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各阶级、各政党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的表现 1．右派和十月党人 ［注：以下注明的页码，凡未另加说明的，均为速记记录的页码。］，即农民的解放（这一点下面我们要专门讲到），然后他就“光明正大地”讲到了土地问题。“大约在100—150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几乎到处都象我国农民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逆来顺受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有过象我们俄国这样的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的残余。”（第1293页）发言人接着说，现在西欧农民却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试问，是什么奇迹把“贫困的、逆来顺受的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呢？“这里只有一个回答：这个奇迹是由农民个人所有制创造的，这种所有制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真诚信念的全部力量来维护这种所有制，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所有制是俄国的力量和未来。”（第1294页）“从上一世纪中叶起，农业化学在植物营养方面有了惊人的……发现，外国农民——小私有者和大私有者并驾齐驱地〈？？〉——利用了这些科学发现，应用人造肥料，使收成有了更大的提高。目前我国在最肥沃的黑土地带每俄亩只收获30—35普特的谷物，有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而国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每年平均收获70—120普特不等。请看，这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这是很有教益的历史上的先例。俄国农民不会步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的后尘，高喊‘上船头去！’[165]〈哎呀，伯爵，可别打这个保票！〉他们会走上一切文明民族已经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走西欧邻邦和波兰弟兄的道路，走俄国西部农民的道路，这些农民已经充分认识到村社所有的土地和农户所有的土地犬牙交错的情况有多大的害处，并且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用独立农庄的经营方式。”（第1296页）接着鲍勃凌斯基伯爵又说，并且说得很对：“这条道路在1861年农奴解放时就已经指出来了。”他建议不惜花上“几千万”，以“造成富裕的农民私有主阶级”。他说：“先生们，这就是我们土地纲领的概要。这不是带有竞选的鼓动性诺言的纲领。这不是破坏现存的社会准则和法律准则的纲领〈这是用暴力逼千百万农民去死的纲领〉，这不是带有危险幻想的纲领，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还是一个问题〉和经受过考验的〈这倒真是实话实说〉纲领。关于俄国人民可能有某种独特的经济道路的梦想早就该抛弃了……但是，为什么象劳动派的和人民自由党的这些根本实现不了的法案竟会提到庄严的立法会议上来呢？世界上任何议会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或者把伊万的土地拿来交给彼得……这些法案的出现是不知所措的结果〈解释得真好！〉……这样，俄国农民们，你们要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一条是宽阔的、看来很好走的道路，也就是有人在这里号召你们走的那条夺取土地和强制转让土地的道路。这条道路开头很诱人，是下坡路，但它的尽头却是悬崖峭壁〈对地主来说吧？〉，这对农民和整个国家说来都是一条死路。另一条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是上坡路，但是这条道路能引导你们到达真理、权利和长久幸福的高峰。”（第1299页） ［注： 见本卷第301页。——编者注］卡拉乌洛夫也部分地赞同立宪民主党人盛加略夫的意见，说哥萨克军队是一个“庞大的土地村社”（第1363页），说“应该废除的是土地私有制”而不是村社，他拥护“实行广泛的土地地方公有化，把土地转归各个区域所有”（第1367页）。同时，他又埋怨官僚的无理挑剔，埋怨“我们不能成为自己财产的主人”（第1368页）。哥萨克对地方公有化的同情有什么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2．立宪民主党人 他说：“叶夫列伊诺夫代表在土地规划委员会问题上向我们提出反驳。［注：社会革命党人叶夫列伊诺夫在同一次会议上（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说道：“按照人民自由党的意图，这些〈土地〉委员会应该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调解人则由官吏充任，这些官吏无疑会使非农民方面获得优势。为什么标榜‘人民自由’的人民自由党，不信任用民主方式而不是用官吏方式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呢？大概是因为，这些委员会如果用这种方式选举，那么农民即代表农民利益的人一定会占绝大多数。那么我要问，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由党是不是信任农民呢？我们记得，1858年政府要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交给各地方，即交给各委员会去决定。诚然，这些委员会是贵族的委员会，可是政府并不是人民自由党，政府是有钱人和一切有产阶级的代表。它依靠贵族，并且信任这些贵族。人民自由党呢，它想依靠人民，却又不信任人民。”（第1326页）］我不知道〈原话如此！！〉他的反驳的根据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本没有谈过这一点〈撒谎！〉；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个法案，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提到不信任人民的话。这样的法案还没提到国家杜马中来，看来他的反驳是出于误会吧。我完全同意左派的两位代表乌斯宾斯基和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的意见，他们谈到暂行条例，谈到必须设立地方土地规划机关。我想这样的机关是会建立起来的，也许最近几天内人民自由党就会提出相应的法案，那时我们将要讨论这个法案。”（第1356页） 看，难道这不是欺骗吗？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既不知道第一届杜马中讨论地方委员会问题的情况，也不知道当时《言语报》上的文章吗？难道他会不明白叶夫列伊诺夫的十分清楚的声明吗？ ［注：见本卷第211页。——编者注］，已经确定了委员会的组成，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却闭口不谈这个组成，没有回答叶夫列伊诺夫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 ［注：在这方面，第一届杜马就33人土地法案的方针（即关于废除土地私有制的问题）所展开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立宪民主党人（彼特龙凯维奇、穆哈诺夫、沙霍夫斯科伊、弗连克尔、奥夫钦尼科夫、多尔戈鲁科夫、科科什金）疯狂地反对把这样的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而且得到葛伊甸的全力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理由对于稍微有一点自尊心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都是很不体面的。这是反动政府的奴仆用警察式的官腔在支吾搪塞。例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说，提交委员会就是承认这个法案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采纳的“可能”。日尔金先生挖苦立宪民主党人说（1906年6月8日第二十三次会议），他可以把这个法案和极右派的法案一并提交委员会审议。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以140票对78票否决了把这个法案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提案！］，反对无偿地转让土地，反对农民占优势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反对革命，尤其反对农民土地革命。他们对于1861年农民“改革”的态度，可以说明他们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看风使舵的立场（目的是把农民出卖给地主）。左派（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出）讲到这次“改革”时全都带着反感和愤懑的心情，把它看作地主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绞索。立宪民主党人却同右派沆瀣一气，对这样的改革感激涕零。 3．右派农民 4．无党派农民 ［注：我们在确定第二届杜马的代表属于哪个党派时，利用了国家杜马刊印的按党派排列的代表名单这一正式文件。有些代表常从这一政党转到另一政党，但是无法根据报上的消息将这种变动考虑进去。再说，在这个问题上利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只会引起混乱。］的发言都摘引一下。这样的农民并不多，只有萨赫诺、谢苗诺夫、莫罗兹、阿法纳西耶夫这几个人。 萨赫诺（基辅省代表）说：“各位人民代表先生！农民代表要走上这个讲坛来反驳有钱的地主老爷是很困难的。现在农民生活非常贫困，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农民在吃地主的苦头，地主在无情地压迫他们……为什么地主可以有很多土地，农民却只有进天国的份呢？……各位人民代表先生，所以农民派我到这里来的时候都嘱咐我，要我坚持他们的要求，要求给他们土地和自由，要求把一切官地、皇室土地、皇族土地、私有土地和寺院土地都无偿地强制转让……各位人民代表先生，你们要知道，一个饿肚子的人看到当局不顾他的痛苦，站在地主老爷那边，他是不可能安安稳稳地坐下去的。他不可能不要求土地，虽然这是违法的事；是贫困迫使他这样做的。一个饿肚子的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因为贫困迫使他顾不得一切，因为他挨饿，他贫穷。”（第1482—1486页） 无党派农民谢苗诺夫（波多利斯克省农民代表）的发言也同样地开诚布公、简洁有力： “……最伤心的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终身受苦。200年来他们一直盼望天上给他们掉下点财富来，但是始终没有掉下来。财富在大地主老爷那里，他们同我们的祖父和父亲一起获得了这些土地，但是土地是上帝的，而不是地主的……我很清楚，土地是属于耕种这些土地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普利什凯维奇代表说：‘革命了，救命啊！’这是什么话？如果强制他们转让土地，那闹革命的将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是战士，是很客气的人……难道我们象司祭一样每人有150俄亩的土地吗？寺院和教会要这些土地干什么呢？先生们，够了，不能再把宝贝搜括起来藏在口袋里了，要切实生活才是。先生们，国家会弄明白的，我什么都很清楚，我们是诚实的公民，我们不搞政治，前面有个发言人已经说过了……他们〈地主〉只是游手好闲，靠吸我们的血、榨取我们的脂膏把自己养肥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委屈他们，我们也要给他们土地。如果计算一下，我们每户可以分摊到16俄亩土地，大地主老爷每户还会剩下50俄亩……千百万人民在受苦受难，老爷们却在花天酒地……我们知道，农民当兵要是有了病，人家就说：‘他家乡有土地。’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呢？根本没有家乡。他的家乡只是在花名册上才有，那里写着他生在什么地方，注明他信什么宗教，可土地他是没有的。我现在对大家说：人民叫我来要求把教会的、寺院的、官家的、皇族的土地，还有强制地主转让的土地，都交给将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劳动人民，而且要在当地交给农民，那里会把土地分好的。我告诉诸位，人民派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求土地、自由和完全的公民自由。这样我们大家都将活下去，不去指明谁是老爷，谁是农民，那时我们大家都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各得其所的主人。”（第1930—1934页） 读读“不搞政治的”农民的这样的发言，就会十分清楚，不仅实现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就是实现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也需要有几十年功夫来对农民群众不断施行暴力，不断用鞭笞、酷刑、监狱和流放来对付一切向往和试图自由行动的农民。斯托雷平懂得这一点，并且正在采取相应的行动。立宪民主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不懂得这一点，那是由于自由派官吏和自由派教授所特有的迟钝，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在伪善地掩饰这一点，“羞羞答答地默不作声”，他们对1861年和以后一些年实行的军事刑罚就是抱的这种态度。如果这种一贯的、不顾一切的暴力手段因碰到国内或国外的某种障碍而遭到挫折，那么“不搞政治的”、无党派的诚实农民便会把俄国建成为农民共和国。 “政府通过农民银行为我们获得土地大开方便之门——这是1861年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政府想要把我们迁到西伯利亚去……要是让那些有几千俄亩土地的人搬到西伯利亚去，把地留下，许多人就可以靠这片土地解决温饱问题了，这样做不是更好吗？（左面鼓掌，右面高喊：“老一套，老一套”）……在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带领一批应征的士兵通过我刚才讲过的那些〈地主的〉土地。我们骑马走了两天两夜多才到达集合地点。士兵问我：‘你把我们往哪儿带？’我说：‘去打日本。’——‘为什么要打仗？’——‘保卫祖国呗。’我自己是个军人，我觉得应当保卫祖国。但是士兵对我说：‘这算什么祖国？这都是利谢茨基、别祖洛夫、波德科派洛夫他们的土地。这里有什么是我们的呢？我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对我讲的这些话，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法从我的心中抹掉……所以，各位先生……总括起来我应该说，在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中，从公爵、贵族、哥萨克到小市民（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大家都应该成为俄国公民，都应该有权使用土地，凡是在土地上劳动、在土地上出力、珍惜和爱护土地的人，都有权使用土地。谁劳动，谁流汗，谁就使用土地。谁不愿靠土地生活，不愿在土地上劳动，不愿在土地上出力，那他就没有权利使用土地。”（第1974页）（1907年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 “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这是从一个农民“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一句绝妙的名言，这位农民想打破土地占有制的等级性（“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想根本消灭农民这一最低等级的名称。“让大家都成为公民。”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土地权——这无非是把业主的观点彻底地用于土地方面。除了业主享有的对土地的权利，除了“珍惜”土地的理由，除了在土地上“出力”的关系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占有土地的根据（如哥萨克“因服役”而占有土地等等），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理由，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农场主肯定会这样看问题，因为他们想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经营，想消除一切局外的、有阻碍作用的旧东西，消除一切原有的土地占有形式。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劝这样的业主拒绝国有化，教他们懂得份地私有制的好处，那岂不是在愚蠢地运用不够成熟的学说吗？ ［注：这种错误思想我们甚至用不着去“消除”，因为以“冷静的”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为首的“冷静的”劳动派自己已经把它消除了。］着手，而不应该从国有化着手。 5．民粹派知识分子 “我们知道，这些农民的确是反动派的首要支柱，是官僚制度可靠的后盾。但是政府打这个算盘，是大大失算了，因为与此同时还将出现农民无产阶级。我不知道究竟哪个好：是农民无产阶级好呢，还是目前少地而采取某些措施之后可能获得足够数量土地的农民好。”（第722页） 这段话流露出瓦·沃·先生那种反动的民粹主义思想：对于谁来说“好”呢？是对于国家吗？对于地主国家，还是对于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无产阶级就不“好”呢？是因为少地农民“可能获得”土地，也就是说可能比无产阶级更容易安抚，更容易被拉进维护秩序的营垒中去吗？从卡拉瓦耶夫先生的言论中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他要为斯托雷平之流提供更可靠的防止社会革命的“保证”！ ［注：参看考茨基在《俄国土地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必须将大量资本用于改进农民农作技术的论断[172]。“地方公有派”在这里可能提出反驳，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会把钱用于共和国的军队，而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却……最可爱的地方公有派先生们，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会从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那里把钱夺走的！况且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要成立这种地方自治机关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不过是市侩的天真愿望。只有拿资产阶级共和国（同其他的国家相比，这种国家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开支最多，例如美国）同资产阶级君主国（向容克地主付几十年的贡赋，例如德国）作对比才是现实的。］。 ［注：城市中的工人政府，农村中的农民委员会（到一定时候会变为按普遍……投票方式选出的机关）——这就是胜利的革命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唯一可能的组织形式。自由派对争取自由的阶级的这些组织形式如此深恶痛绝是不足为奇的！］的憎恨。实现了这样的国有化计划，国家要做的只是决定哪些土地可以作为移民所需的土地，或者需要进行特别的干预（如我们现行纲领中所说的，“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域”），也就是说，要做的只是连“地方公有派”也认为必须交给“民主国家”（应该说是共和国）办理的事情。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00—211页。——编者注］）又集中了土地的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农民。在丹麦的所有农户中，68．3％的农户每户有地不到1哈尔特康，即大约不到9俄亩。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11．1％。另一个极端是，占总数12．6％的农户每户有地4哈尔特康以上（36俄亩以上）。他们拥有的土地总数占全部土地的62％（尼·斯·《土地纲领》新世界出版社版第7页）。这里不用再作解释了。 6．劳动派（民粹派）农民 “……人民自由党为了实际起见，主张不要规定任何对土地的权利。它担心这种权利会吸引大批人从城市迁往乡村，结果每个人只能得到很少的土地。我首先想问一问，什么是对土地的权利？对土地的权利就是劳动的权利，就是吃饭的权利，就是生活的权利，这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试问我们怎么能剥夺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利呢？人民自由党说，如果让全体公民都享有这种权利，把土地分给他们，那每个人得到的土地就会很少。但是，有权利同实际行使权利完全是两回事。比如说吧，在座的各位都有权住在丘赫洛马，然而你们却住在这里；反过来说，住在丘赫洛马的人也有权住在彼得堡，然而他们还是呆在他的老家。所以，担心让所有愿意耕种土地的人都享有对土地的权利就会吸引大批城市居民迁往乡村，这是毫无根据的。只有那些至今还没有同乡村断绝联系的人，只有不久前到城里来的人才会跑到乡下去……凡是在城里确有固定而有保证的收入的人，是不会到乡下去的……我想只有彻底地、永远地废除土地私有制……等等……只有这种解决办法才能使我们满意。”（第1950页） 这一段典型的劳动派议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种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同1848年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劳动权利的言论有没有区别？二者无疑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模糊地表述了斗争的实际历史内容的宣言。不过劳动派的宣言模糊地表述出来的，是客观上可能实现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在20世纪的俄国农民土地革命是可能实现的）的真正任务，而1848年法国小资产者的宣言，却是模糊地表述了在上一世纪中叶的法国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换句话说，19世纪中叶法国工人要求劳动的权利，是希望根据合作制和社会主义等原则革新整个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办不到的。20世纪的俄国农民要求劳动的权利，则是希望在国有化土地上革新农业小生产，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20世纪俄国农民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现实的资产阶级的内容。在19世纪中叶法国小市民和工人对劳动的权利的要求中，除了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就一无所有了。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忽视的就是这个区别。 ［注：这是普通农民用来表达人民专制这一革命思想的典型的说法。在我国革命中，除了农民，没有其他的资产阶级能实现无产阶级纲领中的这一要求。］。（右边喊道：“真的么！”）是真的！（左边鼓掌）贵族老爷们，你们拿我们当过赌注，用我们去换过狗，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曾经全都是你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你们偷去了我们的土地……派我到这里来的农民这样说过：土地是我们的；我们来这里不是购买土地，而是收回土地。”（第1144页）［注：劳动派农民纳扎连科（哈尔科夫省代表）在第一届杜马中说：“如果你们要议论农民对土地的看法，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婴儿离不开母亲的奶，我们农民离不开土地。我们谈论土地只从这一点着眼。你们大概也知道，就在不久以前，老爷还逼迫我们的母亲用自己的奶去喂他们的小狗。现在也在这样干。不过现在老爷的小狗吮的不是生养我们的母亲的奶，它们吮的是养育我们的母亲——大地的奶。”（第495页）］ 7．社会革命党人 ［注：见《第二届杜马代表名册》，无名氏编，私人出版，1907年圣彼得堡版。］。他纯粹按农民方式来论证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并且还拿农民从来没有拒绝保卫俄国免受敌人侵犯这一点作为根据（第1953页）。他大声疾呼地说：“份地制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公开宣布说，土地应该是劳动农民的公共财产，农民自己能够就地分配土地，根本不需要什么官吏来干预，我们早就知道官吏没有给农民带来过任何好处。”（第1954页）“在我们乌拉尔有整批工厂停工了，原因是铁皮没有销路，而另一方面，俄国所有的农舍却都是草屋顶。本来这些农民的房屋早就该是铁皮屋顶了……有市场，却没有买主。在我国谁是大宗买主呢？一亿劳动农民，这就是基本的大宗买主。”（第1952页） 穆申科说：“我们说，只有在废除地界之后，只有在土地私有制原则对土地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被铲除之后，才有可能合理地移居和散居。其次，大臣讲到我国人口的增殖问题……据他说，单是为了满足这一〈160万人口〉增殖的需要，就要有将近350万俄亩土地。他说：这样一来，如果你们想实行平均土地，那么你们从什么地方拿土地来满足这种人口增殖的需要呢？然而我要问问：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原文如此！〉增殖的全部人口都是由农业来吸收的呢？那种按等级、按职业调节人口分布的规律，恰好是一种相反的规律。〈黑体是我们用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国度在工业上不是退化而是发展的，那就是说，在满足食品和原料的基本需要的农业这个基础上，正在盖起不断加高的经济建筑。需求日益增长，新的产品、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出现；加工工业吸收的劳动力愈来愈多。城市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更快，并且大部分增殖的人口都被城市吸收了。各位先生，有时农业人口不仅相对地减少，而且是绝对地减少。如果说这种〈！〉过程在我国进行得很缓慢，那是因为没有地基，无法不断加高经济建筑。农民经济这个基础太不稳固了；工业的市场太狭小了。在土地归人民使用的条件下，将形成健全的、人数众多的、充满生命力的农业人口，那时你们会看到，对工业品的需求将有多大，城市的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有多大。”（第1173页） 这位把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称为土地社会化纲领的“社会革命党人”不是说得很妙吗？他甚至没有料到城市人口增长较快的规律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个“规律”只有通过农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农民之间的“分解”，即通过“真正的业主”排挤掉“穷光蛋”才起作用，才能起作用。这位社会革命党人在资本主义规律的条件下所描绘的那种经济上的和谐，真是幼稚得可怜。但这并不是一心想把劳动同资本的斗争掩盖起来的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讲的和谐。这是想把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消灭的不自觉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讲的和谐。 8．“民族代表” “在我们波兰王国曾经有过夺取地主土地的大规模的农民骚动，这只是在东部地区，即弗沃达瓦县发生的，那里有人对农民们说，他们既然是正教徒，就应该分得地主的土地。这种骚动只是发生在正教徒居民中间。”（第745页） 波兰民族民主党人的这篇发言，引起了白俄罗斯右派农民（来自明斯克省的加甫里尔契克，还有希曼斯基、格鲁金斯基）对波兰地主的猛烈抨击，叶夫洛吉主教自然抓住这个机会，并以1863年俄国政策的精神作了一次狡狯的警察式的发言，说波兰地主压迫俄罗斯农民（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 ［注：契热夫斯基还非常明白地说出了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劳动派提出的、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论点：完成了彻底的农民革命，工业就会发展起来，流入土地方面的资本就会减少。“我们那里的农民，那些派我们到这里来的选民，曾经这样盘算过：‘如果我们稍微富足一点，如果我们每家每年能花五六个卢布买糖吃，那么在每个产甜菜的县里，除了现有的糖厂外，就会再开办几个糖厂。’很自然的，要是开办了这些工厂，集约化的经营该需要多少劳动力啊！那时糖厂的产量就会增加”等等（第622页）。这正是在俄国造成“美国式”农场并使资本主义“按美国方式”发展的纲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9．社会民主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