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争论的问题

作者：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 · 23

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4—6月）一　1908年的决定二　1910年的决定　　“社会民主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代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两种表现：一方面是否认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削减彻底的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方面的任务和口号等等；另一方面是否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的机会，不懂得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不善于使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去适应当前时局的特殊历史条件等等。　　从这个决定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三年半以前，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所有一切派别的代表，都不得不一致承认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策略的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都被认为是危险的。对这两种倾向人们都没有用偶然性或个别人的恶意来解释，而是用现代工人运动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解释。三　取消派对1908年和1910年的决定的态度　　“没有什么可以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的旧的秘密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它表明一度最富于现实精神的政党的代表人物失去了政治嗅觉。”（1910年《复兴》杂志第5期第51页）　　事实上没有党，要想恢复它，那就是一种有害的空想，——这说得何等鲜明而肯定。这是何等鲜明而公然地背弃党。背弃党的（并且劝导过工人背弃党的）就是那些抛弃地下组织和“幻想”建立公开的党的人。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当时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非派别性，这样做就象鸵鸟，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形成派别和团结是党内改革派，或者确切些说是革命派不容推委的和紧迫的义务。” 　　总之，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公然主张党内革命，即主张消灭原有的党，建立一个新党。［注：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将这段话改变如下（按手稿刊印）：［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补充了“和《新工人报》[58]（1913—1914年）”一语以及如下一段脚注： ——在党已作出了最肯定的、甚至一致通过的决定以后，仍然重复那种包含有明显的取消主义的思想和言论。四　取消主义的阶级意义［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路标》文集”一词省略了，添上了如下一段脚注：。这时，自由派资产阶级不再提地下组织而提为公开的党而斗争了。这是历史事实，这个事实被立宪民主党人（1905—1907年）和进步党人（1913年）反复要想实现合法化的行为证实了。五　“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　　“……社会民主党并不只有为实际情况所迫而进行地下工作的少数同志。如果党只是限于地下组织，那么它会有多少党员呢？两三百人吧？而实际上担负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数千工人，甚至数万工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每一个有头脑的人，只要听到这段议论，就足以认定它是出自自由派之口。第一，他们关于“地下组织”所说的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其中远不止“数百”人。第二，在世界各地，党员人数比起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工人人数来，总是“有限”的。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只有100万党员，而投票拥护社会民主党的约有500万，无产者人数将近1500万。党员人数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人数之间的比例，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的。第三，我们没有其他别的东西可以代替“地下组织”。这就是说，《光线报》是搬出非党工人或党外工人来反对党。这也是自由派分子所惯用的手法，他们竭力想使群众离开它的觉悟的先锋队。《光线报》不懂得党与阶级的关系，正象1895—1901年间的“经济派”不懂得这种关系一样。第四，现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只有当它是本着原有的精神、为着原有的口号而进行的时候，才是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六　　“……杜马代表穆拉诺夫现在只承认三个局部要求，即众所周知的列宁派的选举纲领所依据的三大要求：国家制度完全民主化，八小时工作制，把土地交给农民。《真理报》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可是我们也象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应读作：“我们也象那位硬说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立宪了的米留可夫一样”〉，认为提出局部要求是一种鼓动手段，这种手段只有当它顾及到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时才能产生效果。只有那种一方面对于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具有原则意义，而另一方面又能成为群众的迫切要求的东西，我们才认为可以提出来作为社会民主党目前应当集中注意的那种局部要求。《真理报》所提出的三个要求中，只有一个要求，即八小时工作制，才会在工人的日常斗争中起作用而且也能起作用。其余两个要求在目前只能作为宣传的课题，但不能作为鼓动的课题。关于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可参看格·瓦·普列汉诺夫所著《同饥荒作斗争》这本小册子中那精采的几页〈尔·谢·找错了地方：回忆1899—1902年间普列汉诺夫与“经济派”的论战，对尔·谢·来说是“痛苦的”，因为尔·谢·自己的这些言论，就是从经济派那里抄来的！〉。” 　　你们看，这就是取消派的策略。看吧！尔·谢·用“……完全民主化”这些字眼所描述的以及他所谓的“把土地交给农民”的要求，都不是“群众的迫切要求”，都不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和“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所提出来的要求！！这是多么陈腐的议论，这对每一个没有忘记俄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历史、没有忘记它同背弃民主主义任务的“经济派”多年斗争的人来说是多么熟悉的议论啊！《光线报》抄袭当时企图把工人引上自由主义道路的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观点，是多么高明啊！载于1913年4月12、26日，5月15、29、31日和6月2日《真理报》第85、95、110、122、124、126号
载于1913年4月12、26日，5月15、29、31日和6月2日《真理报》第85、95、110、122、124、126号

几个争论的问题公开的党和马克思主义者（1913年4—6月）一　1908年的决定二　1910年的决定　　“社会民主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代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两种表现：一方面是否认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削减彻底的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方面的任务和口号等等；另一方面是否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的机会，不懂得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不善于使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去适应当前时局的特殊历史条件等等。　　从这个决定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三年半以前，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所有一切派别的代表，都不得不一致承认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策略的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都被认为是危险的。对这两种倾向人们都没有用偶然性或个别人的恶意来解释，而是用现代工人运动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解释。三　取消派对1908年和1910年的决定的态度　　“没有什么可以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的旧的秘密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它表明一度最富于现实精神的政党的代表人物失去了政治嗅觉。”（1910年《复兴》杂志第5期第51页）　　事实上没有党，要想恢复它，那就是一种有害的空想，——这说得何等鲜明而肯定。这是何等鲜明而公然地背弃党。背弃党的（并且劝导过工人背弃党的）就是那些抛弃地下组织和“幻想”建立公开的党的人。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当时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非派别性，这样做就象鸵鸟，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形成派别和团结是党内改革派，或者确切些说是革命派不容推委的和紧迫的义务。” 　　总之，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公然主张党内革命，即主张消灭原有的党，建立一个新党。［注：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将这段话改变如下（按手稿刊印）：［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补充了“和《新工人报》[58]（1913—1914年）”一语以及如下一段脚注： ——在党已作出了最肯定的、甚至一致通过的决定以后，仍然重复那种包含有明显的取消主义的思想和言论。四　取消主义的阶级意义［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路标》文集”一词省略了，添上了如下一段脚注：。这时，自由派资产阶级不再提地下组织而提为公开的党而斗争了。这是历史事实，这个事实被立宪民主党人（1905—1907年）和进步党人（1913年）反复要想实现合法化的行为证实了。五　“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　　“……社会民主党并不只有为实际情况所迫而进行地下工作的少数同志。如果党只是限于地下组织，那么它会有多少党员呢？两三百人吧？而实际上担负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数千工人，甚至数万工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每一个有头脑的人，只要听到这段议论，就足以认定它是出自自由派之口。第一，他们关于“地下组织”所说的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其中远不止“数百”人。第二，在世界各地，党员人数比起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工人人数来，总是“有限”的。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只有100万党员，而投票拥护社会民主党的约有500万，无产者人数将近1500万。党员人数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人数之间的比例，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的。第三，我们没有其他别的东西可以代替“地下组织”。这就是说，《光线报》是搬出非党工人或党外工人来反对党。这也是自由派分子所惯用的手法，他们竭力想使群众离开它的觉悟的先锋队。《光线报》不懂得党与阶级的关系，正象1895—1901年间的“经济派”不懂得这种关系一样。第四，现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只有当它是本着原有的精神、为着原有的口号而进行的时候，才是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六　　“……杜马代表穆拉诺夫现在只承认三个局部要求，即众所周知的列宁派的选举纲领所依据的三大要求：国家制度完全民主化，八小时工作制，把土地交给农民。《真理报》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可是我们也象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应读作：“我们也象那位硬说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立宪了的米留可夫一样”〉，认为提出局部要求是一种鼓动手段，这种手段只有当它顾及到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时才能产生效果。只有那种一方面对于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具有原则意义，而另一方面又能成为群众的迫切要求的东西，我们才认为可以提出来作为社会民主党目前应当集中注意的那种局部要求。《真理报》所提出的三个要求中，只有一个要求，即八小时工作制，才会在工人的日常斗争中起作用而且也能起作用。其余两个要求在目前只能作为宣传的课题，但不能作为鼓动的课题。关于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可参看格·瓦·普列汉诺夫所著《同饥荒作斗争》这本小册子中那精采的几页〈尔·谢·找错了地方：回忆1899—1902年间普列汉诺夫与“经济派”的论战，对尔·谢·来说是“痛苦的”，因为尔·谢·自己的这些言论，就是从经济派那里抄来的！〉。” 　　你们看，这就是取消派的策略。看吧！尔·谢·用“……完全民主化”这些字眼所描述的以及他所谓的“把土地交给农民”的要求，都不是“群众的迫切要求”，都不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和“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所提出来的要求！！这是多么陈腐的议论，这对每一个没有忘记俄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历史、没有忘记它同背弃民主主义任务的“经济派”多年斗争的人来说是多么熟悉的议论啊！《光线报》抄袭当时企图把工人引上自由主义道路的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观点，是多么高明啊！载于1913年4月12、26日，5月15、29、31日和6月2日《真理报》第85、95、110、122、124、126号

载于1913年4月12、26日，5月15、29、31日和6月2日《真理报》第85、95、110、122、124、12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