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作者：列宁

列宁

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1905年1月11日〔24日〕） ¹²［注：见反对《火星报》的工人事业派小册子《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另一方面，另一种色彩的经济派同样醉心于纯粹工人运动，责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我们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文化派同专制制度所作的社会斗争［注：见1899年9月号《〈工人思想报〉增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第8号关于地方自治人士秘密代表大会，第16号关于自由派贵族代表［注：同上，第6卷第246—252页。——编者注］，第18号［注：同上，第6卷第339—347页。——编者注］关于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不满［注：顺便向斯塔罗韦尔和普列汉诺夫表示衷心的谢意，他们开始了一件非常有益工作——揭示旧《火星报》未署名文章的作者。希望他们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因为这份材料最能说明新《火星报》向工人事业派的转变。］等）。它经常指出自由派和激进派运动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并对左右摇摆的解放派说：“是时候了，应该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要保证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协同一致地进行斗争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不能靠政治手腕，不能靠已故的斯捷普尼亚克曾经称之为自我克制和自我隐藏的东西，不能靠外交上的互相承认这种暗中约定的谎言，而要靠真正参加斗争，真正在斗争中团结一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军事警察反动派和封建僧侣反动派的斗争，同依靠人民的一定阶级（如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的斗争真正一致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协同起来了，而并没有讲互相承认的漂亮空话。”（第26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8页——编者注］ ³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编者注］。浏览这一章，就会读到“在地方自治机关任职的医生、技术员等等的人数和影响的日益增长”，读到“非人力所能左右的经济的发展引起对知识分子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人数愈来愈多”，“这些知识分子同官僚和地方自治局的掌权人必然发生冲突”，“近来这些冲突简直带有流行性”，“专制制度和整个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读到［注：给有见识的新火星派加一个附注。人们大概会对我们说，如果没有任何条件作为保证，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将会导致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所利用。我们要反问：除了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以外，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执行无产阶级的条件？］新《火星报》认为不彻底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精神特性，而不是政治经济特性，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找到一种衡量不彻底性的尺度，［注：请再看看我们的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的一篇散文中的一段话：“凡是近年来注意俄国社会生活的人，无疑不能不看到一种日益加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想要实行除掉一切思想表层和过去历史残余的赤裸裸的、不加粉饰的立宪自由思想。这种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派内部成分变化的长远过程的实现，是它的奥维狄乌斯变化⁴⁵⁶小品文来证明，我们支持君主派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就是勾销共和国“思想”？可惜斯塔罗韦尔的思想只是在条件、口号、要求、声明的框子里一筹莫展地兜圈子，而忽略了唯一现实的标准：实际参加斗争的程度。这样在实践上必然会粉饰激进知识分子，声明可以和他们达成“协议”。知识分子竟被说成是自由派的“运动神经”（而不是尽说漂亮话的奴仆？），这是拿马克思主义开玩笑。法国和意大利的激进派被誉为敌视反民主的要求或反无产阶级的要求的人，虽然尽人皆知，这些激进派无数次背叛了自己的纲领和模糊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虽然在同一号（第78号）《火星报》的下一版（第7版）上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君主派与共和派“在反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是一致的”。萨拉托夫的知识分子（卫生界）关于全民代表必须参加立法的决议被宣布为“民主派的真正呼声〈！！〉”（第77号）。随同无产者参加地方自治运动的实际计划而来的，是建议“和资产阶级反对派左翼代表达成某种协议”（关于不引起惊恐的有名的协议）。对于列宁提出的关于臭名昭著的斯塔罗韦尔协议条件跑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新《火星报》编辑部回答说：　　“这些条件应当永远留在党员的记忆中，党员知道在哪些条件下党才同意正式和民主派政党达成政治协议，在达成信中所谈到的那种局部协议时，他们在道义上就有责任把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可靠代表——真正的民主派和坐享其成的自由派严格区别开来。”［注：见编辑部第二封《给各党组织的信》，这也是秘密出版的（“仅供党员阅读”），虽然其中没有丝毫秘密的东西。把整个编辑部的这个回答和普列汉诺夫的“秘密”小册子《论我们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1905年日内瓦版。《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仅供党员阅读）比较一下是很有教益的。我们希望能再谈谈这两篇著作。］　　一步接着一步，除了全党的协议（按照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这是唯一可允许的协议），在各个城市出现了局部协议。除了正式协议，出现了道义上的协议。口头承认“条件”并对此负“道义上的”责任，这原来是为了授予“可靠的”和“真正的民主派”的称号，虽然每个小孩子都懂得，许许多多地方自治机关的空谈家，只要能安抚社会民主党人，是会作出任何口头声明，甚至会用激进派的誓言保证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载于1905年1月11日（24日）《前进报》第3号
载于1905年1月11日（24日）《前进报》第3号

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1905年1月11日〔24日〕） ¹²［注：见反对《火星报》的工人事业派小册子《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另一方面，另一种色彩的经济派同样醉心于纯粹工人运动，责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我们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文化派同专制制度所作的社会斗争［注：见1899年9月号《〈工人思想报〉增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第8号关于地方自治人士秘密代表大会，第16号关于自由派贵族代表［注：同上，第6卷第246—252页。——编者注］，第18号［注：同上，第6卷第339—347页。——编者注］关于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不满［注：顺便向斯塔罗韦尔和普列汉诺夫表示衷心的谢意，他们开始了一件非常有益工作——揭示旧《火星报》未署名文章的作者。希望他们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因为这份材料最能说明新《火星报》向工人事业派的转变。］等）。它经常指出自由派和激进派运动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并对左右摇摆的解放派说：“是时候了，应该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要保证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协同一致地进行斗争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不能靠政治手腕，不能靠已故的斯捷普尼亚克曾经称之为自我克制和自我隐藏的东西，不能靠外交上的互相承认这种暗中约定的谎言，而要靠真正参加斗争，真正在斗争中团结一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军事警察反动派和封建僧侣反动派的斗争，同依靠人民的一定阶级（如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的斗争真正一致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协同起来了，而并没有讲互相承认的漂亮空话。”（第26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8页——编者注］ ³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编者注］。浏览这一章，就会读到“在地方自治机关任职的医生、技术员等等的人数和影响的日益增长”，读到“非人力所能左右的经济的发展引起对知识分子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人数愈来愈多”，“这些知识分子同官僚和地方自治局的掌权人必然发生冲突”，“近来这些冲突简直带有流行性”，“专制制度和整个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读到［注：给有见识的新火星派加一个附注。人们大概会对我们说，如果没有任何条件作为保证，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将会导致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所利用。我们要反问：除了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以外，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执行无产阶级的条件？］新《火星报》认为不彻底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精神特性，而不是政治经济特性，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找到一种衡量不彻底性的尺度，［注：请再看看我们的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的一篇散文中的一段话：“凡是近年来注意俄国社会生活的人，无疑不能不看到一种日益加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想要实行除掉一切思想表层和过去历史残余的赤裸裸的、不加粉饰的立宪自由思想。这种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派内部成分变化的长远过程的实现，是它的奥维狄乌斯变化⁴⁵⁶小品文来证明，我们支持君主派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就是勾销共和国“思想”？可惜斯塔罗韦尔的思想只是在条件、口号、要求、声明的框子里一筹莫展地兜圈子，而忽略了唯一现实的标准：实际参加斗争的程度。这样在实践上必然会粉饰激进知识分子，声明可以和他们达成“协议”。知识分子竟被说成是自由派的“运动神经”（而不是尽说漂亮话的奴仆？），这是拿马克思主义开玩笑。法国和意大利的激进派被誉为敌视反民主的要求或反无产阶级的要求的人，虽然尽人皆知，这些激进派无数次背叛了自己的纲领和模糊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虽然在同一号（第78号）《火星报》的下一版（第7版）上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君主派与共和派“在反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是一致的”。萨拉托夫的知识分子（卫生界）关于全民代表必须参加立法的决议被宣布为“民主派的真正呼声〈！！〉”（第77号）。随同无产者参加地方自治运动的实际计划而来的，是建议“和资产阶级反对派左翼代表达成某种协议”（关于不引起惊恐的有名的协议）。对于列宁提出的关于臭名昭著的斯塔罗韦尔协议条件跑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新《火星报》编辑部回答说：　　“这些条件应当永远留在党员的记忆中，党员知道在哪些条件下党才同意正式和民主派政党达成政治协议，在达成信中所谈到的那种局部协议时，他们在道义上就有责任把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可靠代表——真正的民主派和坐享其成的自由派严格区别开来。”［注：见编辑部第二封《给各党组织的信》，这也是秘密出版的（“仅供党员阅读”），虽然其中没有丝毫秘密的东西。把整个编辑部的这个回答和普列汉诺夫的“秘密”小册子《论我们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1905年日内瓦版。《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仅供党员阅读）比较一下是很有教益的。我们希望能再谈谈这两篇著作。］　　一步接着一步，除了全党的协议（按照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这是唯一可允许的协议），在各个城市出现了局部协议。除了正式协议，出现了道义上的协议。口头承认“条件”并对此负“道义上的”责任，这原来是为了授予“可靠的”和“真正的民主派”的称号，虽然每个小孩子都懂得，许许多多地方自治机关的空谈家，只要能安抚社会民主党人，是会作出任何口头声明，甚至会用激进派的誓言保证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载于1905年1月11日（24日）《前进报》第3号

载于1905年1月11日（24日）《前进报》第3号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科夫、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试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来偷换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起初是社会民主党的暂时同路人，后来彻底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1900年《火星报》出版时，合法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流派已不再存在。——166。 ↩︎
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编者注，列宁的手稿中此处删去了如下的字样：“（正如土林还在1894年称司徒卢威的《评述》一书那样）”。列宁指的是他自己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25页）。——166。 ↩︎
蝎子鞭是一种末梢系有状如蝎子毒钩的金属物的鞭子，出自圣经《旧约全书·列王记（上）》第12章。——169。 ↩︎
奥维狄乌斯变化一词是由古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的长篇叙事诗《变形记》里所描写的种种奇幻莫测的变化而来的，多用以指人们的思想、主张或事物面貌的变化多端，令人不可捉摸。——172。 ↩︎
《唯心主义问题》是谢·尼·布尔加柯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人的一本哲学论文集，由帕·伊·诺夫哥罗德采夫编辑，1902年在莫斯科出版。——173。 ↩︎
《新路》杂志（《Новый　Путв》）是俄国颓废派的所谓“宗教哲学协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903—1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宗教哲学协会”的参加者有象征派分子和寻神派分子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季·尼·吉皮乌斯等人。——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