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作者：列宁

列宁

第四章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1 #2 #3 #4 #5 #6 1．《住宅问题》［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33—321页。——编者注］中，已经考虑到了公社的经验，几次谈到了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谈到这个具体问题时，一方面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现今的国家相似的地方，根据这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说明了两者不同的地方，或者说，说明了向消灭国家的过渡。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52页。——编者注］　　这里没有考察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谈到国家政权活动的内容。剥夺和占据住宅是根据现今国家的命令进行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构，即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¹［注：同上，第315页。——编者注］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论述中触及的问题，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²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作为向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第5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97页。——编者注］　　一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从事剿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 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³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册第4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5页。——编者注］　　请看，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仅仅是反对这样地“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页。——编者注］　　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作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他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 3．给倍倍尔的信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8页。——编者注］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曾作过批判；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用“我们”二字，无疑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建议，把“国家”一词　　“国家应当由基于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 4．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⁴ 　　“……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　　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页。——编者注］　　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帝国国会，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德意志各小邦的联盟合法化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编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恩格斯把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指出，正是因为在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注：同上。——编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而孟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头半年的历史则把这种忘却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制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邦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鲁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们在德国的整体中被融解掉〉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邦制国家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来自上面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来自下面的运动”来加以补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5页。——编者注］　　恩格斯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他非常细致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过渡形式，以便根据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弄清各该场合的过渡形式是　　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因此，需要单一制的共和国，但并不是象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州〉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Bund〈即对整个联邦国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坚决不要这样的官吏，就象不要普鲁士的Landrat和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样。”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省〈省或州〉、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277页。——编者注］　　在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党人”部长的政府封闭的《真理报》⁶［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一个原则问题（关于民主制的一段“被忘记的言论”）》。——编者注］自然，这些通过“联合”而把自己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人，对我指出的这些是充耳不闻的。 5．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8页。——编者注］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正是这个实质却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的荣幸（卡芬雅克式的荣幸⁷⁸ 　　“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3页。——编者注］　　恩格斯故意强调“对国家来说”这几个字，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 ⁹ 　　“……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作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6—227页。——编者注］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注：名义上约等于2400卢布，但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约等于6000卢布。有些布尔什维克提议，例如在市杜马内，给9000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议¹⁰。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表机构的代表以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个有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3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恩格斯告诫德国人，叫他们在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关于一般国家问题的原理。他的告诫现在看起来好象是直接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先生们的教训，因为他们在“联合的”实践中正好表现出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6．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¹¹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党人”〉也许可以过得去（mag　passieren），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然而，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编者注］　　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 ¹²［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四月提纲初稿》、《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和《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编者注］表示怀疑了。也许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号内…… 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 [04.htm](第三章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md)index.htm[06.htm](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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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1 #2 #3 #4 #5 #6 1．《住宅问题》［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33—321页。——编者注］中，已经考虑到了公社的经验，几次谈到了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谈到这个具体问题时，一方面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现今的国家相似的地方，根据这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说明了两者不同的地方，或者说，说明了向消灭国家的过渡。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52页。——编者注］　　这里没有考察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谈到国家政权活动的内容。剥夺和占据住宅是根据现今国家的命令进行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构，即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¹［注：同上，第315页。——编者注］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论述中触及的问题，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²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作为向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第5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97页。——编者注］　　一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从事剿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 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³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册第4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5页。——编者注］　　请看，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仅仅是反对这样地“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页。——编者注］　　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作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他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 3．给倍倍尔的信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8页。——编者注］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曾作过批判；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用“我们”二字，无疑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建议，把“国家”一词　　“国家应当由基于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 4．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⁴ 　　“……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　　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页。——编者注］　　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帝国国会，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德意志各小邦的联盟合法化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编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恩格斯把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指出，正是因为在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注：同上。——编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而孟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头半年的历史则把这种忘却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制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邦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鲁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们在德国的整体中被融解掉〉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邦制国家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来自上面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来自下面的运动”来加以补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5页。——编者注］　　恩格斯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他非常细致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过渡形式，以便根据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弄清各该场合的过渡形式是　　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因此，需要单一制的共和国，但并不是象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州〉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Bund〈即对整个联邦国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坚决不要这样的官吏，就象不要普鲁士的Landrat和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样。”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省〈省或州〉、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277页。——编者注］　　在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党人”部长的政府封闭的《真理报》⁶［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一个原则问题（关于民主制的一段“被忘记的言论”）》。——编者注］自然，这些通过“联合”而把自己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人，对我指出的这些是充耳不闻的。 5．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18页。——编者注］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正是这个实质却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的荣幸（卡芬雅克式的荣幸⁷⁸ 　　“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3页。——编者注］　　恩格斯故意强调“对国家来说”这几个字，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 ⁹ 　　“……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作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6—227页。——编者注］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注：名义上约等于2400卢布，但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约等于6000卢布。有些布尔什维克提议，例如在市杜马内，给9000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议¹⁰。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表机构的代表以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个有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3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恩格斯告诫德国人，叫他们在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关于一般国家问题的原理。他的告诫现在看起来好象是直接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先生们的教训，因为他们在“联合的”实践中正好表现出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6．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¹¹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党人”〉也许可以过得去（mag　passieren），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然而，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编者注］　　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 ¹²［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四月提纲初稿》、《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和《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编者注］表示怀疑了。也许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号内…… 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 [04.htm](第三章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md)index.htm[06.htm](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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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思想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55。 ↩︎
布朗基主义者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 ↩︎
指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和恩格斯的《论权威》这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4—340、341一344页）。——56。 ↩︎
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胜利。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重大缺点，主要是没有提出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任务，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曾对爱尔损特纲领的草案提出过批评，可是他的一些重要意见在纲领定稿时没有被采纳。——64。 ↩︎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66。 ↩︎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曾多次被查封。1914年7月8日，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1917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3月5日（18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月15日（28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下令封闭《真理报》。7—10月，该报曾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70。 ↩︎
列宁谈到伊·格·策列铁里在1917年6月11日的演说中声言要解除工人武装的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拿法国将军路·欧·卡芬雅克的行为来对比。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14—317页）。——72。 ↩︎
指俄国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1917年6月11日（24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各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首领召开这次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党原定于6月10日（23日）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列入议程，是要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来打击布尔什维克党。策列铁里在他的演说中诬蔑布尔什维克准备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企图推翻政府和夺取政权的阴谋”，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现在从事的不是思想宣传，而是阴谋。批判的武器正在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对于那些不善于恰当掌握手中武器的革命者，要从他们手中把武器夺走。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不能让他们迄今拥有的过多的技术兵器留在他们手里。不能让机关枪和武器留在他们手里”。列宁指出，策列铁里的演说表明他是露骨的反革命分子。——72。 ↩︎
与教会分离的运动，又称退出教会的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发生的群众性的反教会运动。1914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修正主义者保尔·格雷的《与教会分离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开始就党对待反教会运动的态度问题展开讨论。格雷断言党应当对这一运动取中立态度，应当禁止党员以党的名义进行反宗教和反教会的宣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们在讨论过程中始终没有批判格雷的错误。——73。 ↩︎
这里说的是1917年下半年的纸币。俄国的纸卢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贬值得很厉害。——74。 ↩︎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订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1875年，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77。 ↩︎
指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先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受警察迫寄迁移到伦敦继续进行。这次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大会一致批准了《火星报》编辑部拟定的党纲（一票弃权），并基本批准了列宁拟定的党章，但是在党章第一条这个有关党员资格的重要问题上，却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尔·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的”火星派发生了分裂。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由于崩得和经济派分子退出了大会，列宁派获得了多数票，从此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机会主义分子获得了少数票，从此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这次代表大会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列宁曾经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从1903年起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派别和一个政党而存在的。——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