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1921年3月） 1 （3月8日） 2 （3月8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23—256页。——编者注］，这些任务的提出是以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作为依据的，但实际上那时国内战争还只是刚刚开始。你们都还记得，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我们的一切打算都是以向和平建设转变为基础的，我们估计当时对波兰作出的巨大让步[5]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但是波兰资产阶级在4月里就发动进攻，他们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一样，把我们的爱好和平的态度当作软弱的表现，结果他们吃了大亏，接受了一个对他们比较不利的和约。但是我们也没有能够转到和平建设，我们不得不重新集中精力同波兰作战，之后又集中精力消灭弗兰格尔。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报告年度中的工作内容。我们的整个工作又转到军事任务上面去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13页。——编者注］中，我也指出过这一点，这次辩论大概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参加了的。我应当指出，当时我们对这些困难的严重程度还是看不清楚的；我们既没有看出复员在技术上会有多么大的困难，也没有看出先后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在复员时会加剧到什么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复员才使这些灾难更加暴露出来。几年来，国家对战争全力以赴，把一切用于战争，不惜拿出最后的一点物资，最后的一点有限的储备和资源。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看出国家已经破坏和贫困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这种状况使我们不得不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专门来医治创伤。即使是医治创伤，我们也还不能全力以赴。军队复员的技术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经济破坏的深重，这种严重的破坏除了造成其他困难之外，还引起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战争使我们，使我们整个国家，使千千万万人只习惯于完成军事任务。而军事任务完成之后，军队的大部分人遇到了极其恶劣的情况，在农村中遇到了难于置信的困难，这一危机和总的危机使他们得不到劳动的机会，结果出现了一种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局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和平仍然无从谈起。正是军队的复员、国内战争的结束表明，我们还无法集中力量进行和平建设，因为复员使战争在继续进行，只是改换了形式。几万、几十万士兵早已只习惯于打仗，把打仗几乎当成了唯一的职业，现在复员回到家乡，他们一贫如洗，生活艰难，自己的劳动用不上，结果我们被卷进了一场新形式的战争，新类型的战争。这种形式的战争简言之就是盗匪活动。 ［注：见本卷第2—3页。——编者注］。至于我个人，还不能不添上一句：在我看来，这种奢侈行为确实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我们进行这场辩论，无疑是犯了错误，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在这场辩论中把根据客观条件不应占首要地位的问题，放到了首要地位；我们搞起这种奢侈行为，却没有认识到，我们因此而大大转移了对紧要的、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的注意力。这场辩论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并且几乎使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感到厌烦了，但是实际结果怎样呢？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会听到专门的报告，不过我想在我的工作报告中请你们注意一点，就是这里无疑也用得上“因祸得福”这句谚语。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55—256页。——编者注］。你们只要看看复员困难到了什么程度，那就会相信，这不但不是什么恐吓，甚至也不是争论中所免不了的意气用事，而是十分正确地指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指出了我们需要团结、沉着和纪律；这不但是因为不这样无产阶级的政党便不能齐心协力地工作，而且是因为春季已经产生并且还要产生很多困难，如果没有高度的团结，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行动。我认为我们毕竟可以从辩论中得出这样两个主要的教训。因此，我觉得必须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太奢侈了，致使全世界都觉得奇怪：一个党在殊死斗争的最困难情况下，而且在发生歉收和危机的条件下，在遭到经济破坏和军队复员的条件下，竟然用尽心思去研究各种纲领的细枝末节，那么现在我们应当从这些教训中得出一个政治结论，应当不仅得出关于各种错误的结论，而且得出关于阶级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政治结论。这种关系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这种关系要求无产阶级大大加强团结和集中力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关系所包含的危险性比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之流合在一起还要大许多倍。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造成的困难是很大的，克服这种困难，需要紧密的团结——而且不只是形式上的团结——需要齐心协力的工作，需要统一的意志；因为只有在无产阶级群众具有这样的意志时，无产阶级才能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实现自己艰巨的专政任务和领导任务。 ［注：见本卷第1页。——编者注］，这件事也是同中央的工作有密切关系的。毫无疑问，今天的国际革命比去年前进了一大步。毫无疑问，在去年代表大会召开时，共产国际的存在还只是表现在发表一些宣言，而今天它的存在已经表现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了独立的政党，并且不仅如此，还是先进的政党，共产主义已经成了整个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国际不但成了工人运动的中心，而且成了这些国家整个政治生活令人注意的中心。去年秋天，只要一拿起德国或法国的报纸，就会看到上面满篇都在谈论莫斯科和布尔什维克，就会看到他们给我们加了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把布尔什维克和加入第三国际的21项条件[8]变成了本国整个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这是我们的胜利，这是任何人也夺不走的！这表明国际革命在发展，同时欧洲的经济危机在加剧。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我们据此断定欧洲在短期内会用扎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了，我相信在这个大厅里不会有这样的人。三年来，我们已经逐渐懂得：寄希望于国际革命，并不是指望它在一定期限内爆发，现在发展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到春天可能会引起革命，但也可能不引起。因此，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工作同国内外的阶级关系相适应，以便能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消除（哪怕是逐渐消除）我们遭受的一切灾难和危机。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是正确的，清醒的。 ［注：见本卷第11—12页。——编者注］；我们面对这种危险应当懂得，我们应当不只是在形式上停止党内的争论，这一点我们当然会做到，但是还不够！我们应当记住，我们必须更认真地对待问题。 3 （3月9日） ［注：见本卷第18—20页。——编者注］；如果这样指责我也许更恰当些：我在报告中大部分都是谈的今后如何从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只有一小部分谈到过去的错误，谈到政治事件以及我们工作中的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是决定着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且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的。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70页。——编者注］。对非党人士作这样的指责比对党员作这样的指责要自然一些。在《真理报》上开展讨论不是偶然的，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问题。某些发言人的批评完全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既然曾经提出来讨论过，那就应当参加讨论，否则，这种批评就是毫无根据的。关于政治问题，情况也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我在报告中注意的只是我们如何从最近的这些事件中作出正确的结论。 ［注：见本卷第13—14页。——编者注］。这一点同志们都不否认。这种反革命势力比较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势力。我可以断言，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思想和口号同“工人反对派”的口号是有联系的。正好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发言的人谈到过，虽然发言最多的是“工人反对派”的代表。而柯伦泰同志在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却最明显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也许我应当特别着重谈谈这本小册子，以便向你们说明，为什么我所谈到的那种反革命势力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形式，为什么它的影响这样的巨大和危险，为什么在会上发言的“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完全不了解这种危险性。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3—34页。——编者注］上，我指出过“工人反对派”已经开始形成，遗憾的是现在我在党代表大会上不得不再一次指出这一点。“工人反对派”在10月和11月间已经闹到在两个房间里开会，闹到成立派别组织的地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55—260页。——编者注］我和施略普尼柯夫同志认识好多年了，还在做地下工作和侨居国外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怎么能够说我对某些偏向的评论是吓唬人呢！我谈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说它是错误的，是工团主义，但这同行政手段有什么相干呢？！柯伦泰同志为什么要说我是随便乱用“工团主义”这个字眼呢？这样说，得有点证据才行。我准备承认我的论据不正确，而柯伦泰同志的论断要可靠些，我准备相信这一点。但是必须有证明，哪怕是很小的证明也行。不能只是说什么恐吓手段或行政手段（很遗憾，由于职务关系，我采用的行政手段是很多的），而要针对我对“工人反对派”的工团主义倾向的责难准确地提出反驳。 ［注：同上，第263—306页。——编者注］。显然，所有的同志都是为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作了准备的，大家应当知道，工团主义倾向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倾向，躲藏在无产阶级背后的“工人反对派”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 　　“在矿工代表大会上，有一位西伯利亚的代表说：‘莫斯科在工会作用问题上的分歧和辩论，我们并不了解，但是你们面临的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所关切的问题。’” 　　接着她写道： 　　“无产阶级群众是拥护工人反对派的，或者确切些说，工人反对派是我们工业无产阶级中实现了阶级团结、具有阶级觉悟、阶级意志坚定的部分。” 　　谢谢上帝，我们这才知道柯伦泰和施略普尼柯夫两位同志是“实现了阶级团结、具有阶级觉悟”的人。但是，同志们，当你们这样说，这样写的时候，也应当有一点分寸吧！在这本小册子的第25页上，柯伦泰同志写道（这是“工人反对派”提纲中的要点之一）： 　　“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 　　这就是我在历次辩论中和报刊上都引用过的“工人反对派”的一个论点。应当说，我读了这条以后，就不必再读其他各条了，否则就是浪费时间，因为读了提纲的这一条以后就已经清楚：人们已经把话说透了，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现在，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以后，这个论点就更加令人感到奇怪。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24—228页。——编者注］。这个决议是一个团结全世界共产主义工人、团结全世界共产党的决议。它说明了一切。但这是不是说我们把党和坚决实行专政的整个工人阶级隔离开来呢？一些“左派分子”和很多工团主义者是这样看问题的，并且现在这种看法正到处流行。这种看法正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要知道，“工人反对派”的提纲正是直接违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的决议的。这就是工团主义，因为——你们想想看——很明显，我国无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丧失了阶级特性，空前的危机和工厂的倒闭，使人们迫于饥饿而到处奔跑，工人干脆丢开了工厂，不得不跑到农村中去找工作，不再成其为工人。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形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当工人挨饿，粮食运不来的时候，由于空前的危机，由于国内战争，由于城乡间的正常关系的中断和粮食供应的停止，人们用大工厂制成的某种小产品（如打火机等）来换取粮食吗？难道我们在乌克兰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吗？难道我们在俄罗斯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吗？这一切都从经济上使无产阶级丧失阶级特性，同时也必然会诱发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工人反对派’不应当而且也不可能让步。但这并不是号召分裂……”“不，它的任务不是这个。即使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它也要留在党内，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以便挽救党和纠正党的路线。” 　　“即使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你们看，真是有预见性！（笑声）但是对不起，我个人可以肯定地说，党代表大会决不会允许这样做！（鼓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纠正党的路线。你们已经得到了这样做的一切机会。 　　“‘工人反对派’并没有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不考虑技术和受过技术训练的力量的巨大作用……”“它并没有打算在生产者代表大会选出管理国民经济的机关后，就去解散各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不，它只是要让这些必不可少的技术上有价值的中央管理局服从它的领导，并且向它们提出理论上的任务，象过去厂主利用技术专家的力量那样来利用它们。” 　　总之，柯伦泰同志和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以及追随他们的“实现了阶级团结”的人们……要使各个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局和中央管理局，即李可夫们、诺根们和其他一些“无名之辈”全都服从他们的必不可少的领导，他们还要向这些机构提出理论上的任务！同志们，对这些话难道能够当真吗？既然你们有一些“理论上的任务”，那你们为什么过去不提出来呢？我们宣布辩论自由为的是什么呢？我们并不是只为了交换空话才宣布的。在战争时期我们说过：“我们顾不上批评，弗兰格尔正虎视眈眈，如果我们犯了错误，那我们就用打击弗兰格尔来纠正错误。”我们一结束战争，就有人向我们大叫道：“给我们辩论自由！”我们问：“你们说，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他们说：“不必解放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总管理局，应当向它们提出理论上的任务。”为什么基谢廖夫同志作为一个“实现了阶级团结的”“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在矿工代表大会上十分孤立？为什么他在领导纺织企业总管理委员会的时候，没有教会我们同官僚作斗争呢？为什么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和柯伦泰同志在他们当人民委员的时候，没有教会我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呢？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这里确有官僚主义的脓包，我们同这些官僚机构打交道最多，因而深受其害。我们可以签发一纸公文，但是怎样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呢？官僚机构这样庞大，我们怎样进行检查呢？你们知道怎样减少这种机构，那么亲爱的同志们，请教给我们吧！你们希望辩论，但是你们除了泛泛而论，什么也没有提出来。你们说：“专家欺压工人，工人在劳动共和国中过着苦役般的生活。”这纯粹是煽动！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44—254页。——编者注］“工人反对派”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将要联合起来。”托洛茨基发言说：“谁不懂得需要联合，谁就是反对党；当然我们是要联合的，因为我们都是党内的人。”我同意他的说法。当然，我同托洛茨基同志有过分歧，但是当中央委员会内形成了一些旗鼓大致相当的派别时，党就得出结论，要求我们按照党的意志和指示联合起来。我和托洛茨基同志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参加了矿工代表大会并且来到这里，而“工人反对派”却说：“我们决不让步，但是我们要留在党内”。不，这是行不通的！（鼓掌）我再说一遍，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工人对我们的任何帮助——不管他怎么称呼自己，只要他是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让步”（带引号的让步），不管他们的话说得怎样难听，我们还是要“让步”，因为我们知道，工作是多么困难。而解散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总管理局，我们是不能照办的。有人说我们不信任工人阶级，不让工人参加领导机关，这完全是谎话。工人中只要有多少能够做些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我们都要把他们找来，并且乐于使用他们，我们要锻炼他们。如果党不相信工人阶级，不让工人担负重要职务，这样的党是应该打倒的——你们有话就痛痛快快说出来吧！我已经指出，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苦于力量不足，凡是稍微能干的人，尤其是工人，只要能给一点帮助，我们都非常欢迎。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人。因此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我们应当支持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然而这需要有几十万人。 4 （3月14日）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198页。——编者注］。而现在我国有没有阶级呢？有。现在我国有没有阶级斗争呢？斗争得非常激烈！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在这里谈“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这不是必须坚决彻底地加以斥责的工团主义倾向又是什么呢？由于纲领花样翻新，变换无常，我们看到，甚至布哈林也在三分之一的人选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同志们，我们不应当忘记党的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动摇。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编者注］施略普尼柯夫认为（他照例是夸大其词的），按我们的看法，这要过25个世纪以后才会实现。但党纲说的是工会“应当做到”，因此，什么时候代表大会说，工会已经做到了，到那个时候这个要求也就实现了。 5 （3月15日） 　　“鉴于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合作社的态度的决议完全是以承认余粮收集制原则为基础的，而现在余粮收集制已经为实物税所代替，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 　　你们会说，这说得不明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说得不明确，但这是必要的。为什么说这是必要的呢？因为要十分明确，那就必须十分清楚，我们在全年当中能做成什么事情。谁知道这一点呢？谁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7页。——编者注］我们知道，这些规定不协调；我们还来不及做协调工作，我们还没有接触有关细节的工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将仔细地研究实行实物税的形式并通过相应的法律。预定的程序是这样：如果今天你们能通过这个草案，这个草案就将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也不颁布法律，而仅仅颁布一个经过修改的条例，然后再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把它变为法律，而更重要的是，由它们规定具体的细则。重要的是要使各地了解这件事的意义，并能起来响应。 6 （3月15日） 7 （3月16日） 8 （3月13日或14日） ［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66—69页。——编者注］加以分析），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同时，代表大会声明，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全党应当知道，我们由于遇到了种种障碍，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应当知道，党在坚决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和带有派别性的所谓批评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如此等等。 9 （3月13日或14日）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编者注］ 10 （3月16日） ［注：见本卷第78—83页。——编者注］，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明政治形势的。决议已经印发给大家，你们当然都看到了。其中第7条不准备公布，这是一项特殊措施，它规定在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全体会议上，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同意，可以把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项措施在各派代表都发表了意见的非正式会议上，曾一再讨论过。同志们，我们希望不要运用这一条。但是在新的情况下，在我们面临相当急剧的变革，希望彻底消灭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这一条是必要的。 ［注：见本卷第84—85页。——编者注］。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在大会的非正式的会议和公开的全体会议上已经屡次谈到这个论点。我认为，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用恩格斯关于生产者的联合的论断来为这个论点辩护，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因为很明显，而且把原著切实查对一下也可以肯定，恩格斯讲的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当然就没有工人和农民，而只有生产者－工作者了。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确切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以为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会消失的思想、言论和假设，并且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消灭阶级［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页，第28卷第508—510页，第20卷第116—117页，第21卷第197—198页。——编者注］。 　　“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这些反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并认为：第一，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些主张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 　　你们都是各方面的鼓动家和宣传家，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战斗的政党内部进行思想宣传和在专门的刊物、文集上交换意见是有区别的吗？我相信，任何一个愿意深入研究这个决议的人，都会看到这种区别。我们把这一倾向的代表吸收到中央委员会里来，我们希望这些代表在中央委员会里能够象一切有觉悟的、守纪律的党员那样来对待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将能够在中央委员会里分清这一界限，而不致造成特殊状况；我们会弄清在党内发生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在战斗的政党内部宣传某种主张，还是在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交换意见。谁有兴趣想仔细研究恩格斯的那些话，那就去研究好了！有些理论家经常向党提出有益的意见。这是很必要的。我们将要出版两三大本文集，这是有益的和绝对必要的。但是，难道这跟宣传某种主张，跟各派纲领的斗争相同吗？难道可以把两者混淆起来吗？凡是愿意深入研究我国政治形势的人，是不会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的。 11 （3月16日） ［注：见本卷第82页。——编者注］，等等。难道这是挑唆吗？这是承认他们的功劳。我们说，一方面，你们在辩论中暴露出了一种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倾向（这甚至在梅德维捷夫同志的决议案[50]中也承认了，只是用的词不一样），但是接着我们又说，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我们承认我们还做得不够。这是在承认他们的功劳，而不是挑唆！ 12 （3月16日） 13 （3月16日） 14 （3月16日） 15 （3月16日） 16 （3月16日） 17 （3月16日） 18 （3月16日） 载于1921年《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1年3月8—16日）》一书（非全文）

载于1921年《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1年3月8—16日）》一书（非全文）

[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8月7日举行（开幕式于7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以后的会议从7月23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7个国家的67个组织（其中有27个共产党）的217名代表。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会前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规定共产国际的任务和制定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作用和结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议会斗争问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对新中派的立场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章程；组织问题（合法与不合法组织、妇女组织等等）；青年共产主义运动；选举；其他事项。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的报告、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就共产党的作用、议会斗争等问题发了言，并积极参加了代表大会各委员会的工作。

代表大会将列宁起草的《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作为大会决议予以批准。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初稿为基础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在土地问题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列宁的提纲为基础的决议。代表大会非常注意共产党争取和领导劳动群众的问题，它谴责了左倾学理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和议会斗争》、《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第三国际》等决议。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武器；共产党的作用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还无比地增大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一文件对于在革命纲领基础上巩固共产党和防止机会主义的和中派的政党钻入共产国际具有重大的作用。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国际的章程，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一系列号召书。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的、策略的和组织的基础，对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1。

[3] 指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共有715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5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62名，共代表611978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喘息时机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工会运动；组织问题；共产国际的任务；对合作社的态度；向民兵制过渡；选举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就经济建设、合作社等问题发了言。

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劳动战线的斗争、战胜经济破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苏维埃俄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贯彻执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决议规定了完成统一计划的各项根本任务的先后顺序。实现国家电气化在统一经济计划中居于重要地位；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指示。

代表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给运输部门调配5000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指令，并决定动员这次代表大会的10％的代表投入运输战线。

代表大会批准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责成党组织帮助工会和劳动部门统计全部熟练工人，以便吸收他们参加生产。代表大会十分重视生产管理的组织问题。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建立熟悉业务、坚强得力的领导。

代表大会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工会同国家和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方式；在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巩固党在合作社组织中的领导地位。

代表大会还作出了关于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

大会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2

[4] 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党内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争论。列宁对这次争论的评价、对各个派别集团的评述和对工会任务的规定，见《论工会、目前局势和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党内危机》、《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以及他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98—222、231—243、263—306、244—260页）。——2。

[5] 1919—1920年，苏维埃俄国政府为了同波兰建立睦邻关系，曾不止一次向波兰政府提出缔结和约的建议。1920年1月28日，苏俄人民委员会向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发表声明，重申它承认波兰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并表示它愿意在领土方面对波兰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两国边界沿明斯克以东一线划定。苏维埃俄国建议的这条边界线比同年10月12日苏波双方缔结的初步和约所规定的边界线靠东一些。——5。

[6] 工人反对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首领是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谢·巴·梅德维捷夫、亚·米·柯伦泰等。工人反对派作为派别组织是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形成的，但是这一名称在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即已出现。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则早在1919年就已开始形成。在1920年3—4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柯夫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纲，主张由党和苏维埃管政治，工会管经济。在1920年12月30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施略普尼柯夫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工会。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表达得最充分的则是柯伦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出版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它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由他们选举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各个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而且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1920年11月，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它的纲领获得了21％的票数。1921年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则获得30％的票数。由于党进行了解释工作，工人反对派的人数到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已大大减少，它的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得票不足6％。第十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决定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但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等在这次代表大会后仍继续保留非法的组织，并且在1922年2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送了一份题为《二十二人声明》的文件，对俄共（布）进行攻击。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粉碎了工人反对派。——11。

[7]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发言说：“我们被指责为工团主义。这种指责再也吓不住我们了。”阿·谢·基谢廖夫说：“工团主义——这是用来吓唬一切人的怪物。”——13。

[8] 加入第三国际的21项条件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8月6日通过的。——14。

[9] 国际联盟（国际联合会）是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章程》于1920年1月成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参加的国家有60多个。美国本是国际联盟的倡议者之一，但因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章程，所以不是会员国。国际联盟自成立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1920—1921年，国际联盟是策划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中心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无形中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15。

[10] 这一条约于1921年3月16日签订。——16。

[11] 人民委员会1921年2月1日关于石油租让问题的决定是以列宁拟订的草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12页）为基础制定的。——17。

[12] 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指1921年2—3月间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革命叛乱。这一叛乱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支持下策动的。卷入叛乱的有约27000名水兵和士兵。当时波罗的海舰队中参加过十月革命的水兵大都上了国内战争的前线，新补充的水兵多半是农民，不少人受到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此这次叛乱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动摇。叛乱分子的首领提出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指望由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并为公开的白卫分子统治和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乱分子的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了舰队指挥人员，占领了喀琅施塔得，严重地威胁到彼得格勒的安全。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平定叛乱采取了紧急措施。3月2日宣布彼得格勒特别戒严。3月5日重组第7集团军，由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任司令员，负责镇压叛乱。正在开会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派出克·叶·伏罗希洛夫等约300名有军事经验的代表加强第7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叛乱于3月18日被彻底粉碎。——18。

[13] 指1921年2月14日《巴黎回声报》发表的文章《波罗的海舰队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1921年2月14日《晨报》刊登的电讯《莫斯科采取措施对付喀琅施塔得暴动者》和1921年2月15日《共同事业报》刊登的电讯《喀琅施塔得暴动在彼得格勒的反响》。——18。

[14] 指立宪会议委员会。

立宪会议委员会是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反革命政府，1918年6月8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占领的萨马拉成立。委员会自封为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临时政权”。它最初由5名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组成，弗·卡·沃尔斯基为主席；以后不断补充，到9月底增至96名。立宪会议委员会宣布“恢复民主自由”，建立所谓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国民军”，同时废除苏维埃政权法令，将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原主，并在实际上让地主夺取已归农民的土地。1918年6—8月，立宪会议委员会的统治曾扩大到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乌法各省和萨拉托夫省的部分地区。9月，“国民军”在红军打击下节节败退，放弃了大部分地盘。1918年9月乌法执政府（即所谓“全俄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宪会议委员会改名为“立宪会议代表大会”，它的行政机关“部长会议”则成为乌法地区政府。11月18日，亚·瓦·高尔察克发动改变，建立了军事独裁。1918年12月，“立宪会议代表大会”和“部长会议”均被撤销。——19。

[15]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最初是在1921年2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会议听取了恩·奥新斯基《关于播种运动和农民状况的报告》，研究了改善农民状况的问题，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给专门委员会写了一个题为《农民问题提纲初稿》的文件，其中表述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基本原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38页）。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真理报》上就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第一批讨论文章于2月17日和26日发表。

2月1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草案，决定将草案提交中央全会审议。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审议并原则上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会议指派一个新的委员会再次对该草案从细节上进行修订。

在专门委员会起草决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一些农民和农民代表团，认真听取了他们对粮食政策的建议和要求。3月3日，列宁对专门委员会拟订的决议草案第二稿提出了三点修改意见（见本卷第357—358页）。3月7日，中央全会再次审查了决议草案，并将草案交给由列宁主持的专门委员会最后定稿。3月15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5—107页）。——22。

[16] 指1918年10月26日人民委员会通过、1918年10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征收实物税的法令（公布于1918年11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这个法令是根据列宁1918年8月2日写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7—29页）起草的。——22。

[17] 1920年9月4日《俄共（布）中央通报》发表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通告信，信中分析了党内产生官僚主义和其他不良现象的原因，提出了扩大党内民主、改变党的工作方法的措施。同年9月22—25日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肯定了这些措施，并作了更加详细具体的规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45页）。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专门讨论了关于改进中央及地方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25。

[18] 工农检查院是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监察机关，1920年2月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而成。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活动，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政府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工农检查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的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根据列宁的意见，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这一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1934年工农检查院撤销，其职权移交给同年成立的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26。

[19]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工人反对派的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И．Н．佩列别奇科为主席团委员。民主集中派的季·弗·萨普龙诺夫曾被提名为主席团委员候选人，但被代表大会否决。——30。

[20] 指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

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于1920年11月20—2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8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89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议程是：关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关于国家经济状况的报告，关于生产宣传的报告，选举莫斯科委员会。列宁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并就莫斯科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发了言。代表会议是在工会问题争论已经开始时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伊格纳托夫派的代表对党的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们从会议筹备时起就企图在莫斯科的党组织中取得优势。工人反对派的一些人力图把自己的同伙更多地安插进莫斯科委员会，竟撇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开会的其他代表，而在米特罗范大厅另外召开工人代表的会议，从而形成了“两个房间开会”的局面。代表会议在列宁领导下对反对派进行了回击，就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体现党中央观点的决议。代表会议否决了反对派在非正式会议上拟的莫斯科委员会名单，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名单。——30。

[21] 指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20年9月22—25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41名，其中有表决权的116名，有发言权的125名，共代表70万党员。会议议程是：波兰共产党人代表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党史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根据列宁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缔结和约的条件的决议。会议同意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拟订的并经他审阅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同波兰媾和的具体条件的声明。

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讨论，在这次代表会议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会议批评了民主集中派反对党的纪律和否定共产党在苏维埃和工会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错误意见，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在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党的团结和纪律、加强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加强对青年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实际措施。代表会议指出，必须广泛吸收普通党员积极参加省代表会议和俄共（布）省委全体会议。为了同各种舞弊行为作斗争和审理党员提出的申诉，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成立监察委员会，在省委员会下面则成立党的专门委员会。——31。

[22] 指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

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1月25日—2月2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341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95名，有发言权的代表46名），代表332000余名矿工工会会员。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和预备党员259名。

代表大会听取并讨论了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矿业委员会和各总管理局的报告，讨论了燃料供应、工会任务、组织生产等问题，并选举了新的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

代表大会开幕前，1月22日至24日，俄共（布）党团召开了4次会议，对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列宁、列·达·托洛茨基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列宁的主张得到党团绝大多数成员的拥护。表决中列宁纲领得137票，施略普尼柯夫纲领得61票，托洛茨基纲领得8票。

下文提到的西伯利亚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从亚·米·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中引来的。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里，西伯利亚局代表的报告中没有柯伦泰引的这段话。——32。

[23] 指西班牙全国劳动联盟的代表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和英国工人组织车间代表委员会的代表杰克·坦纳于1920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35。

[24] 指1921年3月5—6日在哈尔科夫举行的讨论粮食问题的全市非党代表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有约两千名代表。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经济部门和粮食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是会议没有赞同他们的决议案。会议根据哈尔科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报告通过决议，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人粮食供应状况的措施。——40。

[25] 指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的两个文件：1921年3月1日第1、第2战列舰支队全体人员大会决议和1921年3月2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告喀琅施塔得要塞和城市居民书》。——40。

[26] 马赫诺分子是指以涅·伊·马赫诺为首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成员。马赫诺分子是一伙作恶多端的政治匪徒。他们于1918—1920年在乌克兰组织武装队伍，以建立“没有政权的国家”和“自由的苏维埃”为行动口号，进行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活动。——43。

[27] 第一个说“哎！”出自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剧中两个地主博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为了抢头功，争着说自己是第一个发现“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科夫并且说了一声“哎！”的。——45。

[28] 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于1920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共有261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202名，有发言权的59名。

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工会的生产任务；粮食运动与工会；工资政策与工人的物质供应；工会目前的组织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工会参加工农检查院；职业技术教育的当前措施；国际工人运动问题和国际工会理事会的建立。

俄共（布）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变工会的工作方法即用民主的方法代替行政命令的军事的方法以适应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任务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反对采用新的工作方法。11月3日，他在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整刷”工会的口号，要求“拧紧螺母”和立即实现“工会国家化”。托洛茨基的发言挑起了党内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争论。

11月5日，扬·埃·鲁祖塔克向代表会议作了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他提出的《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的提纲。列宁肯定了这个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18—221页）。——45。

[29] 指列·达·托洛茨基1920年12月30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46。

[30]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即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9月。两个运输工会之所以合并起来，是由于当时俄国运输业的破坏已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于瘫痪，因而需要建立起坚强的集中化的领导，以保证迅速完成恢复运输业的任务。由于任务艰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工作中还采取了某些非常措施和军事工作方法。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在恢复运输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后来却蜕化成为脱离职工群众的官僚主义的机关。1920年底—1921年初，领导这个机构的托洛茨基分子培植官僚主义，采用行政命令和委派制，拒绝民主的工作方法。所有这些引起了工人群众对党的不满，并分裂了运输工人的队伍。俄共（布）中央谴责了这些错误做法。1920年11月8日和12月7日中央全会决定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工会一样，划归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同时建议它改变工作方法。1921年3月根据俄共（布）中央决议召开的全俄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改选了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制定了工会工作的新方法。——46。

[31] 指1920年12月29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运输业的决议》。——47。

[32] 《十人纲领》即俄共（布）中央设立的工会问题委员会制定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由俄共（布）中央委员列宁、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格·叶·季诺维也夫、米·伊·加里宁、列·波·加米涅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斯大林、米·巴·托姆斯基、扬·埃·鲁祖塔克和俄共（布）中央所属工会问题委员会委员索·阿·洛佐夫斯基签署，于1921年1月1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纲领根据国内战争结束和和平建设开始这一新形势规定了工会的任务，明确说明了工会的作用，指出工会应该是学习管理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同时规定了工会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在工会内部广泛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这一纲领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得到了绝大多数地方党组织的支持，成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的基础（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72—90页）。——47。

[33] 指伊·伊·库图佐夫1921年3月14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库图佐夫为工人反对派提出的基本论点辩护，同时也指出党对工会关怀不够，以致工人群众对工会组织持消极态度。——47。

[34] 列宁起草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于1921年，3月15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57。

[35]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的第8条确定了关于地方流转自由的基本原则（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07页）。——58。

[36] 这句话显然是温·邱吉尔说的。1920年访问苏维埃俄国的英国雕塑家克·谢里登向列宁转述了这句话。——59。

[37] 列宁的这一决议草案经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第十六次会议讨论并作了少许改动后通过。——76。

[38] 这里说的是1921年2月28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该决定规定拨1000万金卢布到国外采购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来改善对工人的供应。——76。

[39] 劳动国防委员会是苏俄人民委员会的机关，负责指导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主管部门的活动，1920年4月在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根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劳动国防委员会享有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的权利。它在地方上的机关是各级经济会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陆军、交通、农业、粮食、劳动、工农检查等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和中央统计局局长（有发言权）。列宁是第一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存在到1937年4月。——76。

[40] 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是根据1918年5月9日人民委员会的法令成立的，负责统一审议和管理国家建设工程项目，包括铁路、水利、公路、电力、工业筹建筑工程以及城乡建设。1922年1月26日，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改组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个部门——国家建筑工程总管理局。1924年5月解散，所属机关移交各有关的人民委员部。——76。

[41] 指1920年11月在哈尔科夫举行的全乌克兰第五次党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316名代表中有23名，即7％，对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投了赞成票。——78。

[42] 民主集中派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派别集团，1919年初开始出现，1920年最终形成，首领是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新斯基、弗·米·斯米尔诺夫、弗·尼·马克西莫夫斯基等。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反对在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要求在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民主集中派的代表主张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要求取消地方政权机关对中央的从属关系。他们还反对中央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力图把组织局排除于政治领导之外。在1920—1921年的工会问题争论中，民主集中派曾公布该派的纲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解散一切派别集团后，该派某些成员仍继续进行反对党的总路线的活动。1923年，他们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结成联盟。1926年，他们结成了以萨普龙诺夫和斯米尔诺夫为首的所谓“十五人集团”，参加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派分子共23人开除出党。——78。

[43] 《争论专页》（《》）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不定期出版物，根据1920年9月举行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最初是文集，从1923年起是俄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附刊。一般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出版。刊物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党内批评，讨论有关党的战略、策略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

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前，《争论专页》出了两期：1921年1月的第1期和1921年2月的第2期。——82。

[44] 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第7条当时没有公布。1924年1月17日，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在其《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宣读了这一条（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页）。代表会议谴责了列·达·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派别活动，在《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中建议中央委员会公布这一条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371页）。这一决议为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83。

[45] 指1920年7月24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85。

[46] 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即第十六次会议上作的。大会对列宁的报告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在讨论中，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代表反对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和《关于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两个决议草案。在列宁作了总结发言以后，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这两个决议。——88。

[47]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由被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19年10月）开除出党的无政府主义“左派”分子组成的，1920年4月在柏林成立。该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奥·吕勒和奥·梅尔盖斯。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坚持错误的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由于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们退出了代表大会。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后来蜕化成为一个宗派小集团，于1927年解散。——91。

[48] 指1920年8月4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92。

[49] 这里说的“‘民主集中派’的一个同志”是指阿·扎·卡缅斯基。——97。

[50] 指谢·巴·梅德维捷夫以工人反对派的名义提出的与列宁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相对立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被代表大会所否决。——99。

[51] 列宁提出的这项决议略加修改后由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见《苏联兵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69—70页）。——100。

[52] 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1921年1月12日的决定，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可以按不同纲领”进行。针对这一做法，达·波·梁赞诺夫建议对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作如下补充：“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任何派别活动，同时，也同样坚决地反对按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根据列宁的建议，代表大会否决了梁赞诺夫的这一修改意见。——101。

[53] 拉法伊尔（Р．Б．法尔布曼）的修改意见涉及《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的第4条（见本卷第81—82页）。他建议对这一条作如下补充：有争论的问题应当“在全体党员大会上和报刊上”讨论。这条修改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102。

[54] 阿·谢·基谢廖夫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的第7条。他说，列宁在说明这一条的意义时，使用了“架起机关枪”这样的字眼，而他是不愿充当“机关枪手”的。——103。

[55] K．И．马尔琴科的修改意见涉及《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第6条。他建议在决议中指出，争论文集只能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区域局出版。这条修改意见被大会否决。——104。

[56] 报纸联合社是英国的一家通讯社，1868年创办。该通讯社是地方报纸发行人的合作组织，总社设在伦敦。——111。

[57] 路透社是英国最大的世界性通讯社，成立于1850年，总社设在伦敦。——111。

[58] 《晨报》（《Le Matin》）是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82年在巴黎创刊，1944年8月停刊。——112。

[59]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12。

[60] 《每日纪事报》（《The Daily Chronicle》）是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55—1930年在伦敦出版。——113。

[61] 在伦敦的土耳其代表团是指出席解决希腊和土耳其冲突的伦敦会议的土耳其代表团。这个会议于1921年2月21日—3月14日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了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团外，还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的代表。英、法两国操纵了这次会议。它们挑唆土耳其反对苏维埃俄国。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同土耳其代表团团长进行了幕后秘密谈判，但没有达成协议。对于英、法、意等国提出的关于解决希土争端的所谓“协约国建议”，希土双方都不满意。伦敦会议遂无结果而散。希腊继续进行战争。土耳其则开始同苏维埃俄国政府谈判，双方于1921年3月16日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

西里西亚的全民投票是根据凡尔赛条约为解决上西里西亚的归属问题而于1921年3月20日在该地区举行的。——113。

[62] 指伊·克拉克编的《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事实和捏造》一书。——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