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危机的意义（1911年4月16日〔29日〕） “又说什么燧发枪、民族主义、意志冲动、国家需要吗？唉，这一切都听过了，后来没有应验的诺言也听过了。” 对于十月党人（以及对于那些对立宪民主主义精神理解最深、表达最清楚的《路标》文集作者们）来说，斯托雷平的政策曾经是诱人的“诺言”。十月党人承认，“诺言”并没有应验。 “……看一看这被掘开的、蠕蠕而动的蚂蚁窝——殷勤的报刊，殷勤的演说家，殷勤的代表〈格罗莫博伊先生，请讲完吧：还有殷勤的、奴颜婢膝的资产阶级〉，只能人道地怜悯他们，温和地提醒他们：为彼·阿·斯托雷平效劳已经不行了，——只能对他曲意逢迎。” 可是，彼·阿·斯托雷平并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类型，他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同贵族联合会在一起的“两位一体”。十月党人先生们曾经试图在存在杜马、实行“立宪”、执行托尔马乔夫式的破坏村社的资产阶级政策的条件下，用新的方式同斯托雷平和睦相处。如果说这种试图未能得逞，那完全怪不得斯托雷平。 “……可是要知道，人民代表的全部力量在于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如果他们〈右派十月党人〉由于这种支持〈支持斯托雷平和支持斯托雷平破坏立宪的行为〉的事实本身丢掉了自己的‘面子’，那么他们还会有什么价值呢？” 真是活见鬼了！十月党人竟说起“同人民的联系”是“人民代表的力量”来了！这当然是可笑的！但更可笑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发言，他们一面说“同人民的联系”，一面又说什么反对地方土地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说的可笑的话，本身并不可笑，而是意味深长的。这些话同现在说这些话的人的意愿相反，它们一再表明，立宪幻想的破灭是“立宪”危机的有益后果。 载于1911年4月16日《明星报》第18号 |
| 载于1911年4月16日《明星报》第1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