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61]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39

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61]（评论）［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88页。——编者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论俄国罢工统计》和《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编者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孟什维克对“专政”这个口号的态度是否定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着重指出，工人代表苏维埃“实际上是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就是明确地这样说的（《报告》第92页）。孟什维克虽然承认苏维埃的意义，主张“协助建立”苏维埃等等，但是他们不承认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根本不谈这种类型或相似类型的“新的革命政权”，干脆否认专政的口号。不难看出，现在我们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所有分歧在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上已经露出了苗头。也不难看出，孟什维克（不论俄国的或别国的，如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等等）过去和现在都在这个问题的提法上表现出他们是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否认革命这个概念中最本质和最基本的东西的改良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我详细地论证了孟什维克的这一责难正好暴露出他们的机会主义，暴露出他们真正的政治面貌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是无产阶级内部自由派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当时（1905年夏）我以主张君主立宪的俄国自由派为例说过，当革命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时，反对革命的人也会“承认革命”的。现在，到了1920年，还可以补充一句，不论德国或意大利的自由派资产者，或者说至少是他们中间最有学识和最圆滑的人，都准备“承认革命”了。但是，当年俄国的自由派和孟什维克，以及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由派、屠拉梯分子、考茨基分子，都是“承认”革命而又不肯承认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专政的。这恰恰就暴露了他们的改良主义，表明他们完全不配做革命家。　　“梅林出版了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62]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说明中说，资产阶级书刊还对《新莱茵报》提出过如下指责，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马克思遗著》第3卷第53页）。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国的孟什维克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碰碰运气’（《火星报》第103号第3版第2栏）。为了向孟什维克说清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页。——编者注］　　1905年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论述专政问题的。　　“莫斯科的枪声停息了，军警专政正在纵饮欢庆，拷打和大屠杀遍及俄国各地，正在这个时候，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发出了反对左派使用暴力、反对各革命政党成立的罢工委员会的言论。靠杜巴索夫之流养活的、拿学术做交易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们，竟把‘专政’译成‘强化的警卫’。‘学术界人士’为了贬低革命斗争的意义，竟不惜歪曲自己在中学里学的拉丁文。专政就是（请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一种专政。但是问题在于，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一小撮警察对人民的专政，也有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暴徒、强盗和人民政权篡夺者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右派无法无天地横行肆虐、卑鄙无耻地使用暴力的时代，庸俗地歪曲‘专政’这个科学概念，哭哭啼啼地反对左派使用暴力，这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妥协主义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站的是什么立场。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妥协主义者’都胆战心惊地躲了起来。在革命人民胜利的时候（10月17日），‘妥协主义者’都从洞里钻出来，装模作样，大唱高调，狂叫：那真是‘光荣的’政治罢工。当反革命占了上风，‘妥协主义者’就对战败者假惺惺地大加劝导和教诲。胜利的罢工是‘光荣的’。失败的罢工是罪恶的、野蛮的、无意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起义是丧失理智，是自发势力的胡闹，是野蛮行为，是荒唐举动。总而言之，‘妥协主义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华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强者，打乱斗争者的阵脚，忽而妨碍这一方，忽而妨碍那一方，磨掉斗争的锋芒，麻痹为自由而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革命意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3节《什么是人民自由党？》。——编者注］　　其次，我把针对鲁·布兰克先生的关于专政问题的说明摘引出来，将是非常适时的。1906年，这个鲁·布兰克在一家实质上是孟什维克的、但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165]上，表达了孟什维克的观点，称赞他们，说他们“致力于把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引上以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国际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　　“布兰克先生对比了俄国革命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致是1905年10—12月。这是革命旋风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得胜的时期，或者，如果不怕过早地下断语的话，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时期。［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5节《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和《题外话。对立宪民主党的政治家和博学的教授们的通俗的谈话》。——编者注］　　1905—1906年俄国关于专政问题的争论就是这样。　　1920年10月20日
1920年10月20日

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61]（评论）［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88页。——编者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论俄国罢工统计》和《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编者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孟什维克对“专政”这个口号的态度是否定的。布尔什维克当时着重指出，工人代表苏维埃“实际上是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就是明确地这样说的（《报告》第92页）。孟什维克虽然承认苏维埃的意义，主张“协助建立”苏维埃等等，但是他们不承认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根本不谈这种类型或相似类型的“新的革命政权”，干脆否认专政的口号。不难看出，现在我们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所有分歧在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上已经露出了苗头。也不难看出，孟什维克（不论俄国的或别国的，如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等等）过去和现在都在这个问题的提法上表现出他们是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否认革命这个概念中最本质和最基本的东西的改良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编者注］）。我详细地论证了孟什维克的这一责难正好暴露出他们的机会主义，暴露出他们真正的政治面貌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是无产阶级内部自由派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当时（1905年夏）我以主张君主立宪的俄国自由派为例说过，当革命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时，反对革命的人也会“承认革命”的。现在，到了1920年，还可以补充一句，不论德国或意大利的自由派资产者，或者说至少是他们中间最有学识和最圆滑的人，都准备“承认革命”了。但是，当年俄国的自由派和孟什维克，以及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由派、屠拉梯分子、考茨基分子，都是“承认”革命而又不肯承认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专政的。这恰恰就暴露了他们的改良主义，表明他们完全不配做革命家。　　“梅林出版了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62]上发表的论文集，他在论文集的说明中说，资产阶级书刊还对《新莱茵报》提出过如下指责，说它要求‘立刻实行专政，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的唯一手段’（《马克思遗著》第3卷第53页）。从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看来，专政和民主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排斥的。资产者不懂阶级斗争的理论，看惯了政治舞台上各个资产阶级小集团之间的无谓争吵，以为专政就是废除一切自由和一切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横行，就是滥用权力以谋专政者个人的利益。实质上，我国的孟什维克正表现了这种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所以偏爱‘专政’这个口号，是因为列宁‘很想碰碰运气’（《火星报》第103号第3版第2栏）。为了向孟什维克说清阶级专政的概念和个人专政的区别，以及民主专政的任务和社会主义专政的任务的区别，谈一谈《新莱茵报》的观点也许不是无益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页。——编者注］　　1905年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论述专政问题的。　　“莫斯科的枪声停息了，军警专政正在纵饮欢庆，拷打和大屠杀遍及俄国各地，正在这个时候，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发出了反对左派使用暴力、反对各革命政党成立的罢工委员会的言论。靠杜巴索夫之流养活的、拿学术做交易的立宪民主党教授们，竟把‘专政’译成‘强化的警卫’。‘学术界人士’为了贬低革命斗争的意义，竟不惜歪曲自己在中学里学的拉丁文。专政就是（请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永远记住）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胜利的政权都只能是一种专政。但是问题在于，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一小撮警察对人民的专政，也有绝大多数人民对一小撮暴徒、强盗和人民政权篡夺者的专政。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在右派无法无天地横行肆虐、卑鄙无耻地使用暴力的时代，庸俗地歪曲‘专政’这个科学概念，哭哭啼啼地反对左派使用暴力，这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妥协主义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站的是什么立场。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妥协主义者’都胆战心惊地躲了起来。在革命人民胜利的时候（10月17日），‘妥协主义者’都从洞里钻出来，装模作样，大唱高调，狂叫：那真是‘光荣的’政治罢工。当反革命占了上风，‘妥协主义者’就对战败者假惺惺地大加劝导和教诲。胜利的罢工是‘光荣的’。失败的罢工是罪恶的、野蛮的、无意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起义是丧失理智，是自发势力的胡闹，是野蛮行为，是荒唐举动。总而言之，‘妥协主义者’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华就在于：曲意奉迎目前的强者，打乱斗争者的阵脚，忽而妨碍这一方，忽而妨碍那一方，磨掉斗争的锋芒，麻痹为自由而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革命意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3节《什么是人民自由党？》。——编者注］　　其次，我把针对鲁·布兰克先生的关于专政问题的说明摘引出来，将是非常适时的。1906年，这个鲁·布兰克在一家实质上是孟什维克的、但表面上是无党派的报纸[165]上，表达了孟什维克的观点，称赞他们，说他们“致力于把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引上以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国际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　　“布兰克先生对比了俄国革命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致是1905年10—12月。这是革命旋风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在杜马选举中得胜的时期，或者，如果不怕过早地下断语的话，可以把它叫作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时期。［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5节《立宪民主党的自负的典型》和《题外话。对立宪民主党的政治家和博学的教授们的通俗的谈话》。——编者注］　　1905—1906年俄国关于专政问题的争论就是这样。　　1920年10月20日

1920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