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21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一二　　“……未必可以有把握地指望，选举运动在组织上会完全集中地进行，虽然应当采用我们已经谈到的一切办法争取做到这一点……从组织上巩固社会民主党工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 　　别再胡说八道了，托洛茨基的最可敬的竞争者！为什么要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这种文字堆砌来迷惑读者，特别是工人！说什么巩固这种成果！这是文字堆砌，这是用费解的话来装腔作势地重复浅显的道理。组织上的“巩固”始终是需要的，无论是选举以前还是选举以后都是需要的。你把选举称为政治运动，并且“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还谈到“许多〈！〉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你用这种响亮的词句，把怎样组织起来这个真正迫切的重大的实际问题掩盖起来了。是否需要“支部”和这些支部周围的或多或少公开的不稳固的社团网？需要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那这在选举以前和选举以后都需要；选举只是一项工作，只是许多项工作中的一项。如果长期以来没有进行系统的工作，你在选举运动过程中就什么也“巩固”不了。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这是废话。这里用一些响亮的词句掩盖了一个事实：对应该怎样组织起来进行一切活动（不仅仅是选举活动）这一基本问题没有作出确切的回答。　　“……党（阶级的党）只会作为独立行动的工人先锋队的有组织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出现。”（第41页）　　够了！别折磨人了！要知道，在世界上，党是由先进工人和完全转到工人方面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建立和培育出来的。我国也不会例外，用什么“创造性活动”（在需要反复说明基本道理，需要搬运普通的小石头打基础的时候），“独立行动的”先锋队等等之类说得天花乱坠的胡话来吓唬俄国工人读者，是毫无用处的。马尔托夫先生也迷恋于查茨基－达达兰的空话，说什么代替旧人员的“自我消失”（第7—8期合刊第42页）的是“工人阶级的自觉分子”（同上）。三四　　“某些人试图用一个不恰当的——因为会使人产生误解——公式来说明‘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说：什么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确切的原文是“在向……转变……的道路”〉……” 　　“不恰当的”公式……说得多么委婉！马尔托夫的同伙是不是早就看出，这个公式从原则上完全否定了他们认为是唯一救星的那种观点呢？费·唐恩是不是早就说过，“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对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问题，有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呢？　　“……在这个公式中，见不到向专制制度的代表同土地贵族之间瓜分政权倒退一步这一现实。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1905年事件以后才能实现这种瓜分的那些形式，为动员和组织以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为历史使命的社会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种社会力量，按马尔托夫的说法，就是六三时期“被授权成为公开的或者说是可以容许的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注：拉林写道：“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时期保卫自己。”］的同时，支持自由主义立宪派。马尔托夫反驳说，我们还没有资产阶级君主制，但我们了解到下面这样一点就“足够了”：专制制度和立宪主义的结合是矛盾的，我们应当“抓住旧制度的矛盾的要害”。争论的双方都没有看到已经产生的或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之间的联系，双方都没有提到“领导者”在确定俄国资产阶级改造的范围以至类型方面的活动，双方都认为（不管他们是否这样说），是工人阶级在新的资产阶级俄国“得到安排”，而不是由它率领能够否定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的民主派去安排俄国。五　　马尔托夫接着说道：“……比如，1815年复辟的波旁王朝没有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却不得不使自己的统治和他所领导的贵族的统治采取了那些能加速资产阶级的组织、使这个阶级发展成为能够建立1830年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力量的政治形式……” 　　妙极了。在1815年波旁王朝以前，在1789年以前，法国的君主制是封建的、宗法制的。1830年以后，君主制是资产阶级的。那么，马尔托夫自讨没趣地谈到的君主制，即1815—1830年的君主制，是什么样的君主制呢？显然，它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马尔托夫举出的例子绝妙地驳倒了他自己！其次，法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早在1789—1793年的运动中，就开始暴露出它对彻底民主派的仇视。当时，民主派的任务根本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这一点马尔托夫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法国民主派，不顾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卖和反革命情绪，经过长期的艰苦“战役”，建立了在1871年以后得以巩固的政治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初阶段，法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是君主派；在漫长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后阶段，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左派联盟”分子，请尔·马尔托夫不要对此生气！）的行动日益坚决和主动，整个法国资产阶级才改变成共和派，才重新得到培养、教育和新生。在普鲁士以至整个德国，地主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领导权，他们按自己的模样“培育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整整80年中间，无产阶级大约有4次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分子结成各种形式的联合，夺取了领导权，结果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建立比较适合于它的对立者的政治制度。　　马尔托夫接着写道：“比如，普鲁士政权在制止了1843年革命以后，不得不实施宪法和建立对土地占有制有利的立法代表机关；资产阶级就在立宪议会制度的这些微不足道的萌芽的基础上，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可是直到现在它还未能完成国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　　这话真是妙不可言！难道不是吗？马尔托夫用冠冕堂皇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冠冕堂皇的革命的词句掩饰改良主义的议论、理论和纲领，他在这方面真是个能手！费·唐恩在讲到马尔托夫所批评的那个“公式”时，曾猛烈抨击那些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的人。尤·拉林写道，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不应当是为了“等待革命”，而只是“为了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现在马尔托夫竟发现：公式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提到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真是妙不可言！［注：由此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同领地占有制是“反动的一帮”，前者同后者的冲突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不会为民主运动造成机会，因此可以忽视这种冲突。这样的结论是把正确的论点弄到荒谬的地步，是不了解这个论点在什么范围内是正确的。谁都知道，“最大的公正”由于不了解公正和不公正的范围和条件而被弄到荒谬的地步，变成“最大的不公正”：summum jus-summa injuria。我们要提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就是著名的伦敦代表大会对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作了正是正文里讲到的评价，并且承认必须“利用这些政党的活动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07页。——编者注］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72、574页。——编者注］七　　“整个选举运动应当由我们在无产阶级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的斗争旗帜下来进行。无论选举的鼓动内容，还是选举的策略和竞选组织工作的方法，都应当服从〈请注意！〉这个原则。” 　　正是这几句话正确地反映了确定取消派的整个选举鼓动（和整个政策）的“内容”的“原则”！马尔托夫用来安慰马克思主义读者的“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的这些美妙的词句，在这个对“原则”的提法中不过是句空话。所谓原则原来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原则，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注：确切些说，这些传统的内容，这些传统的思想核心，在马尔托夫身上已经完全消失了，但词句还保留着，打“不调和的国际主义者”的“体面幌子”的习惯还时时表现出来。］，以及还不是全无顾忌的新的取消主义；因此，他极力对天起誓：“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可是后来他兜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以后还是脱口说出，整个选举鼓动的“原则”应当是取消派的原则。载于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启蒙》杂志第1期和第2期
载于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启蒙》杂志第1期和第2期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一二　　“……未必可以有把握地指望，选举运动在组织上会完全集中地进行，虽然应当采用我们已经谈到的一切办法争取做到这一点……从组织上巩固社会民主党工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 　　别再胡说八道了，托洛茨基的最可敬的竞争者！为什么要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这种文字堆砌来迷惑读者，特别是工人！说什么巩固这种成果！这是文字堆砌，这是用费解的话来装腔作势地重复浅显的道理。组织上的“巩固”始终是需要的，无论是选举以前还是选举以后都是需要的。你把选举称为政治运动，并且“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还谈到“许多〈！〉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你用这种响亮的词句，把怎样组织起来这个真正迫切的重大的实际问题掩盖起来了。是否需要“支部”和这些支部周围的或多或少公开的不稳固的社团网？需要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那这在选举以前和选举以后都需要；选举只是一项工作，只是许多项工作中的一项。如果长期以来没有进行系统的工作，你在选举运动过程中就什么也“巩固”不了。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这是废话。这里用一些响亮的词句掩盖了一个事实：对应该怎样组织起来进行一切活动（不仅仅是选举活动）这一基本问题没有作出确切的回答。　　“……党（阶级的党）只会作为独立行动的工人先锋队的有组织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出现。”（第41页）　　够了！别折磨人了！要知道，在世界上，党是由先进工人和完全转到工人方面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建立和培育出来的。我国也不会例外，用什么“创造性活动”（在需要反复说明基本道理，需要搬运普通的小石头打基础的时候），“独立行动的”先锋队等等之类说得天花乱坠的胡话来吓唬俄国工人读者，是毫无用处的。马尔托夫先生也迷恋于查茨基－达达兰的空话，说什么代替旧人员的“自我消失”（第7—8期合刊第42页）的是“工人阶级的自觉分子”（同上）。三四　　“某些人试图用一个不恰当的——因为会使人产生误解——公式来说明‘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说：什么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确切的原文是“在向……转变……的道路”〉……” 　　“不恰当的”公式……说得多么委婉！马尔托夫的同伙是不是早就看出，这个公式从原则上完全否定了他们认为是唯一救星的那种观点呢？费·唐恩是不是早就说过，“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对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问题，有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呢？　　“……在这个公式中，见不到向专制制度的代表同土地贵族之间瓜分政权倒退一步这一现实。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1905年事件以后才能实现这种瓜分的那些形式，为动员和组织以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为历史使命的社会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种社会力量，按马尔托夫的说法，就是六三时期“被授权成为公开的或者说是可以容许的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注：拉林写道：“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时期保卫自己。”］的同时，支持自由主义立宪派。马尔托夫反驳说，我们还没有资产阶级君主制，但我们了解到下面这样一点就“足够了”：专制制度和立宪主义的结合是矛盾的，我们应当“抓住旧制度的矛盾的要害”。争论的双方都没有看到已经产生的或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之间的联系，双方都没有提到“领导者”在确定俄国资产阶级改造的范围以至类型方面的活动，双方都认为（不管他们是否这样说），是工人阶级在新的资产阶级俄国“得到安排”，而不是由它率领能够否定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的民主派去安排俄国。五　　马尔托夫接着说道：“……比如，1815年复辟的波旁王朝没有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却不得不使自己的统治和他所领导的贵族的统治采取了那些能加速资产阶级的组织、使这个阶级发展成为能够建立1830年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力量的政治形式……” 　　妙极了。在1815年波旁王朝以前，在1789年以前，法国的君主制是封建的、宗法制的。1830年以后，君主制是资产阶级的。那么，马尔托夫自讨没趣地谈到的君主制，即1815—1830年的君主制，是什么样的君主制呢？显然，它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马尔托夫举出的例子绝妙地驳倒了他自己！其次，法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早在1789—1793年的运动中，就开始暴露出它对彻底民主派的仇视。当时，民主派的任务根本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这一点马尔托夫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法国民主派，不顾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卖和反革命情绪，经过长期的艰苦“战役”，建立了在1871年以后得以巩固的政治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初阶段，法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是君主派；在漫长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后阶段，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左派联盟”分子，请尔·马尔托夫不要对此生气！）的行动日益坚决和主动，整个法国资产阶级才改变成共和派，才重新得到培养、教育和新生。在普鲁士以至整个德国，地主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领导权，他们按自己的模样“培育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整整80年中间，无产阶级大约有4次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分子结成各种形式的联合，夺取了领导权，结果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建立比较适合于它的对立者的政治制度。　　马尔托夫接着写道：“比如，普鲁士政权在制止了1843年革命以后，不得不实施宪法和建立对土地占有制有利的立法代表机关；资产阶级就在立宪议会制度的这些微不足道的萌芽的基础上，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可是直到现在它还未能完成国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　　这话真是妙不可言！难道不是吗？马尔托夫用冠冕堂皇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冠冕堂皇的革命的词句掩饰改良主义的议论、理论和纲领，他在这方面真是个能手！费·唐恩在讲到马尔托夫所批评的那个“公式”时，曾猛烈抨击那些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的地方去”的人。尤·拉林写道，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不应当是为了“等待革命”，而只是“为了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现在马尔托夫竟发现：公式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提到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真是妙不可言！［注：由此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同领地占有制是“反动的一帮”，前者同后者的冲突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不会为民主运动造成机会，因此可以忽视这种冲突。这样的结论是把正确的论点弄到荒谬的地步，是不了解这个论点在什么范围内是正确的。谁都知道，“最大的公正”由于不了解公正和不公正的范围和条件而被弄到荒谬的地步，变成“最大的不公正”：summum jus-summa injuria。我们要提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就是著名的伦敦代表大会对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作了正是正文里讲到的评价，并且承认必须“利用这些政党的活动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207页。——编者注］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72、574页。——编者注］七　　“整个选举运动应当由我们在无产阶级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的斗争旗帜下来进行。无论选举的鼓动内容，还是选举的策略和竞选组织工作的方法，都应当服从〈请注意！〉这个原则。” 　　正是这几句话正确地反映了确定取消派的整个选举鼓动（和整个政策）的“内容”的“原则”！马尔托夫用来安慰马克思主义读者的“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的这些美妙的词句，在这个对“原则”的提法中不过是句空话。所谓原则原来就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原则，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注：确切些说，这些传统的内容，这些传统的思想核心，在马尔托夫身上已经完全消失了，但词句还保留着，打“不调和的国际主义者”的“体面幌子”的习惯还时时表现出来。］，以及还不是全无顾忌的新的取消主义；因此，他极力对天起誓：“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可是后来他兜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以后还是脱口说出，整个选举鼓动的“原则”应当是取消派的原则。载于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启蒙》杂志第1期和第2期

载于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启蒙》杂志第1期和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