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

作者:列宁

列宁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1918年3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 2[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88—390页。——编者注]。在4月至10月这段时期,士兵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妥协政策一直在拖延战争,使帝国主义者发动荒唐的、失去理智的进攻,更深地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转而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必须把政权掌握到苏维埃手里,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你们知道,维护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仅是克伦斯基,而且还有阿夫克森齐耶夫,他们甚至逮捕了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正是我们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意识中去的这个政策,“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使我们能够在十月间在彼得堡十分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并把最近几个月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一次全面的胜利进军。 3 456 7 [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或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到那里的距离可能比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距离要远,但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然而,这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踏踏实实地度过最困难的关头。 8 9 1011 12 13 14 15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2 16 17 18 19[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但是,当时需要接受和约,而不是硬充好汉。之所以特别需要接受和约,是因为战争一定会到来,而当前我们至少使彼得格勒的疏散容易一些,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事实。当托洛茨基同志提出“请保证不同温尼琴科签订和约”这个新的要求时,我说,无论如何我不会承担这个义务20[注:速记记录里此处脱漏了若干字。——俄文版编者注]如果你们愿意,那就用着眼于形式的考虑把自己永远束缚起来吧,那时你们就把重要职位让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122 [注:在秘书记录中,从“……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开始,是这样记录的:“……是为了积聚力量。历史上有过几百个各种各样的条约。那时你们就把职位让给托洛茨基等人吧……”——俄文版编者注]为了具体地说明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十个人的袭击,一个人进行抵抗,另一个人逃之夭夭,这是叛卖;但是,如果两支各为10万人的军队,同5支敌军作战,其中一支军队被20万敌军包围了,另一支军队应该去援助,但是它知道,其余30万敌军已经在那里设好埋伏,这时能不能去援助呢?不能,不能去援助。这不是叛卖,不是怯懦,因为单是数字的增大已改变了所有的概念,每个军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这已经不是那种个人的概念。我这样做,就可以保存自己的军队,即使另一支军队成为俘虏,但我将整顿好自己的军队,我有友军,我等待友军的到来。只能这样来谈问题;如果把其他考虑同军事上的考虑纠缠在一起,这就完全是空谈。搞政治决不能这样。 23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3 24 载于1919年1月1日《公社战士报》第1号 4 25 一 二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5 26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6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7 27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8 一 二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9 28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总之,既然劳动群众亲自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立维持这种国家制度的武装力量的事业,那么,特殊的管理机构,实行某种国家强力的特殊机构就开始消失,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赞成旧形式的民主。 293031[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2页。——编者注]恩格斯对这一点说得非常精确和谨慎。恩格斯不同于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于那些拿自己过了时的谬论来炫耀的人,他们认为在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甚至在任何一个先进的社会里,任何一次战争不仅会造成破坏、野蛮、痛苦,使群众遭受灾难,使他们淹没在血泊中,同时,也不能保证这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说,将来“不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就是造成可能取得和必然取得这个胜利的条件”,因此,也就是说,在文化和生产资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许多艰苦的过渡阶段,但结果只能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奋起和过渡到由它夺取政权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管文化遭到怎样的破坏,都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除掉,要恢复它虽然困难,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破坏都不能使文化完全消灭。这种文化的某些部分、某些物质残余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是在于恢复文化。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保留旧的纲领,而把有关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开始的论述补充进去。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1—493页。——编者注]里表明了这个观点。另外一个草案由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另一种观点反映在我们的一些交谈中,特别是反映在布哈林同志的谈话中,由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发表在莫斯科的文集中。这个观点认为,必须把纲领中原有的理论部分全部删去或者差不多全部删去,用新的来代替它,也就是说不象我们的纲领那样论述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而是论述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以及直接向社会革命时代的过渡。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观点有原则的、根本的分歧,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把论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去,在理论上是不对的。那里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导致帝国主义。这是总的世界历史前景,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会有什么变故,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曲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种曲折今后会有很多——我们亲眼看到革命历史有过多大的波折,这还是仅就我国来说的;当革命转变为欧洲革命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更复杂、更迅速,发展的速度就会更迅猛,转变也就会更复杂),为了在这些历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并牢记总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笔直的,而我们也应该把它想象为笔直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终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会是笔直的,而将是难以想象的复杂,——为了在这些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为了在向后退却、暂时失利的时候,或者在历史或敌人把我们抛到后面去的时候不致于迷失方向,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重要的,在理论上也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在某个时期曾经在理论上设想过、符合我们愿望并且能使我们迅速度过这些过渡阶段的和平环境。我们立刻看到的是俄国内战怎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以及内战怎样跟其他许多战争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将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且这种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内战,二者相互交织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这种或那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个时代,这个发生大崩溃、动辄诉诸武力、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删掉论述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部分。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还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这个纲领已为革命的种种变故所验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依据的绝对确凿的事实就是: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历史现象,导致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必须首先在纲领中把这一点确定下来。这个帝国主义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把它说清楚。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确认这个事实,就是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这不仅是作鼓动宣传,而且是展示新的纲领,告诉西欧各国人民:“这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它就是这样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正在开始的、按时间先后来说由我们担负了第一个角色的社会革命的时代。”我们要在一切文明国家的面前发表这个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是热烈的号召,而且是有绝对确凿的论据的,是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认的事实当中得出来的。这样就会使这些现在已经背弃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策略,同我们所赞同的、每个觉悟工人都熟知的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在发展并转化为帝国主义这个理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在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曾经对帝国主义作过论述,这个论述同社会主义叛徒目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大的。32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16页。——编者注]一书中曾尽力说明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受到西欧占支配地位的正式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苏维埃革命和俄国建立苏维埃的经验非常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苏维埃还有许多东西很粗糙,不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个细心观察苏维埃工作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但是,这里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向前迈进了一步的东西,就是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在巴黎公社时期,这种类型的国家在一个城市里存在了几个星期,而且人们并没有理解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些创造了公社的人并不了解公社,他们以觉醒了的群众的天才的敏感创造了公社,但是没有一个法国社会主义派别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我们的情况不同,在我们之前有巴黎公社,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年的发展,我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尽管苏维埃中存在着粗糙和无纪律这种我国小资产阶级特性的残余,新型的国家还是由人民群众建立起来了。它已经活动了不是几个星期,而是好几个月了,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一个大国,在好几个民族地区。苏维埃政权这种类型显示了威力,连芬兰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也接受了,那里虽然没有苏维埃,但政权类型毕竟也是新的、无产阶级的。33 [注:见本卷第65—71页。——编者注],这一点大家都会清楚地看到。其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而我觉得正是在这里可以表现出我们的纲领的国际意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用号召、口号、游行、宣言等等来表示我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那是极端错误的。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具体地指给欧洲工人看,我们着手做了什么事情,怎样着手做的,怎样来理解这一点。这样就会促使他们具体地了解怎样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他们必然会看到:俄国人正在着手做一件好事,如果俄国人做得不好,那么我们要做得好些。为此必须尽量提供更多的具体材料,说明我们试图创造什么新的东西。我们有苏维埃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我们要竭力描述它的任务和结构,竭力说明,这种还有很多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的新型民主制,其活的灵魂就是政权转归劳动者,消灭剥削和镇压机关。国家是镇压机关。必须镇压剥削者,但是,用警察是镇压不了他们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镇压他们,这种机关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和群众有联系,应该代表群众。苏维埃同群众要接近得多,它们提供了接近群众的机会,它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教育这些群众。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农民渴望学习,但我们希望他们不要从书本上学习,而要从自身经验中来学习。苏维埃政权是群众立即开始学习管理国家和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的机关。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并且不仅着眼于我们一个国家,而且还号召欧洲工人来援助。我们正应该从这个总的观点来具体地说明我们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巴黎公社道路的继续。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欧洲工人在走上这条道路以后一定会来援助我们。他们会更好地去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把重心从形式方面转到具体条件上来。如果说过去要求保证集会权利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对集会权利的看法是:现在谁也不能妨碍集会了,苏维埃政权只需要提供集会用的大厅。对资产阶级来说,重要的是一般地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他们说:“所有公民均有集会权利,但是只能在露天集会,我们不提供会场。”而我们说:“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必须夺取宫殿,不仅夺取塔夫利达宫,还要夺取其他许多宫殿,关于集会权利我们则不谈。这一点也应适用于民主纲领的其他各条。我们应该自己来审判,公民应该普遍参加审判工作和国家管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我们认为,我们的功劳就在于竭力帮助群众立即亲自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书本上或从讲课中学习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具体地、明确地说出我们的这些任务,我们就会推动全欧洲的群众去讨论这个问题和实际提出这个问题。也许该做的事情我们做得并不好,但是我们是在推动群众去做他们应做的事情。如果我国革命所做的事情不是偶然的,——我们深信它不是偶然的,不是我们党的决议的产物,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人民革命的任何一次革命的必然产物,即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口号、依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靠重复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所进行的革命的产物,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里我们接触到是否应该取消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差别问题。也应该,也不应该。我不怕取消,因为去年夏天有过的那种观点,现在不应该再有了。当我们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我说“还早”,而现在,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并且考验了这个政权,这就不早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3—367页。——编者注]。我们现在应该拟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纲领来代替旧纲领,但丝毫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以为我们不会被迫倒退回去,那是空想。 [注:见本卷第32—33页。——编者注]来制定,因为那里已经提供了一个提纲。应当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苏维埃政权作出这种论述,然后提出实际的改造措施。我觉得,在这里,在纲领的历史部分,要指出目前已经开始没收土地和工厂34 35 36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10 ,并加上括号注明“布尔什维克”。 载于1918年3月9日《真理报》第45号 11 37[注:见本卷第53—54页。——编者注] 38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12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13 39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6—477页。——编者注],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论点,这里不可能有任何善意的误会,至于那些不怀好意的误会和曲解,你是怎么也管不了的。因此,必须恢复老的优良范例,完全正确的范例,这个范例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它传遍了全世界,传遍了所有的国家;在我看来,背离这个优良的范例是没有根据的。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14 40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15 41 一 二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16 42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17 载于1928年《苏联共产党(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一书 18 [注:党的名称就叫“共产党”(不加“俄国”字样),用括号注明:(布尔什维克党)。]作基础(小册子第19页及以下各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1—493页。——编者注])。 [注:同上,第484页。——编者注]为止,共3行)。 [注:同上,第29卷第484—485页和第32卷第362—363页。——编者注])进行修改。 和社会沙文主义”; 和社会沙文主义与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之间”。   其次,全部必须大致作如下的修改: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十个要点 (一)在政治方面: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96—298页。——编者注]; 剥削者反抗的停止,苏维埃宪法将适用于居民; 自由(如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那样)转自由。 苏维埃国家过渡到逐步消灭国家,其办法是有步骤地吸引愈来愈多的公民,直到吸引公民直接地担负自己应承担的管理国家的责任。 (二)在经济方面: 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 行业和工种中的工资和薪金逐步取平,在国内各个(所有)消费生产公社之间组织竞赛。 载于1918年3月9日《共产主义者报》第5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19年1月1日《公社战士报》第1号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18年3月9日《真理报》第45号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3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载于1928年《苏联共产党(布)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一书
载于1918年3月9日《共产主义者报》第5号

  1. 这是有关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 ↩︎

  2. 指十月革命后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以及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和苏维埃政府成员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关于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要求一事(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0—42、43—45页)。——[2]。 ↩︎

  3. 这项反对按德国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的论据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1月8日(21日)召开的中央委员和党的工作人员会议上提出来的。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断言:“德国兵不会进攻”,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力图证明,德国军队“从技术上说无法进攻,因为时处严冬,没有道路……”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一文中揭露了这些论断的错误和危害(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53—364页)。——[8]。 ↩︎

  4. 九头蛇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9]。 ↩︎

  5. 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费·哥尔布诺夫的故事《在驿站》。一个驿站马车夫自吹赶了15年车,对山坡很熟悉,却老是把车赶翻,翻车以后还满不在乎地逗趣说:“你看,每次都在这个地方……”列宁套用这句话来讽刺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谈。——[9]。 ↩︎

  6. 布列斯特谈判指以苏俄为一方和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同盟为另一方在当时德军东线司令部所在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的和平谈判。 ↩︎

  7. 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1月10日(23日)起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陆续公布了俄国沙皇政府和后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英、法、德、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秘密条约。1917年12月—1918年2月出版了7部《前外交部档案秘密文件汇编》。秘密条约的公布,起了巨大的革命宣传作用。——[11]。 ↩︎

  8. 这里说的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必须在其上签名的效忠沙皇宣誓书。由于拒绝签名会失去动员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所必需的杜马讲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和杜马其他代表一起在宣誓书上签了名。——[14]。 ↩︎

  9. 国际的战场革命一词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提纲》中使用的,这个提纲是提交1918年1月21日(2月3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载于1918年3月14日《共产主义者报》第8号。奥博连斯基在这个提纲里写道:“革命战争是战场上的国内战争,不可能具有那些进行战略性战役的全民族军队的正规军事行动的性质。在这里,和资产阶级国家(德国)的民族军队对峙的是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这些队伍不只是作战,而且还以显示自己的阶级立场来‘瓦解’敌人,呼唤他们不是向柏林而是向资产阶级进攻。军事行动具有游击斗争(类似街垒战)性质并和阶级的鼓动相结合。这些军事行动是群众性的有组织的革命运动的武装表现。革命战争就是‘国际的战场革命’。”——[16]。 ↩︎

  10. 指拿破仑第一击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后,法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今苏联加里宁格勒州苏维埃茨克市)缔结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承担了沉重的、屈辱性的义务。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担负了1亿法郎的赔款,此外还必须把军队缩减到4万人,按照拿破仑第一的要求提供辅助性的军队,并停止同英国的贸易。——[17]。 ↩︎

  11. 《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别组织的报纸(日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郊区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于1918年3月5—19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11号。根据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1918年3月20日的决定,《共产主义者报》停刊。代表会议宣布以《彼得格勒真理报》为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机关报。——[17]。 ↩︎

  12. 这里说的11天看来是指从1918年2月18日德国军队开始进攻到1918年2月28日苏俄代表团抵达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这一段时间。但实际上,德国军队的进攻一直延续到1918年3月3日签订和约那一天。——[18]。 ↩︎

  13. 芬兰革命是1918年1月在芬兰南部工业地区爆发的。1918年1月27日夜,芬兰赤卫队占领了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资产阶级的斯温胡武德政府被推翻。1月28日,工人们建立了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参加革命政府的有库·曼纳、奥·库西宁、尤·西罗拉等人。国家政权的基础是由工人选出的工人组织议会。革命政府的最主要的措施是:将一部分工商企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把芬兰银行收归政府管理,并建立对私营银行的监督;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将土地无偿地交给佃农。芬兰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在芬兰南部取得了胜利。斯温胡武德政府在芬兰北部站稳了脚跟之后,集结了一切反革命力量,在德国政府的援助下向革命政权发动进攻。由于德国的武装干涉,芬兰革命经过激烈的内战以后于1918年5月初被镇压了下去。——[19]。 ↩︎

  14. 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鲍里斯·戈都诺夫阴谋杀害了九岁的王子季米特里,自己当了沙皇,但他常常惊慌不安,说他总是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形容当时人们的厌战心理。——[19]。 ↩︎

  15.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1918年2月24日决议所附的“说明”。这个“说明”里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列宁在《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对它作了分析和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16—423页)。——[20]。 ↩︎

  16. 指法国驻俄国军事使团代表让·吕贝尔萨克。列宁在1918年2月27日同他谈过话。——[24]。 ↩︎

  17. 指刊载在1918年3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0号上的苏俄陆军人民委员部文告。这个文告号召苏维埃共和国全体工人和农民参加自愿的军事训练。当时学习军事采取自愿方式是因为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俄国军队应全部复员。——[25]。 ↩︎

  18. 到卡诺萨去意为屈辱求降。卡诺萨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古城堡。传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争夺授职权的斗争中被开除教籍,废黜帝位以后,曾于1077年1月身着罪衣,冒着严寒,立于这个城堡门口三昼夜,向格列高利七世祈求赦免。——[26]。 ↩︎

  19. 按照1917年12月2日(15日)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同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缔结的停战协定,缔约国一方要恢复军事行动,必须在开始进攻前7天通知另一方。但是德帝国主义者违反协定,在1918年2月16日宣布终止停战状态后仅仅过了两天,就在2月18日发起了全线进攻。——[27]。 ↩︎

  20. 这里说的是同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缔结和约的问题。按照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第6条,俄国必须同乌克兰中央拉达缔结和约。苏维埃政府与乌克兰中央拉达之间的和平谈判当时没有举行。1918年4月29日,德国占领者在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乌克兰搞了一个政变,抛弃了拉达,而以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盖特曼独裁政府代之。苏维埃共和国与斯科罗帕茨基政府的和平谈判于5月23日开始,6月14日签订了停战协定。——[28]。 ↩︎

  21.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 ↩︎

  22. 3月12日是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原定的开幕日期。代表大会后来改期于1918年3月14—16日举行。——[28]。 ↩︎

  23. 人民事业派是集结在俄国社会革命党机关报《人民事业报》周围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

  24.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8日上午会议上通过的。根据列宁的提议并经代表大会批准,决议在当时没有公布(见本卷第32页)。决议于1919年1月1日第一次发表在俄共(布)中央在莫斯科出版的工人报纸《公社战士报》第1号上。 ↩︎

  25. 在代表大会讨论列宁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案时,列·达·托洛茨基建议在决议的末尾另加一条:“代表大会认为,对苏维埃政权来说,同基辅拉达和芬兰资产阶级政府签订和约,是不能容许的。” ↩︎

  26. 卡·拉狄克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发表声明,赞同列·达·托洛茨基对战争与和平决议案的修正意见,反对苏维埃政权与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和约,并企图就此问题展开辩论。 ↩︎

  27. 在代表大会上,格·叶·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提出的不公布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的建议。他认为决议保密是做不到的,而且会给传播有害于党的事业的谣言提供土壤。至于采取什么方式公布决议,他建议授权新的中央委员会去处理。代表大会否决了季诺维也夫的修正意见,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建议。——[38]。 ↩︎

  28. 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列宁就提出了修改党纲的问题。1917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1917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四月代表会议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并决定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新党纲。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问题,党中央组织局发表公告,宣布紧急代表大会定于1917年10月17日(30日)召开,其议程为:(1)修改党纲;(2)组织问题。党中央委员会就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代表选举问题向党组织发了通告信。1917年10月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推迟召开大会,并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纲草案。1917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修改党纲》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44—372页)。由于准备和实行十月武装起义,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没有开成。十月革命后,1918年3月举行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制定新的党纲,以确定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任务。1919年3月举行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草案的所有主要部分都是列宁起草的。 ↩︎

  29. 指1917年出版的两本有关修改党纲的文集。一本是列宁编辑并作序、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2—493页)。另一本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出版的《修改党纲的材料》,载有弗·巴·米柳亭、维·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列宁在《论修改党纲》一文中详细分析和批评了索柯里尼柯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44—372页)。——[41]。 ↩︎

  30. 《启蒙》杂志(《Просвещение》)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月刊,1911年12月—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27期。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委员会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1913年起,《启蒙》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斗争,登过列宁的28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皇政府封闭。1917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41]。 ↩︎

  31. 《斯巴达克》杂志(《Спарта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从第2期起)的理论刊物,1917年5月20日—10月29日(6月2日—11月1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刊编辑是尼·伊·布哈林。参加该刊工作的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恩·奥新斯基、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等。——[41]。 ↩︎

  32. 开姆尼茨代表大会即1912年9月15—21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卑鄙的掠夺和侵略政策”,号召工人阶级“加倍努力来反对帝国主义”。 ↩︎

  33. 指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它是在推翻斯温胡武德资产阶级政府以后于1918年1月28日建立的。除人民代表委员会外,还成立了工人组织总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有组织的工人选举产生的各工人组织议会构成了国家政权的基础。——[47]。 ↩︎

  34.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俄国通过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的土地法令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逐步把工业和基本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到1918年春,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最大的冶金工厂和机器制造工厂以及乌拉尔和顿巴斯的采矿业已转归国家所有。从1918年5月起,制糖、石油等工业的整个部门开始国有化。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把全部大工业收归国有。——[50]。 ↩︎

  35. 银行国有化法令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并在1917年12月15日(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2号上公布(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225—230页)。——[52]。 ↩︎

  36. 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的《土地法令》和1918年1月18日(31日)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都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这是苏维埃政权为巩固工农联盟而对中农作出的一种让步。同时,《土地社会化基本法》提出了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的任务,规定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农业协作社享有使用土地的优先权。——[52]。 ↩︎

  37. 指彼得格勒党组织的代表雅·亨·费尼格施泰因。鉴于各个党组织都没有讨论党纲草案,他提议代表大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列宁的草案并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把党纲制定出来。——[55]。 ↩︎

  38. 列宁没有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这里看来是指他同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塞·霍格伦的谈话;霍格伦曾于1918年2月前来苏维埃俄国。——[56]。 ↩︎

  39. 尤·拉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在党的名称中加进“工人”一词,这一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58]。 ↩︎

  40. 指罗·安·佩尔舍。他在代表大会上建议从党纲中删掉利用议会斗争的论点,这一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否决。——[59]。 ↩︎

  41. 尼·伊·布哈林建议在列宁的决议案中加一些话,说明应从评述帝国主义和评述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方面来补充和修改党纲的理论部分。布哈林的这一修正意见,在列宁发言之后,为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60]。 ↩︎

  42. 在代表大会进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这项议程时,莫·索·乌里茨基代表出席大会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声称他们不愿对中央委员会所实行的政策承担责任,所以决定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见本卷第64页)。但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以后仍不放弃自己的声明,而且宣布他们不仅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也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为此,代表大会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并决定把这种行为转告选派他们出席代表大会的党组织。受到代表大会的严厉谴责以后,“左派共产主义者”声明:他们不参加中央委员会,但将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这样,《就“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通过的决议》也就予以撤销。代表大会期望“左派共产主义者”会服从党的纪律,因此把他们的代表尼·伊·布哈林、阿·洛莫夫和乌里茨基选入中央委员会。他们三人当即声明拒绝在中央工作。代表大会未经辩论通过决定:如果他们离开中央,递补问题交中央自行处理。在党的代表大会和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之后,他们不顾中央的坚决要求,有好几个月不参加中央的工作。——[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