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149]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1(1917年4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1 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2 (1) 2 “代表会议认为: 我已经念完决议的第一部分,这部分对临时政府作了阶级分析。单从决议的条文来看,可以说与莫斯科的同志的决议没有多大的分歧,但把政府笼统地说成是反革命政府,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说,那就应当弄清楚这里指的是哪一种革命。如果是指资产阶级革命,这样说是不可以的,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如果是指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这样说为时过早,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农民一定会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特别是在目前,当农民已经转向帝国主义和护国主义即转向支持战争的时候,对农民表示信任,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农民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因此,我认为莫斯科的同志的决议的这一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们希望农民能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希望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但现在还根本无法断言农民将会怎样行事。 “……(6)同时,这个政府目前依靠把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即农民)联合起来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信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依靠同它直接达成的协议; 我们整个政策的关键就在这里。整个小资产阶级现在是动摇的,并且用革命民主这种空话来掩饰自己的动摇,我们应当推行无产阶级的路线来同这种动摇相对抗。反革命分子希望出现过早的发动以破坏无产阶级的路线。我们的任务是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使我们党内团结起来。 “目前的战争,从两个交战国集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是资本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了分赃、为了金融资本即银行资本获得有利的市场、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 这部分决议的后一半谈到了政府的诺言,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部分也许是多余的,但对于人民这是重要的。因此应当补充说明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这些诺言,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信任政府。现政府的放弃帝国主义政策的诺言是完全不可信的。这里我们的方针不应当是指出我们要求政府公布条约。这种要求是幻想。要求资本家政府公布条约,就和要求资本家公开商业上的欺诈行为一模一样。既然我们谈到必须放弃兼并和赔款,那就应当指出怎样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人问我们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告诉他,这实质上是一个革命的步骤,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能迈出这一步。否则,这不过是资本家用来诱骗人民的空洞的诺言和愿望而已。 “现在俄国的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即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以及大多数无党派革命者,几乎都醉心于所谓‘革命护国主义’,这种‘革命护国主义’,就其阶级意义来说,一方面代表着同资本家一样靠压迫弱小民族来攫取利润的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和观点,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欺骗人民群众,不公布秘密条约而用许愿和花言巧语来敷衍搪塞的结果。 毫无疑义,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是从资本家的这个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现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同农民的利益的一致上。我们在努力把农民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自觉地站在资本家方面。 [注:见本卷第292—294页。——编者注]。我们得到消息,说前线在举行联欢,但联欢还是半自发的。联欢所缺乏的正是明确的政治思想。士兵们本能地感到应当从下面行动起来,他们的阶级本能——一种有革命情绪的人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意识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对革命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要在政治上作出明确的答复。为了使战争能够结束,必须使政权转到革命阶级手中。我想建议用代表会议的名义草拟一个告各交战国士兵书,并把这个号召书印成各国文字。如果我们不是跟着大家空谈和平会议(这种会议的一半参加者是帝国主义政府的秘密的或公开的代理人)而是去散发这个号召书,那么,我们很快就会达到目的,比召开各种各样的和平会议要快千百倍。我们不愿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打交道。当我们乘火车路过德国的时候,这些社会沙文主义者先生即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硬要上我们的车厢,我们对他们说,你们这些社会党人谁也别进我们的车厢,要是进来了,我们不同你们大吵一场,是不会放你们走的。如果让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的人来找我们,那我们一定会同他谈谈。只要我们发出告各国劳动者书并在号召书中对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作出答复,只要士兵们看到我们的答复指出了从政治上摆脱战争的出路,联欢就会大大前进一步。为了使联欢的举行不是出于本能地害怕战争,而是提高到从政治上明确地意识到怎样摆脱这场战争,这样做是必要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211页。——编者注]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任务问题,在我们看来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和其他各国联系在一起的,无法从中解脱出来——要么无产阶级整个解脱出来,要么全都被镇压下去。另一方面是因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已是事实。现在谁也不会怀疑,苏维埃已经遍布全俄国,成为一种政权,而且也不可能有另外一种政权。既然这样,我们就应当清楚地知道,苏维埃会怎样运用这个政权。有人说,这种政权同法国、美国的政权一样,其实那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政权,这种直接的政权在那里是不存在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因为既然有了托拉斯,无计划性就不存在了。尤其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战争做了25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工业国家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也得到发展。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客观情况表明,战争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从垄断向国家化发展。这一切使社会主义革命临近了,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可见,战争的进程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2)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3 3 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4 4 (1) “丹麦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格比尔以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挪威、瑞典)工人党联合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邀请俄国各个社会党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由于丹麦和德国是近邻,伯格比尔同志有可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该党的‘多数派’交换意见,他向到会者介绍了在德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看来有可能据以签订和约的条件,这些条件将由该党的代表带到代表会议上去。 毫无疑问,这是德国政府的建议,德国政府没有直接采取这些步骤,它需要丹麦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出来效劳,因为本国的代理人不便办这件事。世上所以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就是为了给人这样效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无产阶级政党的7万名工人的名义,向全世界揭露他们所隐瞒的内幕。必须发表一份详尽的决议,译成各国文字,作出应有的答复,使这些先生不敢再来纠缠社会党。(报告人念决议草案。) [153] 5 (2) (3)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5 载于1917年4月26日(5月9日)《真理报》第41号 6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7 (1)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人民能够在群众运动中通过实践创造这种经验。人民自己开始收集群众的经验……[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在农民专政的条件下,政权已经在奔萨省建立起来了。奔萨代表把夺取了生产工具和土地的农民的决议给大家看了。马克思的话正在得到证实……[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革命纲领正在地方上实现,——为的是得到粮食……[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为的是让他们自己去建立联系。这场革命造就着有实践经验的人们。只有在各地实践经验的推动下,革命才能发展。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整个俄国,革命的进程大大地鼓舞着我们。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去取得粮食……如果认为这个经验是无用的,那是错误的。没有这个经验,中心城市就无从取得进行新的革命的推动力。新的革命在发展。事变的进程,经济生活的破坏,饥荒——正是这些因素在推动着革命。由此产生了同资产阶级的支持者的斗争。事态正朝着资产阶级无法应付的破产的方向发展。我们在准备一支新的有千百万人参加的大军,它能够在苏维埃和立宪会议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如何来显示,我们还不知道。在我们这里,在中央,力量不足。在外省占有绝对优势。正在迎头赶上和发展着的地方上的革命进程有利于我们。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在地方上,必须把生产掌握起来,否则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农民不会提供粮食。为了得到粮食,必须有革命措施,依靠千百万群众的支持,革命阶级是能够实现这些措施的。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与其早些,不如迟些,——中央也会取得胜利。(掌声) (2) 记录载于193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8 ,对一切会“触犯”资本家的革命措施加以阻挠。 第二阶段的革命时,各地可以而且应当 全国性的任务准备得不够,政权被资产阶级夺去;(3)革命转向地方;(4)在地方上,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集中的中心城市,公社屡见不鲜,群众的革命劲头得到了发挥;(5)夺取土地等等;(6)工厂;对工厂实行监督;(7)建立单一政权;(8)各地的地方自治革命向前发展;(9)中央官僚化,听命于资产阶级。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 9 (1) “目前的战争,从两个交战国集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是资本家为了分享统治世界的利益、为了争夺金融(银行)资本的市场、为了征服弱小民族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基本的和首要的一点就是战争的内容问题,战争的一般性质和政治性质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资本家和社会沙文主义者都竭力避而不谈。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首位并加以补充: “战争每天都为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增加财富,使所有交战国以至中立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贫弱。而在俄国,战争拖延下去还会给革命的成果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大的危险。 我刚才读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整个宣传鼓动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战争的阶级性质现在是否已经改变和可能改变呢?我们作了回答,根据是:政权转到了地主和资本家手中,转到了就是策划这场战争的政府手中。下面我们来谈一件极清楚地表明战争性质的事实。一定的阶级在几十年内推行的全部政治所反映的阶级性质是一回事,战争的明显的阶级性质又是一回事。 “这一事实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新政府不仅没有公布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等国资本家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而且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就正式承认了这些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波斯、土耳其、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约。由于隐瞒这些条约,俄国人民就会在战争的真正性质问题上蒙受欺骗。” 总之,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提出了特别清楚地说明战争性质的证据。即使根本没有条约,战争的性质也丝毫不会改变,因为资本家集团往往不缔结任何条约也会达成协议。但是现在有条约,这些条约的意义又非常明显,我们认为,为了协调鼓动员和宣传员的工作,着重指出这一事实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决定把这一项特别提出来。人民很注意而且应当注意这一事实,尤其是因为我国的这些条约是被推翻了的沙皇缔结的。所以,应当使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点上,即这场战争是各国政府根据旧政府所缔结的条约进行的。我认为,这里非常突出地暴露了资本家利益和人民意志之间的矛盾,而鼓动员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些矛盾,使人民注意这些矛盾,在于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努力使他们觉醒。条约的内容毫无疑问是允许资本家靠掠夺其他国家而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条约在所有的国家里向来是秘密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共和国执行对外政策是公开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就不要指望资本家会公开自己的帐本。既然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存在着股票和金融业务的私有制。现在外交的主要基础就是金融业务,而金融业务归根到底就是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评价战争所依据的一些基本原理就是如此。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彻底背弃国际主义,就是说,不彻底破坏世界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兄弟团结,就决不能支持目前的战争、目前的政府和它发行的国债。”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结论,它决定着我们的整个策略,并且把我们和所有其他政党(尽管他们自称为社会党)区别开来。这个对我们大家都是无可争辩的原理,预先就解决了我们对待所有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 “现政府答应放弃兼并,即不再侵占别国或强迫任何民族留在俄国疆界以内,这是完全不可信的。” “兼并”这个词是外来语,所以我们给它下一个确切的政治定义,这是立宪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政党办不到的。没有比这个词用得更乱更含混不清的了。 “因为第一,同银行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家,只要还没有放弃投入公债、租让企业和军工企业等等的数十亿资本的利润,他们就不会在这次战争中放弃兼并。第二,新政府为了欺骗人民而表示放弃兼并之后,却又于1917年4月9日通过米留可夫之口在莫斯科声明,它不会放弃兼并,新政府4月18日的照会和4月22日对照会的说明也证实了它的政策的侵略性质。 我们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兼并的和约问题是历次讨论媾和条件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所有的党派都认为,媾和是唯一的抉择,而有兼并的和约对所有的国家都是空前的灾难。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向人民提和平问题只能提没有兼并的和约问题。因此只好拥护没有兼并的和约,只好用模糊兼并这个概念的办法来撒谎或者回避这个问题。例如,《言语报》喊道:归还库尔兰就是放弃兼并。我在工兵代表苏维埃讲话时,一个士兵递给我一张条子,他问道:“我们应该战斗,把库尔兰夺回来。难道夺回库尔兰就是赞成兼并吗?”我自然作了肯定的答复。[注:见本卷第275页。——编者注]我们反对德国用暴力吞并库尔兰,但是也反对俄国用强力保住库尔兰。例如,我国政府发出了一个关于波兰独立的宣言,其中堆砌了许多空空洞洞的词句。他们写道:波兰应当同俄国结成自由军事同盟。真正的用意就在后面这六个字上。一个小小的波兰和一个巨大的俄国结成自由军事同盟,这实际上就是在军事上完全奴役波兰。在政治上,这种同盟可以赋予自由,反正这种自由的范围要受到军事同盟的制约。 “现在俄国的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即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以及大多数无党派革命者,都醉心于所谓‘革命护国主义’,这种革命护国主义,就其阶级意义来说,一方面代表着同资本家一样靠压迫弱小民族来攫取利润的富裕农民和部分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欺骗部分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结果,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阶级地位使这些阶级从资本家的利润和帝国主义战争中得不到好处。” 可见,这方面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判明哪些阶层可能滋生并且已经滋生了护国主义情绪。俄国是一个最具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是从这场战争的继续进行中直接得到好处的。富裕农民同资本家一样从战争中获得利润。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却从兼并中得不到好处,因为他们并不拿银行资本的利润。这些阶级怎么会采取革命护国主义立场呢?这些阶级对革命护国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受了资本家思想的影响(就是决议中所说的“欺骗”)。这些阶级不会区别资本家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的结论是: “代表会议认为,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让步在实际上意味着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护国主义情绪,我们党将同这种情绪作斗争,即不断地说明这样一个真理:不觉悟地轻信资本家的政府是目前迅速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之一。” 最后一句话表明俄国根本不同于西欧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一切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特点。因为在西欧,不能说不觉悟的群众的轻信态度是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主要原因。那里的群众现在已被军事纪律的铁钳夹住了,共和国愈民主,纪律就愈严格,因为在共和国里,法是以“人民的意志”为依据的。在俄国,由于革命,这种纪律是没有的。群众自由地选举苏维埃代表,这种现象是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但群众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所以在斗争中被别人利用。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进行解释没有别的办法。在解释时,必须提到直接的革命任务和行动方法。在群众享有自由的时候,企图不向群众解释而以少数人的名义行事,这是荒谬的布朗基主义,纯属冒险举动。只有争取群众(如果能争取的话),我们才能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胜利奠定巩固的基础。 “怎样才能尽快结束,不是以强制的和约而是以真正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由资本家掀起的战争,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代表会议确认: 有人经常硬说我们想用这种办法结束战争,他们想用歪曲对方的观点的办法轻易取胜,这是资本家的惯技,他们总是硬说我们荒谬地想用单方面拒绝作战来结束战争。他们反驳说:“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不能结束战争的。”这是一个士兵说的话,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护国主义者。我说这不是反驳。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即以为不更换执政阶级就能结束战争;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没有国家观念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是一种模糊的和平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完全不理解政治和压迫阶级之间的联系。战争是祸害,和平是幸福……当然,应当向群众解释这种思想,使群众都理解。一般说来,我们所有的决议都是为领导人员、为马克思主义者写的,根本不适合群众阅读,但它们应当为每一个宣传员和鼓动员提供一个解释全部政策的统一的指导原则。因此又补充了一段: “代表会议再一次抗议资本家对我党进行的无耻诽谤,他们说我们赞同和德国单独媾和。我们认为德国资本家同俄、英、法等国的资本家一样是强盗,而德皇威廉同尼古拉二世以及英、意、罗等国的君主一样是戴王冠的强盗。” 委员会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一些争论,有人认为我们的这一段话过于通俗,另一些人则认为在这里值不得提到英、意、罗等国的君主。但是,在详细地讨论以后,大家一致认为,当前,我们的目的是驳斥报纸对我们的诬蔑。《交易所小报》的诬蔑大多是粗暴的,《言语报》比较含蓄,而《统一报》则含沙射影。在这种问题上应当着眼于最广大的群众而对这些诬蔑进行极其鲜明极其尖锐的批判。有人对我们说,既然你们认为威廉是强盗,就帮助我们把他推翻吧,我们可以回答说,所有其他的君主也是强盗,同他们也应当进行斗争,因此不应当忘记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国王,同时在我们的盟国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人。这两段的内容是驳斥那些要把事情弄糟和引起争吵的诬蔑。因此,下面我们必须谈一谈如何结束这场战争这个重大的实际问题。 “我们党将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向人民说明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是由 战争是各国资本家进行的,它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真理是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不需要什么解释。但是对广大群众来说,一切有本事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应该善于不用外来语而把这一真理解释清楚,因为在我们这里,争论往往会变成无谓的对骂。我们在决议的各个部分中都谈到这一点。我们说:要了解战争,就必须问一问战争对谁有利;要懂得用什么方法结束战争,就必须问一问战争对哪些阶级不利。这里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并且由此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革命阶级在俄国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并采取一些措施使他们在政治上完全不能为害,并会立即公开向各国人民建议,在完全放弃任何兼并的基础上缔结民主的和约。” 既然我们代表革命阶级说话,那么人民就有权问:如果你们处在他们的地位,你们将怎样结束战争呢?这样的问题是必然会提出来的。现在人民选举我们当他们的代表,我们一定要给予十分确切的答复。革命阶级掌握政权后,首先要摧毁资本家的统治,然后向各国人民提出确切的媾和条件,因为不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一切就只会是一纸空文。只有胜利的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使政治改变过来。 “这些措施和这个公开的和平建议,会使各交战国的工人彼此完全信任……” 现在不可能有这种信任,我们靠宣言建立不起这种信任。一个思想家说过,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外交家则常说:“召开会议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不仅资本家而且社会党人也在这样议论。伯格比尔所要召开的代表会议更可以说是抱着这种目的的。 “……必然会使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反对那些拒绝接受所建议的和约的帝国主义政府。” 现在资本家政府说:“我们拥护没有兼并的和约。”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人民群众具有被压迫阶级的本能,这种本能告诉他们说,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有一个国家里的政策真正改变了,才会产生信任,才会有起义的尝试。我们这里所讲的“起义”指的是各国的起义。“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里发生,现在应该轮到德国了”,这是一种荒谬的论调。有人企图规定一个顺序,但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们大家都经历过1905年革命,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或者看到过,这次革命曾引起全世界革命思潮的高涨。马克思一向都是这么说的。革命既不能制造,也不能规定顺序。革命不能预订,——革命是发展起来的。现在俄国经常有人采用这种十足的江湖骗术。他们对人民说:瞧,你们在俄国已经完成了革命,现在该轮到德国人了。如果客观条件改变,起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按怎样的顺序,在什么时候,会得到什么成果,这些我们是不得而知的。有人对我们说:如果俄国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权,而在其他国家里没有起义,那时革命政党做什么呢?那时怎么办呢?我们的决议的最后一段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在俄国的革命阶级还没有掌握全部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党将全力支持在战争期间事实上已向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各国无产阶级党派。” 这就是我们所能立即答应和应该做的一切。各国革命正在发展,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展的,发展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人在进行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斗争。我们应当支持的是这些人,而且只能是这些人。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其他一切都是假话。接着我们说: “党尤其会支持已经在前线开始的各交战国士兵的群众性联欢……” 这是针对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意见写的,普列汉诺夫说:“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好,就算举行了联欢,以后又怎样呢?这就是说,可能在前线单独媾和。”这是耍花招,不是严肃的论证。我们希望各条战线都进行联欢,我们关心的是这一点。当我们在瑞士工作时,我们用两种文字刊印了呼吁书,一面是法文,一面是德文,我们号召走我们现在引导俄国士兵走的道路。我们并没有把联欢局限于俄德两国之间,我们号召所有的国家进行联欢。现在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联欢呢? “……争取把被压迫者这种自发表现出来的团结变为自觉的和尽可能有组织的运动,使所有交战国的全部国家政权都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中。” 现在,联欢是自发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当欺骗自己。必须承认这一点,以免人民误解。现在参加联欢的士兵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这是出于被压迫者的本能,他们厌倦了,受苦受够了,不再相信资本家了,他们说:“你们在那里讲和平,我们已经听了两年半了,还是让我们自己来干吧。”这是真实的阶级本能。没有这种本能,革命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工人自己不解放自己,谁也不会来解放他们。但是,只有这种本能是否够了呢?只有这种本能还是成不了大事。因此必须把这种本能变成觉悟。 [注:见本卷第292—294页。——编者注]当然,德国工人会给自己的苏维埃取个别的名称,这是无关紧要的。实质在于:我们十分正确地认为,联欢是自发的,我们不是只鼓励联欢,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身穿军装的各国工农的这种自发的接近变成自觉的运动,而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使各交战国的政权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中。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人类在资本家统治下的处境本来就非常困难,而且正在把人类直接引向毁灭。因此,这种处境一定会引起愤怒的爆发,而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保证。 (2) 记录载于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10 (1) 格尔曼提议把“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改为“党的机会主义一翼”,他这样提议的理由是:并非所有的孟什维克都是护国派,左翼是不同意护国主义观点的。 (2) 韦杰尔尼科夫提议删去下列人名:“齐赫泽、策列铁里等”……如果我们删去这些人名,决议丝毫不会走样。 (3) 索柯里尼柯夫提议把“采取一些措施,使他们在政治上完全不能为害”一句中的“完全”二字删掉,因为只有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后,才能使他们在政治上不能为害……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11 6 一 二 三 载于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真理报》第44号 12 7 载于1917年4月27日(5月10日)《真理报》第42号 13 8 (1) “代表会议认为必须依据下述方针修改党纲: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的口号。” 这一点非常清楚,用不着解释。的确,我们党的政策已经大大向前迈进,实际上已经采取了这一条所表述的立场。 “(2)修改关于国家的论断和条文,应本着如下的精神:不是要求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要求建立无产阶级-农民民主共和国(也就是一种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没有特权官吏的国家类型)。” 这一条还拟了另外的提法。一个提法是引用巴黎公社的经验和70—80年代的经验,但这种提法不能令人满意,过于一般化;另一种是提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种提法也不能令人满意。这里提法是必需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机构的名称,而在于它的政治性质和制度。我们提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指的就是它的社会内容和政治性质。 “(3)删除或修改政治纲领中已经陈旧的部分。” 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我们总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已经朝这个方向进行,因此,不容置疑,修改党纲的这个方面和确切地表述我们党所处的这一革命时期是不会引起意见分歧的。 “(4)修改最低政治纲领中的若干条文,比较确切地指出更彻底的民主要求。 主要是这些条文已经陈旧,落在工会运动后面了。 “(6)按照已经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改写土地纲领。 这条的措词比较谨慎,可以根据将来印出的不同草案或者压缩或者展开。 “(8)增加对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派别的评述。” 《共产党宣言》就作过这样的补充。 “代表会议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些原则在两个月内制定出党纲草案,以便提交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代表会议号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讨论党纲各条的草案,进行修订,或者另拟草案。” 有人指出,最好能出有关这个问题的读物,再办一个学术性的刊物。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人力和财力。以上就是会有助于尽快修改好党纲的决议。这个决议还将送到国外去,让我们那些国际主义者同志们也能参加我们党根据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进行的修改党纲的工作。 (2)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14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 15 (1) [注:见本卷第420页。——编者注]。 (2)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16 (1) 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2) 索洛维约夫认为,决议开头就应当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党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17 载于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真理报》第45号 18 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 19 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 20 (1) 9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荷兰的例子)……[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皮达可夫同志这样说,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在理论上他否认分离自由,但对人民却又说:谁否认分离自由,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皮达可夫同志的话是非常混乱的。在西欧大多数国家,民族问题早已解决。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那是指西欧。皮达可夫同志却把这一点搬到与此毫无关系的东欧来了,因此我们就陷入了可笑的境地。 [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编者注]。在“取消国界”的口号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主张必须有国家,而有国家就得有国界。自然,国家可以有资产阶级政府,而我们需要的是苏维埃。但苏维埃也还是有国界问题。“取消国界”是什么意思呢?无政府状态就从这里开始……在“取消国界”的口号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简直是糊涂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爆发以后,它就会蔓延到别的国家去,我们将帮助这个革命,但怎样帮助,我们还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既然还存在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主张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对分离主义运动是不感兴趣的,是中立的。如果芬兰、波兰、乌克兰同俄国分离,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呢?谁说不好,谁就是沙文主义者。只有疯子才会继续奉行沙皇尼古拉的政策。要知道挪威已经脱离了瑞典……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曾经把民族当作交换品,皇帝们曾经把波兰当作交换品。难道我们还继续奉行这种皇帝的策略吗?这是抛弃国际主义的策略,是最坏的沙文主义。如果芬兰分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挪威同瑞典分离后,两国人民、两国无产阶级更加互相信任了。瑞典的地主想进行战争,但是瑞典的工人反对战争,他们说:我们不打这种仗。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7页。——编者注]。在关于伯格比尔的决议中,我们说:撤出军队,让各民族自己独立地解决问题。如果苏维埃明天把政权拿到手里,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了,那时我们就会说:德国,把军队撤出波兰;俄国,把军队撤出亚美尼亚,——否则就是欺骗。 10 (2) 11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21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 22 (1) (2) 记录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23 “战前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无疑已经具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由于战争而更加成熟,并且继续在异常迅速地成熟。中小经济更加迅速地遭到排挤和破产。资本的积聚和国际化正在大大地加强。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其中有些国家进而采取普遍劳动义务制。” 战前就存在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垄断,战时更出现了国家垄断。而普遍劳动义务制则是一种新的东西,它构成社会主义整体的一部分,这一点往往被害怕对当前情况作具体分析的人忘记了。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现在指出这一点尤其恰当,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军事国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计划性并不能使工人摆脱奴隶地位,相反地,资本家将更“有计划地”攫取利润。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 “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人们常常根据以上的前提作出这样的结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根本谈不上社会革命。”但是他们忘记了,战争使我们处于特殊的境地,与小资产阶级并存的还有大资本。政权一旦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将做些什么呢?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吗?答复是:工人阶级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对所有的银行实行国家监督,把它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同时对保险机关和资本家的最大的辛迪加(如糖厂主的辛迪加、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等等)也实行国家监督,逐步实行更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财产税。这样的办法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成熟,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立即实行,在政治上 这一点引起了辩论。我在《真理报》上就曾针对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这样说过:“当人们谈到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时,总是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竭力把社会主义说得模糊不清,说它是一种跳跃。”考茨基本人写道:“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谈到废除农民的私有制。”但是,这是不是说,现有的大资本使我们不必实行工兵代表苏维埃对生产、对糖厂主的辛迪加等等的监督呢?这项措施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过渡性的措施,但是由于有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实现这种措施就会使俄国一只脚踏进社会主义,说一只脚,是因为占多数的农民还支配着国家经济的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转变的条件业已成熟,这是不能否认的。要在政治上实现这些措施,就应当拥有多数,而多数就是农民,很明显,农民从这些改革中是能得到好处的。至于农民的组织程度够不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替他们负责。 “所有上述的和类似的措施,在全部政权转归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条件下,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讨论,并且做好实施的准备,只要有可能,也可以而且应当由全民政权的地方革命机关去实行。 最后几个字是整个决议的关键: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跳跃,而是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实际出路。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24 (1) 会场上有人问:对辛迪加和银行的监督,是仅仅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措施,还是也包括对私营企业等等的监督措施? [注:见本卷第422页。——编者注]而这个决议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实现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 (2) 索洛维约夫提出修正,说对这一过渡时期的国家应该略加评述,说这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作的总方向…… [注:记录上有一个词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但是应当说:“党要求建立没有警察、常备军和官吏的农民-无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代表会议已经预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注:见本卷第407页。——编者注],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用适当的措词加以表述。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25 ※ ※ ※ 另一方面,全世界社会党人在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中一致声明,鉴于帝国主义战争即将爆发(目前正在激烈进行), ※ ※ ※ 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 26 [注:见本卷第150—182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将作为各地讨论的材料。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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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
|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
| 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
|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
| 载于1917年4月26日(5月9日)《真理报》第41号 |
| 载于193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
| 记录载于193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
|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 |
| 记录载于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
|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
| 载于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真理报》第44号 |
| 载于1917年4月27日(5月10日)《真理报》第42号 |
|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
|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 |
|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
| 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
|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
| 载于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真理报》第45号 |
| 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 |
| 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 |
|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
|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 |
| 记录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
|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
|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
|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 |
|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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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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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完这句话后,安·谢·布勃诺夫宣读了中部工业区(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接着继续作报告。——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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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后来列宁在《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一文中对这一事件的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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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交战国和中立国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1917年4月进行了多次讨论。4月下半月,同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有联系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弗·伯格比尔来到彼得格勒,以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工人党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建议俄国各社会党参加定于191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关签订和约问题的代表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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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关于第二国际各国党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宣言草案在四月代表会议的材料中没有保存下来。看来草案的部分内容已写入《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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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争的决议是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258—263页)为基础拟定的,在四月代表会议上以多数票(有7票弃权)通过,载于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真理报》第44号社论的位置。——3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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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载于1917年4月27日(5月10日)《真理报》第42号社论的位置。这项决议在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委员会中一致通过,在全体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有8票弃权,3票反对)。——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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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中就提出了修改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的问题。四月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必须修改党纲的决议,确定了修改党纲的基本方针。在代表会之后不久,出版了《修改党纲的材料》这本小册子(见本卷第472—493页)。制定新党纲的工作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新党纲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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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卡里是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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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瓦是16世纪初在中亚细亚阿姆河下游建立的一个封建国家(希瓦汗国),居民中有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卡拉卡尔帕克人等,1873年被沙皇俄国征服,成为其属国。——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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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6月起,左派(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领导该党。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随后该党多数派即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皮尔苏茨基分子则成立了波兰社会党—“革命派”(1909年重新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波兰社会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德奥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联合政府。1926年5月,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派。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该党左派力量有所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波兰社会党党员参加了华沙等地的保卫战。华沙投降以后,波兰社会党右翼领导人济·扎列姆巴宣布该党解散。1939年10月,波兰社会党右翼领袖成立了名为“自由、平等、独立”的地下组织。左派则于1941年成立名为“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组织,1943年改称“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在1942年成立的波兰工人党的影响下,加入了反对希特勒占领者的人民战线。1944年9月,波兰社会党重建,同波兰工人党一起参加人民民主波兰的建设。1948年12月,波兰社会党同波兰工人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