。其实，既然《火星报》组织的16个成员中毕竟有9个赞成我的立场，那么，显而易见，虽然态度激烈，哪怕态度激烈，人们还是赞成我的。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态度激烈”，当时站到我这方面的人也许比9个还要多呢。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论据和事实必须胜过人们的“愤慨”，而终于得到克服的这种“愤慨”愈大，这些论据和事实也就显得愈有说服力。］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把不赞成候选人看作一种“侮辱”（同盟记录第49页），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就“吵闹”和大发歇斯底里，是很荒谬的。可是当时我们的少数派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同盟记录第70页），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险恶的计谋”（《戒严状态》第69页）。你看，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有人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党的正式的最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就在街头公众面前抱怨，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增补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我们在国外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竟然混淆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尔托夫同志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现在我们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气：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信口开河，说伊万·伊万内奇在政治上被埋葬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名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将由一些著作家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这些著作家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拍着胸脯说这不是小组而是党……一些喜欢看热闹的读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据马尔托夫本人说，某某人曾是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注：我也在《火星报》组织里提出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而且也象马尔托夫一样没有能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对于这个候选人，我本来也能说一下他在代表大会以前和在代表大会初期有过什么杰出事迹证明他的良好的声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这位同志很有自尊心，决不会让任何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提出他的候选资格，或者抱怨什么政治上被埋葬，名誉被破坏等等。］这些读者要比粗暴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决议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的，在国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无谓争吵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30]需要我们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去打扫！［注：见本卷第93页。——编者注］。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谰言，说什么我们想把非火星派驱逐出党或者除掉，说什么多数派只是通过代表大会半数从半数里选出的等等，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所引证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们不但没有把非火星派分子从党内排除出去，甚至没有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排除出去，而是让我们的对手占了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同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所说的截然相反，从下面一封信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封信是我们火星派多数派（在七个人退出代表大会以后成了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通过党章第1条以后不久从《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那里收到的（必须指出，我所说的那次《火星报》组织的会议是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火星报》组织事实上已经瓦解了，因此双方都力图说服代表大会的其余代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我们听了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代表关于编辑部和‘劳动解放社’的多数愿意参加（某一天［注：据我计算（见本卷第496页。——编者注），这封信指的日期是星期二。会议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举行的。这种时间上的考证很重要。它证据确凿地驳斥了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即所谓我们的分离是由于中央机关的组成问题而不是由于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引起的。它证据确凿地证明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在《给编辑部的信》里的说明是正确的。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大谈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却只字不提在总委员会人选或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25、26、27次会议上曾经争论过）。］的）会议问题的解释，同时我们又在这两位代表的帮助下查明，在上一次会议上宣读过一个似乎是由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被人用来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场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同时我们注意到，第一，人们丝毫没有试图查一查来源就认定这个名单是我们提出的；第二，这种情况和公开加在《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劳动解放社’多数身上的机会主义罪名无疑是有联系的；第三，我们十分了解这个罪名是同改变《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一个完全确定的计划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我们作的关于不让参加会议的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而不愿意让我们参加会议就是证明不愿意让我们有可能消除上述莫须有的罪名。　　代表各同志署名的［注：当我们听到关于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事件的消息时，上面所写的这些话已经付排了。关于这次事件，我们将在本书附录中专门加以分析。（见本卷第416—425页。——编者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0页。——编者注］，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在鲁索夫（第247页）、托洛茨基（第248页）和阿基莫夫（第253页）等同志的发言中有明显的表现。在我们“议会”的“走廊”里，大家都热烈地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点，并在党章第1条问题的无数争论过程中对它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们那些亲爱的同志不但不从实质上来辩护，反而可笑地感到委屈，直到用书面抱怨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组成［注：斯塔罗韦尔同志显然也倾向于帕宁同志的观点，不同的只是后者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始终一贯地提出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仲裁性的调解机关的决议案；斯塔罗韦尔同志虽然说总委员会按草案规定“只应该根据双方的愿望”（第266页）召集，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赫尔茨和鲁索夫坚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组成总委员会，以补充章程委员会五个委员所提出的三种方法。［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4页。——编者注］马尔托夫本人以及其他同志用来替马尔托夫草案辩护的这两个不正确的反驳意见。至于总委员会中究竟是中央机关报占优势，还是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问题，我甚至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是阿基莫夫同志还在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上就提到的（第157页），是他首先谈到中央机关报有占优势的危险。至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制造蛊惑人心的谬论，说“多数派”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等，那只不过是步阿基莫夫的后尘而已。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竟谦虚得不提真正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注：无论波波夫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都没有害怕把阿基莫夫同志称为机会主义者，只是当人们对他们本人使用这个称呼，当人们由于“语言平等”问题或党章第1条问题而公正地对他们使用这个称呼时，他们才生了气，发了火。然而阿基莫夫同志（跟着他走的是马尔托充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要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行动更庄重而有勇气些。阿基莫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在这里，人们把我称为机会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骂人的侮辱性的字眼，并且我认为这样称呼我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我并不抗议这一点。”（第296页）也许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曾向阿基莫夫同志建议在他们为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提出的抗议书上签名，但是被阿基莫夫同志拒绝了吧？］，而且为了把自己和阿基莫夫同志好好地区分开来，波波夫同志断然声明：“让这个中央机关〈总委员会〉由编辑部出三人和中央委员会出两人来组成吧。这是个次要的问题〈黑体是我用的〉，重要的是党的最高领导要出自一个来源。”（第155页）阿基莫夫同志反驳说：“按照草案，由于编辑部的组成是固定的，而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经常变化的，单是这一点就保障了中央机关报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第157页）——但这一论据所说的仅指原则领导的“固定性”（这是正常的、合乎愿望的现象），而决不是指有干涉或侵犯独立性意义上的“优势”。因此波波夫同志（他当时还不属于以所谓中央委员会没有独立性的谰言来掩盖其对中央机关的组成不满的“少数派”）很有道理地回答阿基莫夫同志说：“我提议把它〈总委员会〉当作全党的领导中心，这样，总委员会里面究竟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占多数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占多数，就完全不重要了。”（第157—158页。黑体是我用的） ※　　　　　※　　　　　※ （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5页。——编者注］这就是在党代表大会记录中所载的我那次发言内容概要的全文，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次发言特别重视。可惜他虽然重视这次发言，但是他在提到这次发言时却不肯联系这次发言时的全部讨论情况和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政治形势。［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9页。——编者注］仅以2/3的票数为限，而没有要求中央机关在成员增补问题上实行相互监督呢？继我以后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第277页）也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注：这是指全体代表都知道的我最初提出的那个大会议程草案以及草案说明。这个草案第22条说的正是关于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由这六人小组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个相互增补以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分别进行增补的问题。］补充一句：‘……已经形成的决定也要由它批准’。”（黑体是我用的）［注：括弧中“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马尔托夫（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顺便说一下：在记录第270页上写的是，弃权的有8票，但这无关紧要）；（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18票（马），弃权的有7票；（3）由总委员会自己增补新委员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员——反对的有23票（马），赞成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12票；（4）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取得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5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7票；（5）只要有一个能说明理由的异议就不能接受委员——赞成的有21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11票；（6）增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要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21票（马），弃权的有7票；（7）可否把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成员的决定的问题提付表决——赞成的有25票（马），反对的有19票（列），弃权的有7票；（8）对于这个提议本身——赞成的有24票（马），反对的有23票（列），弃权的有4票。马尔托夫同志的结论是：“这里，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这个提议，其余的崩得代表弃权。”（黑体是我用的）（同盟记录第61页）（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注：见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5页和同盟记录第53页。］：“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以增补的办法补充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出相应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再分别进行增补。” ［注：这里所说的编委会和几人小组都是指《火星报》编辑部。——编者注］，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编委会是个真正“协调的”集体，那么这个计划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扩大一个“协调的”编委会时，不以这个编委会的全体成员为出发点，而只以其中一部分成员为出发点，那就未免太奇怪了。显然，并不是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讨论和解决革新编委会的组成问题，即把旧的编辑小组变成党机关的问题。显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扩大的办法进行革新的人也承认原来的组成是不协调的，是不符合党机关的理想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为了扩大六人小组而先把它缩减为三人小组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由于“个人意气”把问题一时弄模糊了，人们才忘记了这一点。［注：见记录第140页。阿基莫夫发言说：“……据说我们将把中央机关报选举问题留到最后去谈”；穆拉维约夫发言反驳阿基莫夫，说阿基莫夫“对于未来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问题太关心”（第141页）；巴甫洛维奇发言说：我们任命了机关报，也就得到了“我们能够用来实行阿基莫夫同志如此关心的那些手术的具体材料”，至于《火星报》应当“服从”“党的决议”，那是毫无疑问的（第142页）；托洛茨基发言说：“既然我们不是批准编辑部，那么我们究竟是批准《火星报》的什么东西呢？……我们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方针……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旗帜”（第142页）；马尔丁诺夫发言说：“……我也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认为我们现在讨论承认代表一定方针的《火星报》为我们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不应当涉及到选举方法或批准其编辑部的问题；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议程的适当场合再谈……”（第143页）］，谁也没有对这个声明提出过异议。［注：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指的究竟是什么“疙瘩”，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始终不知道。穆拉维约夫同志却在同一次会议上（第322页）提出抗议，说人家把他的思想转述错了，后来在批准记录时他又直截了当地声明，说他“所讲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疙瘩，这是原则性的疙瘩，遗憾的是，目前这些疙瘩的存在已经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事实了”（第353页）。］疙瘩无疑是存在的。”（第321页）当时少数派宁愿把“疙瘩”一词（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不是穆拉维约夫而是波萨多夫斯基）了解为仅仅是涉及个人的东西，不敢接受穆拉维约夫同志的挑战，不敢根据问题实质提出任何一种论据为六人小组辩护。于是发生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十分可笑的争论：多数派（以穆拉维约夫同志为代言人）说他们十分了解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真正意义，而少数派根本不听这一点，硬说“我们没有可能进行分析”。多数派不仅认为可能进行分析，而且已经“进行了分析”，并且说这种分析的结果已使他们看得十分明白。少数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只是用一些“抱怨的话”来掩饰自己。多数派要人们“注意到，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多数派“希望，主持中央机关报的都是一些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符合我所说的那些要求的人物”（那些要求不只是对著作家提出的，第327页，朗格同志的发言）。少数派又不敢接受挑战，一字不提他们究竟认为谁适合参加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的编辑部，究竟谁是“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少数派仍旧拿所谓“协调性”作护身符。不但如此，少数派甚至拿一些原则上根本错误、因而受到应得的尖锐抨击的理由作论据，说什么“代表大会既没有道义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来改变编辑部”（托洛茨基，第326页）；说什么“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原文如此！〉问题”（也是他说的）；说什么“那些落选的编辑部成员应当怎样对待代表大会不愿意把他们留在编辑部的事实呢？”（察廖夫，第324页）［注：参看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发言：“……如果你们从旧编辑部六个人当中选出三个人，那么你们就是认为其余三个人都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而你们这样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根据。”］［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同他对于所涉及的其他问题的态度一样。他并没有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次争论情况的全貌。他悄悄地回避了这次争论中提出来的唯一的真正原则问题：是讲庸人的温情呢，还是选举负责人员？是坚持党性观点呢，还是怕伊万·伊万内奇受委屈？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也只限于从整个事件中引用一些个别的、没有联系的片段情况，并且还加上许多谩骂我的话。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恐怕不太够吧！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拿来同我纠缠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代表大会没有选举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三位同志。他所持的那种庸俗观念使他看不到这个问题多么不体面（为什么他不去质问他编辑部的同事普列汉诺夫同志呢？）。他认为我的话有矛盾，说我一面认为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对待六人小组问题的行为“不恰当”，同时又要求全党公论。其实这里没有矛盾，马尔托夫同志如果愿意费点气力把问题的全部情况作一个联贯的叙述，而不是截取一些片断情况，那么他自己也不难了解到这一点。用庸俗观念对待问题，求助于抱怨，诉说委屈，这是不恰当的；为了全党公论，必须从实质上评价六人小组比三人小组究竟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评价担当这些职务的候选人，评价各种色彩，但是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切。马尔托夫同志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记录，就会看到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出一系列反对六人小组的理由。请看这些发言中的几段话吧：第一，旧的六人小组中间显然有原则性的疙瘩；第二，最好把编辑工作的技术手续简化一下；第三，事业的利益要高于庸人的温情；只有实行选举才可以保证当选人适合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第四，决不能限制代表大会的选举自由；第五，党现在所需要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当只是著作家小组，中央机关报内需要的不仅仅是著作家，而且是管理人；第六，进入中央机关报的应当是完全确定的、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第七，六人编委会往往没有工作能力，它的工作并不是靠它的不正常的章程进行的，而是不顾这个章程；第八，办报是党的（而不是小组的）事业，等等。如果马尔托夫同志对于六人小组没有当选的原因很感兴趣，那么就请他细心考虑一下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理由，并驳倒其中的任何一条吧。］。［注：索罗金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就是这样理解捷依奇同志的话的（参看第324页——“同奥尔洛夫的激烈对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第351页），他“根本没有讲过类似的话”，但他自己又立刻承认他讲过非常“类似的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我没有说过看谁敢这样做，而只是说：我很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敢〈原文如此！捷依奇同志愈说愈糟了！〉拥护象选举三人小组这样罪恶的〈原文如此！〉提议”（第351页）。捷依奇同志不是驳倒而是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话。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责难：“这里把所有的概念都混淆了”（在少数派拥护六人小组的理由方面）。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提醒大家要记住一个起码的道理——“我们既是党员，就应当处处以政治上的考虑为依据”是完全必要的。叫嚷实行选举是罪恶行为，这不仅是堕落到庸俗观念，简直是堕落到无理取闹的地步了！］（第328页）［注：见本卷第308—309页。——编者注］。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政治不彻底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至于表现了这种不彻底性的究竟是代表大会的多数还是旧编辑部的多数，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同时，我们还要请读者自己解决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得正是时候的另外两个问题：（1）想把代表大会关于选举负责人员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决定看作“限制了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这是庸人观点还是党的观点？（2）旧《火星报》是从什么时候起真正停止存在的呢？是从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开始编辑第46号的时候起呢，还是从旧编辑部多数开始编辑第53号时候起？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问题。［注：马尔托夫同志大概是指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用过的“疙瘩”这个字眼而言。我再说一遍，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始终没有向代表大会说明他是指什么而言，而同样使用这个字眼的穆拉维约夫同志却说明，他指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疙瘩。读者一定记得，有四个编辑（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我）参加过的唯一真正原则性的讨论就是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讨论；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曾用书面抱怨说，人们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作为“改变”编辑部的理由之一。马尔托夫同志在这封信中认为“机会主义”同改变编辑部的计划有明显的联系，而他在代表大会上却只隐约地暗示“某种摩擦”。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他已经忘记了！］，是因为旧编辑部没有工作能力，可是代表大会从一定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向编辑部询问过这种摩擦，甚至也没有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能力问题。〈奇怪得很，少数派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建议代表大会“询问编辑部”或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是不是因为在《火星报》组织分裂以后以及在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信中提到的谈判失败以后，这就没有益处了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把某些同志以为我会同意参加这样改组后的编辑部的推测，看作是损害我的政治名誉……”［注：马尔托夫同志还补充说：“同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的恐怕只有梁赞诺夫，而不会是马尔托夫，至于马尔托夫，我想你们从他的工作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由于这是对梁赞诺夫的一种个人攻击，马尔托夫同志把这个声明收回了。可是，梁赞诺夫所以在代表大会上被当作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决不是由于他的某些个人品质（这些个人品质是不应该涉及的），而是由于“斗争”社的政治面貌，由于它的政治错误。马尔托夫同志收回他所认为的或者他确实给人硬加上的个人侮辱，这样做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忘记那些应当使党接受教训的政治错误。“斗争”社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受到斥责，是因为它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和“完全是由非原则性的考虑所产生的分散状态”（第38页，马尔托夫同志的发言）。这样的政治行为，不仅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在普遍混乱时期，当它还是在一个小组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应该受到谴责，而且在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混乱已被克服的时期，即使是由“《火星报》编辑部多数和‘劳动解放社’多数”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完全应该受到谴责。］［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88、289页。——编者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90—291页。——编者注］［注：火星派少数派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态度模糊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在哪里呢？第一，表现在他们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说的一些机会主义空话；第二，表现在他们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李伯尔同志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在代表大会后半期发展得很快；第三，表现在他们竟把选举中央机关报负责人员的问题降低到宣扬庸俗观念，说些抱怨的话以至笼络人心的地步。在代表大会以后，所有这些可爱的品质更是大大发展，已经开花结果了。］。在这种情况下怀着一种恐怖神情说什么“争取影响的斗争”，抱怨什么“戒严状态”，那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空话，吓唬人的字眼罢了。　　“……现在关于知识分子［注：我把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因为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所有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英国人称之为brain　worker）。］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又使我们产生了很大兴趣。我的同事们〈考茨基本人是个知识分子，是个著作家和编辑〉多半会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这里也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如果企图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回避这种对抗，那是一种最不适当的策略。这种对抗是社会对抗，它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整个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改变自己的性质。我在以下的叙述中谈的主要不是这种至今还是本阶级中例外现象的知识分子。在以下的叙述中，如果不作特别附带说明，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就仅仅是指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是存在某种对抗的。［注：最能表明我们的马尔托夫分子把一切组织问题都弄得一塌糊涂的事实，就是他们在转到阿基莫夫方面和鼓吹不适当的民主的同时，却又拼命反对民主选举编辑部，即照大家原先计划的那样在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先生们，也许这就是你们的原则吧？］运动一样是以尊重多数同志为基础的。斯多克芒这类典型的知识分子认为‘紧密的多数派’是应当被推翻的怪物。［注：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载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第1册第4期第99—101页。］　　马尔托夫及其同事们只是因为一个旧小组没有被批准就拒绝担任工作，抱怨人家用戒严状态和非常法来“对付独立团体”，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当“南方工人”社和《工人事业》被解散的时候，马尔托夫对这些独立团体并不关心，而当他的团体被解散时却关心起来了。［注：见代表大会记录第337、338、340、352页及其他各页。］（尤其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滔滔不绝地对“紧密的多数派”首先发出种种抱怨、非难、暗示、斥责、造谣和诽谤，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注：见第342页。这是指选举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而言。当时投了24张选票（总共有44票），其中2张是空白票。］主席团当然回答说确信这一点，并提醒大家注意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事件。马尔托夫同志赞成主席团的意见，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波波夫同志弄错了，“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合法的”（第343页）。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这种（想必是非常合乎常态的）政治彻底性吧；关于这种彻底性，只要把在党面前作的这个声明同在代表大会以后干的事情以及在《戒严状态》中所说的“还在代表大会上就已开始的党内半数的暴动”（第20页）这种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阿基莫夫同志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的希望胜过了马尔托夫本人的昙花一现的善良意图。 ※　　　　　※　　　　　※ ［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反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时还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反对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理由，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完全忽略了我们的义务是要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不回避同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联盟。列宁同志也许要把这种倾向叫作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这种倾向已经表现出来了。”（第88页）（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 ![](028-1.png) ![](028-2.png) ［注：为什么特别要把关于崩得章程第2条问题的表决描绘在图表上呢？因为关于承认《火星报》问题的表决是不很完备的，而关于党纲和联邦制的表决又涉及到不很确定的具体的政治决议。一般说来，从一批同类性质的表决中挑出这次还是那次表决作典型，一点也不改变图画的基本特点，这是每个作出相应的变更的人都很容易理解的。］［注：我们在图表B类列出的正是这次表决：当时火星派有32票，赞成崩得分子的决议案的有16票。我们要指出，在这类表决中没有一次是记名投票。能指明代表划分情况的只有以下两种大概相当接近实际情况的材料：（1）在讨论时，火星派中两个集团的发言人都表示赞成，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发言人则表示反对；（2）表示“赞成”的票数始终很接近33票的数字。同时不要忘记，在分析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时，我们除了指出表决情况之外，还指出了“中派”同反火星派一起（即同机会主义者一起）反对我们的许多场合。属于这种场合的，有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问题，支持反政府派问题，限制集中制问题等等。］，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首位，解散“南方工人”社，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以及第六，反对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工人事业》）的表决，即承认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的表决。在这里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坚持原则的彻底政策对抗的，是党成立以前的那种旧的小组习气，机会主义的组织或小集团的利益，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火星派少数派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极重要的（从组委会、“南方工人”社以及《工人事业》的观点看来极重要的）表决中，还是跟我们一道走的……当时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性。这一类“划分”明显地表明，在关于实现我们的原则的许多问题上，中派是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他们接近反火星派比接近我们的程度大得多；他们在事实上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比倾向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程度大得多。那些虽然叫作“火星派”但是以成为火星派为可耻的人暴露出自己的本性，而不可避免的斗争引起不少的愤怒，结果使那些思索力最差而感受力最强的人看不见这个斗争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原则的色彩的意义。但是现在，当斗争的热情已经稍微减退，许多激烈战斗情况的客观的摘要仍保留在记录上的时候，只有闭着眼睛的人才看不见马霍夫们和叶戈罗夫们同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的联合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偶然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只好回避全面而确切地分析记录，或是企图事后用各种惋惜的口吻来改变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行为。似乎用惋惜的口吻就可以消除观点上的区别和政策上的区别！似乎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现在同阿基莫夫、布鲁凯尔和马尔丁诺夫结成联盟，就能迫使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恢复起来的党——忘记火星派在几乎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同反火星派进行的斗争！［注：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关于党章的四次表决：在第278页载明，赞成佛敏的有27票，赞成我们的有21票；在第279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26票，赞成我们的有24票；在第280页载明，反对我的有27票，赞成我的有22票。在同一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24票，赞成我们的有23票。这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表决。没有载明记名投票（只举行过一次，但是记录已经遗失了）。崩得分子（全部或者一部分）显然是援救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在同盟中）对这类表决所作的错误的论断，已在上面纠正了。］：火星派少数派已经全体站在阿基莫夫和李伯尔方面，火星派多数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站在他们方面，这一小部分抵销了当时转到我们方面的三个“中派”分子和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只要看一看图表就可以知道，究竟哪些分子是偶然和暂时地时而转到这边，时而又转到那边；哪些分子又是一往直前地同阿基莫夫们结成牢固的联盟。根据最后一次表决（E类是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以及党总委员会的选举），即表明最终地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那次表决，显然可以看出火星派少数派同整个“中派”以及反火星派残余完全打成一片了。这时八个反火星派分子当中留在代表大会上的已经只有布鲁凯尔同志一人了（当时阿基莫夫同志已经向布鲁凯尔说明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布鲁凯尔就在马尔托夫分子当中占了应有的地位）。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者退出大会，决定了选举的命运，使马尔托夫遭到了失败。［注：退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七个机会主义者，包括五个崩得分子（崩得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原则以后退出党的）和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即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这两个人是在代表大会只承认火星派的同盟为党的国外组织以后，即在代表大会把工人事业派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解散以后退出代表大会的。（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注：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在代表大会以后，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阿基莫夫同志最亲近的沃罗涅日委员会，都是公然对“少数派”表示同情的。］但是，试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认为这七个人的退出是偶然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那些爱说多数派是“偶然”的人是不愿意理会的。这是一个使他们不愉快的问题，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我们党的右派中的最激烈分子而不是左派中的最激烈分子，难道这是偶然的吗？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种“偶然”退出，难道不是同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进行的并且在我们图表中十分明显表现出来的反对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有某种联系吗？［注：这是供马尔托夫同志参考的注。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已经忘记火星派分子一语是表示一个方针的拥护者，而不是表示一个小组的成员，那么我们劝他看看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托洛茨基同志就这个问题向阿基莫夫同志作的说明。代表大会上有三个小组（和党相对而言）——“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编辑部，《火星报》组织——是火星派的小组。这三个小组中有两个小组很明智，它们自行解散了；第三个小组则表现得党性不够，于是就被代表大会解散了。最广泛的一个火星派的小组，即《火星报》组织（它既包括编辑部又包括“劳动解放社”），在代表大会上共有16个人，其中只有11个人有表决权。那些只在方针上是火星派而不属于任何一个火星派“小组”的人，据我计算，在代表大会上有27个，一共拥有33票。这就是说，火星派中属于火星派小组的不到半数。］先生们，请给我们证明这一点吧！［注：见本卷第408—410页。——编者注］），马尔丁诺夫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终于（终于啊！）能够把可恨的《火星报》这可恨的“敌人”踢上几脚，以报复过去受的所有一切委屈了。这特别明显地告诉我们，多么需要“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摘自斯塔罗韦尔同志1903年11月3日的最后通牒），以保持《火星报》的“继承性”…… ［注：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抱怨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啊！这是残酷的斗争，这是鼓动互相反对，这是激烈的论战，这是非同志式的态度啊！……”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太好了！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得到发表。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一个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一切太好了。这才是生活。这并不是知识分子那种无休无止的讨厌的无谓口角，他们停止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 ，谁就是把小组观点带到党的事业中，因为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斗争，当它还没有导致无政府状态和造成分裂的时候，当它还是在全体同志和全体党员一致承认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而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党的右派，同阿基莫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进行的斗争，是绝对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只要列举两件事就可以确凿地证明这一点：（1）当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要退出代表大会时，我们大家都决心尽力排除所谓“侮辱”的想法，我们大家通过了（以32票通过）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劝这两位同志对所作的解释表示满意而收回他们的声明。（2）当后来进行中央机关的选举时，我们允许代表大会的少数派（或机会主义派）在两个中央机关中占有少数席位：让马尔托夫加入中央机关报，让波波夫加入中央委员会。既然我们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决定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从党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就不能有别的做法了。如果说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的色彩上的区别不大，那么我们从这些色彩斗争中作出的实际结论也是不大的，因为这个结论只不过是说两个三人小组中三分之二的席位应当给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十五）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注：这封信是早在9月间（公历）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年9月13日）。——编者注）。这里删掉了我认为与问题无关的一些话。如果收信人认为删掉的话恰恰是重要的，那他可以很容易地把删掉的地方补上去。顺便说一下。我要趁此机会讲清楚，我允许我所有的论敌公布我所有的私人信件，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好处。］［注：除此以外，这个中央委员[139]还专门同少数派举行过几次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驳斥过荒诞的谰言，并规劝他们不要忘记党员的义务。］。普列汉诺夫同志费了足足三个钟头证明，要求“增补”“少数派”四个人而“多数派”只两个人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他提议增补两个人，以便一方面排除怕我们要“驱策”、压制、围困、处死、埋葬什么人的种种顾虑，另一方面则保障党的“多数派”的权利和阵地。增补两个人的提议也被否决了。　　“尊敬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的工作不得不正式表示遗憾。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闭幕就邀请你们撰稿，之后又多次敦促，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收到过你们任何一篇稿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撰稿不是由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用事，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某种分歧，那我们认为把这种分歧详细地说清楚对党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分歧的性质和深度。”［注：在给马尔托夫同志的信中，还补充了一段关于一本小册子问题的话以及如下的话：“最后，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再一次通知您，我们现在仍然准备增补您为中央机关报的成员，以便您有充分可能在党的最高机关正式申述和坚持自己的一切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10月6日）。——编者注）］　　读者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还完全不了解，“少数派”的行为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意气用事，还是由于他们希望给机关报（以及党）提供新的方针，这新方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究竟如何。我想，直到现在，即使指定70个学识渊博的注释专家根据无论多少文件和无论多少证据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永远弄不清这笔糊涂账的。无谓争吵的结子恐怕是永远也解不开的。要么把它斩断，要么把它撇开。［注：普列汉诺夫同志大概会在这里补充说：要么就满足那些制造无谓争吵的人的一切奢望。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做不行。］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尊敬的同志们：为了回答你们10月6日的来信，我特声明如下：你们曾向我们建议，让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和我参加编辑部，条件是我们要保证把列宁同志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总委员会。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收回这个建议的，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在10月4日由一名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拒绝给予答复，因此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之间已经用不着再来讨论在一个机关报内共同工作的问题了。既然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再拒绝说明你们自己当着见证人发表的声明，那我也认为不需要在给你们的信里说明在目前情况下我拒绝参加《火星报》工作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向全党详细说出这方面的意见；党已经可以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看出，为什么我拒绝了你们现在又提出来的要我在编辑部和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的建议……［注：接下去是马尔托夫对他那本当时已经再版的小册子问题的回答，这里从略了。］尔·马尔托夫” ［注：矿区委员会的决议（《戒严状态》第38页）。］手段”。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围绕这个棘手的问题竭力兜圈子。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有原则性”，当少数派实行抵制时……他支持抵制，当抵制威胁到偶而处于多数地位的马尔托夫本人时，他就斥责抵制！［注：见本卷第38—48页。——编者注］拿来参照一下，就知道我当时已经大致分析了代表大会上的历次表决情况，而本书内容就是对这种分析的进一步发挥。报告的全部重心就是要证明马尔托夫及其伙伴由于犯了错误而成为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虽然这个报告是当着大多数最激烈的论敌的面作的，他们也不能从这个报告中找到有任何一个地方不符合党内斗争和辩论的正当方法。［注：我已经指出，把国外生活和流放生活的气氛中经常见到的无谓争吵的这些最低劣的表现形式，都归结为动机卑劣，那是愚蠢的。这是在一定的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在一定的神经失常等情况下象传染病一样流行的一种毛病。我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把这种斗争方式的实质重提一下，是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完全重复了这种斗争方式。］［注：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实行了大有好处的增补以后，就不再被少数派看作“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拥护者了。］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相信中央机关的选举不恰当。用什么方法使党相信呢？是用批评我和普列汉诺夫所编辑的《火星报》的方法吗？不，他们没有力量这么做。他们想采用一部分党员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个中央机关，都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对那些不愿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而用破坏来代替说服，这正表明自己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注：新《火星报》由于列宁似乎不愿看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或者否认这些分歧而感到委屈，是再可笑不过的了。如果你们比较有原则地对待问题，那你们就会比较快地看清楚我再三指出的你们转向机会主义去的问题。如果你们的立场比较有原则，那你们就不会这样把思想斗争降低为计较地位。既然你们自己竭力不让别人把你们当作有原则性的人看待，那就请你们埋怨自己吧。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说到同盟代表大会时，隐讳了他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列宁凌驾于中央之上，说列宁只要使个眼色就能让中央下道命令，说中央委员会横暴地欺侮了同盟等等。我毫不怀疑，马尔托夫同志通过这样选择他的论题证明了他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则性。］立场）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宁愿完全回避这一事件。（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注：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根本就没有人谈到要对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等同志实行让步。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也要求“增补”。我甚至怀疑，斯塔罗韦尔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们两人以“党内半数”名义递给我们公文和“照会”时，是否和布鲁凯尔同志商量过……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以坚强的政治战士十分气愤的心情提出抗议，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梁赞诺夫或马尔丁诺夫联合”，说他根本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勾结”，甚至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一起（以编辑身分）“为党工作”（同盟记录第53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严厉地谴责“马尔丁诺夫的倾向”（第88页），而当正统派同志巧妙地暗示说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好象是“承认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以及其他同志同样有权随意召集会议，为自己制定章程并按照这个章程行事”（第99页）时，马尔托夫分子马上就来否认这一点，就象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一样[141]（第100页，“正统派同志担心”“阿基莫夫们、马尔丁诺夫们，等等”，“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构筑得很不高明的工事根本挡不住全党公论的炮火。［注：关于这一点，马尔托夫同志很中肯地说我是带着武器和行囊转移的。马尔托夫同志喜欢使用军事比喻：向同盟进军、战役、治不好的枪伤，如此等等。老实说，我也有使用军事比喻的癖好，特别是现在从太平洋传来的消息很引人注意的时候。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说明，那么事实就是：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占领了两座炮台。你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攻击这两座炮台。在第一次小规模的相互射击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一座炮台上的指挥官，敞开了大门迎接敌人。我当然就带着自己的一小队炮兵转到另外一座几乎还没有筑好工事的炮台上去，以便“低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我甚至提议讲和：我为什么要同时和两个强敌作战呢？但是，新的联军对我的讲和和建议的回答是，炮轰我这座“残存的”炮台。我只好开炮还击。这时，我过去的同事、那位指挥官却带着愤怒的神情一本正经地喊道：看哪，善良的人们，这个张伯伦多么不喜欢和平啊！］当时我不能绝对否认这种尝试可能成功而独自对于可能发生的分裂负责，因为我自己在10月6日的信中也曾经想用“个人意气用事”来解释这种无谓争吵。至于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自己的政治职责。在这方面指望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很困难和很危险的，因为所有的情况表明，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要把他所谓“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当自己的好战癖性同政治的考虑相抵触时没有权利迷恋这种癖性”这句话辩证地解释成：如果一定要射击，那就射击多数派更合算些（按日内瓦11月间的天气来说）……当时所以必须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公然违反了要求具体地全面地观察问题的辩证法，在说到革命家的善良的（？）愿望时谦虚地回避了对一个革命家的信任问题，即对一个领导了我们党内一定派别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信任问题。普列汉诺夫同志讲到无政府个人主义，劝告大家“有时”应该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装作看不见，“有时”要向“同忠实于革命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感情所引起的”知识分子放肆行为让步，但是他显然忘记了也应该考虑到党内多数派的善良愿望，忘记了应该让实际工作者来确定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到什么程度。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同一个组织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较困难了。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自己来确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在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过分的、学究气十足的、文人的自命不凡。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堂皇地宣称（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那样，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142]），一旦发生新的分裂，工人们就会不再理解我们，但同时他自己又着手在新《火星报》上登载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真正的具体的含义，不仅工人必然不能了解，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了解。怪不得有一个中央委员[143]读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校样，曾警告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他这篇文章恰巧破坏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党代表大会记录和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公布范围稍微缩小的计划，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一些带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暧昧不明的东西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注：我们在一所门窗都关闭起来的屋子里进行非常热烈的争论。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跳了起来，猛地打开了临街的窗子，开始大声叫喊反对什么索巴开维奇、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等。于是，街上自然就聚集了一群游手好闲、爱看热闹的人，而我们的敌人不禁幸灾乐祸起来。那时，其他参加争论的人也走到窗前，表示愿意把问题从头到尾说个清楚，而不要再作那些谁也不懂的暗示。这时窗子又被砰的一声关上了，说什么不值得谈论这些无谓争吵（《火星报》第53号第8版第2栏倒数第24行）。普列汉诺夫同志，本来就不值得在《火星报》上开始谈论这些“无谓争吵”[144]，——这样说才对！］，必然使人们大惑不解，他们会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一篇议论抽象和含义暧昧的文章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拍手称快：《革命俄国报》为此跳起了康康舞[145]，《解放》方面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者对此也备加赞扬。所有这些后来普列汉诺夫同志很可笑而又很可悲地企图摆脱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误解[146]，其根源就在于他违背了具体问题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所以，司徒卢威先生感到高兴也是完全自然的，他对普列汉诺夫同志所追求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那些“良好的”目的（用温和的手段杀死）毫不关心；司徒卢威先生欢迎而且也不能不欢迎现在人人都看见的在新《火星报》上开始的向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方面的转变。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欢迎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每一次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哪怕是最小的和暂时的转变。聪明的敌人所作的估计很少是纯粹的误会。告诉我，谁在赞扬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读者粗心大意，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多数派绝对反对在增补方面作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内的左派转变为右派，但这是徒劳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作了个人让步（这是很值得表扬的），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必要性，却宁可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人选，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不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注：至于马尔托夫在《戒严状态》中引用私人谈话等等歪曲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把戏，我当然是不准备加以分析的。这套把戏就是我在前一节曾经说过的“第二种斗争方法”，这套把戏只有神经病理学专家才有本事把它弄清楚。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在那里硬说他们同中央订立过不发表谈判内容的协定，可是这种协定不管怎样去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当时代表中央进行谈判的特拉温斯基同志曾用书面通知我，说他认为我有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我给编辑部的信。）十分清楚地向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完全符合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在1903年10月6日给原来的编辑们写的那封信的内容：或者是个人意气用事（那就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实行“增补”），或者是原则性的分歧（那就要先说服党，然后才谈得上改变中央机关的人选）。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让马尔托夫分子自己来解决这个二者择一的难题，尤其是因为正好在这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宣言书”（《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里写过如下一段话。　　“少数派只要求得到一种荣誉，即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作出第一个这样的范例：可以处在‘失败者’的地位而不成立新党。少数派的这种立场是出自他们对党组织发展过程的全部看法，出自他们对他们自己同以往的党的工作之间的牢固联系的认识。少数派不相信‘纸上革命’的神秘力量，认为自己的意愿有深刻的十分重要的根据，能保证他们在党内用纯粹思想宣传手段使自己的组织原则取得胜利。”（黑体是我用的）　　多么漂亮、多么自负的言词啊！而当我们根据实际经历清楚看到这仅仅是一些言词时，又是多么痛苦啊……马尔托夫同志，对不起，现在我要代表多数派要求获得你们不配获得的这种“荣誉”了。这种荣誉确实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值得为它一战，因为小组习气的传统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过分轻率地进行分裂和过分热心地运用“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这一格言。［注：见本卷第86—90页。——编者注］。我说，如果真要谈论修正主义，争论不彻底性和无政府个人主义，争论一些领导人的失败，先生们，那就让我们把一切都说出来，痛痛快快地说出全部事实真相吧，——这就是我那封谈到公论问题的信的内容。编辑部对这封信的回答是破口大骂，并冠冕堂皇地训诫说：不要挑起“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见《火星报》第53号）。我暗自忖度：啊，原来是“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es　ist　mir　recht，这和我的想法一样，先生们，这我倒是同意的。这就是说，你们把“增补”问题上的纠纷公开叫作小组的无谓争吵了。这倒是真话。可是，同一个（似乎是同一个）编辑部在同一号（第53号）的社论中又谈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那么这种杂音又是怎么回事呢？［注：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杂音”只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中有杂音。“无谓争吵”是普列汉诺夫写的（见他在《可悲的误解》中的自白，第57号），而社论《我们的代表大会》是马尔托夫写的（《戒严状态》第84页）。真是各唱各的调。］你不要提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增补而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无谓争吵。我们却要提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的问题，这不是无谓争吵，而是关于“形式主义”问题的原则分歧。我想：不，亲爱的同志们，对不起，你们这么做可不行啊。你们要向我这座炮台开火，同时又要我把炮交给你们。真是开玩笑！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注：见本卷第91—98页。——编者注］，并且把它发表在《火星报》以外的地方；我在这封信中简略地说明了事实真相，并且一再询问，可以不可以按照你们占有中央机关报而我们占有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分配原则讲和。任何一方面都不会觉得自己在党内是“外人”，至于向机会主义方面的转变问题，我们可以争论，首先在报刊上，以后也许还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注：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册第122页及以下各页（1906年圣彼得堡版）。（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当作基本材料。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迫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增补”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注：见《火星报》第53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副题上，大概印错了几个字。“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显然应该是“关于同盟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增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纲领和策略的许多问题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想起的错误）问题。］这种起源），那就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1条）的争论开始，而且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作为结束。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策略问题上的分歧。［注：且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确定的（在纲领等等中），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关于“内容”问题，如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6号（第46—51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12号（第52—63号）比较一下，那也是很有趣的。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8页。——编者注］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小组的经验所说的那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155]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注：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号叫的“增补”的意思撇开不谈。］）。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新《火星报》维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维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名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维护自治制未免还有些害羞；它还硬要我们相信它喜欢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集中制这个词用了黑体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所谓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自治制的观点。难道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看到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不是自治制吗？［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6条）。如果不能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那还怎么分配人力呢？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加以说明，真叫人感到难为情。］，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注：格雷1903年6月16日曾在第15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58]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20号选区在议员罗森诺死后出现空缺，该区选民又想推举格雷为候选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格雷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格雷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败。］）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推波助澜的结果。格雷（他从前是一个牧师，又是一本不无名气的书《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的作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角”之一）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于是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159]就立刻来为他“鸣不平”。［注：卡·考茨基把饶勒斯拿来做例子。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约束”。］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一再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注：德语Bannstrahl（开除教籍）这个词，可以说是俄语的“戒严状态”和“非常法”的同义语。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人的字眼”。］和追究异端的相当动听的高调，表现为无休止的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而对这种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加以分析，又只会引起无休止的口角”。［注：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章程性法规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党代表大会以来所经历的全部“变更”对照一下，是很有教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发言（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66页及以下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变更的全部意义。[160]］，从而加强组织的严格性（groβere　Staffheit）”。［注：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尽管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埃尔姆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义是相同的，尽管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编辑部稍稍涉及了一下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第64号），便畏缩地避开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前台。［注：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1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这本小册子（第20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1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增补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增补进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去的道路走下去。——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增补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注：这种惊人之语是马尔托夫同志创造的（《戒严状态》第68页）。马尔托夫同志一直想等到他那方面凑够五个人时举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高明，他想用拼命恭维对手的办法来消灭对手。］。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顺利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受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派的人担任的。许多不属于火星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都没有被吸收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承认，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加以审查，而且这些工作连代表大会参加者也认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代表大会澄清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许多组织都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61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这一大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注：如何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增补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1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注：为了进行这项可爱的事业，甚至已经制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据我们的某某通讯员报告，多数派的某某委员会虐待少数派的某某同志。］。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附录 1904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尼·列宁
1904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进一步，退两步（^[118] 序言尼·列宁（一）代表大会的准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1—318页。——编者注］中说过，在统一以前，我们必须划清界限。《火星报》曾经力求把1902年的代表会议[119]变成非正式的会议，而不是党的代表大会［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0页。］。《火星报》在1902年夏秋期间设法恢复这次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时，行动是十分慎重的。最后，划清界限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结束了。1902年底，组织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在第32号的编辑部文章中宣布，召开党代表大会已经是迫切需要，刻不容缓［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76—78页。——编者注］。可见，完全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上过于匆忙。我们正是按七次量，一次裁这个准则办事的。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期待同志们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也不要再量来量去。［注：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第22—23页和第380页。］其实，这几句话本身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当时就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默默地通过了，可是现在听起来真令人惊奇，好象是专门给“少数派”下的判决词！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当时，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独立的集团组成的，它们有可能不承认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者的善良愿望（现在有人对这种愿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奇怪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立下的誓言。这个决定是要保证一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承担的巨大的劳动、风险和开支都不至于白费，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出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选举的行为都是破坏信任的行为。（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注：见本卷第38—48、91—98页。——编者注］。“少数派”中一些出面反对我的人（以马尔托夫为首）根本不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只限于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对谴责他们转向机会主义的问题作一些“辩解”，而根本没有试图对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作出和我所作的哪怕是稍有不同的描绘。现在，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企图把一切想确切划分代表大会上的各个政治集团的尝试称之为不过是“小集团政客手腕”。马尔托夫同志，你说得真够厉害的！可是新《火星报》的厉害的话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只要我们把分歧的全部演变过程（从代表大会开始）确切地重述一下，这些厉害的话就会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对现在的编辑部。请你们这帮提出小集团政客手腕问题的所谓党的编辑先生们看一看自己吧！（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注：关于这次会议，请参看组委会委员、代表大会以前被一致选为编辑部代理人兼编辑部第7个成员的巴甫洛维奇所写的一封《信》（同盟记录第44页）。］召集起来开会（记录第40页）。关于“斗争”社问题展开了争论。工人事业派分子表示赞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第36—38页），火星派分子（巴甫洛维奇、索罗金、朗格、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表示反对。代表大会又分裂成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些派别。“斗争”社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马尔托夫同志作了一个特别详细的（第38页）和“富有战斗性的”发言，公正地指出国内组织和国外组织的“代表名额不均等”，认为给国外组织以“特权”未必有什么“好处”（真是金玉良言，现在从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看来，这话是特别有教益的！），认为不应当助长“党内组织上的混乱，即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就发生分裂”（真是打中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的要害！）。一直到停止报名发言时，除了《工人事业》的拥护者以外，没有一个人公开地有根有据地表示支持“斗争”社（第40页）。应该为阿基莫夫同志以及他的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他们至少没有闪烁其词，没有隐瞒观点，而是公开地提出了自己的路线，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注：现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大惊小怪，叫喊说这是非同志式的论战。由于爱打官腔……而且又打的不是地方，以致使感觉异常得令人惊奇！恐怕没有一个经历过内部斗争的政党不曾用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一向是用来形容在斗争双方之间摇来摆去的不坚定分子的。连那些善于把党内斗争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的德国人也并不因为听见“泥潭”这个词而生气，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表现出令人好笑的假正经。］。（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五）语言平等事件［注：马尔托夫补充说：“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关于驴子的挖苦话给我们带来很大害处”（当谈到舌头自由时，仿佛有一个崩得分子列举各种机关而提到了种马场，当时普列汉诺夫就自言自语地说：“马是不讲话的，而驴子有时倒讲话”）。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挖苦话特别温和、特别谦让、特别慎重和特别灵活。但我终究觉得奇怪的是，马尔托夫虽然承认争论具有原则的意义，却完全不来分析这方面的原则性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暴露出怎样的色彩，而只限于指出挖苦话的“害处”。这才真是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呢！尖刻的挖苦话确实“在代表大会上带来很大害处”，其中不仅对崩得分子说了挖苦话，还对那些有时受到崩得分子支持甚至被他们从失败危险中救出来的人说了挖苦话。但是，既然已经承认这一事件有原则的意义，那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话“不能容许”（同盟记录第58页）的说法来回避问题。］引起冲突的导火线确实很小，但是冲突具有真正原则的性质，因而也具有非常激烈的形式，直到有人企图“推翻”纲领委员会，直到猜疑有人存心“把代表大会引向歧途”（叶戈罗夫就是这样猜疑过马尔托夫的！），直到彼此……破口大骂，反唇相讥（第178页）。甚至波波夫同志也“表示了遗憾，说为了一点小事竟造成这样的气氛”（黑体是我用的，第182页），一连三次（第16、17、18次）会议都充满了这种气氛。（六）土地纲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上，即在农民骚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挥过了的。谁如果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火星报》，那他就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报》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注：见哥林的发言，第213页。］。［注：该派即“中派”的另一个首领叶戈罗夫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讨论到阿克雪里罗得所提的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时，发表了他对于支持反政府派问题的意见（第359页）。叶戈罗夫同志认为：既在纲领中要求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持否定态度，这是个“矛盾”。叶戈罗夫同志在这里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稍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问题的，但同样暴露出他也象马霍夫、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三位同志那样狭隘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他“所承认的”）《火星报》的立场采取了不坚定的、半敌视的态度。］在这里也结成了我们已经熟悉的反火星派分子的派别。在总结对于纲领问题的全部讨论经过时，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哪一次比较热烈和引起普遍兴趣的辩论不暴露出马尔托夫同志和《火星报》新编辑部现在力图掩饰的那些色彩的区别。（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注：波波夫同志在关于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发言中还说过：“我现在回想起《火星报》第3号或第4号上所发表的《从何着手？》一文。许多在俄国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它是不策略的，另一些人觉得这个计划是个幻想，而大多数人〈？大概是波波夫同志周围的大多数人〉则说这不过是好大喜功而已。”（第140页）读者可以看出，这种把我的政治观点解释成好大喜功的说法，这种现在又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两同志煽起的说法，我早已听惯了。］，并且三年来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在相应的决议所提的三条理由中（第147页）有两条谈的正是《火星报》的这个组织计划和组织思想：《火星报》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统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一定的组织思想得不到全党承认，没有正式规定下来，《火星报》的工作和建党即事实上恢复党的全部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党的组织章程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以及《怎么办？》［注：同上，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中已经发挥过了，后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注：同上，第7卷第1—18页。——编者注］中用几乎是说明党章条文的形式又详细作了解释。其实，剩下的只是在措辞上加加工就可以把党章条文规定下来，因为，如果对《火星报》的承认不是一纸空文，不只是一句应酬话，那么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再版的序言中已经指出：只要把党章和这本小册子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和那里谈的组织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注：见本卷第102页。——编者注］［注：顺便说一下。记录委员会在第11号附录上刊载了“由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第393页）。记录委员会在这里也搞错了一些事情。它把我交给全体代表（并且是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给很多代表）看的初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8—239页。——编者注）和我后来提交代表大会的草案混为一谈，并把第一个草案当作第二个草案刊载出来了。我当然丝毫不反对别人把我的草案，哪怕是所有各个准备阶段的条文一概公布出来，但是制造混乱毕竟是不应该的。而混乱终于造成了，因为波波夫和马尔托夫（第154页和第157页）批评我实际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草案中的那些提法，原来是记录委员会刊载出来的草案中所没有的（参看第394页第7条和第11条）。如果对待问题比较仔细，那只要把我刚才指出的一些页码对照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了。］并在选举章程委员会以前为这个草案辩护时，马尔托夫同志还直截了当地声明：“我赞同列宁同志的结论。只是在两个问题上我和他有意见分歧”（黑体是我用的）——即关于总委员会组成的方法和增补要一致同意的问题（第157页）。这里对党章第1条的不同意见还只字未提。［注：我要指出，可惜我找不到马尔托夫草案的第一种稿本，这种稿本共有大约48条，其中包含了更加“过分的”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党章草案。（一）党员。（1）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里，并须根据要求，通知每个党委员会。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我用方括号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例如在“党章”中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而不是它的一切决定和任何决定吗？）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这正是过分玩弄辞藻或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即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文牍主义的条款。“（二）地方委员会。（3）党委员会是党在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既新颖又聪明！）“（4）[凡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存在并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委员会，都可以认为是党的委员会。］（5）除了第4条指出的委员会以外，新的党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会或者承认现有的某地方组织为委员会，或者用改组该地方组织的办法组成地方委员会]。（6）委员会用增补的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7）中央委员会有权用不超过地方委员会名额总数三分之一数量的同志（它所了解的同志）补充地方委员会。”好一个典型的官样文章：为什么不超过三分之一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根本起不了限制作用的限制——因为补充是可以重复许多次的——究竟有什么意思呢？“（8）[如果地方委员会由于遭到迫害而瓦解或者被破坏，”（就是说不是全体被捕？），中央委员会应当把它恢复起来”]（已经不考虑第7条了吗？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觉得第8条和规定平日工作而节日休息的俄罗斯公安法相似呢？）“（9）[党的例行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中央委员会改组某个地方委员会，如果该地方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就可认为已被解散，而该委员会所属地区的同志可以不受其管辖［注：我们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注意这个字眼。这还了得！这就是甚至……甚至弄到更换编辑部成员的那种“雅各宾主义”的根源……。”]本条所规定的规则，同迄今俄罗斯法律中规定的所谓“禁止人人酗酒”的条文一样，是大有好处的。“（10[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该地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尽力协助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实现它们所担负的全党的任务。”]……哎哟天哪！要这些话干什么呢？（11）[“地方组织的内部规则，委员会和它所管辖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该集团的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难道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不是一回事吗？）“由委员会自行规定并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有一个疏忽：没有说明这种报告应当保存在哪里。）“（12）[委员会所管辖的各集团和各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们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和愿望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13）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按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分配比例上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三）建立用其他语言（除了俄语以外）进行鼓动的组织。（14）[为了用某种非俄罗斯语言进行鼓动并把有关的工人组织起来，可以在特别需要把这种鼓动工作专门化并把这种组织划分出来的地方成立单独组织。］（15）至于是不是真有这种需要，这个问题由党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争论，则提交党代表大会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章程后面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第一部分是多余的，而关于发生争论情况的第二部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16）[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在其特殊事务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在地方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并受其管辖，这种监督的形式以及该委员会和该特殊组织之间的组织关系的准则，由地方委员会规定。”（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大堆话都是多余的空话。）“在党的一般事务方面，这种组织应当作为委员会组织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工作。］——（17）[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可以成立自治联盟，以便顺利地执行它的特殊任务。这种联盟可以有自己专门的机关报和领导机关，但这些机关都应当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这个联盟的章程由它自行规定，但是必须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18）[如果党的地方委员会根据地方条件多半是用当地语言进行鼓动工作时，也可以加入第17条所规定的自治联盟。附注：这种委员会虽然是自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党的委员会”。］（整个一条都是非常有益处和非常聪明的，附注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加入自治联盟的地方组织同该联盟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应当受地方委员会的监督。］（20）[各自治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和领导机关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四）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21）[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政治的和学术的机关报——是全党的代表。］（22）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全部实际活动实行总的领导，关心正确使用和正确配备全党的一切力量，监督全党各部分的活动，把报刊发给各地方组织，建立党的技术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23）党的机关报负责对党内生活进行思想领导，宣传党纲，通过学术的和政论的形式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24）所有党的地方委员会和自治联盟都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编辑部发生直接联系，并定期报告本地的运动和组织工作情况。（25）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26）[编辑部在其内部事务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可以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补充和更换自己的成员，但每次都必须通知中央委员会。（27）所有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声明或者经过它批准的声明，都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刊载。（28）党中央委员会经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同意后，可以成立专门从事某种文字工作的著作家小组。（29）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中央委员会可以用增补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人数不限），但每次都必须通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五）国外的党组织。（30）国外的党组织主管党在国外俄国侨民中的宣传工作并把其中的社会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国外的党组织由它们选出的领导机关领导。（31）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可以在国外设立自己的支部，以便协助执行联盟的专门任务。这些支部以自治团体的资格加入总的国外组织。（六）党代表大会。（32）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33）[党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以及全党活动的指导原则；监督各级党机关的工作并处理它们之间发生的冲突。］（34）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列组织和机关选派：（a）党的各地方委员会；（b）所有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c）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d）国外的党组织。（35）代表委托书可以转托，但是每一个代表至多只能拥有三张有效委托书。两个代表可以拥有一张委托书。不准使用限权委托书。（36）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吸收某同志参加代表大会有益处时，可以邀请该同志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37）在修改党纲或党章的问题上，须经占总票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其他问题则由简单多数决定。（38）代表大会只有在出席的代表能代表半数以上的现有的党委员会时，才可以认为有效。（39）代表大会应当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凡因某种不以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障碍不能如期召开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延期举行。”] 　　读者如果能以超乎寻常的耐性读完这个所谓党章，大概就不会要求我们对以下几个结论再作专门的分析了。第一个结论：这个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浮肿病。第二个结论：这个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别色彩的组织观点。第三个结论：马尔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38/39以上的东西都瞒过世人的耳目（并且不让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是做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居然把这种隐瞒行为称为光明正大。（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九）党章第1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注：“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24]和“民意党”[125]）做例子，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70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106]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5页。——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239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使人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也“重提旧事”。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1页。——编者注］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象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注：同上，第108页。——编者注］顺便说一下，对于评价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126]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来，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20页。——编者注］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第17—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0页和第12—13页。——编者注］。从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1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第18—1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3—14页。——编者注］［注：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在这两个词的差别的后面掩盖着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认为不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认为不需要这种组织一样。］一样，拥护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245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59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1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的思想是要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阿基里斯之踵[128]，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掩饰这个致命弱点，举了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1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及其任务根本矛盾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竭力拥护这样的理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1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列入党组织。”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式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注：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黑体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式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法律式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注：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28票，反对的有22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布鲁凯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要求（第254—255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形成的“紧密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的少数派！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惊人的破坏！这奇异的七个人竟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保证，而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和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就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捍卫《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一出悲喜剧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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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注：为了避免陷入无法解决的争论，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对于这些非正式会议上的情况的说明，已经是尽量简单了。基本的事实已经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4页）中叙述过了。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答复》中并没有对这些基本事实表示异议。］是在组委会事件（它是挑起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可能的候选人问题的导火线）以后不久召开的。不言而喻，由于限权委托书被取消，这几次会议只具有协商性质，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作用，但是这几次会议的意义毕竟是很大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许多代表看来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们既不知道秘密名字，也不知道《火星报》组织的内部工作情况，虽然这个组织造成了党在事实上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成为正式承认《火星报》的理由之一的对于实际运动的领导。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火星派分子团结一致的时候，他们完全有保证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五分之三的大多数，全体代表都很了解这一点。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正是期望《火星报》组织提出一个关于中央委员会一定人选的名单，并且《火星报》组织中没有一个人有一句话表示反对预先在这个组织中讨论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到要批准组委会全体委员，即把它变成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全体委员协商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要，而且十分值得重视，因为现在马尔托夫分子事后热心拥护组委会，这不过是千百次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气节而已。［注：请仔细想象一下这幅“风俗画”吧：《火星报》组织的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同《火星报》组织协商过，并且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要同组委会协商。而当他自己在这个组织内以及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之后，他却对组委会没有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后赞扬组委会，并傲慢地漠视给他代表委托书的那个组织！我敢说，这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和真正的工人政党的历史中都是找不出来的。］当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引起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尔托夫和阿基莫夫团结起来的时候，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人都清楚认识到一个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从代表大会的记录和《火星报》的全部历史中都很容易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即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同时必须指出，有几个火星派的组委会委员没有出席代表大会，完全是偶然的，有的是由于被捕，有的是由于其他种种“客观”情况）。参加代表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已由巴甫洛维奇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列举过了（见他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3页）[129]。［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伤心地抱怨，说我表示不赞成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但是他没有觉察到，从他的抱怨里得出了对他自己不利的结论。列宁当时的举动——用他的说法——狂暴（同盟记录第63页）。真的。他使劲把门关了一下。不错。他的行为（在《火星报》组织的第二次或第三次会议上）使当时在场的人感到愤慨。这是实情。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是我在各个争论问题的实质方面的论据是有说服力的，而且已经为代表大会的进程所证实。其实，既然《火星报》组织的16个成员中毕竟有9个赞成我的立场，那么，显而易见，虽然态度激烈，哪怕态度激烈，人们还是赞成我的。这就是说，如果不是“态度激烈”，当时站到我这方面的人也许比9个还要多呢。也就是说，当时我的论据和事实必须胜过人们的“愤慨”，而终于得到克服的这种“愤慨”愈大，这些论据和事实也就显得愈有说服力。］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把不赞成候选人看作一种“侮辱”（同盟记录第49页），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就“吵闹”和大发歇斯底里，是很荒谬的。可是当时我们的少数派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同盟记录第70页），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险恶的计谋”（《戒严状态》第69页）。你看，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有人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党的正式的最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就在街头公众面前抱怨，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增补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我们在国外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竟然混淆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尔托夫同志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现在我们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风气：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信口开河，说伊万·伊万内奇在政治上被埋葬了，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名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将由一些著作家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这些著作家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拍着胸脯说这不是小组而是党……一些喜欢看热闹的读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什么据马尔托夫本人说，某某人曾是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注：我也在《火星报》组织里提出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而且也象马尔托夫一样没有能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对于这个候选人，我本来也能说一下他在代表大会以前和在代表大会初期有过什么杰出事迹证明他的良好的声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这位同志很有自尊心，决不会让任何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提出他的候选资格，或者抱怨什么政治上被埋葬，名誉被破坏等等。］这些读者要比粗暴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决议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的，在国外还有许多充满了无谓争吵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30]需要我们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去打扫！［注：见本卷第93页。——编者注］。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谰言，说什么我们想把非火星派驱逐出党或者除掉，说什么多数派只是通过代表大会半数从半数里选出的等等，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所引证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们不但没有把非火星派分子从党内排除出去，甚至没有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排除出去，而是让我们的对手占了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同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所说的截然相反，从下面一封信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封信是我们火星派多数派（在七个人退出代表大会以后成了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通过党章第1条以后不久从《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那里收到的（必须指出，我所说的那次《火星报》组织的会议是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以后，《火星报》组织事实上已经瓦解了，因此双方都力图说服代表大会的其余代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我们听了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代表关于编辑部和‘劳动解放社’的多数愿意参加（某一天［注：据我计算（见本卷第496页。——编者注），这封信指的日期是星期二。会议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举行的。这种时间上的考证很重要。它证据确凿地驳斥了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即所谓我们的分离是由于中央机关的组成问题而不是由于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引起的。它证据确凿地证明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在《给编辑部的信》里的说明是正确的。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大谈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却只字不提在总委员会人选或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25、26、27次会议上曾经争论过）。］的）会议问题的解释，同时我们又在这两位代表的帮助下查明，在上一次会议上宣读过一个似乎是由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被人用来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场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同时我们注意到，第一，人们丝毫没有试图查一查来源就认定这个名单是我们提出的；第二，这种情况和公开加在《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劳动解放社’多数身上的机会主义罪名无疑是有联系的；第三，我们十分了解这个罪名是同改变《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一个完全确定的计划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我们作的关于不让参加会议的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而不愿意让我们参加会议就是证明不愿意让我们有可能消除上述莫须有的罪名。　　代表各同志署名的［注：当我们听到关于古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事件的消息时，上面所写的这些话已经付排了。关于这次事件，我们将在本书附录中专门加以分析。（见本卷第416—425页。——编者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0页。——编者注］，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在鲁索夫（第247页）、托洛茨基（第248页）和阿基莫夫（第253页）等同志的发言中有明显的表现。在我们“议会”的“走廊”里，大家都热烈地评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点，并在党章第1条问题的无数争论过程中对它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们那些亲爱的同志不但不从实质上来辩护，反而可笑地感到委屈，直到用书面抱怨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组成［注：斯塔罗韦尔同志显然也倾向于帕宁同志的观点，不同的只是后者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始终一贯地提出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仲裁性的调解机关的决议案；斯塔罗韦尔同志虽然说总委员会按草案规定“只应该根据双方的愿望”（第266页）召集，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赫尔茨和鲁索夫坚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组成总委员会，以补充章程委员会五个委员所提出的三种方法。［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4页。——编者注］马尔托夫本人以及其他同志用来替马尔托夫草案辩护的这两个不正确的反驳意见。至于总委员会中究竟是中央机关报占优势，还是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问题，我甚至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是阿基莫夫同志还在代表大会第14次会议上就提到的（第157页），是他首先谈到中央机关报有占优势的危险。至于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制造蛊惑人心的谬论，说“多数派”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编辑部的工具等，那只不过是步阿基莫夫的后尘而已。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竟谦虚得不提真正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注：无论波波夫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都没有害怕把阿基莫夫同志称为机会主义者，只是当人们对他们本人使用这个称呼，当人们由于“语言平等”问题或党章第1条问题而公正地对他们使用这个称呼时，他们才生了气，发了火。然而阿基莫夫同志（跟着他走的是马尔托充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要比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行动更庄重而有勇气些。阿基莫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在这里，人们把我称为机会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骂人的侮辱性的字眼，并且我认为这样称呼我是完全不应该的；但是我并不抗议这一点。”（第296页）也许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曾向阿基莫夫同志建议在他们为反对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提出的抗议书上签名，但是被阿基莫夫同志拒绝了吧？］，而且为了把自己和阿基莫夫同志好好地区分开来，波波夫同志断然声明：“让这个中央机关〈总委员会〉由编辑部出三人和中央委员会出两人来组成吧。这是个次要的问题〈黑体是我用的〉，重要的是党的最高领导要出自一个来源。”（第155页）阿基莫夫同志反驳说：“按照草案，由于编辑部的组成是固定的，而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经常变化的，单是这一点就保障了中央机关报在总委员会中占优势”（第157页）——但这一论据所说的仅指原则领导的“固定性”（这是正常的、合乎愿望的现象），而决不是指有干涉或侵犯独立性意义上的“优势”。因此波波夫同志（他当时还不属于以所谓中央委员会没有独立性的谰言来掩盖其对中央机关的组成不满的“少数派”）很有道理地回答阿基莫夫同志说：“我提议把它〈总委员会〉当作全党的领导中心，这样，总委员会里面究竟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占多数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占多数，就完全不重要了。”（第157—158页。黑体是我用的） ※　　　　　※　　　　　※ （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5页。——编者注］这就是在党代表大会记录中所载的我那次发言内容概要的全文，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次发言特别重视。可惜他虽然重视这次发言，但是他在提到这次发言时却不肯联系这次发言时的全部讨论情况和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政治形势。［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39页。——编者注］仅以2/3的票数为限，而没有要求中央机关在成员增补问题上实行相互监督呢？继我以后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第277页）也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注：这是指全体代表都知道的我最初提出的那个大会议程草案以及草案说明。这个草案第22条说的正是关于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由这六人小组根据三分之二的多数实行“相互增补”，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个相互增补以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分别进行增补的问题。］补充一句：‘……已经形成的决定也要由它批准’。”（黑体是我用的）［注：括弧中“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马尔托夫（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顺便说一下：在记录第270页上写的是，弃权的有8票，但这无关紧要）；（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18票（马），弃权的有7票；（3）由总委员会自己增补新委员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员——反对的有23票（马），赞成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12票；（4）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取得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5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7票；（5）只要有一个能说明理由的异议就不能接受委员——赞成的有21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11票；（6）增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要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21票（马），弃权的有7票；（7）可否把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成员的决定的问题提付表决——赞成的有25票（马），反对的有19票（列），弃权的有7票；（8）对于这个提议本身——赞成的有24票（马），反对的有23票（列），弃权的有4票。马尔托夫同志的结论是：“这里，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这个提议，其余的崩得代表弃权。”（黑体是我用的）（同盟记录第61页）（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注：见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5页和同盟记录第53页。］：“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以增补的办法补充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出相应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再分别进行增补。” ［注：这里所说的编委会和几人小组都是指《火星报》编辑部。——编者注］，如果大家认为这个编委会是个真正“协调的”集体，那么这个计划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扩大一个“协调的”编委会时，不以这个编委会的全体成员为出发点，而只以其中一部分成员为出发点，那就未免太奇怪了。显然，并不是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讨论和解决革新编委会的组成问题，即把旧的编辑小组变成党机关的问题。显然，甚至那些自己想用扩大的办法进行革新的人也承认原来的组成是不协调的，是不符合党机关的理想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为了扩大六人小组而先把它缩减为三人小组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由于“个人意气”把问题一时弄模糊了，人们才忘记了这一点。［注：见记录第140页。阿基莫夫发言说：“……据说我们将把中央机关报选举问题留到最后去谈”；穆拉维约夫发言反驳阿基莫夫，说阿基莫夫“对于未来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问题太关心”（第141页）；巴甫洛维奇发言说：我们任命了机关报，也就得到了“我们能够用来实行阿基莫夫同志如此关心的那些手术的具体材料”，至于《火星报》应当“服从”“党的决议”，那是毫无疑问的（第142页）；托洛茨基发言说：“既然我们不是批准编辑部，那么我们究竟是批准《火星报》的什么东西呢？……我们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方针……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旗帜”（第142页）；马尔丁诺夫发言说：“……我也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认为我们现在讨论承认代表一定方针的《火星报》为我们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不应当涉及到选举方法或批准其编辑部的问题；这个问题留待以后议程的适当场合再谈……”（第143页）］，谁也没有对这个声明提出过异议。［注：波萨多夫斯基同志指的究竟是什么“疙瘩”，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始终不知道。穆拉维约夫同志却在同一次会议上（第322页）提出抗议，说人家把他的思想转述错了，后来在批准记录时他又直截了当地声明，说他“所讲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各种问题时暴露出来的疙瘩，这是原则性的疙瘩，遗憾的是，目前这些疙瘩的存在已经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事实了”（第353页）。］疙瘩无疑是存在的。”（第321页）当时少数派宁愿把“疙瘩”一词（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不是穆拉维约夫而是波萨多夫斯基）了解为仅仅是涉及个人的东西，不敢接受穆拉维约夫同志的挑战，不敢根据问题实质提出任何一种论据为六人小组辩护。于是发生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十分可笑的争论：多数派（以穆拉维约夫同志为代言人）说他们十分了解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真正意义，而少数派根本不听这一点，硬说“我们没有可能进行分析”。多数派不仅认为可能进行分析，而且已经“进行了分析”，并且说这种分析的结果已使他们看得十分明白。少数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只是用一些“抱怨的话”来掩饰自己。多数派要人们“注意到，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多数派“希望，主持中央机关报的都是一些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符合我所说的那些要求的人物”（那些要求不只是对著作家提出的，第327页，朗格同志的发言）。少数派又不敢接受挑战，一字不提他们究竟认为谁适合参加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的编辑部，究竟谁是“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少数派仍旧拿所谓“协调性”作护身符。不但如此，少数派甚至拿一些原则上根本错误、因而受到应得的尖锐抨击的理由作论据，说什么“代表大会既没有道义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来改变编辑部”（托洛茨基，第326页）；说什么“这是一个很棘手的〈原文如此！〉问题”（也是他说的）；说什么“那些落选的编辑部成员应当怎样对待代表大会不愿意把他们留在编辑部的事实呢？”（察廖夫，第324页）［注：参看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发言：“……如果你们从旧编辑部六个人当中选出三个人，那么你们就是认为其余三个人都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而你们这样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根据。”］［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也同他对于所涉及的其他问题的态度一样。他并没有费点气力说明一下这次争论情况的全貌。他悄悄地回避了这次争论中提出来的唯一的真正原则问题：是讲庸人的温情呢，还是选举负责人员？是坚持党性观点呢，还是怕伊万·伊万内奇受委屈？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也只限于从整个事件中引用一些个别的、没有联系的片段情况，并且还加上许多谩骂我的话。马尔托夫同志，这样恐怕不太够吧！马尔托夫同志特别拿来同我纠缠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代表大会没有选举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三位同志。他所持的那种庸俗观念使他看不到这个问题多么不体面（为什么他不去质问他编辑部的同事普列汉诺夫同志呢？）。他认为我的话有矛盾，说我一面认为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对待六人小组问题的行为“不恰当”，同时又要求全党公论。其实这里没有矛盾，马尔托夫同志如果愿意费点气力把问题的全部情况作一个联贯的叙述，而不是截取一些片断情况，那么他自己也不难了解到这一点。用庸俗观念对待问题，求助于抱怨，诉说委屈，这是不恰当的；为了全党公论，必须从实质上评价六人小组比三人小组究竟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评价担当这些职务的候选人，评价各种色彩，但是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一切。马尔托夫同志只要仔细研究一下记录，就会看到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出一系列反对六人小组的理由。请看这些发言中的几段话吧：第一，旧的六人小组中间显然有原则性的疙瘩；第二，最好把编辑工作的技术手续简化一下；第三，事业的利益要高于庸人的温情；只有实行选举才可以保证当选人适合他们所担任的职务；第四，决不能限制代表大会的选举自由；第五，党现在所需要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当只是著作家小组，中央机关报内需要的不仅仅是著作家，而且是管理人；第六，进入中央机关报的应当是完全确定的、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第七，六人编委会往往没有工作能力，它的工作并不是靠它的不正常的章程进行的，而是不顾这个章程；第八，办报是党的（而不是小组的）事业，等等。如果马尔托夫同志对于六人小组没有当选的原因很感兴趣，那么就请他细心考虑一下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理由，并驳倒其中的任何一条吧。］。［注：索罗金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就是这样理解捷依奇同志的话的（参看第324页——“同奥尔洛夫的激烈对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第351页），他“根本没有讲过类似的话”，但他自己又立刻承认他讲过非常“类似的话”。捷依奇同志解释说，“我没有说过看谁敢这样做，而只是说：我很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敢〈原文如此！捷依奇同志愈说愈糟了！〉拥护象选举三人小组这样罪恶的〈原文如此！〉提议”（第351页）。捷依奇同志不是驳倒而是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话。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的责难：“这里把所有的概念都混淆了”（在少数派拥护六人小组的理由方面）。捷依奇同志证实了索罗金同志提醒大家要记住一个起码的道理——“我们既是党员，就应当处处以政治上的考虑为依据”是完全必要的。叫嚷实行选举是罪恶行为，这不仅是堕落到庸俗观念，简直是堕落到无理取闹的地步了！］（第328页）［注：见本卷第308—309页。——编者注］。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政治不彻底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至于表现了这种不彻底性的究竟是代表大会的多数还是旧编辑部的多数，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同时，我们还要请读者自己解决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得正是时候的另外两个问题：（1）想把代表大会关于选举负责人员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决定看作“限制了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这是庸人观点还是党的观点？（2）旧《火星报》是从什么时候起真正停止存在的呢？是从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开始编辑第46号的时候起呢，还是从旧编辑部多数开始编辑第53号时候起？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很值得注意的原则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实问题。［注：马尔托夫同志大概是指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用过的“疙瘩”这个字眼而言。我再说一遍，波萨多夫斯基同志始终没有向代表大会说明他是指什么而言，而同样使用这个字眼的穆拉维约夫同志却说明，他指的是在代表大会讨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原则性的疙瘩。读者一定记得，有四个编辑（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我）参加过的唯一真正原则性的讨论就是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讨论；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曾用书面抱怨说，人们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作为“改变”编辑部的理由之一。马尔托夫同志在这封信中认为“机会主义”同改变编辑部的计划有明显的联系，而他在代表大会上却只隐约地暗示“某种摩擦”。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他已经忘记了！］，是因为旧编辑部没有工作能力，可是代表大会从一定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向编辑部询问过这种摩擦，甚至也没有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能力问题。〈奇怪得很，少数派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建议代表大会“询问编辑部”或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是不是因为在《火星报》组织分裂以后以及在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位同志信中提到的谈判失败以后，这就没有益处了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把某些同志以为我会同意参加这样改组后的编辑部的推测，看作是损害我的政治名誉……”［注：马尔托夫同志还补充说：“同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的恐怕只有梁赞诺夫，而不会是马尔托夫，至于马尔托夫，我想你们从他的工作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由于这是对梁赞诺夫的一种个人攻击，马尔托夫同志把这个声明收回了。可是，梁赞诺夫所以在代表大会上被当作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决不是由于他的某些个人品质（这些个人品质是不应该涉及的），而是由于“斗争”社的政治面貌，由于它的政治错误。马尔托夫同志收回他所认为的或者他确实给人硬加上的个人侮辱，这样做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忘记那些应当使党接受教训的政治错误。“斗争”社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受到斥责，是因为它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和“完全是由非原则性的考虑所产生的分散状态”（第38页，马尔托夫同志的发言）。这样的政治行为，不仅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在普遍混乱时期，当它还是在一个小组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应该受到谴责，而且在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混乱已被克服的时期，即使是由“《火星报》编辑部多数和‘劳动解放社’多数”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完全应该受到谴责。］［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88、289页。——编者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90—291页。——编者注］［注：火星派少数派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态度模糊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在哪里呢？第一，表现在他们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说的一些机会主义空话；第二，表现在他们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李伯尔同志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在代表大会后半期发展得很快；第三，表现在他们竟把选举中央机关报负责人员的问题降低到宣扬庸俗观念，说些抱怨的话以至笼络人心的地步。在代表大会以后，所有这些可爱的品质更是大大发展，已经开花结果了。］。在这种情况下怀着一种恐怖神情说什么“争取影响的斗争”，抱怨什么“戒严状态”，那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空话，吓唬人的字眼罢了。　　“……现在关于知识分子［注：我把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因为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所有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英国人称之为brain　worker）。］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又使我们产生了很大兴趣。我的同事们〈考茨基本人是个知识分子，是个著作家和编辑〉多半会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这里也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如果企图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回避这种对抗，那是一种最不适当的策略。这种对抗是社会对抗，它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整个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改变自己的性质。我在以下的叙述中谈的主要不是这种至今还是本阶级中例外现象的知识分子。在以下的叙述中，如果不作特别附带说明，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就仅仅是指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是存在某种对抗的。［注：最能表明我们的马尔托夫分子把一切组织问题都弄得一塌糊涂的事实，就是他们在转到阿基莫夫方面和鼓吹不适当的民主的同时，却又拼命反对民主选举编辑部，即照大家原先计划的那样在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先生们，也许这就是你们的原则吧？］运动一样是以尊重多数同志为基础的。斯多克芒这类典型的知识分子认为‘紧密的多数派’是应当被推翻的怪物。［注：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载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第1册第4期第99—101页。］　　马尔托夫及其同事们只是因为一个旧小组没有被批准就拒绝担任工作，抱怨人家用戒严状态和非常法来“对付独立团体”，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当“南方工人”社和《工人事业》被解散的时候，马尔托夫对这些独立团体并不关心，而当他的团体被解散时却关心起来了。［注：见代表大会记录第337、338、340、352页及其他各页。］（尤其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滔滔不绝地对“紧密的多数派”首先发出种种抱怨、非难、暗示、斥责、造谣和诽谤，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注：见第342页。这是指选举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而言。当时投了24张选票（总共有44票），其中2张是空白票。］主席团当然回答说确信这一点，并提醒大家注意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两同志事件。马尔托夫同志赞成主席团的意见，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波波夫同志弄错了，“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合法的”（第343页）。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这种（想必是非常合乎常态的）政治彻底性吧；关于这种彻底性，只要把在党面前作的这个声明同在代表大会以后干的事情以及在《戒严状态》中所说的“还在代表大会上就已开始的党内半数的暴动”（第20页）这种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阿基莫夫同志对马尔托夫同志抱的希望胜过了马尔托夫本人的昙花一现的善良意图。 ※　　　　　※　　　　　※ ［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反对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决议案时还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反对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理由，这个决议案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完全忽略了我们的义务是要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不回避同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联盟。列宁同志也许要把这种倾向叫作马尔丁诺夫倾向。在新《火星报》上，这种倾向已经表现出来了。”（第88页）（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 ![](028-1.png) ![](028-2.png) ［注：为什么特别要把关于崩得章程第2条问题的表决描绘在图表上呢？因为关于承认《火星报》问题的表决是不很完备的，而关于党纲和联邦制的表决又涉及到不很确定的具体的政治决议。一般说来，从一批同类性质的表决中挑出这次还是那次表决作典型，一点也不改变图画的基本特点，这是每个作出相应的变更的人都很容易理解的。］［注：我们在图表B类列出的正是这次表决：当时火星派有32票，赞成崩得分子的决议案的有16票。我们要指出，在这类表决中没有一次是记名投票。能指明代表划分情况的只有以下两种大概相当接近实际情况的材料：（1）在讨论时，火星派中两个集团的发言人都表示赞成，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发言人则表示反对；（2）表示“赞成”的票数始终很接近33票的数字。同时不要忘记，在分析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情况时，我们除了指出表决情况之外，还指出了“中派”同反火星派一起（即同机会主义者一起）反对我们的许多场合。属于这种场合的，有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问题，支持反政府派问题，限制集中制问题等等。］，把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首位，解散“南方工人”社，关于土地纲领的两次表决，以及第六，反对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工人事业》）的表决，即承认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的表决。在这里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坚持原则的彻底政策对抗的，是党成立以前的那种旧的小组习气，机会主义的组织或小集团的利益，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理解。火星派少数派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极重要的（从组委会、“南方工人”社以及《工人事业》的观点看来极重要的）表决中，还是跟我们一道走的……当时问题还没有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小组习气，他们自己的不彻底性。这一类“划分”明显地表明，在关于实现我们的原则的许多问题上，中派是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他们接近反火星派比接近我们的程度大得多；他们在事实上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比倾向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程度大得多。那些虽然叫作“火星派”但是以成为火星派为可耻的人暴露出自己的本性，而不可避免的斗争引起不少的愤怒，结果使那些思索力最差而感受力最强的人看不见这个斗争所暴露出来的各种原则的色彩的意义。但是现在，当斗争的热情已经稍微减退，许多激烈战斗情况的客观的摘要仍保留在记录上的时候，只有闭着眼睛的人才看不见马霍夫们和叶戈罗夫们同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的联合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偶然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只好回避全面而确切地分析记录，或是企图事后用各种惋惜的口吻来改变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行为。似乎用惋惜的口吻就可以消除观点上的区别和政策上的区别！似乎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现在同阿基莫夫、布鲁凯尔和马尔丁诺夫结成联盟，就能迫使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恢复起来的党——忘记火星派在几乎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同反火星派进行的斗争！［注：从各种迹象可以看出，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关于党章的四次表决：在第278页载明，赞成佛敏的有27票，赞成我们的有21票；在第279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26票，赞成我们的有24票；在第280页载明，反对我的有27票，赞成我的有22票。在同一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24票，赞成我们的有23票。这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的表决。没有载明记名投票（只举行过一次，但是记录已经遗失了）。崩得分子（全部或者一部分）显然是援救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在同盟中）对这类表决所作的错误的论断，已在上面纠正了。］：火星派少数派已经全体站在阿基莫夫和李伯尔方面，火星派多数派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站在他们方面，这一小部分抵销了当时转到我们方面的三个“中派”分子和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只要看一看图表就可以知道，究竟哪些分子是偶然和暂时地时而转到这边，时而又转到那边；哪些分子又是一往直前地同阿基莫夫们结成牢固的联盟。根据最后一次表决（E类是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以及党总委员会的选举），即表明最终地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那次表决，显然可以看出火星派少数派同整个“中派”以及反火星派残余完全打成一片了。这时八个反火星派分子当中留在代表大会上的已经只有布鲁凯尔同志一人了（当时阿基莫夫同志已经向布鲁凯尔说明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布鲁凯尔就在马尔托夫分子当中占了应有的地位）。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者退出大会，决定了选举的命运，使马尔托夫遭到了失败。［注：退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七个机会主义者，包括五个崩得分子（崩得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原则以后退出党的）和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即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这两个人是在代表大会只承认火星派的同盟为党的国外组织以后，即在代表大会把工人事业派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解散以后退出代表大会的。（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注：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在代表大会以后，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阿基莫夫同志最亲近的沃罗涅日委员会，都是公然对“少数派”表示同情的。］但是，试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认为这七个人的退出是偶然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那些爱说多数派是“偶然”的人是不愿意理会的。这是一个使他们不愉快的问题，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我们党的右派中的最激烈分子而不是左派中的最激烈分子，难道这是偶然的吗？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种“偶然”退出，难道不是同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进行的并且在我们图表中十分明显表现出来的反对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有某种联系吗？［注：这是供马尔托夫同志参考的注。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已经忘记火星派分子一语是表示一个方针的拥护者，而不是表示一个小组的成员，那么我们劝他看看代表大会的记录中托洛茨基同志就这个问题向阿基莫夫同志作的说明。代表大会上有三个小组（和党相对而言）——“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编辑部，《火星报》组织——是火星派的小组。这三个小组中有两个小组很明智，它们自行解散了；第三个小组则表现得党性不够，于是就被代表大会解散了。最广泛的一个火星派的小组，即《火星报》组织（它既包括编辑部又包括“劳动解放社”），在代表大会上共有16个人，其中只有11个人有表决权。那些只在方针上是火星派而不属于任何一个火星派“小组”的人，据我计算，在代表大会上有27个，一共拥有33票。这就是说，火星派中属于火星派小组的不到半数。］先生们，请给我们证明这一点吧！［注：见本卷第408—410页。——编者注］），马尔丁诺夫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终于（终于啊！）能够把可恨的《火星报》这可恨的“敌人”踢上几脚，以报复过去受的所有一切委屈了。这特别明显地告诉我们，多么需要“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摘自斯塔罗韦尔同志1903年11月3日的最后通牒），以保持《火星报》的“继承性”…… ［注：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抱怨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啊！这是残酷的斗争，这是鼓动互相反对，这是激烈的论战，这是非同志式的态度啊！……”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太好了！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得到发表。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一个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一切太好了。这才是生活。这并不是知识分子那种无休无止的讨厌的无谓口角，他们停止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 ，谁就是把小组观点带到党的事业中，因为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斗争，当它还没有导致无政府状态和造成分裂的时候，当它还是在全体同志和全体党员一致承认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而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党的右派，同阿基莫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进行的斗争，是绝对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只要列举两件事就可以确凿地证明这一点：（1）当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要退出代表大会时，我们大家都决心尽力排除所谓“侮辱”的想法，我们大家通过了（以32票通过）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劝这两位同志对所作的解释表示满意而收回他们的声明。（2）当后来进行中央机关的选举时，我们允许代表大会的少数派（或机会主义派）在两个中央机关中占有少数席位：让马尔托夫加入中央机关报，让波波夫加入中央委员会。既然我们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决定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从党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就不能有别的做法了。如果说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的色彩上的区别不大，那么我们从这些色彩斗争中作出的实际结论也是不大的，因为这个结论只不过是说两个三人小组中三分之二的席位应当给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十五）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注：这封信是早在9月间（公历）写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年9月13日）。——编者注）。这里删掉了我认为与问题无关的一些话。如果收信人认为删掉的话恰恰是重要的，那他可以很容易地把删掉的地方补上去。顺便说一下。我要趁此机会讲清楚，我允许我所有的论敌公布我所有的私人信件，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好处。］［注：除此以外，这个中央委员[139]还专门同少数派举行过几次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驳斥过荒诞的谰言，并规劝他们不要忘记党员的义务。］。普列汉诺夫同志费了足足三个钟头证明，要求“增补”“少数派”四个人而“多数派”只两个人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他提议增补两个人，以便一方面排除怕我们要“驱策”、压制、围困、处死、埋葬什么人的种种顾虑，另一方面则保障党的“多数派”的权利和阵地。增补两个人的提议也被否决了。　　“尊敬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的工作不得不正式表示遗憾。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闭幕就邀请你们撰稿，之后又多次敦促，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收到过你们任何一篇稿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撰稿不是由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用事，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某种分歧，那我们认为把这种分歧详细地说清楚对党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分歧的性质和深度。”［注：在给马尔托夫同志的信中，还补充了一段关于一本小册子问题的话以及如下的话：“最后，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再一次通知您，我们现在仍然准备增补您为中央机关报的成员，以便您有充分可能在党的最高机关正式申述和坚持自己的一切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10月6日）。——编者注）］　　读者可以看出，我们当时还完全不了解，“少数派”的行为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意气用事，还是由于他们希望给机关报（以及党）提供新的方针，这新方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究竟如何。我想，直到现在，即使指定70个学识渊博的注释专家根据无论多少文件和无论多少证据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永远弄不清这笔糊涂账的。无谓争吵的结子恐怕是永远也解不开的。要么把它斩断，要么把它撇开。［注：普列汉诺夫同志大概会在这里补充说：要么就满足那些制造无谓争吵的人的一切奢望。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做不行。］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尊敬的同志们：为了回答你们10月6日的来信，我特声明如下：你们曾向我们建议，让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和我参加编辑部，条件是我们要保证把列宁同志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总委员会。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收回这个建议的，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在10月4日由一名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拒绝给予答复，因此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之间已经用不着再来讨论在一个机关报内共同工作的问题了。既然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再拒绝说明你们自己当着见证人发表的声明，那我也认为不需要在给你们的信里说明在目前情况下我拒绝参加《火星报》工作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向全党详细说出这方面的意见；党已经可以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看出，为什么我拒绝了你们现在又提出来的要我在编辑部和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的建议……［注：接下去是马尔托夫对他那本当时已经再版的小册子问题的回答，这里从略了。］尔·马尔托夫” ［注：矿区委员会的决议（《戒严状态》第38页）。］手段”。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围绕这个棘手的问题竭力兜圈子。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有原则性”，当少数派实行抵制时……他支持抵制，当抵制威胁到偶而处于多数地位的马尔托夫本人时，他就斥责抵制！［注：见本卷第38—48页。——编者注］拿来参照一下，就知道我当时已经大致分析了代表大会上的历次表决情况，而本书内容就是对这种分析的进一步发挥。报告的全部重心就是要证明马尔托夫及其伙伴由于犯了错误而成为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虽然这个报告是当着大多数最激烈的论敌的面作的，他们也不能从这个报告中找到有任何一个地方不符合党内斗争和辩论的正当方法。［注：我已经指出，把国外生活和流放生活的气氛中经常见到的无谓争吵的这些最低劣的表现形式，都归结为动机卑劣，那是愚蠢的。这是在一定的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在一定的神经失常等情况下象传染病一样流行的一种毛病。我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把这种斗争方式的实质重提一下，是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完全重复了这种斗争方式。］［注：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实行了大有好处的增补以后，就不再被少数派看作“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拥护者了。］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相信中央机关的选举不恰当。用什么方法使党相信呢？是用批评我和普列汉诺夫所编辑的《火星报》的方法吗？不，他们没有力量这么做。他们想采用一部分党员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个中央机关，都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对那些不愿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而用破坏来代替说服，这正表明自己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注：新《火星报》由于列宁似乎不愿看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或者否认这些分歧而感到委屈，是再可笑不过的了。如果你们比较有原则地对待问题，那你们就会比较快地看清楚我再三指出的你们转向机会主义去的问题。如果你们的立场比较有原则，那你们就不会这样把思想斗争降低为计较地位。既然你们自己竭力不让别人把你们当作有原则性的人看待，那就请你们埋怨自己吧。例如，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里说到同盟代表大会时，隐讳了他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列宁凌驾于中央之上，说列宁只要使个眼色就能让中央下道命令，说中央委员会横暴地欺侮了同盟等等。我毫不怀疑，马尔托夫同志通过这样选择他的论题证明了他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则性。］立场）在他的《戒严状态》里宁愿完全回避这一事件。（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注：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根本就没有人谈到要对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布鲁凯尔等同志实行让步。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也要求“增补”。我甚至怀疑，斯塔罗韦尔同志或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们两人以“党内半数”名义递给我们公文和“照会”时，是否和布鲁凯尔同志商量过……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同志以坚强的政治战士十分气愤的心情提出抗议，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梁赞诺夫或马尔丁诺夫联合”，说他根本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勾结”，甚至没有想到可能同他们一起（以编辑身分）“为党工作”（同盟记录第53页）。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严厉地谴责“马尔丁诺夫的倾向”（第88页），而当正统派同志巧妙地暗示说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好象是“承认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以及其他同志同样有权随意召集会议，为自己制定章程并按照这个章程行事”（第99页）时，马尔托夫分子马上就来否认这一点，就象彼得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一样[141]（第100页，“正统派同志担心”“阿基莫夫们、马尔丁诺夫们，等等”，“是没有根据的”）。］，这种构筑得很不高明的工事根本挡不住全党公论的炮火。［注：关于这一点，马尔托夫同志很中肯地说我是带着武器和行囊转移的。马尔托夫同志喜欢使用军事比喻：向同盟进军、战役、治不好的枪伤，如此等等。老实说，我也有使用军事比喻的癖好，特别是现在从太平洋传来的消息很引人注意的时候。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说明，那么事实就是：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占领了两座炮台。你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攻击这两座炮台。在第一次小规模的相互射击以后，我的一位同事，一座炮台上的指挥官，敞开了大门迎接敌人。我当然就带着自己的一小队炮兵转到另外一座几乎还没有筑好工事的炮台上去，以便“低挡”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我甚至提议讲和：我为什么要同时和两个强敌作战呢？但是，新的联军对我的讲和和建议的回答是，炮轰我这座“残存的”炮台。我只好开炮还击。这时，我过去的同事、那位指挥官却带着愤怒的神情一本正经地喊道：看哪，善良的人们，这个张伯伦多么不喜欢和平啊！］当时我不能绝对否认这种尝试可能成功而独自对于可能发生的分裂负责，因为我自己在10月6日的信中也曾经想用“个人意气用事”来解释这种无谓争吵。至于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自己的政治职责。在这方面指望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很困难和很危险的，因为所有的情况表明，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要把他所谓“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当自己的好战癖性同政治的考虑相抵触时没有权利迷恋这种癖性”这句话辩证地解释成：如果一定要射击，那就射击多数派更合算些（按日内瓦11月间的天气来说）……当时所以必须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同志公然违反了要求具体地全面地观察问题的辩证法，在说到革命家的善良的（？）愿望时谦虚地回避了对一个革命家的信任问题，即对一个领导了我们党内一定派别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信任问题。普列汉诺夫同志讲到无政府个人主义，劝告大家“有时”应该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装作看不见，“有时”要向“同忠实于革命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感情所引起的”知识分子放肆行为让步，但是他显然忘记了也应该考虑到党内多数派的善良愿望，忘记了应该让实际工作者来确定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到什么程度。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谬论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同一个组织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较困难了。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自己来确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在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过分的、学究气十足的、文人的自命不凡。普列汉诺夫同志一方面堂皇地宣称（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那样，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142]），一旦发生新的分裂，工人们就会不再理解我们，但同时他自己又着手在新《火星报》上登载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真正的具体的含义，不仅工人必然不能了解，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了解。怪不得有一个中央委员[143]读了《不该这么办》一文的校样，曾警告过普列汉诺夫同志，说他这篇文章恰巧破坏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党代表大会记录和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公布范围稍微缩小的计划，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使一些带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暧昧不明的东西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注：我们在一所门窗都关闭起来的屋子里进行非常热烈的争论。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跳了起来，猛地打开了临街的窗子，开始大声叫喊反对什么索巴开维奇、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等。于是，街上自然就聚集了一群游手好闲、爱看热闹的人，而我们的敌人不禁幸灾乐祸起来。那时，其他参加争论的人也走到窗前，表示愿意把问题从头到尾说个清楚，而不要再作那些谁也不懂的暗示。这时窗子又被砰的一声关上了，说什么不值得谈论这些无谓争吵（《火星报》第53号第8版第2栏倒数第24行）。普列汉诺夫同志，本来就不值得在《火星报》上开始谈论这些“无谓争吵”[144]，——这样说才对！］，必然使人们大惑不解，他们会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怪不得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一篇议论抽象和含义暧昧的文章使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拍手称快：《革命俄国报》为此跳起了康康舞[145]，《解放》方面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者对此也备加赞扬。所有这些后来普列汉诺夫同志很可笑而又很可悲地企图摆脱的可笑而又可悲的误解[146]，其根源就在于他违背了具体问题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所以，司徒卢威先生感到高兴也是完全自然的，他对普列汉诺夫同志所追求的（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那些“良好的”目的（用温和的手段杀死）毫不关心；司徒卢威先生欢迎而且也不能不欢迎现在人人都看见的在新《火星报》上开始的向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方面的转变。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欢迎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每一次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哪怕是最小的和暂时的转变。聪明的敌人所作的估计很少是纯粹的误会。告诉我，谁在赞扬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读者粗心大意，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多数派绝对反对在增补方面作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内的左派转变为右派，但这是徒劳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作了个人让步（这是很值得表扬的），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必要性，却宁可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人选，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不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注：至于马尔托夫在《戒严状态》中引用私人谈话等等歪曲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把戏，我当然是不准备加以分析的。这套把戏就是我在前一节曾经说过的“第二种斗争方法”，这套把戏只有神经病理学专家才有本事把它弄清楚。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马尔托夫同志在那里硬说他们同中央订立过不发表谈判内容的协定，可是这种协定不管怎样去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当时代表中央进行谈判的特拉温斯基同志曾用书面通知我，说他认为我有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我给编辑部的信。）十分清楚地向马尔托夫分子提出的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完全符合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在1903年10月6日给原来的编辑们写的那封信的内容：或者是个人意气用事（那就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实行“增补”），或者是原则性的分歧（那就要先说服党，然后才谈得上改变中央机关的人选）。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让马尔托夫分子自己来解决这个二者择一的难题，尤其是因为正好在这时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宣言书”（《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里写过如下一段话。　　“少数派只要求得到一种荣誉，即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作出第一个这样的范例：可以处在‘失败者’的地位而不成立新党。少数派的这种立场是出自他们对党组织发展过程的全部看法，出自他们对他们自己同以往的党的工作之间的牢固联系的认识。少数派不相信‘纸上革命’的神秘力量，认为自己的意愿有深刻的十分重要的根据，能保证他们在党内用纯粹思想宣传手段使自己的组织原则取得胜利。”（黑体是我用的）　　多么漂亮、多么自负的言词啊！而当我们根据实际经历清楚看到这仅仅是一些言词时，又是多么痛苦啊……马尔托夫同志，对不起，现在我要代表多数派要求获得你们不配获得的这种“荣誉”了。这种荣誉确实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值得为它一战，因为小组习气的传统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过分轻率地进行分裂和过分热心地运用“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这一格言。［注：见本卷第86—90页。——编者注］。我说，如果真要谈论修正主义，争论不彻底性和无政府个人主义，争论一些领导人的失败，先生们，那就让我们把一切都说出来，痛痛快快地说出全部事实真相吧，——这就是我那封谈到公论问题的信的内容。编辑部对这封信的回答是破口大骂，并冠冕堂皇地训诫说：不要挑起“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见《火星报》第53号）。我暗自忖度：啊，原来是“小组生活中的琐事和无谓争吵”……es　ist　mir　recht，这和我的想法一样，先生们，这我倒是同意的。这就是说，你们把“增补”问题上的纠纷公开叫作小组的无谓争吵了。这倒是真话。可是，同一个（似乎是同一个）编辑部在同一号（第53号）的社论中又谈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那么这种杂音又是怎么回事呢？［注：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杂音”只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中有杂音。“无谓争吵”是普列汉诺夫写的（见他在《可悲的误解》中的自白，第57号），而社论《我们的代表大会》是马尔托夫写的（《戒严状态》第84页）。真是各唱各的调。］你不要提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增补而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无谓争吵。我们却要提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增补的问题，这不是无谓争吵，而是关于“形式主义”问题的原则分歧。我想：不，亲爱的同志们，对不起，你们这么做可不行啊。你们要向我这座炮台开火，同时又要我把炮交给你们。真是开玩笑！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注：见本卷第91—98页。——编者注］，并且把它发表在《火星报》以外的地方；我在这封信中简略地说明了事实真相，并且一再询问，可以不可以按照你们占有中央机关报而我们占有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分配原则讲和。任何一方面都不会觉得自己在党内是“外人”，至于向机会主义方面的转变问题，我们可以争论，首先在报刊上，以后也许还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注：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册第122页及以下各页（1906年圣彼得堡版）。（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当作基本材料。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迫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增补”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注：见《火星报》第53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副题上，大概印错了几个字。“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显然应该是“关于同盟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增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纲领和策略的许多问题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想起的错误）问题。］这种起源），那就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1条）的争论开始，而且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作为结束。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策略问题上的分歧。［注：且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确定的（在纲领等等中），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关于“内容”问题，如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6号（第46—51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12号（第52—63号）比较一下，那也是很有趣的。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8页。——编者注］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小组的经验所说的那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155]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注：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号叫的“增补”的意思撇开不谈。］）。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新《火星报》维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维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名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维护自治制未免还有些害羞；它还硬要我们相信它喜欢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集中制这个词用了黑体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所谓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自治制的观点。难道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看到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不是自治制吗？［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6条）。如果不能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那还怎么分配人力呢？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加以说明，真叫人感到难为情。］，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注：格雷1903年6月16日曾在第15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58]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20号选区在议员罗森诺死后出现空缺，该区选民又想推举格雷为候选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格雷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格雷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败。］）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推波助澜的结果。格雷（他从前是一个牧师，又是一本不无名气的书《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的作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角”之一）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于是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159]就立刻来为他“鸣不平”。［注：卡·考茨基把饶勒斯拿来做例子。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约束”。］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一再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注：德语Bannstrahl（开除教籍）这个词，可以说是俄语的“戒严状态”和“非常法”的同义语。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人的字眼”。］和追究异端的相当动听的高调，表现为无休止的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而对这种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加以分析，又只会引起无休止的口角”。［注：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章程性法规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党代表大会以来所经历的全部“变更”对照一下，是很有教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发言（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66页及以下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变更的全部意义。[160]］，从而加强组织的严格性（groβere　Staffheit）”。［注：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尽管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埃尔姆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义是相同的，尽管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编辑部稍稍涉及了一下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第64号），便畏缩地避开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前台。［注：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1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这本小册子（第20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1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增补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增补进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去的道路走下去。——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增补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注：这种惊人之语是马尔托夫同志创造的（《戒严状态》第68页）。马尔托夫同志一直想等到他那方面凑够五个人时举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高明，他想用拼命恭维对手的办法来消灭对手。］。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顺利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受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派的人担任的。许多不属于火星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都没有被吸收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承认，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加以审查，而且这些工作连代表大会参加者也认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代表大会澄清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许多组织都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61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这一大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注：如何把无谓争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增补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1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注：为了进行这项可爱的事业，甚至已经制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据我们的某某通讯员报告，多数派的某某委员会虐待少数派的某某同志。］。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附录 1904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尼·列宁

1904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