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别人的旗帜[151]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26

打着别人的旗帜[151]（1915年1月以后）一　　“……不管问题多么复杂，他们〈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总是秉着他们固有的气质去加以解决，总是对冲突作出诊断，总是试图对哪一方获胜可以为他们所期望的有利的前途开辟更广阔的天地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从而为制定自己的策略打下一定的基础。”（第73页，引文中的黑体是我们用的）　　“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这是须要作出判断的，而且是要从国际的观点而不是从民族的观点作出判断；这就是马克思方法论的实质；考茨基正因为没有这样做，所以从“法官”（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辩护律师”（民族主义自由派）。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的思想。亚·波特列索夫深信：他坚持认为某一方（就是自己那一方）获胜是有利的，绝不是“充当辩护律师”，而是出于真正国际的考虑，考虑到另一方犯了“滔天”罪行…… ［注：顺便提一提：亚·波特列索夫不愿意断定谁对1859年战争情况的估计是对的，是马克思还是拉萨尔。我们（与梅林的意见相反）认为，马克思是对的，而拉萨尔在当时，也象他向俾斯麦献媚的时候一样，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拉萨尔鉴于普鲁士和俾斯麦的胜利，鉴于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缺乏足够的力量而看风使舵，从而动摇到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策方面去了。马克思则提倡和发扬了独立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反对民族主义自由派懦弱态度的政策（如果1859年普鲁士出面对拿破仑进行干预，就会推动德国的人民运动）。拉萨尔的眼睛多半不是朝下，而是朝上，只盯着俾斯麦。俾斯麦的“成功”丝毫也不能说明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是对的。］　　“……不要后退，而要前进。不要后退到个别性，而要前进到十分完整、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前进，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就是后退——后退到恩格斯、马克思、拉萨尔那里去，后退到运用他们估计国际冲突的方法；后退到他们那种把各国的国际行动也纳入按民主主义精神加以利用的总范畴的做法。” 　　亚·波特列索夫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而是在一切意义上拉着现代民主派后退，后退到旧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口号和思想，后退到使群众依赖资产阶级……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当时，在1859年，构成欧洲大陆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运动当时是主要的动力。过了55年，原来的反动封建主，已经被和他们一样的衰朽的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巨头所取代，而聪明绝顶的亚·波特列索夫如今还想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用新阶级的观点来估计国际冲突。［注：亚·波特列索夫写道：“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似乎是停滞的时期，每个国家内部都发生了强烈的分子运动过程，国际形势也在渐渐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夺取殖民地和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的政策愈来愈明显地成了这一国际形势的决定因素。”］二三　　“对工作和斗争的过细的限制，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这些被一些人奉为原则的时代标志，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成了他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并且成了他们心理的因素，思想的色彩。”（第71页）“它〈这个时代〉的按部就班、稳健沉着、小心谨慎地前进的才干，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即显然不能适应渐进中断现象，不能适应任何一种灾变现象，这是第一；第二是完全锁闭在民族行动——民族圈子的范围内”（第72页）……“既没有革命，也没有战争”（第70页）……“民主派的‘阵地战’时期拖得愈长……在欧洲的心脏没有发生国际冲突，因而没有经历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风潮，没有敏锐地感觉到全欧或世界范围的利益，这样一个欧洲历史时期在舞台上停留的时间愈长，民主派的民族化就进行得愈是顺利。”（第75—76页）　　这段描述，同托洛茨基对这个时代相应的描述一样，其根本的缺点就是不愿意看见和不愿意承认在上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民主派内部的深刻矛盾。照这样说来，好象这个时代的现代民主派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整个说来充满了渐进主义精神，它民族化了，不习惯于渐进的中断和灾变，它萎缩了，发霉了。载于1917年莫斯科浪涛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第1卷
载于1917年莫斯科浪涛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第1卷

打着别人的旗帜[151]（1915年1月以后）一　　“……不管问题多么复杂，他们〈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总是秉着他们固有的气质去加以解决，总是对冲突作出诊断，总是试图对哪一方获胜可以为他们所期望的有利的前途开辟更广阔的天地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从而为制定自己的策略打下一定的基础。”（第73页，引文中的黑体是我们用的）　　“哪一方获胜比较有利”——这是须要作出判断的，而且是要从国际的观点而不是从民族的观点作出判断；这就是马克思方法论的实质；考茨基正因为没有这样做，所以从“法官”（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辩护律师”（民族主义自由派）。这就是亚·波特列索夫的思想。亚·波特列索夫深信：他坚持认为某一方（就是自己那一方）获胜是有利的，绝不是“充当辩护律师”，而是出于真正国际的考虑，考虑到另一方犯了“滔天”罪行…… ［注：顺便提一提：亚·波特列索夫不愿意断定谁对1859年战争情况的估计是对的，是马克思还是拉萨尔。我们（与梅林的意见相反）认为，马克思是对的，而拉萨尔在当时，也象他向俾斯麦献媚的时候一样，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拉萨尔鉴于普鲁士和俾斯麦的胜利，鉴于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缺乏足够的力量而看风使舵，从而动摇到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策方面去了。马克思则提倡和发扬了独立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反对民族主义自由派懦弱态度的政策（如果1859年普鲁士出面对拿破仑进行干预，就会推动德国的人民运动）。拉萨尔的眼睛多半不是朝下，而是朝上，只盯着俾斯麦。俾斯麦的“成功”丝毫也不能说明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是对的。］　　“……不要后退，而要前进。不要后退到个别性，而要前进到十分完整、十分有力量的国际意识。前进，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就是后退——后退到恩格斯、马克思、拉萨尔那里去，后退到运用他们估计国际冲突的方法；后退到他们那种把各国的国际行动也纳入按民主主义精神加以利用的总范畴的做法。” 　　亚·波特列索夫不是在“某种意义上”而是在一切意义上拉着现代民主派后退，后退到旧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口号和思想，后退到使群众依赖资产阶级……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当时，在1859年，构成欧洲大陆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运动当时是主要的动力。过了55年，原来的反动封建主，已经被和他们一样的衰朽的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巨头所取代，而聪明绝顶的亚·波特列索夫如今还想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用新阶级的观点来估计国际冲突。［注：亚·波特列索夫写道：“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似乎是停滞的时期，每个国家内部都发生了强烈的分子运动过程，国际形势也在渐渐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夺取殖民地和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的政策愈来愈明显地成了这一国际形势的决定因素。”］二三　　“对工作和斗争的过细的限制，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这些被一些人奉为原则的时代标志，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成了他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并且成了他们心理的因素，思想的色彩。”（第71页）“它〈这个时代〉的按部就班、稳健沉着、小心谨慎地前进的才干，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即显然不能适应渐进中断现象，不能适应任何一种灾变现象，这是第一；第二是完全锁闭在民族行动——民族圈子的范围内”（第72页）……“既没有革命，也没有战争”（第70页）……“民主派的‘阵地战’时期拖得愈长……在欧洲的心脏没有发生国际冲突，因而没有经历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风潮，没有敏锐地感觉到全欧或世界范围的利益，这样一个欧洲历史时期在舞台上停留的时间愈长，民主派的民族化就进行得愈是顺利。”（第75—76页）　　这段描述，同托洛茨基对这个时代相应的描述一样，其根本的缺点就是不愿意看见和不愿意承认在上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民主派内部的深刻矛盾。照这样说来，好象这个时代的现代民主派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整个说来充满了渐进主义精神，它民族化了，不习惯于渐进的中断和灾变，它萎缩了，发霉了。载于1917年莫斯科浪涛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第1卷

载于1917年莫斯科浪涛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