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1911年3月） “俄国国家制度最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向我们表明，这个制度已经在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改变自己的阶级性质。17世纪的贵族杜马君主制不同于18世纪的官僚贵族君主制。19世纪上半叶的君主制不是1861—1904年的君主制。1908—1910年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标志朝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那个方向又迈了一步。第三届杜马和我国当前的土地政策都与这一步有密切联系。这样看来，这个新阶段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我国资本主义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新阶段没有解决老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也没有消除这些问题，于是就要求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第2期第43页）再过几行又说：“那些否认（或不了解）……我们面临的是老问题，否认我们准备用老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实际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成了自由派的俘虏（象波特列索夫先生、列维茨基先生等人那样）。”（第44页）［注：见本卷第122—123页。——编者注］ 不管谁怎样对待上述论点中所表明的一些想法，然而对于这个时期所作的这种估计中各个部分的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却是未必可以否认的。比如，就拿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来说：毫无疑义，这个法令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它标志着“上层人士”对村社和份地占有制所早已采取的那个土地政策中发生的原则性的转变。但是直到现在，就连诸如立宪民主党人这样一些最无原则的、随风倒的人也不敢断定：这个原则性的转变是否已经解决了问题，是否已经建立了资本主义农民经济的新基础，是否已经消除了老问题。1910年6月14日的法律同第三届杜马选举办法及其社会构成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除非中央政权同封建（我们现在采用这个不完全确切的、全欧洲通用的说法）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结成联盟，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法律，就不可能采用种种办法来施行这个法律。这就是说，我们所面临的，是我国整个资本主义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个阶段是不是排除封建式土地占有者保持“政权和收入”（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呢？不，并不排除。就是在这一方面，也如同在其他各方面一样，已经发生的那些变化并不排除旧制度的基本特点，并不排除各种社会力量旧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因此，自觉的社会活动家的根本任务也就清楚了：要估计到这些新的变化，“利用”它们，把握住它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时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抛弃旧有的东西，要保存基本的东西，这不仅在理论方面、在纲领方面、在政治原则方面要这样做，就是在活动形式方面也要这样做。 “可见，既然政权〈按照拉林的结论〉根本没有‘几乎完全’掌握在土地封建主手里，那么，‘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也就不能变成反对现存政权的全国性斗争……”（第11期第9页）“靠指望即将到来的‘全国性高潮’来制定自己的策略路线，就必定要使自己陷于毫无结果的期待中。”（同上，第11页）“脚踏两只船是不行的。如果政权的社会性质没有丝毫变化，那么无论是任务还是活动形式都应该照旧不变，那么就只有‘同取消派作斗争’。如果谁想继续前进，谁想建设新事物来代替、继续和提高那个已瓦解的、已成为不中用的旧事物，那就请他彻底弄清楚建设的条件吧。”（同上，第14页） 这个拉林岂不是幼稚吗？他居然要求机会主义者“彻底”，居然要求他们“不脚踏两只船”！ “我们至今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由我们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而我们的活动形式是第一由这些任务，第二由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因此，政权的社会性质对于决定我们的任务和活动形式，并没有直接的〈黑体是马尔托夫用的〉关系。” 这不是回答，而是空洞的遁词。马尔托夫又企图搅乱问题，企图把争论引向不发生争论的地方去。问题不在于政权的社会性质同任务以及活动形式有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联系。就算这个联系是间接的，——既然承认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问题就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可是马尔托夫又不敢说一句话来否认有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援引“政治条件”是为了蒙蔽读者。把“政权的社会性质”同“政治条件”对立起来，就好比我如果把人造的胶皮套鞋同雨鞋对立起来一样毫无意义！雨鞋，这也就是胶皮套鞋。除了人造的胶皮套鞋以外，就不会有其他的胶皮套鞋。政权的性质，这也就是政治条件。除了社会性质以外，政权就不会有其他性质。 “这些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援引科甘在1907年《教育》杂志上的文章做例子〉多少明显地露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工人阶级正逐渐地、可以说是有机地‘长入’那个已得到立宪制度萌芽的‘法治国’［注：这个从法语借用来的字眼也许不是所有读者都能懂得的，在我看来，这个字眼用得极不妥当。“法治国”——pays légal的直译，它是指那些在国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并享有民众甩不能享有的宪法特权的阶级或者集团、居民阶层而言的。顺便说说，这对估计马尔托夫的动摇有特殊意义。他不愿承认1908－1910年的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但是，他承认，“资产阶级”（而不是“财阀”）在1907年6月3日“已得到”“立宪制度萌芽”。谁能摸得着头脑啊！］，就是说，资产阶级〈不是“财阀”吗？啊？〉六三特权正逐渐推广到广大的民主派中来。如果当前的带引号的‘取消主义’或当前的‘合法主义’的实际的原则基础果真如此，那么，这就是真正取消我们的传统，就是真正的、奉为原则的合法主义，就是在原则上同我们过去的一切决裂。我们也就应当同这种取消主义作认真的斗争了……难道我们一定会看到爬入革新的托尔马乔夫制度的改良主义者吗？”在这个地方马尔托夫又加了注释：“我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 我们所以需要作这段长篇摘录，为的是使读者弄清楚马尔托夫的“手法”。他承认，科甘（经常同马尔托夫共同撰写重要“著作”的孟什维克）“多少明显地露出了”改良主义。他承认，如果改良主义真是取消主义的原则基础，那么，这就是“同过去决裂”。他喊出响亮的、引人注意的、娓娓动听的话来反对“爬入……的改良主义者”。末了，他要别人相信（你们猜他要别人相信些什么？）：他当然“不怀疑”拉林有改良主义的“倾向”！！ “……19世纪50年代初期，马克思同维利希—沙佩尔的争论恰恰〈！！〉是围绕着关于秘密团体的意义和是否可能由这些团体来领导政治斗争的问题……布朗基主义者〈在60年代的法国〉‘准备’应付这些事变〈应付波拿巴主义的破产〉，建立秘密团体，把单个工人封闭在这些团体里；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支部……却跑到工人组织中去，建立工人组织，用一切手段‘争取合法性’……” 无论前一个例子还是后一个例子，恰恰都文不对题。50年代马克思同维利希的争论，60年代布朗基主义者[106]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完全不在于是否应当“仅仅”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马尔托夫的文章，《生活》杂志第1期第10页）组织中寻找“恢复党的生活的因素”。这一点马尔托夫很清楚，他企图把读者引入迷途是枉费心机的。这两种争论都不涉及“恢复”工人政党的问题，因为当时不能争论关于恢复那时候还根本没有的东西。这两种争论恰恰是关于是否需要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工人政党，阶级的政党。维利希和60年代的布朗基主义者否认的恰恰是这一点，这是马尔托夫很清楚的，他企图谈论现在无可争论的问题，以此来掩盖现在正在争论的问题，这是枉费心机的。马克思不仅在50年代和60年代从来没有主张过“仅仅”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组织中寻找恢复或者产生党的生活的因素；而且甚至在70年代末，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发展处于更高得多的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因为这些机会主义者取消了德国的“党的生活”的最近的历史，他们担忧“极端行动”，谈论“更文明的”运动形式（用当前俄国取消派的话来说就是“欧化”），维护“仅仅”应当在“和平的和可以被容许的”组织中去“寻找恢复……因素”的思想。 马尔托夫写道：“我来总结一下。要给仍旧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现在所做的事情找到理论上的根据和政治上的理由，只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足够了：现时的制度就是专制制度同立宪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结合；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成熟，它可以象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一样，抓住这个制度中这些矛盾的阿基里斯之踵。” 马尔托夫这些话（“足够”）——足够使我们也来作出自己的总结了。马尔托夫认为“足够”的东西，无论立宪民主党人，还是一部分十月党人都是承认的。1911年1月《言语报》对问题的提法，就同1910年8月马尔托夫建议的提法一样：立宪制度同反立宪制度的矛盾的结合；两个阵营——一个拥护立宪，一个反对立宪。对于《言语报》足够的东西，对于马尔托夫也“足够了”。这里连一点点儿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里马克思主义完全烟消云散，由自由主义代替了。我们有“矛盾的结合”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这种说法是不够的，它含有一点点真理和一大堆谬误，它掩盖了矛盾的底蕴，粉饰了现实，否认了摆脱现状的惟一可能的办法，——只有认识和了解这些以后，才算懂得了马克思主义。 “当人们简直不知道明天究竟如何，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处于张皇失措和犹豫不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犹豫不定的等待情绪，就是模模糊糊地不知是希望革命重演，还是希望‘等着瞧’。当前的任务，不是在海边白白地坐等好天气，而是向广大阶层灌输这样的指导思想：在俄国实际生活已经进入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工人阶级应当组织起来，不是‘为了革命’，不是‘等待革命’，而只是为了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复杂的活动来聚集和训练自己的力量；为了用这个方法来培养和积蓄社会主义意识；特别是为了在封建反动势力在经济上必然自取灭亡以后即将到来的俄国立宪革新时期，在俄国各社会阶级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善于确定方向〈辩明方向〉和保卫自己！”（第18页） 这一段话，确切地表达了拉林“纲领”的整个精神和整个含义，也确切地表达了《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包括我们已经分析得“足够了”的尔·马尔托夫的一切取消主义著作的整个精神和整个含义。这一段话，就是最纯粹的、最完整的改良主义。我们现在不能来着重研究这一段话；我们在这里不能对这一段话作应有的详细分析。因此，我们只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左派立宪民主党人，非党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人民社会党人”[110]）和那些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中间的改良主义者，都向工人们鼓吹这样的纲领：聚集自己的力量，培养自己，训练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只是为着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时期保卫自己。这样的纲领大大削减、缩小、阉割工人阶级 载于1911年3月《思想》杂志第4期 |
| 载于1911年3月《思想》杂志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