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的破产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26

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一二［注：见本卷第96—97、182—183、206—208页。——编者注］三［注：一位不惜假装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布雷斯福德所著《钢和金的战争》一书（1914年伦敦版；书内标明的日期是1914年3月！），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作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民族问题一般说来已不占突出地位，已经解决了（第35页），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现代外交的典型问题”（第36页）是巴格达铁路[199]、供给这条铁路的铁轨、摩洛哥的矿山等等。作者很正确地认为，“现代欧洲外交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事件”之一，就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一起反对凯约（在1911年和1913年）想同德国在共同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允许德国证券在巴黎交易所流通的协议的基础上讲和的企图。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阻止了这种协议（第38—40页）。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向较弱的国家输出资本（第74页）。英国依靠这种资本而获得的利润在1899年是9000—10000万英镑（吉芬），在1909年是14000万英镑（佩什），我们得补充一下：劳合－乔治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说中把利润算成2亿英镑，将近20亿卢布。卑鄙的伎俩，收买土耳其贵族的活动，替自己的子弟在印度和埃及觅取肥缺——这就是事情的实质（第85—87页）。一小撮人从扩张军备和战争中大发其财，拥护他们的是社会和金融家，而跟着拥护和平的人走的则是分散的民众（第93页）。一个今天还在高谈什么和平和裁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完全依附于军火承包商的政党的党员（第161页）。如果三协约国占上风，它们就会夺取摩洛哥并瓜分波斯，三国同盟将会夺取的黎波里，巩固自己在波斯尼亚的地位，征服土耳其（第167页）。伦敦和巴黎在1906年3月借给了俄国数十亿的贷款，帮助沙皇政府镇压解放运动（第225—228页）；英国现在正帮助俄国扼杀波斯（第229页）。俄国已经燃起了巴尔干的战火（第230页）。——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难道不对吗？难道这一切都不是人所共知并为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报纸重复过一千次的吗？一个英国的资产者在大战前夕就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点了。而在上述这些简单的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前，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关于德国负有罪责的理论，考茨基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前景”的理论，是多么不成体统的废话，多么使人难以忍受的伪善，多么娓娓动听的谎言啊！］［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论战争》，《克劳塞维茨全集》第1卷第28页。参看第3卷第139—140页：“大家都知道，战争只是由政府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以为，战争一开始，这些关系就告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状态。我们的看法相反：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在另一种手段介入的情况下的继续。”］。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　　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包括同我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有这种权利……（见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和该作者的其他文章）　　这种无与伦比的论调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枚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要知道，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确认：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工人应当向德国工人开枪，德国工人应当向法国工人开枪！［注：顺便说一下，加尔德宁先生在《生活报》[200]上说，马克思在1848年曾经赞成进行一场革命战争来反对欧洲那些事实上已证明是反革命的民族，即“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这是“革命的沙文主义”，但毕竟还是沙文主义。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会主义（或十足的轻率，——更正确些应当说是：和十足的轻率）罢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始终赞成进行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民族。例如，如果社会主义1920年在美洲或欧洲取得胜利，假定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促使本国的俾斯麦分子来反对我们（哪怕起初是在外交上反对），那我们就要赞成向它们进行一场进攻性的革命战争。加尔德宁先生，您觉得这很奇怪吧？那您就是罗普申一类的革命家了！］四　　“英国保护主义运动的削弱，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军的意图，战前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锐减，以及各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5期第144页）　　他用什么办法从这个“理论”中得出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根据呢？　　他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这本小册子（1915年纽伦堡版）中写道：“极左派”想用社会主义同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对立起来”，就是说，“不仅要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针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进行这种宣传），而且想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看来是很激进的，然而只能把那些不相信能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人统统推到帝国主义阵营中去”（第17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考茨基说什么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利用在德国——特别是在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不可能谈论革命行动的机会，“实现”断章取义。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是要求党立刻进行宣传并准备革命行动，而绝不是“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注：见伯恩哈德·哈尔姆斯《世界经济问题》1912年耶拿版。乔治·佩什《大不列颠在各殖民地……的投资》，载于1910—1911年《皇家统计学会杂志》第74卷第167页。劳合－乔治在1915年初的一次演说中估计英国在国外的资本是40亿英镑，即约800亿马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输出的增长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平衡的。至于资本积累的削弱，或国内市场的容量由于例如群众生活状况的大大改善而大为改变，那是考茨基连提也不会提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两个国家几年来资本输出减少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新纪元到来的结论。五　　“无庸置疑，也无须证明，最迫切地关心世界和平和裁减军备的阶层是存在的。小资产者和小农，甚至许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并不能从帝国主义中得益，对这些阶层来说，战争和扩张军备带来的祸害会大于可能获得的利益。”（第21页）　　这是在1915年2月写的！事实说明，一切有产阶级，直到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都已纷纷站到帝国主义者一边，而考茨基却和套中人[201]一样，做出一副异乎寻常的洋洋自得的神态，用一些甜言蜜语来抹杀这些事实。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根据某些小资产者的言论来判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不断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推翻。这正和不是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以那些赌咒发誓说现存制度充满基督教理想的资产阶级牧师的博爱言词来判断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样。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抽去它的一切内容，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意义的“利益”一词，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关于普遍幸福的天真愿望。［注：恩·舒尔采说，到1915年，全世界的有价证券（包括国家的和市政的公债、工商业公司的典契和股票等等在内）总值是7320亿法郎。在这个数目中，英国占1300亿法郎，美国占1150亿法郎，法国占1000亿法郎，德国占750亿法郎，——这就是说，这4个大国共占4200亿法郎，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超过其他各国并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和掠夺的那些领先的大国民族，获得了多么大的利益和特权（恩斯特·舒尔采博士《在俄国的法国资本》，载于1915年柏林出版的《金融文汇》第32年卷第127页）。对于大国民族来说，“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掠夺其他民族而获得赃物的权利。俄国的帝国主义，如所周知，资本的色彩较淡，可是军事封建的色彩却较浓。］　　“如果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认为，自由贸易能完全消除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矛盾，这当然只能是他们的幻想。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民主制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但是，我们大家关切的是，这些矛盾能用劳动群众遭受痛苦和牺牲最少的斗争形式来消除”（第73页）…… 　　天哪，行行好吧！天哪，饶恕我吧！拉萨尔曾经问道：什么是庸人？他引了一位诗人的名言回答说：“庸人是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202] ※　　　　　※　　　　　※ 六　　“有一种非常荒谬的说法：似乎这场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似乎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似乎德国的、法国的、往往还有英国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对事情不加思考，只听到一小撮议员的一声号召，就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背叛了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史无前例的破产。” 　　这是一个新的诡辩和对工人的新的欺骗：这场战争——请注意！——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　　“当前这场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且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他，考茨基，早在1904年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使泛斯拉夫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起来，“民主的俄国必然会强烈地激起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那时波兰问题也将尖锐起来……那时奥地利就会崩溃，因为目前把彼此趋向分离的分子束缚起来的那个铁箍将随着沙皇制度的崩溃而断裂”（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考茨基自己从他1904年的文章中引来的）……“俄国革命……给了东方的民族要求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使得在欧洲问题之外又加上了亚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当前这场战争中都正在强烈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统治阶级中占优势的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27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这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范例！因为“民主的俄国”会激起东欧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无可争辩的），所以当前这场战争，虽然不会使任何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不管谁胜谁负都会使许多民族遭到奴役，那也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因为“沙皇制度的崩溃”将意味着奥地利由于其民族结构的不民主而瓦解，所以暂时巩固起来的反革命的沙皇政府掠夺奥地利，使奥地利各民族遭受更加惨重的压迫，就使得“当前这场战争”不具有纯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利用所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目的的童话来欺骗愚昧的小市民和闭塞麻木的农民，所以一个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第二国际的代表，就有权用下述“提法”使群众容忍这种欺骗行为：统治阶级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而“人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有“民族的”要求。［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当前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么一切社会党人都应当希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获胜——这就是从当前的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为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我们不谈德国人，免得为自己辩护；可是谁会郑重地断言，象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帝国主义者而背叛了社会主义呢？我们先不谈议员和‘领导机关’……〈这里考茨基显然是暗指罗莎·卢森堡和弗·梅林的《国际》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对领导机关的政策，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领导，如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国会党团等等的政策表现出理所当然的轻蔑〉“……可是谁又敢断言，只要一小撮议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400万觉悟的德国无产者在24小时之内一起向右转，去反对他们从前所追求的目标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件事所证明的当然就不仅是我们党的可怕的破产，而且也是群众〈黑体是考茨基用的〉的可怕的破产了。假如群众真是这样一群无主见的傻瓜，那我们就可以让人家来埋葬我们了。”（第274页）　　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最高权威卡尔·考茨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和一整套可怜的遁词把自己埋葬了。谁不了解这一点甚至感觉不到这一点，谁在社会主义方面就毫无希望；正因为这样，梅林和罗莎·卢森堡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在《国际》杂志上把考茨基之流当作最卑鄙的人物来对待，是做得唯一正确的。［注：考茨基举出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象伦施和亨尼施之类的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者（更不用说机会主义者了），他们举出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就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们是有权举出这些人的。他们说他们与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所采取的实际上是相同的政策，这是事实。然而，考茨基却是以轻蔑的口吻谈论伦施和亨尼施这些已经投靠帝国主义的激进派的。考茨基很感谢上帝，因为他不象这些税吏[207]，他不同意他们，他仍然是个革命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事实上，考茨基的立场同他们是一样的。满嘴甜言蜜语的假仁假义的沙文主义者考茨基，要比呆头呆脑的沙文主义者大卫和海涅、伦施和亨尼施可恶得多。］　　“……400万群众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一起向右转……” 　　这里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德国党组织中的群众不是400万，而是100万，况且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象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只是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一小撮人”。当时人们是向这一小撮人征询意见、号召进行投票表决的；只有他们能够投票表决，能够写文章等等。而群众却无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不仅不允许他们投票表决，而且把他们驱散和赶走，这完全不是“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而是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军事机构现实地存在着，这个机构里面没有领袖叛变的事，它把“群众”一个个地叫来，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去当兵（按照你的领袖们的劝告），要么被枪毙。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组织的决心。［注：顺便说一下，为此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纸都停办，用这种办法来回答不许写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禁令。象《前进报》那样接受不写这类内容的条件，是卑鄙和怯懦的表现。《前进报》由于这样做而在政治上死亡了。尔·马尔托夫的这句话是说对了。但是我们可以保留公开的报纸，只要我们声明这些报纸不是党的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它们只是为一部分工人的技术性需要服务的即非政治性的报纸。可以有评价战争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可以有不作这种评价的公开的工人报刊，它不说谎话，但也不谈真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七［注：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者多么重视“大国的”民族特权对于分裂工人、引诱他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意义。英国帝国主义者柳卡斯在《大罗马和大不列颠》（1912年牛津版）一书中，承认在现代的不列颠帝国中有色人种没有充分的权利（第96—97页），并且指出：“在我们的帝国中，当白种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之间并不是同等的关系，白种工人倒象是有色人种工人的监工。”（第98页）——反社会民主党人帝国联盟的前任书记埃尔温·贝尔格尔在《战争爆发后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版）这本小册子中，赞扬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并且声称他们应当成为“纯粹的工人政党”（第43页），即“本民族的”、“德国的工人政党”（第45页），而不要有“国际主义的空想的”、“革命的”思想（第44页）。——德国帝国主义者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在论述国外投资的一本著作中（1907年版），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民族福利”（第438页），即抢夺殖民地，而称赞英国工人讲“现实主义”，例如，称赞他们反对外来移民。——德国外交官吕多费尔在一本论述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的书中强调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资本的国际化丝毫也不能消除各国资本为争夺权势、争夺“股票的多数”而进行的激烈的斗争（第161页），而且指出，这场激烈的斗争把工人也卷了进去（第175页）。书上注明的日期是1913年10月，当时作者很明白地谈到：“资本的利益”（第157页）是现代战争的起因，“民族趋势”的问题正在成为社会主义的“难题”（第176页），各国政府用不着害怕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主义的游行示威了（第177页），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已经愈来愈成为民族的了（第103、110、176页）。如果国际社会主义能使工人摆脱民族的影响，那么它就会取得胜利，因为单靠暴力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民族感情占了上风，它就会遭到失败（第173—174页）。］自然，习惯的力量，比较“和平的”演进所养成的墨守成规，民族偏见，对于形势的急剧转折的恐惧和怀疑，——这一切都曾作为附加的因素使机会主义以及用假话加以掩饰的同机会主义的怯懦的调和（借口所谓同机会主义调和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和理由）得到加强。战争改变了数十年来所形成的机会主义的面貌，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使它的流派数量更多，种类更加五花八门，使它的信徒的队伍扩大了，用许多新的诡辩丰富了他们的论据，可以说是使许多新的支流和小溪同机会主义的主流汇合起来，但主流并没有消失，而是相反。［注：人们通常只拿“独立工党”来同“英国社会党”作比较。这是不对的。不应当看组织形式，而要看实质。拿日报来说吧：日报有两种，一种是英国社会党的《每日先驱报》，另一种是机会主义联盟的《每日公民报》。这两种日报是进行实际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基本核心——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成了沙文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虽然叫喊得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即使根据1910—1914年这5年的经验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在俄国群众中间进行系统的宣传的。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是“真理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他们是1912年1月重新建立了党的先进工人的代表。［注：有历史意义的8月4日投票之前所发生的事件，是非常典型的。正式的党用官场式的谎言掩盖了这一事件，说多数作出了决定，说大家一致投了赞成票。但是施特勒贝尔在《国际》杂志上揭穿了这一谎言，道出了真情。当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为两派，他们都准备好了最后通牒，即派别性的、分裂性的决定。一派是机会主义者，约30人，他们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投赞成票，另一派是左派，约15人，他们决定（不太坚决）投反对票。当没有任何坚定立场的“中派”即“泥潭派”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投票时，左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就服从了！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统一的”，这纯粹是谎话，它实际上掩盖了左派不得不服从机会主义者的最后通牒的真相。］八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全部有组织的力量竟会站到进行战争的政府的一边，这全部力量竟会被用来压制群众的革命劲头。”（列金的小册子第34页）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文件中的下面这样一个论断也是正确的：　　“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投票表明，另一种观点，尽管它已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也只有不受经过考验的党的领导，只有违背党的机关的意志，只有在克服党和工会的反抗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贯彻。”（同上）　　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组织从外表看可能会被消灭，但其精神会继续存在，这种精神在实行非常法期间曾经鼓舞了党并且帮助了党去克服一切困难。”（同上）　　列金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提到，他召集来听他的报告的那一伙“领袖们”，即那些被称为工会领导人、官员的人，听到上面这些话哄堂大笑起来。在危机的时刻可以而且应当建立秘密的（象在非常法时期那样的）革命组织——这一思想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而列金这条资产阶级最忠实的看家狗还拍着胸脯叫嚷说：　　“这显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破坏组织，以便让群众去解决问题。我毫不怀疑，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说得对！”——自称为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袖的资产阶级奴仆们齐声喊道。（同上，第37页）　　卡·考茨基写道：“当党还小的时候，任何反对战争的抗议，在宣传上所起的作用都相当于一次勇敢的行动。……最近俄国和塞尔维亚同志的行为就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党愈是强大，在它的各项决议的动机中宣传上的考虑和对实际后果的估计就愈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给这两种动机以同等的重视就愈是困难，而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因此，我们愈是强大，在每次出现新的复杂的形势时我们中间就愈是容易发生分歧。”（《国际观点和战争》第30页）　　考茨基的这种议论同列金的议论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的虚伪和怯懦。考茨基事实上是支持和袒护列金之流背弃革命活动的卑鄙行为的，不过，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地，不明确表示意见，用种种暗示来敷衍，只是不断地既向列金鞠躬，也向俄国人的革命行为致敬。这种对待革命者的态度，我们俄国人只是在自由派那里才经常看到：自由派时刻准备承认革命者的“勇敢”，但同时他们丝毫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极端机会主义的策略。有自尊心的革命者决不会接受考茨基的这种“赞扬”，他们一定会愤怒地唾弃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如果当时不存在革命形势，如果当时没有必要宣传革命行动，那么，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行为就是不妥当的，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正确的。但愿列金和考茨基这样的骑士们至少有勇气来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愿他们把它直率地谈出来。九载于1915年9月《共产党人》杂志（日内瓦）第1—2期合刊
载于1915年9月《共产党人》杂志（日内瓦）第1—2期合刊

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一二［注：见本卷第96—97、182—183、206—208页。——编者注］三［注：一位不惜假装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布雷斯福德所著《钢和金的战争》一书（1914年伦敦版；书内标明的日期是1914年3月！），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作者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民族问题一般说来已不占突出地位，已经解决了（第35页），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现代外交的典型问题”（第36页）是巴格达铁路[199]、供给这条铁路的铁轨、摩洛哥的矿山等等。作者很正确地认为，“现代欧洲外交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事件”之一，就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一起反对凯约（在1911年和1913年）想同德国在共同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允许德国证券在巴黎交易所流通的协议的基础上讲和的企图。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阻止了这种协议（第38—40页）。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向较弱的国家输出资本（第74页）。英国依靠这种资本而获得的利润在1899年是9000—10000万英镑（吉芬），在1909年是14000万英镑（佩什），我们得补充一下：劳合－乔治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说中把利润算成2亿英镑，将近20亿卢布。卑鄙的伎俩，收买土耳其贵族的活动，替自己的子弟在印度和埃及觅取肥缺——这就是事情的实质（第85—87页）。一小撮人从扩张军备和战争中大发其财，拥护他们的是社会和金融家，而跟着拥护和平的人走的则是分散的民众（第93页）。一个今天还在高谈什么和平和裁军的和平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完全依附于军火承包商的政党的党员（第161页）。如果三协约国占上风，它们就会夺取摩洛哥并瓜分波斯，三国同盟将会夺取的黎波里，巩固自己在波斯尼亚的地位，征服土耳其（第167页）。伦敦和巴黎在1906年3月借给了俄国数十亿的贷款，帮助沙皇政府镇压解放运动（第225—228页）；英国现在正帮助俄国扼杀波斯（第229页）。俄国已经燃起了巴尔干的战火（第230页）。——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情，难道不对吗？难道这一切都不是人所共知并为全世界社会民主党报纸重复过一千次的吗？一个英国的资产者在大战前夕就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这点了。而在上述这些简单的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前，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关于德国负有罪责的理论，考茨基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的“前景”的理论，是多么不成体统的废话，多么使人难以忍受的伪善，多么娓娓动听的谎言啊！］［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论战争》，《克劳塞维茨全集》第1卷第28页。参看第3卷第139—140页：“大家都知道，战争只是由政府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引起的；但是人们往往都以为，战争一开始，这些关系就告中断，随之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状态。我们的看法相反：战争无非是政治关系在另一种手段介入的情况下的继续。”］。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　　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真正的国际主义就在于承认各国社会党人（包括同我国交战的国家的社会党人）都有这种权利……（见1914年10月2日《新时代》杂志和该作者的其他文章）　　这种无与伦比的论调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枚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要知道，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要确认：为了“保卫祖国”，法国工人应当向德国工人开枪，德国工人应当向法国工人开枪！［注：顺便说一下，加尔德宁先生在《生活报》[200]上说，马克思在1848年曾经赞成进行一场革命战争来反对欧洲那些事实上已证明是反革命的民族，即“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这是“革命的沙文主义”，但毕竟还是沙文主义。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会主义（或十足的轻率，——更正确些应当说是：和十足的轻率）罢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始终赞成进行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民族。例如，如果社会主义1920年在美洲或欧洲取得胜利，假定那时候日本和中国促使本国的俾斯麦分子来反对我们（哪怕起初是在外交上反对），那我们就要赞成向它们进行一场进攻性的革命战争。加尔德宁先生，您觉得这很奇怪吧？那您就是罗普申一类的革命家了！］四　　“英国保护主义运动的削弱，美国关税的降低，裁军的意图，战前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锐减，以及各金融资本集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织——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5期第144页）　　他用什么办法从这个“理论”中得出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根据呢？　　他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这本小册子（1915年纽伦堡版）中写道：“极左派”想用社会主义同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对立起来”，就是说，“不仅要宣传社会主义（我们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针对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统治进行这种宣传），而且想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看来是很激进的，然而只能把那些不相信能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人统统推到帝国主义阵营中去”（第17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考茨基说什么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利用在德国——特别是在战时书报检查的条件下——不可能谈论革命行动的机会，“实现”断章取义。考茨基很清楚，左派是要求党立刻进行宣传并准备革命行动，而绝不是“立刻在行动上实现社会主义”。［注：见伯恩哈德·哈尔姆斯《世界经济问题》1912年耶拿版。乔治·佩什《大不列颠在各殖民地……的投资》，载于1910—1911年《皇家统计学会杂志》第74卷第167页。劳合－乔治在1915年初的一次演说中估计英国在国外的资本是40亿英镑，即约800亿马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输出的增长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平衡的。至于资本积累的削弱，或国内市场的容量由于例如群众生活状况的大大改善而大为改变，那是考茨基连提也不会提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两个国家几年来资本输出减少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新纪元到来的结论。五　　“无庸置疑，也无须证明，最迫切地关心世界和平和裁减军备的阶层是存在的。小资产者和小农，甚至许多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并不能从帝国主义中得益，对这些阶层来说，战争和扩张军备带来的祸害会大于可能获得的利益。”（第21页）　　这是在1915年2月写的！事实说明，一切有产阶级，直到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都已纷纷站到帝国主义者一边，而考茨基却和套中人[201]一样，做出一副异乎寻常的洋洋自得的神态，用一些甜言蜜语来抹杀这些事实。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根据某些小资产者的言论来判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不断地为他们的行动所推翻。这正和不是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以那些赌咒发誓说现存制度充满基督教理想的资产阶级牧师的博爱言词来判断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样。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抽去它的一切内容，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意义的“利益”一词，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关于普遍幸福的天真愿望。［注：恩·舒尔采说，到1915年，全世界的有价证券（包括国家的和市政的公债、工商业公司的典契和股票等等在内）总值是7320亿法郎。在这个数目中，英国占1300亿法郎，美国占1150亿法郎，法国占1000亿法郎，德国占750亿法郎，——这就是说，这4个大国共占4200亿法郎，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超过其他各国并对其他国家进行压迫和掠夺的那些领先的大国民族，获得了多么大的利益和特权（恩斯特·舒尔采博士《在俄国的法国资本》，载于1915年柏林出版的《金融文汇》第32年卷第127页）。对于大国民族来说，“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掠夺其他民族而获得赃物的权利。俄国的帝国主义，如所周知，资本的色彩较淡，可是军事封建的色彩却较浓。］　　“如果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认为，自由贸易能完全消除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经济矛盾，这当然只能是他们的幻想。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民主制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但是，我们大家关切的是，这些矛盾能用劳动群众遭受痛苦和牺牲最少的斗争形式来消除”（第73页）…… 　　天哪，行行好吧！天哪，饶恕我吧！拉萨尔曾经问道：什么是庸人？他引了一位诗人的名言回答说：“庸人是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202] ※　　　　　※　　　　　※ 六　　“有一种非常荒谬的说法：似乎这场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似乎在战争到来时只能作如下的选择：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似乎德国的、法国的、往往还有英国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对事情不加思考，只听到一小撮议员的一声号召，就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背叛了社会主义，从而导致史无前例的破产。” 　　这是一个新的诡辩和对工人的新的欺骗：这场战争——请注意！——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　　“当前这场战争不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而且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他，考茨基，早在1904年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使泛斯拉夫主义以新的形式复活起来，“民主的俄国必然会强烈地激起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那时波兰问题也将尖锐起来……那时奥地利就会崩溃，因为目前把彼此趋向分离的分子束缚起来的那个铁箍将随着沙皇制度的崩溃而断裂”（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考茨基自己从他1904年的文章中引来的）……“俄国革命……给了东方的民族要求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使得在欧洲问题之外又加上了亚洲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当前这场战争中都正在强烈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统治阶级中占优势的则是帝国主义的倾向。”（第27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这是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范例！因为“民主的俄国”会激起东欧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愿望（这是无可争辩的），所以当前这场战争，虽然不会使任何一个民族得到解放，而不管谁胜谁负都会使许多民族遭到奴役，那也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因为“沙皇制度的崩溃”将意味着奥地利由于其民族结构的不民主而瓦解，所以暂时巩固起来的反革命的沙皇政府掠夺奥地利，使奥地利各民族遭受更加惨重的压迫，就使得“当前这场战争”不具有纯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利用所谓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具有民族目的的童话来欺骗愚昧的小市民和闭塞麻木的农民，所以一个学者，“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第二国际的代表，就有权用下述“提法”使群众容忍这种欺骗行为：统治阶级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而“人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有“民族的”要求。［注：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只有在塞尔维亚和在塞尔维亚人那里，我们才看到进行多年的、有几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当前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就是这一运动的“继续”。假定这个战争是孤立的，就是说它同全欧的战争，同英、俄等国的自私的掠夺的目的没有关系，那么一切社会党人都应当希望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获胜——这就是从当前的战争的民族因素中得出的唯一正确的、绝对必需的结论。可是，现在为奥地利的资产者、教权派和将军们效劳的诡辩家考茨基，恰恰没有作出这个结论！　　“我们不谈德国人，免得为自己辩护；可是谁会郑重地断言，象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这样的人，在一天之内就成了帝国主义者而背叛了社会主义呢？我们先不谈议员和‘领导机关’……〈这里考茨基显然是暗指罗莎·卢森堡和弗·梅林的《国际》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对领导机关的政策，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领导，如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国会党团等等的政策表现出理所当然的轻蔑〉“……可是谁又敢断言，只要一小撮议员下一道命令，就能使400万觉悟的德国无产者在24小时之内一起向右转，去反对他们从前所追求的目标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件事所证明的当然就不仅是我们党的可怕的破产，而且也是群众〈黑体是考茨基用的〉的可怕的破产了。假如群众真是这样一群无主见的傻瓜，那我们就可以让人家来埋葬我们了。”（第274页）　　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最高权威卡尔·考茨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和一整套可怜的遁词把自己埋葬了。谁不了解这一点甚至感觉不到这一点，谁在社会主义方面就毫无希望；正因为这样，梅林和罗莎·卢森堡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在《国际》杂志上把考茨基之流当作最卑鄙的人物来对待，是做得唯一正确的。［注：考茨基举出瓦扬和盖得、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象伦施和亨尼施之类的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者（更不用说机会主义者了），他们举出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就是为了替自己的政策作辩护。他们是有权举出这些人的。他们说他们与海德门和普列汉诺夫所采取的实际上是相同的政策，这是事实。然而，考茨基却是以轻蔑的口吻谈论伦施和亨尼施这些已经投靠帝国主义的激进派的。考茨基很感谢上帝，因为他不象这些税吏[207]，他不同意他们，他仍然是个革命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事实上，考茨基的立场同他们是一样的。满嘴甜言蜜语的假仁假义的沙文主义者考茨基，要比呆头呆脑的沙文主义者大卫和海涅、伦施和亨尼施可恶得多。］　　“……400万群众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一起向右转……” 　　这里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德国党组织中的群众不是400万，而是100万，况且代表这个群众组织（也象任何组织一样）的统一意志的，只是它的统一的政治中心，即背叛了社会主义的“一小撮人”。当时人们是向这一小撮人征询意见、号召进行投票表决的；只有他们能够投票表决，能够写文章等等。而群众却无人征询他们的意见。不仅不允许他们投票表决，而且把他们驱散和赶走，这完全不是“按照”一小撮议员的“命令”，而是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军事机构现实地存在着，这个机构里面没有领袖叛变的事，它把“群众”一个个地叫来，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要么去当兵（按照你的领袖们的劝告），要么被枪毙。群众无法有组织地行动，因为他们早先成立的组织，即以列金、考茨基和谢德曼之流的“一小撮人”为代表的组织，已经出卖了群众，而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还需要时间，需要有抛弃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组织的决心。［注：顺便说一下，为此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纸都停办，用这种办法来回答不许写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禁令。象《前进报》那样接受不写这类内容的条件，是卑鄙和怯懦的表现。《前进报》由于这样做而在政治上死亡了。尔·马尔托夫的这句话是说对了。但是我们可以保留公开的报纸，只要我们声明这些报纸不是党的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它们只是为一部分工人的技术性需要服务的即非政治性的报纸。可以有评价战争的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可以有不作这种评价的公开的工人报刊，它不说谎话，但也不谈真情，——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七［注：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者多么重视“大国的”民族特权对于分裂工人、引诱他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意义。英国帝国主义者柳卡斯在《大罗马和大不列颠》（1912年牛津版）一书中，承认在现代的不列颠帝国中有色人种没有充分的权利（第96—97页），并且指出：“在我们的帝国中，当白种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之间并不是同等的关系，白种工人倒象是有色人种工人的监工。”（第98页）——反社会民主党人帝国联盟的前任书记埃尔温·贝尔格尔在《战争爆发后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版）这本小册子中，赞扬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并且声称他们应当成为“纯粹的工人政党”（第43页），即“本民族的”、“德国的工人政党”（第45页），而不要有“国际主义的空想的”、“革命的”思想（第44页）。——德国帝国主义者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在论述国外投资的一本著作中（1907年版），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民族福利”（第438页），即抢夺殖民地，而称赞英国工人讲“现实主义”，例如，称赞他们反对外来移民。——德国外交官吕多费尔在一本论述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的书中强调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资本的国际化丝毫也不能消除各国资本为争夺权势、争夺“股票的多数”而进行的激烈的斗争（第161页），而且指出，这场激烈的斗争把工人也卷了进去（第175页）。书上注明的日期是1913年10月，当时作者很明白地谈到：“资本的利益”（第157页）是现代战争的起因，“民族趋势”的问题正在成为社会主义的“难题”（第176页），各国政府用不着害怕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主义的游行示威了（第177页），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事实上已经愈来愈成为民族的了（第103、110、176页）。如果国际社会主义能使工人摆脱民族的影响，那么它就会取得胜利，因为单靠暴力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民族感情占了上风，它就会遭到失败（第173—174页）。］自然，习惯的力量，比较“和平的”演进所养成的墨守成规，民族偏见，对于形势的急剧转折的恐惧和怀疑，——这一切都曾作为附加的因素使机会主义以及用假话加以掩饰的同机会主义的怯懦的调和（借口所谓同机会主义调和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和理由）得到加强。战争改变了数十年来所形成的机会主义的面貌，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使它的流派数量更多，种类更加五花八门，使它的信徒的队伍扩大了，用许多新的诡辩丰富了他们的论据，可以说是使许多新的支流和小溪同机会主义的主流汇合起来，但主流并没有消失，而是相反。［注：人们通常只拿“独立工党”来同“英国社会党”作比较。这是不对的。不应当看组织形式，而要看实质。拿日报来说吧：日报有两种，一种是英国社会党的《每日先驱报》，另一种是机会主义联盟的《每日公民报》。这两种日报是进行实际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基本核心——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成了沙文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虽然叫喊得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即使根据1910—1914年这5年的经验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在俄国群众中间进行系统的宣传的。俄国国际主义者的基本核心是“真理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他们是1912年1月重新建立了党的先进工人的代表。［注：有历史意义的8月4日投票之前所发生的事件，是非常典型的。正式的党用官场式的谎言掩盖了这一事件，说多数作出了决定，说大家一致投了赞成票。但是施特勒贝尔在《国际》杂志上揭穿了这一谎言，道出了真情。当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为两派，他们都准备好了最后通牒，即派别性的、分裂性的决定。一派是机会主义者，约30人，他们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投赞成票，另一派是左派，约15人，他们决定（不太坚决）投反对票。当没有任何坚定立场的“中派”即“泥潭派”同机会主义者一起投票时，左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于是……就服从了！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统一的”，这纯粹是谎话，它实际上掩盖了左派不得不服从机会主义者的最后通牒的真相。］八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全部有组织的力量竟会站到进行战争的政府的一边，这全部力量竟会被用来压制群众的革命劲头。”（列金的小册子第34页）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文件中的下面这样一个论断也是正确的：　　“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投票表明，另一种观点，尽管它已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也只有不受经过考验的党的领导，只有违背党的机关的意志，只有在克服党和工会的反抗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贯彻。”（同上）　　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8月4日社会民主党党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么组织从外表看可能会被消灭，但其精神会继续存在，这种精神在实行非常法期间曾经鼓舞了党并且帮助了党去克服一切困难。”（同上）　　列金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提到，他召集来听他的报告的那一伙“领袖们”，即那些被称为工会领导人、官员的人，听到上面这些话哄堂大笑起来。在危机的时刻可以而且应当建立秘密的（象在非常法时期那样的）革命组织——这一思想在他们看来是可笑的。而列金这条资产阶级最忠实的看家狗还拍着胸脯叫嚷说：　　“这显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破坏组织，以便让群众去解决问题。我毫不怀疑，这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说得对！”——自称为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袖的资产阶级奴仆们齐声喊道。（同上，第37页）　　卡·考茨基写道：“当党还小的时候，任何反对战争的抗议，在宣传上所起的作用都相当于一次勇敢的行动。……最近俄国和塞尔维亚同志的行为就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党愈是强大，在它的各项决议的动机中宣传上的考虑和对实际后果的估计就愈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给这两种动机以同等的重视就愈是困难，而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因此，我们愈是强大，在每次出现新的复杂的形势时我们中间就愈是容易发生分歧。”（《国际观点和战争》第30页）　　考茨基的这种议论同列金的议论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的虚伪和怯懦。考茨基事实上是支持和袒护列金之流背弃革命活动的卑鄙行为的，不过，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地，不明确表示意见，用种种暗示来敷衍，只是不断地既向列金鞠躬，也向俄国人的革命行为致敬。这种对待革命者的态度，我们俄国人只是在自由派那里才经常看到：自由派时刻准备承认革命者的“勇敢”，但同时他们丝毫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极端机会主义的策略。有自尊心的革命者决不会接受考茨基的这种“赞扬”，他们一定会愤怒地唾弃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如果当时不存在革命形势，如果当时没有必要宣传革命行动，那么，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行为就是不妥当的，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正确的。但愿列金和考茨基这样的骑士们至少有勇气来得出自己的看法，但愿他们把它直率地谈出来。九载于1915年9月《共产党人》杂志（日内瓦）第1—2期合刊

载于1915年9月《共产党人》杂志（日内瓦）第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