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派工党的宣言[180]（1911年12月3日〔16日〕） 一 二 “这种胜利之所以非常可能，是因为一大批看到‘破木盆’[183]幻想不能实现而象庸人那样垂头丧气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无可奈何地向往温和的进步主义。而农民在选举中又太软弱，这是由我国选举制的特点造成的，因为这种选举制使省复选人委员会中占优势的土地占有者有可能选‘右派’当农民代表。如果暂且把工人阶级搁在一边不谈，那么这就是目前俄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化的情景。俄国决没有停滞不前或者向后倒退。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无疑日益巩固并在向前迈进。从政治上批准温和进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保守的农业资产阶级的即将到来的统治〈只有英国才是这样！〉的，是根据1907年6月3日制定的选举规则成立的国家杜马〈我们先不同法国和普鲁士作比较，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可见，把刚才所说的一切综合起来，就不得不承认，俄国已经具备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缓慢的、使群众极为痛苦的、但无疑是向前发展的一切前提。当然，发生风暴和动荡的可能性并没有被排除，但是这种可能性不会象革命前那样变成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了。” 真是了不起的哲学。如果由于农民“在选举中太软弱”而把他们搁在一边不谈，又把工人阶级干脆“暂且搁在一边不谈”，那么，发生风暴的可能性当然就完全被排除了！而这就是说，如果用自由派的眼光来看俄国，那就除了自由派的“进步主义”以外什么也看不到。摘下你的自由主义的眼镜，你就会看到另一种情况。因为农民在实际生活中所起的完全不是在六三选举制中的那种作用，所以，“在选举中的软弱”就使所有农民同整个制度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根本没有为“温和的进步主义”敞开大门。因为无论在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俄国，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头10年的俄国，决不能把工人阶级“搁在一边不谈”，所以，罗—柯夫的议论毫不中用。因为统治我国的（无论在第三届杜马之内，或者在第三届杜马之上）是普利什凯维奇派，他们受到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怨言的制约，所以，关于温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即将到来的统治”的空谈，纯粹是自由派的催眠曲。因为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除了用怨言就不能用别的什么来对抗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统治，所以，新的资产阶级俄国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冲突的动力正是被追随自由派的罗—柯夫“搁在一边不谈”的那些人。正因为米留可夫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互相让步”，以迎合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以，区别民主派同自由派的任务就日益迫切地落在工人身上。尼·罗—柯夫既不懂得俄国发生风暴的条件，也不懂得刚才指出的这个甚至在分明没有风暴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任务。 ［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里，“格格奇柯利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彼得罗夫第三”这段话改为：“社会民主党代表，以及一定程度上还有劳动派”。——俄文版编者注］的行为，表明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阶级的力量、自信和斗争的决心，以致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妥协”不仅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被完全排除了。 三 ［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里，“马克思主义者格格奇柯利”这一语词已改为：“马克思主义者波克罗夫斯基和格格奇柯利”。——俄文版编者注］，或者甚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忠诚的民主派彼得罗夫第三这样的会员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就会立刻被清除出新协会…… 载于1911年12月3日《明星报》第32号 |
| 载于1911年12月3日《明星报》第3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