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1905年6—7月） 序言 ［注：指“波将金公爵号”装甲舰的起义[2]。（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发生前写成的。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3]（第9号，《革命教导着人们》）［注：见本卷第126—135页。——编者注］上指出，这次事变甚至迫使那些编造出起义－过程论并且不同意宣传临时革命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事实上转到或开始转向自己的论敌方面。革命无疑是非常迅速、非常深刻地教导着人们，这在和平的政治发展时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特别重要的是，革命不仅教导着领导者，而且也教导着群众。 ［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只有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会议”（同时在日内瓦举行）只有孟什维克参加[7]。在这本小册子里常常把孟什维克称为“新火星派”，因为他们虽然继续出版《火星报》，但他们以自己当时的同道者托洛茨基为代言人宣布过，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8]之间隔着一条鸿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决议，就最确切、最周到、最完全地表达了那些并非由个别著作家偶然说出、而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负责代表正式通过的策略观点。我们的党比其他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我们的党就是在严格对待自己的策略决议方面，也应当给其他政党做出榜样，以表明我们完全不同于《解放》杂志所表现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立场，完全不同于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空谈，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忽然想起要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要开始研究他们眼前发生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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