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来》文集序言[64]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16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64]（1907年9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编者注］，该文署名克·土林，载于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文集》1895年圣彼得堡版）重新全文发表，有三个目的。第一，由于读者已经读过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和民粹派在1894—1895年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所以对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就是有意义的。第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和司徒卢威先生共同反对民粹派的同时就向他提出的警告，对于回答那些一再指责我们同这些先生结成联盟的人，对于评价司徒卢威先生的引人注目的政治生涯，也都是有意义的。第三，过去同司徒卢威进行的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的论战，可以作为大有教益的借鉴。这个借鉴表明了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数次受到指责，他们被说成过分热中于同“经济派”[68]、伯恩施坦派[69]、孟什维克进行这样的论战。现在这些指责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调和派”和党外的半社会主义“同情者”中间很有市场。我们这里有人非常喜欢这样说：俄国人，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过分热中于论战和分裂。我们这里有人还喜欢忘掉这样一点：人们过分热中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其中包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尤其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活动条件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十年以前的情况，看看在理论上同“司徒卢威主义”当时已有哪些分歧，以及哪些不大（初看起来不大）的分歧造成了各政党在政治上的彻底分野，引起了在议会中、在许多报刊上和民众集会等场合的无情斗争，是很有好处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那些在本文集所收的其他文章和小册子中以同社会民主党右翼论战的方式阐述的观点，在这本小册子中则是以正面方式阐述的。这里重印了《任务》一文的几篇序言，以便指明这篇文章同我们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联系（例如，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序言着重指出这本小册子同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联系，而1902年的序言则着重指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的演变）。［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一文于1901年发表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勾销了社会民主党人同司徒卢威这个政治家的联系。1895年人们就警告过他，并谨慎地同他这样一个盟友保持距离。1901年又向他这个连纯民主的要求都不能比较彻底地加以坚持的自由派分子宣战。［注：同上，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是1902年初在国外出版的。书中所批评的已经不是著作界的右翼，而是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右翼了。1898年召开了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74]，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75]，其中也包括“劳动解放社”，成了党的国外组织。但是党的中央机关被警察所摧毁，没能恢复。党的统一实际上并不存在，那只不过是一种想法，一项指示。由于对罢工运动和经济斗争的迷恋，当时便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所谓“经济主义”。当《火星报》小组1900年底开始在国外进行活动时，由此产生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1900年春，普列汉诺夫退出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单独成立了一个组织——“社会民主党人”[76]。［注：本书第3卷[79]将转载《火星报》在这几年中刊载过的最重要的文章。］。谁要是评论这部总结却又不知道火星派同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的斗争，不理解这场斗争，那他就是信口开河。《火星报》为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进行了斗争，在1901年和1902年斗争得特别坚决，打败了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在1903年最终建立起这个组织，虽然后来火星派发生了分裂，虽然在狂飙突进时期遭到过种种风浪，但是《火星报》还是保持住了这个组织，在整个俄国革命期间保持住了这个组织，从1901—1902年到1907年，始终保存了这个组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中，读者都会看到国外小组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的、有时是狂暴而残酷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一斗争有许多令人不快的地方。毫无疑问，这场小组斗争是在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还很年轻、还不成熟时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毫无疑问，俄国当代工人运动的当代活动家，必须同小组习气的种种传统断绝关系，必须忘掉和抛弃小组生活与小组纠纷的许多琐事，以便加紧完成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只有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并且同公开的群众活动结合起来，才能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不适合当前任务的小组习气的痕迹。布尔什维克曾在1905年11月的《新生活报》[82]上宣布，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7—87页。——编者注］，这个过渡实质上就是同旧日小组习气中的过时的东西断然决裂……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19—221页。——编者注］。由此可见，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发生在火星派和经济派之间，而经济派所攻击的正是《怎么办？》和纲领草案中共同的东西。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没有特意想把我在《怎么办？》中所作的表述当作一种构成特殊原则的“纲领性的”东西。相反，我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我说在《怎么办？》中我是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见1904年日内瓦版《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正因为我们使劲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将永远是最直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53页。——编者注］。 ※　　　　　※　　　　　※ ［注：见本卷第221—223页。——编者注］中去详谈。这里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就连这样一个过分狭窄的土地纲领，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也觉得太广泛了。马尔丁诺夫和其他“经济派分子”反对这个纲领，理由是它似乎走得太远了！由此可见，旧《火星报》反对“经济主义”的整个斗争，即反对缩小和贬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整个性质的斗争，具有多么重大的实际意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9—78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1904年底，大概是11月或12月在日内瓦出版）就指出了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在现在的书刊中往往可以遇到这样一种看法，说在地方自治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由于布尔什维克认为向地方自治人士示威不会有任何好处而引起的。读者可以看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意见分歧的产生，是因为孟什维克当时大谈什么不要引起自由派的恐慌，尤其是因为1902年罗斯托夫罢工[86]、1903年夏季罢工和街垒战[87]发生之后，也就是在1905年1月9日的前夕，孟什维克把向地方自治人士的示威吹捧成了示威运动的最高形式。我们对孟什维克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这个评价，已经由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第1号（1905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上的一篇评论这个问题的小品文的标题表达出来了，那个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7—122页。——编者注。］。［注：同上，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是1905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该小册子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春天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和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把这些分歧完全固定下来了，并且使它们变成了从无产阶级的任务着眼对我国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所作的估计上的根本分歧。布尔什维克向无产阶级指出，应在民主革命中担任领袖。孟什维克则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归结为担当“极端反对派”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从正面肯定了革命的阶级性质和阶级意义，说胜利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孟什维克总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解释得极不正确，以至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安于充当从属和依附于资产阶级的角色。［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编者注］看来已经结束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已被完全揭穿。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开始承认他们一直是反对革命的，司徒卢威先生也坦率地倾吐了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衷肠。觉悟的无产阶级现在愈是仔细地回顾这整个立宪民主党时期，回顾这整个“立宪的曲折道路”，就会愈加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事先对这个时期和对立宪民主党的实质所作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克确实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客观作用就是用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政策来代替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 ※　　　　　※　　　　　※ ［注：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各种派别和流派之间斗争的分析（见1904年出版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无可争辩地证明了1897年和随后几年的“经济主义”同“孟什维主义”有直接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同1895—1897年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有联系这一点，我在《怎么办？》（1902年）一书中已经指出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不仅有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　　1907年9月
1907年9月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64]（1907年9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编者注］，该文署名克·土林，载于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文集》1895年圣彼得堡版）重新全文发表，有三个目的。第一，由于读者已经读过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和民粹派在1894—1895年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所以对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进行批评就是有意义的。第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和司徒卢威先生共同反对民粹派的同时就向他提出的警告，对于回答那些一再指责我们同这些先生结成联盟的人，对于评价司徒卢威先生的引人注目的政治生涯，也都是有意义的。第三，过去同司徒卢威进行的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的论战，可以作为大有教益的借鉴。这个借鉴表明了理论上不调和的论战在实践上和政治上的价值。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无数次受到指责，他们被说成过分热中于同“经济派”[68]、伯恩施坦派[69]、孟什维克进行这样的论战。现在这些指责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调和派”和党外的半社会主义“同情者”中间很有市场。我们这里有人非常喜欢这样说：俄国人，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布尔什维克，过分热中于论战和分裂。我们这里有人还喜欢忘掉这样一点：人们过分热中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其中包括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尤其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活动条件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十年以前的情况，看看在理论上同“司徒卢威主义”当时已有哪些分歧，以及哪些不大（初看起来不大）的分歧造成了各政党在政治上的彻底分野，引起了在议会中、在许多报刊上和民众集会等场合的无情斗争，是很有好处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那些在本文集所收的其他文章和小册子中以同社会民主党右翼论战的方式阐述的观点，在这本小册子中则是以正面方式阐述的。这里重印了《任务》一文的几篇序言，以便指明这篇文章同我们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联系（例如，阿克雪里罗得写的序言着重指出这本小册子同反对“经济主义”斗争的联系，而1902年的序言则着重指出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的演变）。［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一文于1901年发表在国外出版的《曙光》杂志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勾销了社会民主党人同司徒卢威这个政治家的联系。1895年人们就警告过他，并谨慎地同他这样一个盟友保持距离。1901年又向他这个连纯民主的要求都不能比较彻底地加以坚持的自由派分子宣战。［注：同上，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是1902年初在国外出版的。书中所批评的已经不是著作界的右翼，而是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右翼了。1898年召开了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74]，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75]，其中也包括“劳动解放社”，成了党的国外组织。但是党的中央机关被警察所摧毁，没能恢复。党的统一实际上并不存在，那只不过是一种想法，一项指示。由于对罢工运动和经济斗争的迷恋，当时便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所谓“经济主义”。当《火星报》小组1900年底开始在国外进行活动时，由此产生的分裂就已经成为事实。1900年春，普列汉诺夫退出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单独成立了一个组织——“社会民主党人”[76]。［注：本书第3卷[79]将转载《火星报》在这几年中刊载过的最重要的文章。］。谁要是评论这部总结却又不知道火星派同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的斗争，不理解这场斗争，那他就是信口开河。《火星报》为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进行了斗争，在1901年和1902年斗争得特别坚决，打败了当时占优势的“经济主义”，在1903年最终建立起这个组织，虽然后来火星派发生了分裂，虽然在狂飙突进时期遭到过种种风浪，但是《火星报》还是保持住了这个组织，在整个俄国革命期间保持住了这个组织，从1901—1902年到1907年，始终保存了这个组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97—425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中，读者都会看到国外小组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的、有时是狂暴而残酷的斗争。毫无疑问，这一斗争有许多令人不快的地方。毫无疑问，这场小组斗争是在这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还很年轻、还不成熟时才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毫无疑问，俄国当代工人运动的当代活动家，必须同小组习气的种种传统断绝关系，必须忘掉和抛弃小组生活与小组纠纷的许多琐事，以便加紧完成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只有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并且同公开的群众活动结合起来，才能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不适合当前任务的小组习气的痕迹。布尔什维克曾在1905年11月的《新生活报》[82]上宣布，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7—87页。——编者注］，这个过渡实质上就是同旧日小组习气中的过时的东西断然决裂……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19—221页。——编者注］。由此可见，意见分歧实际上是发生在火星派和经济派之间，而经济派所攻击的正是《怎么办？》和纲领草案中共同的东西。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没有特意想把我在《怎么办？》中所作的表述当作一种构成特殊原则的“纲领性的”东西。相反，我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我说在《怎么办？》中我是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见1904年日内瓦版《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正因为我们使劲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将永远是最直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53页。——编者注］。 ※　　　　　※　　　　　※ ［注：见本卷第221—223页。——编者注］中去详谈。这里重要的是要强调指出：就连这样一个过分狭窄的土地纲领，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也觉得太广泛了。马尔丁诺夫和其他“经济派分子”反对这个纲领，理由是它似乎走得太远了！由此可见，旧《火星报》反对“经济主义”的整个斗争，即反对缩小和贬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整个性质的斗争，具有多么重大的实际意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9—78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1904年底，大概是11月或12月在日内瓦出版）就指出了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在现在的书刊中往往可以遇到这样一种看法，说在地方自治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由于布尔什维克认为向地方自治人士示威不会有任何好处而引起的。读者可以看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意见分歧的产生，是因为孟什维克当时大谈什么不要引起自由派的恐慌，尤其是因为1902年罗斯托夫罢工[86]、1903年夏季罢工和街垒战[87]发生之后，也就是在1905年1月9日的前夕，孟什维克把向地方自治人士的示威吹捧成了示威运动的最高形式。我们对孟什维克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这个评价，已经由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第1号（1905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上的一篇评论这个问题的小品文的标题表达出来了，那个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7—122页。——编者注。］。［注：同上，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是1905年夏天在日内瓦出版的。该小册子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春天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和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把这些分歧完全固定下来了，并且使它们变成了从无产阶级的任务着眼对我国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所作的估计上的根本分歧。布尔什维克向无产阶级指出，应在民主革命中担任领袖。孟什维克则把无产阶级的作用归结为担当“极端反对派”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从正面肯定了革命的阶级性质和阶级意义，说胜利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孟什维克总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解释得极不正确，以至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安于充当从属和依附于资产阶级的角色。［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编者注］看来已经结束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已被完全揭穿。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开始承认他们一直是反对革命的，司徒卢威先生也坦率地倾吐了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衷肠。觉悟的无产阶级现在愈是仔细地回顾这整个立宪民主党时期，回顾这整个“立宪的曲折道路”，就会愈加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事先对这个时期和对立宪民主党的实质所作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克确实执行了错误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客观作用就是用使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支配的政策来代替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 ※　　　　　※　　　　　※ ［注：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各种派别和流派之间斗争的分析（见1904年出版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无可争辩地证明了1897年和随后几年的“经济主义”同“孟什维主义”有直接的联系。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同1895—1897年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司徒卢威主义”有联系这一点，我在《怎么办？》（1902年）一书中已经指出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不仅有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　　1907年9月

19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