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170]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1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¹（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 1 2 ² （1）　　我同意施米特同志的提案，并建议所有愿意支持这一提案的人都签上自己的名字。（2）　　拉林同志的提案无非是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最粗暴的嘲弄…… 3 ³ 4 5 ⁴ ⁵ ［注：见本卷第240—241页。——编者注］，不过把这种思想归结为民意党的夺取政权的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民意党人传播夺取政权的思想的时候，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当时事实上也没有较为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当时，夺取政权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的愿望和空谈，而不是已经兴起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步骤。现在，在经过了1905年10月、11月、12月以后，在广大的工人阶级、半无产阶级分子和农民群众向世界展示了早已看不到的革命运动形式以后，在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已经在莫斯科、南方、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爆发以后，再把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思想归结为民意主义，就等于落后了整整25年，就等于从俄国历史中勾销了一个完整的重大时期。普列汉诺夫说：不要害怕土地革命。但是害怕革命农民夺取政权，也正是害怕土地革命。如果土地革命的胜利不是以革命人民夺取政权为前提，土地革命就是空谈。如果没有革命人民夺取政权这个条件，那就不是土地革命，而是农民骚乱或者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为了结束关于这一条的探讨，我只提醒大家一件事，就连刊载在《党内消息报》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编者注］农民说：“土地是上帝的，土地是人民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分配派”向我们解释说，农民这样说是不自觉的，他们说的是一回事，想的是另一回事。“分配派”说，农民真正的愿望完全和仅仅在于增加自己的土地，扩大小农经济，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同“分配派”的分歧在这里并没有结束，而仅仅是开始。不管农民这些说法在经济上怎样没有根据，或者空洞，我们还是应当抓住这些说法来进行宣传。你是说土地应该由大家使用吗？你愿意把土地交给人民吗？好极了，但是把土地交给人民意味着什么呢？谁来掌管人民的财产和人民的产业呢？官吏，特列波夫之流。你愿意把土地交给特列波夫和官吏吗？不，任何一个农民都会说，他不愿意把土地交给他们。你愿意把土地交给将来可能钻到地方自治机关里去的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吗？不，农民一定不愿意把土地交给这班老爷。因此，我们就要向农民说明，为了在有利于农民的条件下把土地交给全体人民，必须实行一切官员统统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制度。因此，我提出的以实现完全的民主共和制为前提的国有化草案，正好给我们的宣传员和鼓动员提供一条正确的行动路线，它明确而具体地向他们说明，对农民的土地要求的分析应当成为政治宣传、特别是关于实行共和制的宣传的基础。例如，农民米申，被斯塔夫罗波尔的农民选为杜马代表，他带来了复选人的委托书，委托书的全文已经刊载在《俄罗斯国家报》上。⁷ 6 7 ⁸ 8 ⁹ ¹⁰［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88—89页。——编者注］ ¹¹ 9 ¹² 10 11 ¹³ 12 ¹⁴ 13 （1）　　在否决斯托多林的修正案的时候，我发现有人甚至离开了议会斗争的各项原则，因此我要就这个问题提出我个人的意见。（2）　　根据已经提出的声明，我再谈一谈我对斯托多林的修正案问题的个人意见。 14 15 ¹⁵¹⁶ ¹⁷ ¹⁸ 16 ¹⁹ 17 （1）　　说我“支持”沃罗比约夫同志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能在一个党内共同工作的论断，这与事实不符。我决没有“支持过”这种论断，［注：见本卷第356页。——编者注］（2）　　我建议在同崩得合并的章程中加上如下的说明：载于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载于1906年5月9日《浪潮报》第12号
载于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载于1906年5月9日《浪潮报》第12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¹（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 1 2 ² （1）　　我同意施米特同志的提案，并建议所有愿意支持这一提案的人都签上自己的名字。（2）　　拉林同志的提案无非是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最粗暴的嘲弄…… 3 ³ 4 5 ⁴ ⁵ ［注：见本卷第240—241页。——编者注］，不过把这种思想归结为民意党的夺取政权的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民意党人传播夺取政权的思想的时候，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当时事实上也没有较为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当时，夺取政权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的愿望和空谈，而不是已经兴起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步骤。现在，在经过了1905年10月、11月、12月以后，在广大的工人阶级、半无产阶级分子和农民群众向世界展示了早已看不到的革命运动形式以后，在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已经在莫斯科、南方、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爆发以后，再把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思想归结为民意主义，就等于落后了整整25年，就等于从俄国历史中勾销了一个完整的重大时期。普列汉诺夫说：不要害怕土地革命。但是害怕革命农民夺取政权，也正是害怕土地革命。如果土地革命的胜利不是以革命人民夺取政权为前提，土地革命就是空谈。如果没有革命人民夺取政权这个条件，那就不是土地革命，而是农民骚乱或者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改良。为了结束关于这一条的探讨，我只提醒大家一件事，就连刊载在《党内消息报》⁶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编者注］农民说：“土地是上帝的，土地是人民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分配派”向我们解释说，农民这样说是不自觉的，他们说的是一回事，想的是另一回事。“分配派”说，农民真正的愿望完全和仅仅在于增加自己的土地，扩大小农经济，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同“分配派”的分歧在这里并没有结束，而仅仅是开始。不管农民这些说法在经济上怎样没有根据，或者空洞，我们还是应当抓住这些说法来进行宣传。你是说土地应该由大家使用吗？你愿意把土地交给人民吗？好极了，但是把土地交给人民意味着什么呢？谁来掌管人民的财产和人民的产业呢？官吏，特列波夫之流。你愿意把土地交给特列波夫和官吏吗？不，任何一个农民都会说，他不愿意把土地交给他们。你愿意把土地交给将来可能钻到地方自治机关里去的彼特龙凯维奇和罗季切夫之流吗？不，农民一定不愿意把土地交给这班老爷。因此，我们就要向农民说明，为了在有利于农民的条件下把土地交给全体人民，必须实行一切官员统统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制度。因此，我提出的以实现完全的民主共和制为前提的国有化草案，正好给我们的宣传员和鼓动员提供一条正确的行动路线，它明确而具体地向他们说明，对农民的土地要求的分析应当成为政治宣传、特别是关于实行共和制的宣传的基础。例如，农民米申，被斯塔夫罗波尔的农民选为杜马代表，他带来了复选人的委托书，委托书的全文已经刊载在《俄罗斯国家报》上。⁷ 6 7 ⁸ 8 ⁹ ¹⁰［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88—89页。——编者注］ ¹¹ 9 ¹² 10 11 ¹³ 12 ¹⁴ 13 （1）　　在否决斯托多林的修正案的时候，我发现有人甚至离开了议会斗争的各项原则，因此我要就这个问题提出我个人的意见。（2）　　根据已经提出的声明，我再谈一谈我对斯托多林的修正案问题的个人意见。 14 15 ¹⁵¹⁶ ¹⁷ ¹⁸ 16 ¹⁹ 17 （1）　　说我“支持”沃罗比约夫同志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能在一个党内共同工作的论断，这与事实不符。我决没有“支持过”这种论断，［注：见本卷第356页。——编者注］（2）　　我建议在同崩得合并的章程中加上如下的说明：载于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载于1906年5月9日《浪潮报》第12号

载于1907年在莫斯科出版的《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决议草案载于1906年5月9日《浪潮报》第12号

这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草案讨论和通过了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随后，部分代表向主席团提交了关于停开秘密的派别会议的问题的声明。在是否立即讨论这些声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大会表决结果，40票赞成立即讨论，54票反对。10名布尔什维克代表要求就是否立即讨论这些声明问题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主持人费·伊·唐恩认为这种要求只能在表决以前提出。列宁则认为在表决以后也可提出这种要求。这就涉及到对议事规程的解释。布尔什维克彼·彼·鲁勉采夫（施米特）提出了列宁发言中所说的提案：“代表大会决定就代表大会自身应否就议事规程上关于记名投票表决的一般问题的修改和补充进行表决的问题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孟什维克米·亚·卢里叶（尤·拉林）提出了列宁称之为嘲弄代表大会少数派权利的提案：“代表大会认为存在着对已经解决了的、被54票对40票的多数否决了的问题继续拖延辩论的企图，而又不能与之斗争，因而决定进行记名投票表决。”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卢里叶的提案，通过了鲁勉采夫的提案。——323。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了代表大会议程问题。孟什维克费·伊·唐恩反对把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列入议程。——324。 ↩︎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土地问题报告没有收入代表大会的记录，并且至今没有找到。在这本主要由孟什维克编辑的代表大会记录中，也没有收入列宁关于目前形势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的总结发言。——326。 ↩︎
指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第169号登载的马克思文章中的一段话：“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5页）。——328。 ↩︎
《党内消息报》（《Партийные　Извести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于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4月2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330。 ↩︎
斯塔夫罗波尔省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扎·斯·米申带来的委托书刊载于1906年3月28日（4月10日）《俄罗斯国家报》第47号。 ↩︎
这里说的是布尔什维克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目前时期的阶级任务》中的第2条：“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利益要求造成为反对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进行最顺利斗争的条件。”（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27页）——337。 ↩︎
这里说的是1789年雅各宾俱乐部初建时的情况。当时，该俱乐部联合了所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人，但立宪君主派即温和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代表在俱乐部里占优势。——338。 ↩︎
正统派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 ↩︎
国民公会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于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建立。国民公会的代表由年满21岁的全体男性公民普遍选举产生。——340。 ↩︎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原先都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提交过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案。但是这两个决议案是在杜马选举之前草拟的，在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已经过时了。于是两派又分别提出新的决议案。这里收载的是列宁起草的布尔什维克的新的决议案。 ↩︎
列宁的这个书面声明是由于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科斯特罗夫）和Ｈ.Г.契契纳泽（卡尔特韦洛夫）对他在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上关于国家杜马问题的发言作了不正确的说明而提出的。孟什维克把列宁的原话“在梯弗利斯，在孟什维克的高加索的这个中心，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尔古京斯基也许会当选……”（见本卷第347页）转述成了：梯弗利斯社会民主党组织决定把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阿尔古京斯基选入杜马。——348。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米·弗·莫罗佐夫（穆拉托夫——撒马尔罕组织的代表）和Ａ.ф.拉平（特罗菲莫夫——莫斯科组织的代表）就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问题提出了如下修正案：“鉴于……社会民主党没有参加选举，代表大会认为，关于组织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问题只有在弄清楚被选入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分的情况下和他们得到进行选举的地区的所有工人组织的承认以后，才可能解决。”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多数否决了这个修正案。——349。 ↩︎
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讨论孟什维克关于成立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决议案的最后一段时发生的事情。在孟什维克以47票对23票否决了尼·尼·纳科里亚科夫（斯托多林）的修正案后，有10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其中包括列宁，要求就这个修正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哈尔科夫组织的孟什维克代表阿列克先科为此谴责布尔什维克收集“损害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威信的宣传鼓动材料，阻碍了代表大会工作的进行”。列宁和瓦·阿·杰斯尼茨基（索斯诺夫斯基）用书面声明回答了阿列克先科。这个书面声明是在同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见本卷第352页）。——353。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提出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草案。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的决议案评定为“反对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353。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弗·彼·阿基莫夫（马赫诺韦茨）作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报告，公开反对武装起义。他说，随着武装起义而来的必然是“粗暴的无情的反动”。因此，“不论政府向杜马投降与否都无须触动它，它自己会灭亡、会垮台的。普列汉诺夫告诉我们，政府只是坐在刺刀上，因此要摇动、撼动这些刺刀，即专制制度的唯一支柱。而我则说，对！政府是坐在刺刀上，那就让它坐吧！……要知道在刺刀上是坐不长久的……”——354。 ↩︎
格·瓦·普列汉诺夫是在起草武装起义决议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的。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解决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问题。——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