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项质询（1911年12月） ［注： 我们从马尔柯夫第二的发言中知道，工人代表没有出席会议。马尔柯夫第二对工人代表说：“你们刚才让你们的席位空着……这就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们退出了会场……你们这么做，我虽然不尊敬你们，但我是理解你们的。”马尔柯夫第二在杜马中的表现常常象个十足的流氓。但是上面引证的他的那段话，也同他的同事的很多声明一样，可以从中看出是根据一定阶级的观点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的。这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对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往往要比妄想站在“超阶级”立场上的自由派的陈词滥调有益百倍。］并且以民主派自居的杜马代表中，谁也不愿意说明一下斯托雷平式的“进步”的阶级根源。 久宾斯基先生说：“6月12日条例具有纯粹的政治意义；这个条例旨在排除地方自治社会团体并把向居民赈济粮食的事宜全部移交给政府办理。” “6月12日条例具有纯粹的政治意义……”这是什么话？它散发出多么陈腐的古董气！在25—30年前，即在该诅咒的上世纪80年代，《俄罗斯新闻》用地方自治人士的观点批评政府时，说的就是这种话。久宾斯基先生，醒醒吧！20世纪的头10年你尽在睡大觉。在你安睡的这段时间，旧的俄国已经死亡，新的俄国已经诞生。不可以同这个新的俄国说这种话，指责政府说它的条例具有“纯粹的政治”意义。这句话虽然意图善良，彬彬有礼，十分友好，但它还是比第三届杜马反动分子说的话反动得多。这是那些认为“政治”高深莫测，并幻想“脱离政治”来进行粮食运动的人（或者是被吓得不敢接近任何政治的地方官吏）说的话。只有放弃一种政治而择取另一种政治，放弃一个阶级的政治而择取另一个阶级或另几个阶级的政治，放弃一种政治制度而择取另一种政治制度，才能同当代俄国讲话。这不仅是民主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而且甚至是最狭隘的自由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这里指的是这些政治术语的真正意义来说的。 “……先生们，这个矛盾非常明显，甚至在你们中间〈米留可夫先生当然只是在同“第三届杜马的领导政党”即十月党人谈话〉也有人不止一次地、极为经常地指出这个矛盾，但是很少象我们今这样接触到本质，接触到根源，接触到基本原因。通常你们是怎样谈论制度和管理之间的矛盾问题的？你们推说行政机关的风气不可能一下子改掉〈说得对——如果……如果不消除全部“行政机关”的话，而要消除全部“行政机关”，立宪民主党人也是不会干的〉，你们借口地方行政机关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颁发的指示，你们敢于做的最多不过是指责中央没有颁发适当的指示。过去你们总是把这方面的问题当作事实问题提出来，而现在我们是把它们当作权利问题提出来的。” 米留可夫先生，你非常出色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十月党人指出中央同地方行政机关有密切的，不可分的联系，有极为密切、决不可分的联系，他们是正确的，是完完全全正确的。由此应当得出民主主义的结论，因为在俄国出现托尔马乔夫、杜姆巴泽、雷因博特、伊利奥多尔以及杀害赫尔岑施坦的凶手等等人之后还否认这种联系，那就太可笑了。可你们由于自己的不彻底性，却由此得出了天真的“权利问题”。这权利的范围将由谁来决定呢？你们在这方面怎样才能达成“协议”呢？政治权利如果不是力量对比的表述、记录，那又是什么呢？你们的权利的定义是从西欧的教科书上抄下来的，而西欧教科书所记载的是作为西方长期战斗的整个时期的结果的东西，是作为已经确定的（在根本不同的另一种工人阶级的运动出现以前）西方资产阶级、西方农民、西方地主－封建主和政权等等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力量对比的结果的东西。在俄国，这一时期还刚刚开始，我们现存的问题——现时的历史环境就是如此——就是“事实”问题，而你们向后退，不肯直接地、明确地提出问题，你们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戴上用虚构的“权利”做成的隐身帽。你们所持的观点是自由派官僚的观点，而不是民主派的观点。 载于1911年12月《启蒙》杂志第1期 |
| 载于1911年12月《启蒙》杂志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