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56]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56]（1905年4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1 [57]（不晚于4月11日〔24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2 [58]（不晚于4月11日〔24日〕） 34（34个委员会是最初列入组委会名单中的有权利能力的组织的最高数）。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3 [59]（4月13日〔26日〕） ［注：见本卷第100页。——编者注］。来到这里的那位喀山人说他很可能当选。最好把他作为委员会委员加以邀请。我觉得委员会的决议的结尾是奇怪的，建议加以修改。 载于193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 4 （4月13日〔26日〕）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5 （4月13日〔26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6 （4月13日〔26日〕） ［注：在记录委员会的记录里，决议草案的结尾部分措辞如下：“……从代表大会的合法性和代表大会的最后组成的角度，而不是从党内危机的角度……”——俄文版编者注］来讨论组委会的报告。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7 （4月13日〔26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8 [62]（4月13日〔26日〕） ［注：用小号字排在方括号内的文字，在手稿上已被勾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注：用小号字排在方括号内的文字，在手稿上已被勾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 9 （4月13日〔26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10 （4月13日〔26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11 （4月13日〔26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12 （4月13日和14日〔26日和27日〕） （1） （注意）姓）出席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的建议。请委员会审查这一建议。 （2）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13 [67]（4月14日〔27日〕） （1） 我认为，立即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些组织是没有道理的。我反对给予表决权。关于 （2） 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结论中可以看出，我们党内总共有75票表决权，因此，从现有的构成来看，无疑应当承认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合法的。鉴于目前有人对我们的代表大会抱怀疑态度，因此，为了增加代表大会所要求的合法多数，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想尽量多批准一些委员会，应当承认这种“自由主义的”愿望是值得嘉奖的。从这方面来说，我甚至要对这种“自由主义”表示赞赏，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必须小心谨慎和一视同仁。有鉴于此，我不能不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批准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一事表示异议。《火星报》第89号把它们公布在享有全权的委员会的名单里，而在党总委员会记录的享有全权的组织名单里却没有它们。在党总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尔托夫同志列举的是1904年9月1日前的享有全权的委员会的名单。 “马尔托夫宣读他的决议案： “我同意马尔托夫同志的意见，我只能说出下面这些新成立的委员会：斯摩棱斯克委员会和阿斯特拉罕委员会被批准的日期是1903年9月；沃罗涅日委员会（斗争基金会）是1904年1月，里加委员会是1月；波列斯克委员会是4月：西北委员会是4月；库尔斯克委员会是1月；奥廖尔－布良斯克委员会是1903年9月；萨马拉委员会是1903年9月；乌拉尔（乌法）委员会是4月。” 这些事实都写进了奥尔洛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直到今天，党总委员会还没有推翻它们，也没有公布那些有争议的委员会被批准的日期，这说明，这种批准显然是没有证据的。在党总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马尔托夫同志在一次发言中指出，他认为8月份还应当批准两个委员会，即克列缅丘格委员会和波尔塔瓦委员会，但是仍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喀山委员会和库班委员会。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14 [69]（4月14日〔27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15 [70]（4月14日〔27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16 [71]（4月14日〔27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17 （4月15日〔28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18 [72]（不晚于4月16日〔29日〕）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19 （4月16日〔29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20 （4月16日〔29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21 [73]（4月16日〔29日〕）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22 （4月18日〔5月1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23 [75]（4月18日〔5月1日〕以前）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 24 （4月18日〔5月1日〕） “读者，请设想一下列宁的空想付诸实现的情景吧。请设想一下这个只限于职业革命家才能加入成为其党员的政党所‘准备、 这样来提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上就是这么提的：马尔丁诺夫认为，如果我们很好地准备并推动了起义，我们就会陷入绝境。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争论讲给一个外国人听，那么他永远也不会相信竟能这样提出问题，并且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只有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来龙去脉，只有了解《工人事业》的“尾巴主义”观点的性质，才能理解我们的争论。这个问题成了必须加以说明的迫切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目的是否明确的问题。我特别请求同志们在向俄国国内的实际工作者说明我们的争论时，要极力强调马尔丁诺夫对这个问题的提法。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8—469页。——编者注］。我们曾在《前进报》上解释过，恩格斯说的是，一个领袖如果［注：见本卷第3—5页。——编者注］。你们必定（恩格斯的意思是这样）认为变革是社会主义的，而事实上它只是民主主义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向俄国的无产阶级许愿说，现在就能保证完全统治，那么我们就会犯社会革命党所犯的错误。社会革命党说什么革命将“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民主主义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总是嘲笑的，正是他们的这一错误。我们总是说，革命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资产阶级，但它将给无产阶级提供为争取社会主义进行胜利斗争的必要条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89页。——编者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9页。——编者注］ ［注：同上，第292—293页。——编者注］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6页。——编者注］，这是首要的任务。由此可见，关于独立的工人政党的思想，对我们来说，已经深入血肉之中了，而那时还是一个新问题。不应当忘记，当1848年马克思主编自由的和极端革命的报纸（《新莱茵报》[78]）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依靠什么工人组织。他的报纸得到激进资产者的支持，但是，当六月事变后马克思在报纸上痛斥巴黎资产阶级的时候，这些激进资产者差点断送了这份报纸。因此，在这个《告同盟书》中，关于独立的工人组织的问题谈得很多。那里谈到要成立各种工人革命政府，也就是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委员会，乡镇议会和公共管理机构，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那里谈到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并成立独立的工人近卫军。纲领的第2条指出：在国民代表会议里，应当尽可能从同盟成员中提出工人的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的候选人相并列。马克思不得不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必要性加以论证，这一点就表明当时这个同盟是多么软弱。由这一切所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并没有提到，也无意于解决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意义，当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组织独立的工人政党上。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31页。——编者注］ ［注：同上，第539—540页。——编者注］ “但是，如果实现社会主义的民族条件尚未成熟，而革命的内在辩证法不管我们的意志如何终究还是把我们推向政权，那么我们也是不会后退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革命的狭窄的民族范围，把西方推上革命的道路，就象一百年以前法国把东方推上了这条道路一样。” 由此可见，《火星报》自己承认说：如果不幸我们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当象《前进报》所说的那样去做。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页。——编者注］我们也宁愿用“平民”方式来消灭俄国专制制度，而让《火星报》去采取吉伦特派的方式好了。俄国革命面临着空前的有利形势（反人民的战争、亚洲式的专制保守主义等等）。这种形势使我们寄希望于起义的胜利结局。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高涨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因此在这样的时刻，马尔丁诺夫主义不仅是一种蠢举，而且是一种犯罪，因为它有损于无产阶级革命能量的发挥，挫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利亚多夫说：“完全正确！”）这就是德国党内的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专政问题上，而不是在民主主义专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在另一种情况下的重演。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编者注］。例如，他描写了德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他说，在这里，民主党有获得胜利的机会是非常有利的。当时的任务是：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向莱茵河右岸，使起义更加扩大，并设法在这些地方通过后备军来建立革命军的核心。当恩格斯为了用一切办法实现他的计划而前往爱北斐特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而恩格斯之所以抨击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不善于组织起义，没有储备维持工人进行街垒战的费用等等。恩格斯说，必须更积极地行动起来。第一步就应该解除爱北斐特市民军队的武装，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工人，然后强制课以赋税作为这样武装起来的工人的给养。恩格斯说，不过这种建议完全是由我个人单独提出来的。可尊敬的社会安全委员会却根本无意采取这种“恐怖措施”。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25 （4月18日〔5月1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26 （不晚于4月19日〔5月2日〕）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27 （4月19日〔5月2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28 （4月19日〔5月2日〕）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 29 [83]（4月19日〔5月2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30 （4月19日〔5月2日〕） （1） 我同意别利斯基同志的意见[84]。如果我们认为革命一词是指仅仅夺取某些微不足道的权利而言，我们就贬低了革命这个概念。 （2） 我同意“革命的方法”一语是表示要更坚决地进行斗争，但这样就贬低了革命这个概念。建议或者改为“不顾法律”，或者在“用革命的方法”一语之后删掉“最低纲领”这几个字，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整个革命我们都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31 [85]（4月19日〔5月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力求把所有劳动者从一切剥削下完全解放出来并支持一切反对现在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最坚决地支持现在的农民运动，拥护能够改善农民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直到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剥夺地主的土地。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一贯力求成立农村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组织，而且要时刻记住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向它说明，只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共同斗争，才能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而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把全体贫苦农民从贫困和剥削下真正解救出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8—329页。——编者注］ 这个草案已经在土地问题委员会中讨论过了，这个委员会是代表大会召开前代表们为了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而成立的。尽管分歧意见很多，某些主要分歧还是清楚的，我现在就来谈谈这些主要分歧。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可能的和必要的革命措施，根据决议草案来看，其性质无非是“改善农民的状况”。因此，决议案用这一点明确地表达了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信念：要改造当前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本身，单靠这些措施是绝对办不到的。这就是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区别。农民的革命运动可能使他们的状况得到相当的改善，但是不可能导致以另一种生产方式来取代资本主义。 ［注：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现在，连反动派也在谈论“改善生活”了，但他们主张用官吏的、官僚主义的办法来进行所谓的改善，而社会民主党当然应当主张用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改善。主要的任务是使农民运动具有政治自觉性。农民模糊地意识到他们需要什么，但是他们不善于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同整个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因此，他们最容易受政治骗子的骗，政治骗子常常把问题从政治改造转移到经济“改善”上去，实际上这些经济“改善”没有政治改造是实现不了的。因此，革命农民委员会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口号。没有这些委员会所行使的革命权利，农民永远也不能保住他们现在所争得的东西。有人反对说，我们也在这里改动土地纲领，因为土地纲领没有谈到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32 （4月20日〔5月3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33 （4月20日〔5月3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34 （4月20日〔5月3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5页。——编者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这一时期，并没有充分执行这一任务，这是我同实际工作者座谈时留下的印象。在萨拉托夫只吸收了一个工人参加委员会，这说明不善于从工人中挑选合适的人。毫无疑问，这也是党内分裂所造成的：捍卫委员会而引起的斗争对实际工作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想尽办法力求尽快召开代表大会。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35 [88]（4月20日〔5月3日〕） 载于193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 36 [89]（4月21日〔5月4日〕） （1） 应该承认，伊万诺夫同志为他的一个中央机关的思想辩护，其论据我以为是站不住脚的[90]。（念伊万诺夫同志的论据：） “关于第4条和第5条。以总委员会为平衡器的两个中央机关制，已遭到生活本身的谴责。从党内危机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制度是助长分歧、纠纷和内讧的温床。这种制度意味着国内服从国外，因为中央委员会常遭破坏，其构成是不固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是固定的，总委员会驻在国外。所有反对一个中央机关的重要意见，都是以俄国国内同国外事实上的隔离为理由，这些意见无非是肯定两个中央机关很可能分裂的思想，同时，如果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的国内委员和国外委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那么这些反对意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 然而，这里提到的一些可爱的品质，国外的中央机关报和“真正国内的”中央委员会是不相上下的。在伊万诺夫同志的整个论点中，我认为有一个逻辑上的错误： （2） 基塔耶夫同志的建议更加切实可行，按照这个建议，要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需要有相当于上一届代表大会一半的票数。 （3） 相反，把召开代表大会所必需的一定票数定下来，事情就好办了。每次代表大会之后，都把所要求的票数定下来。只需加上一条附注，说明一下中央委员会所批准的各委员会名单将在中央机关报上公布。 （4） 新批准的各组织的名单应立即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公布并注明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日期。 （5） 我赞成《前进报》上所刊载的第6条的最初条文[91]，因为不这样就会造成错误。 （6） 我同意彼得罗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别利斯基同志的建议应当写进附注。[92] （7） 我曾主张撤销地方委员会，但是在党总委员会，在我们的派别敌对情况加剧的时候，我反对这样做，因为这个权利运用得有点不得当。如果这一条对知识分子组成的地方委员会起到威胁作用，我举双手赞成这一条。知识分子一向必须严加管束。他们一向领头搞各种纠纷，因此我建议用“有组织的工人”一语而不用“外层组织”一语（提出本人的书面修改意见）：“第9条。如果有23参加党组织的本地工人赞成解散地方委员会，那么中央委员会就应当予以解散。” （8） 为了中央机关报的利益，我应当赞成基塔耶夫同志的修改意见。报纸每周出版就必须熟悉情况并占有足够数量的材料。[94] （9） 我赞成增补须经一致同意。[95]中央委员会不大，为了工作卓有成效，为了政治领导，我们应当保证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团结一致。 （10） 我同意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意见：第13条应该从党章中删掉并通过别利斯基同志向主席团提出的相应的决议案。[96]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37 [97]（4月21日〔5月4日〕） 载于1924年《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38 [98]（4月22日〔5月5日〕） 载于193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 39 （4月22日〔5月5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40 （4月22日〔5月5日〕） （1） 我反对一个一个审查各个决议案，以免分散，并建议把这些决议案交给委员会加以合并。还有，基塔耶夫同志认为各地方委员会只应由组织员组成，我认为，只由组织员行使地方委员会的职能是不够的。 （2） 我不同意谢尔盖耶夫同志的意见，各届代表大会恰好没有这样的决议。单有著作家的愿望还是不够的。此外，决议并没有被否决，而是转到另一项议程上去了。有人指出，在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下，工人有权推翻委员会。这还不够：这里需要的是指令，而不是煽动。谢尔盖耶夫同志引用《前进报》上的话“寓言喂不了夜莺”，但对《前进报》作了曲解。正是由于党章的条文简略，才需要通过决议来颁布一道指令。我反对安德列耶夫同志的提案。说搞煽动的不是“经济派”，也不是“孟什维克”，这不对。相反，煽动者恰恰是他们。决议就是对煽动的警告。因此，我坚决主张保留决议。[99] （3） 有人说，能胜任委员会委员的工人是没有的，我听到这话感到很不安。问题挂起来了；显然党内出了毛病。委员会里应当吸收工人。奇怪的是：代表大会上总共只有3位著作家，其余的都是委员，可是，著作家主张吸收工人，而委员们却不知为什么发起火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41 [101]（4月22日〔5月5日〕） （1） 我丝毫也不反对这样做，但是让中央委员会来组织代表会议，它承担的工作是否多了呢？ （2） 是的。我反对只会造成形式主义和拖拉作风的补充。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42 [102]（4月23日〔5月6日〕） 注意：不应公布 载于1924年《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43 [103]（4月23日〔5月6日〕） 载于1924年《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44 [104]（4月23日〔5月6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45 （4月23日〔5月6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46 （4月23日〔5月6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60—264页。——编者注］。他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对革命绝对忠诚，富于主动性，聪明，虽然很遗憾，还缺乏坚定的革命世界观。 “俄国目前正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这给在国内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以及革命民主党派和组织提出了一项任务：达成实际协议，以便更有效地攻击专制制度。 过了一个半到两个星期，加邦同志交给我下面这个声明： “亲爱的同志：附上两份你们所知道的代表会议发出的宣言，请将它们转告即将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我认为我本人必须声明，我接受这两个宣言，但在社会主义纲领和联邦制原则问题上，我还有某些保留意见。 这个声明附有两个有趣的文件，其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 “在同一个国家范围内各民族间的关系中运用联邦制原则……对一切靠剥削他人劳动来耕种的土地实行社会化，即交给农业劳动居民共同掌管和享用，而实行这一措施的具体形式、顺序和范围，各民族的党有权根据各自地区的地方条件的特点加以确定；发展社会经济、地方公有经济和村社经济……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代表会议的结果充分证实了促使我们离开代表会议的种种担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非无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百般迁就的社会革命党纲领的翻版。奇怪，居然没有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解决提交代表会议的问题。例如，代表会议曾提出要求，为波兰召开特别立宪会议。我们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我们的纲领承认民族自决原则。但是决不允许撇开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解决这个问题。代表会议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这是在工人党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不能允许撇开无产者的政党来具体解决这类问题。但同时我认为，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也并不排斥召开实际性的代表会议的可能性，不过，第一，要在俄国召开，第二，要对实际存在的力量加以核实，第三，有关民族的问题，应分别进行讨论，或者至少要邀请那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非社会民主党所在地区的地方委员会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 “鉴于： 我同意这个草案。不过是否可以把结尾尽量说得缓和一些，例如，不说“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下”，只说“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下”。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47 [120]（4月25日〔5月8日〕） （1）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确涉及技术问题较多，而涉及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较少。从1900年起我一直在注意党中央机关的活动，应当肯定进步很大。如果说它还不能使我们满意，那是因为完全满意只有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即使那时也未必如此！请注意，“增补”还在起有害的作用！中央委员会很少谈自己的政策，因为这方面它没有什么好谈的。它的主要错误是反对召开代表大会。如果代表大会在一年前召开，那么它会比现在更调和一些。我本人赞成撤销，但如果是因为鼓动召开代表大会而撤销，那我是绝对反对的。不过这一点我不想多谈。看到一个悔过的罪人[121]要比看到99个义人更高兴。至于说到对我的责难，我只说一句：著作家离开了党将一事无成。 （2） 有人指责我关于审判的说法有矛盾。如果代表大会是共同的，提出关于审判的问题还会更早，但是现在，在这以前所发生的一切，已经清楚地表明问题究竟在哪里。中央委员会无法作出说明，因为它陷入了迷途。中央委员会的出路和过去一样在于召开代表大会，尽管它比应该召开的时间晚了一些。当“认罪的被告”出庭时，庭审也就失去意义了。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48 （4月25日〔5月8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49 （4月25日〔5月8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50 （4月25日〔5月8日〕） 指出，不要事先决定关于代表大会记录删节多少的问题。必须出版有关议程的全部讨论。他接着指出，国外的技术工作要重新调整一下，这会加速代表大会记录的出版。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51 [123]（4月25日〔5月8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52 [125]（4月26日〔5月9日〕）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53 （4月26日〔5月9日〕） （1） 认为在高加索就要开始革命的时候，由党负责规定起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只责成中央委员会支持运动。［注：在记录委员会的记录里，发言的末尾措辞如下： （2） 总的来说，我是同意彼得罗夫同志的修改意见的[126]，虽然其中没有革命的号召。［注：在记录委员会的记录里，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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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3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 |
|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3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34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24年《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3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注意：不应公布 |
| 载于1924年《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24年《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
| 载于1905年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例行）代表大会记录全文》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