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85]（1916年8—9月） ［注：此处用的是外来词“компрометироватъ”，该词来自法语的“compromettre”。——编者注］——用俄语来说就是玷污——它，把它歪曲得面目全非的时候，我们总是回想起和注意到这句名言。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上，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的胜利，出现了一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即当时的“经济主义”或“罢工主义”，“火星派”如果不同它作长期斗争，就不能捍卫无产阶级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反击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遭遇也是这样。它在1905年的群众性工人运动中取得了胜利，其原因之一是它在1905年秋天，在俄国革命进行最重要的搏斗的时期正确地运用了“抵制沙皇杜马”的口号[86]。可是在1908—1910年间，它却不得不经历——并且通过斗争战胜——那种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当时阿列克辛斯基等人大吵大嚷，反对参加第三届杜马。[87] 1．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保卫祖国”的态度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4—165页。——编者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8页。——编者注］如果我们不承认民族战争在今天也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党1915年的决议会不会把1789—1871年间发生过的战争作为例子来谈论民族战争，并且指出我们并不否认那种战争的积极意义呢？显然不会。 ［注：同上，第324页。——编者注］ “德英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其争端将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世界霸权，即对全世界的剥削。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应当站在本国剥削者方面的。”（《新时代》杂志第28年卷第2册第776页） 这是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它同我们的表述完全一致，它彻底揭穿了离开马克思主义而去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今天的考茨基，它十分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战争的原则（我们还要在刊物上谈到这个表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既然有争取民主的斗争，也就可能有争取民主的战争；民族自决只是民主要求之一，它和其他民主要求根本没有任何区别。简单地讲，“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拒绝在民主的战争中“保卫祖国”，即拒绝参加民主的战争，这是荒谬的，这跟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把“保卫祖国”的概念运用于帝国主义战争，即把帝国主义战争说成是民主的战争，从而粉饰帝国主义战争，这就等于欺骗工人，投到反动资产阶级方面去。 2．“我们对新时代的理解” ［注：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这里只须指出，虽然一切关心国际运动的人老早就熟悉这个论点（我们早在1916年春天伯尔尼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就反对过这个论点），可是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派别重述过这个论点，接受过这个论点。彼·基辅斯基在1916年8月写他那篇文章时，也没有说过一句同这种论断或类似论断精神一致的话。 例如，彼·基辅斯基在他那篇文章的开头写道：“它〈自决〉岂不是同在火星上免费得到10000俄亩土地的权利一样吗？对于这个问题，只能十分具体地，同对今天整个时代的估计联系起来加以回答。要知道，在发展当时那种水平的生产力的最好形式——民族国家的形成时代，民族自决权是一回事，在这种形式即民族国家形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民族自决权则是另一回事。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确立的时代与民族国家正在灭亡、资本主义本身也处在灭亡前夜的时代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抛开时间和空间而作‘泛泛’之谈，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 这段议论是歪曲地运用“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概念的标本。正因为这个概念是新的和重要的，所以必须同这种歪曲作斗争！有人说民族国家的形式已经成为桎梏等等，这是指什么呢？是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指德国、法国和英国，由于这些国家参加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才首先成为帝国主义战争。在这些过去特别是在1789—1871年间曾经引导人类前进的国家里，民族国家形形成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在这些国家里民族运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想恢复这种运动只能是荒谬绝伦的反动空想。法兰西人、英吉利人和德意志人的民族运动早已结束，在那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是另一个问题：已获得解放的民族变成了压迫者民族，变成了处在“资本主义灭亡前夜”、实行帝国主义掠夺的民族。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2—263页。——编者注］ 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同弗·伊林的意见相反，我们认为，对于多数〈！〉西欧〈！〉国家来说，民族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岂不是说，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英吉利人、荷兰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的民族运动并没有在17、18、19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完成吗？在文章开头，“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概念被曲解成这样：似乎民族运动已经完成，而不仅是在西欧各先进国家里已经完成。同一篇文章的结尾却说，正是在西欧国家“民族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岂不是思想混乱吗？ 3．什么叫作经济分析？ 他写道：“这是不是说，自决在帝国主义时代不能实现，如同劳动货币在商品生产下不能实现一样呢？”彼·基辅斯基随即回答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谈的正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这两个社会范畴之间的逻辑矛盾，如同劳动货币和商品生产这另外两个范畴之间存在着的逻辑矛盾一样。帝国主义是自决的否定，任何魔术家都无法把自决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 不管彼·基辅斯基用以挖苦我们的“魔术家”这个字眼多么吓人，我们还是应当向他指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作经济分析。“逻辑矛盾”——当然，在正确的逻辑思维的条件下——无论在经济分析中或在政治分析中都是不应当有的。因此，在恰恰应当作经济分析而不是作政治分析的时候，搬出一般“逻辑矛盾”来搪塞，这无论如何是不适当的。无论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都属于“社会范畴”。可见，彼·基辅斯基虽然一开始就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自决不能实现，如同劳动货币在商品生产下不能实现一样），可是后来他实际上只是兜圈子，而没有作出经济分析。 “工业资本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商业借贷资本的合成物。借贷资本曾为工业资本效劳。现在资本主义克服了各种形式的资本，产生一种最高级的，统一的资本即金融资本，因此，整个时代都可以称为金融资本时代，而与这种资本相应的对外政策体系便是帝国主义。” 从经济上来看，这整个定义都毫无用处，因为全是空话，而没有确切的经济范畴。但是现在我们不可能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彼·基辅斯基把帝国主义称为“对外政策体系”。 ［注：彼·基辅斯基是否知道，马克思用一个多么不礼貌的字眼来称呼这样的“逻辑手法”？我们决不对彼·基辅斯基使用这个不礼貌的字眼，但不得不指出：把恰恰在进行争论的东西、恰恰还须要加以证明的东西随心所欲地塞进某一概念的定义中去，——马克思把这称之为“骗子手法”。再说一遍，我们不对彼·基辅斯基使用马克思的这个不礼貌的用语。我们只是揭示他的错误的根源。（以上的文字在手稿上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他写道：“普选制、八小时工作制以至共和制，从逻辑上说都是和帝国主义相容的，尽管帝国主义极不喜欢〈！！〉它们，所以实现起来就极为困难。” 诙谐的字眼有时可以使学术著作增色，假如在谈论一个重大问题时，除了这些字眼，还从经济和政治方面对种种概念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决不反对所谓帝国主义并不“喜欢”共和制这种信口开河的说法。彼·基辅斯基用信口开河代替这种分析，掩盖缺乏分析。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页。——编者注］ ※ ※ ※ 4．挪威的例子 “单凭一个甚至许多个关于小企业战胜大企业的例子，还不足以驳倒马克思的如下正确论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都伴随着生产的积聚和集中。” 这个论点也是以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为根据的。选择这样的例子，是为了转移人们（读者和作者）对争论的真正实质的注意。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53—259页。——编者注］ ［注：如果在当前战争的一种结局下，在欧洲建立波兰、芬兰等新国家完全“可以实现”（同时丝毫不会破坏帝国主义的发展条件和它的实力，反而会加强金融资本的影响、联系和压力），那么，在战争的另一种结局下，建立匈牙利、捷克等新国家同样也“可以实现”。英帝国主义者现在已经在谋划自己一旦取得胜利时如何实现这第二种结局。帝国主义时代既不会消灭各民族要求政治独立的意向，也不会消灭这种意向在世界帝国主义关系范围内的“可实现性”。超出这一范围，则无论俄国的共和制或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巨大的民主改革，不经过多次革命就“不能实现”，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巩固。彼·基辅斯基对于帝国主义同民主之间的关系，简直是一窍不通。］ ※ ※ ※ 5．关于“一元论和二元论” “国际的一元论的行动，被二元论的宣传所代替。” 统一的行动是同“二元论”的宣传相对立的，——这听起来似乎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可惜，我们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我们就必须说，这和杜林的“一元论”一样，是口头上的“一元论”。恩格斯在反对杜林的“一元论”时写道：“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6页，黑体是列宁用的。——编者注］ ［注：例如，可参看古尔维奇论美国移民和工人阶级状况的一部英文（《移民与劳动》）。］。这是事实。压迫民族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多数居民）的勾当。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6页。——编者注］。无论波兰人或者彼·基辅斯基，对这一点都没有表示过异议。但谁也不愿意想一想，从默认我们是正确的这一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为了教育俄国人和波兰人采取“统一的行动”，国际主义者决不能在两者中间进行同样的宣传。大俄罗斯（和德国）工人应当无条件地赞成波兰的分离自由，否则在目前他们实际上就成了尼古拉二世或兴登堡的奴仆。而波兰工人只能有条件地主 张分离，因为想用某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胜利来投机（象“弗腊克派”那样），那就意味着充当它的奴仆。这种差别是国际的“一元论的行动”的条件，不了解这种差别，就等于不了解为了采取“一元论的行动，来反对比如莫斯科附近的沙皇军队，为什么革命军队必须从下诺夫哥罗德向西挺进，而从斯摩棱斯克向东挺进。 ※ ※ ※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5页。——编者注］彼·基辅斯基在他的文章的第3节（第1章）中，用好几页篇幅所重复的正是这个真理，——当然是为了“反驳”我们！——而且在重复时加以歪曲。他写道：“我们设想并且从来就设想，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严格民主〈！！？〉集中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作为一部分居民统治另一部分居民的机构将会消失。”这是糊涂观点，因为民主也是“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统治，也是一种国家。作者显然不了解社会主义胜利后国家消亡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过程的条件是什么。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62—263页。——编者注］，但是，彼·基辅斯基只是由于不经心或者不善于思考而“没有觉察到”，我们提出这一条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恰恰是为了驳斥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言论。只有西欧和北美各先进国家才已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彼·基辅斯基在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一封信[90]（《〈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91]）中可以读到对这种实在的而不只是许愿的“思想”的具体说明：幻想什么“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就是把社会主义推迟到希腊的卡连德日[92]，也就是使它“永无实现之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编者注］，——因为恩格斯同可笑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大不相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认为，在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必采取一定的民主措施，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消灭各个地方的民族压迫。无产阶级将改造它取得了胜利的那些国家。这不能一下子做到，而且也不能一下子“战胜”资产阶级。我们在自己的提纲中特意着重指出了这一点，而彼·基辅斯基又没有想一想，我们在谈到民族问题的时候强调这一点，究竟是为了什么。 “单是我们 要批评一个有名的作者，要答复他，就不能不完整地引用他的文章的论点，哪怕是几个最主要的论点。但是，即使只是完整地引出彼·基辅斯基的一个论点，那也随时都可以发现，他的每一句话都有两三个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疏忽的地方！ 6．彼·基辅斯基所涉及和歪曲了的其他政治问题 “就无产阶级这个词的本义来说”，在纯粹的殖民地“没有无产阶级”（第2章第3节末尾）。“既然如此，‘自决’是向谁提出的呢？向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向费拉[93]？向农民？当然不是。社会党人〈黑体是彼·基辅斯基用的〉向殖民地提出自决口号，是荒唐的，因为向没有工人的国家提出工人党的口号，根本就是荒唐的。” 不管说我们观点“荒唐”的彼·基辅斯基多么气愤，我们还是不揣冒昧，恭恭敬敬地向他指出：他的论据是错误的。只有臭名昭著的“经济派”才认为，“工人党的口号”仅仅是向工人提出的。［注：我们劝彼·基辅斯基再读一读亚·马尔丁诺夫之流在1899—1901年间所写的东西。他在那里可以为“自己”找到许多论据。］不对，这些口号是向全体劳动居民、向全体人民提出的。我们党纲中的民主要求那一部分（彼·基辅斯基“根本”没有想一想它的意义），是专门向全体人民提出的，因此我们在党纲的这一部分里讲的是“人民”。［注：“民族自决”的某些可笑的反对者反驳我们的理由是：“民族”是被分成阶级的！我们常常对这些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我们在党纲民主要求那一部分里谈的是“人民专制”。］ “因此，我们向殖民地只限于提出否定的口号，也就是说，只限于由社会党人对本国政府提出‘从殖民地滚出去！’的要求。这个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要求，会加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并不违背发展的趋势，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占有殖民地。” 作者不能或者是不愿意多少考虑一下政治口号的理论内容，这简直令人吃惊！难道因为我们不使用理论上精确的政治术语而只用一些鼓动词句，问题就会有所改变吗？说“从殖民地滚出去”，就是用鼓动的词句来避开理论的分析！我们党的任何一个鼓动员，在说到乌克兰、波兰、芬兰等等时，都有权对沙皇政府（“自己的政府”）说“从芬兰等等地区滚出去”，但是，头脑清楚的鼓动员都懂得，不能仅仅为了“加剧”而提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口号。只有阿列克辛斯基式的人物才会坚持用“加剧”反对某种祸害的斗争的愿望来为“退出黑帮杜马”这个“否定的”口号作辩护。 “如果工人问一位宣传员，无产者应当怎样对待独立〈即乌克兰的政治独立〉问题，而他得到的回答是：社会党人争取分离权，但同时进行反对分离的宣传，那么工人会怎样想呢？” 我想，我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十分明确的答复。这就是，我认为任何头脑清楚的工人都会想：彼·基辅斯基不善于思想。 ［注：看来，彼·基辅斯基不过是继德国和荷兰的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复“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个口号罢了，他不但没有考虑这个口号的理论内容和意义，而且也没有考虑俄国的具体特点。荷兰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局限于“从殖民地滚出去”这个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第一，对多数西欧国家说来，民族压迫的典型情况就是殖民地压迫，第二，在西欧各国，“殖民地”这个概念是特别清楚、明了和重要的。 都会这样“想”的。 彼·基辅斯基在给我们前面所引的那段话所作的脚注中写道：“我们强调指出，我们完全赞成‘反对暴力兼并……’的要求”。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要求”等于承认自决，如果不把这个要求归结为自决，就不可能正确地确定“兼并”这个概念，对我们这个十分明确的说法，作者根本不置可否！大概他认为，为了进行争论只须提出论点和要求就够了，而不必加以证明吧！ 他接着写道：“……总之，对一系列可以加强无产阶级反帝意识的要求，我们完全接受其否定的提法，何况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找出相应的肯定的提法。反对战争，但是不赞成民主的和平……” 不对，从头到尾都错了。作者读过我们的“和平主义与和平口号”这个决议（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第44—45页［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67页。——编者注］），看来，甚至同意这个决议，但显然并没有理解它。我们赞成民主的和平，只是提醒工人不要受人欺骗，似乎在现今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条件下，如决议中所说，“不经过多次革命”，民主的和平也能实现。我们宣告，“抽象地”宣传和平，即不考虑各交战国现有政府的真实阶级本质，尤其是帝国主义本质，那就是蒙蔽工人。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如果革命使我们党掌握了政权，党要立刻向各交战国建议缔结民主的和约。［注：同上，第27卷第55页。——编者注］ “如果在这种场合〈即妻子想离开丈夫〉，妻子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离婚权利〉，那么这种权利又有什么用处呢？或者，假使这一权利的实现取决于第三者的意志，或者更糟糕，取决于向这个妻子‘求爱’的人的意志，那又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争取宣布这样的权利吗？当然不是！” 这一反驳表明，他根本不了解一般民主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使被压迫阶级不能“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常见的，不是个别情形，而是典型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离婚权多半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被压迫的女性在经济上受压迫，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有什么样的民主，妇女始终是“家庭女奴”，是被关在卧室、育儿室和厨房里的女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选举“自己的”人民法官、官吏、教师、陪审员等等的权利，同样多半是不能实现的，其原因就是工人和农民在经济上受压迫。关于民主共和国，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的党纲“宣布”民主共和国为“人民专制”，虽然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懂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最民主的共和国也只是导致资产阶级收买官吏，导致交易所和政府结成联盟。 7．结论。阿列克辛斯基的手法 载于1924年《星》杂志第1期和第2期 |
| 载于1924年《星》杂志第1期和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