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英国现在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工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广泛的、强大的、迅速增长的、令人感到极有希望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希望成立共产党，并且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在“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1920年2月21日第6卷第48期）上刊载了该刊主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一篇文章：《向建立共产党的目标前进》。这篇文章叙述了上述四个组织谈判的经过，谈判的内容是：在加入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制度（而不是议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原来，不能立刻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它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在于要不要参加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共产党要不要加入旧的、行业性的（大半由工联组成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工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1都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反对参加议会，反对加入“工党”，在这方面它们和英国社会党全体党员或多数党员意见不一致，在它们看来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右翼”（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上述文章，第5页）。
这样看来，基本的分野同德国是一样的，虽然分歧的表现形式（同英国比较起来，德国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俄国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它许多情况有很大差别。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左派”的论据。
关于参加议会问题，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证了同一期周刊上威·加拉赫（W. Gallacher）同志的一篇文章，加拉赫同志以格拉斯哥“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名义写道：
据我看，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出色地表达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或刚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做群众工作的工人的情绪和观点。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极其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以及任何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善于表达群众的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的这种（往往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从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这封信中，无疑可以看到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目前所犯的和俄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和1918年犯过的那错误的苗头。
写信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满怀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这不仅是无产者，而且是一切劳动者，即德国人所说的一切“小人物”都能理解和有同感的一种憎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代表所表达的这种憎恨，实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成功的基础。可是，写信人看来没有考虑到：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
写信人透彻地了解到，达到无产阶级目的的工具不是议会，而只能是工人苏维埃，凡是至今还不了解这点的人，哪怕他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经验的政治家、最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最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诚实的公民和家庭成员，他也必定是一个最恶毒的反动派。然而写信人甚至没有提出，更没有想到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议会，不去瓦解议会制度，不从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议会的任务，那么，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而同时写信人却提出了一种完全正确的意见，他说英国共产党必须根据原则来行动。而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它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其它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它要求估计到在本国内部现有的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要求决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
说韩德逊、克林兹、麦克唐纳、斯诺登之流已经反动透顶了，这是对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其实，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说他们想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老规矩来“实行统治”，说他们一旦当权，就一定会跟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一样行事，这也是对的。所有这些全都不错。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利益，应该在议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一定的支持。我现在拿英国目前的两个政治文件来说明这个意思：（1）劳合─乔治首相1920年3月18日的演说（根据1920年3月19日《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2）“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在她的上述文章中所发表的议论。
劳合─乔治在他的演说中同阿斯奎斯（此人曾接到出席会议的特别邀请，但他拒绝了），同那些不愿意跟保守党人联合而想接近工党的自由党人进行了论战。（在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信中，我们也看到他指出了自由党人转入独立工党的事实。）劳合─乔治证明自由党人必须同保守党人联合起来，而且要联合起来，否则，工党──劳合─乔治“喜欢称之为”社会党──就会取得胜利，而这个党是力求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向他的听众，向那些至今大概还不了解这点的自由党议员通俗地解释道：“这在法国叫作共产主义，在德国叫作社会主义，在俄国叫作布尔什维主义。”劳合─乔治说，这是自由党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自由党人从根本上说是拥护私有制的。这位演讲人声称：“文明正处在危险之中”，因此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必须携起手来……
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劳合─乔治先生不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还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不妨也向劳合─乔治学习学习吧。
我们还想指出劳合─乔治演讲之后在讨论过程中发生的如下一个插曲：
附带说说，这段议论特别表明，连资产阶级中最聪明的人物也弄胡涂了，不能不干出无法补救的蠢事来。就凭这一点也会把资产阶级断送的。尽管我们的人也会做蠢事（自然，条件是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时得到改正），但是他们终究会成为胜利者。
另外一个政治文件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下述一段议论：
总之，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在放弃那种历史上被数百年来的经验奉若神明的、对剥削者异常有利的“两党”制（剥削者的“两党”制），而认为必须联合两党的力量同工党作斗争。一部分自由党人好像覆舟时的老鼠，纷纷跑到工党方面去。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政权转到工党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承认现在多数工人都拥护工党。他们由此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表示如下：
恰恰相反，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或谢德曼之流走，既然他们还没有取得跟这批人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取得了这种经验，那么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参加议会活动，必须议会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登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既然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或者至少应当知道），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战胜了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多数工人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就会对自己的领袖感到失望，转而拥护共产主义（或者至少会对共产主义者保持中立，而且多半是善意的中立），那么这少数工人提出“不妥协，不转弯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像1万名兵士跟5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弯”、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10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照旧生活而“上层”也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顺便提一下，正是从劳合─乔治的演说中可以看到，在英国，这两个可以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显然正在成熟。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目前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有些革命者对这两个条件都抱着一种不够认真、不够重视、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既然我们不是一个革命的小团体，而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既然我们要把争取过来（不这样，我们就有成为不折不扣的空谈家的危险），那么，第一，我们就必须帮助韩德逊或斯诺登去打倒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更确切点甚至可以这样说，必须迫使前者去打倒后者，因为前者！）；第二，我们就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的多数根据切身经验确信我们是正确的，也就是确信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确信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叛卖的本性，确信他们必然要遭到破产；第三，我们就必须促使这样一种时机迅速到来，即多数工人对韩德逊之流感到失望，可以有很大的成功把握一举推翻韩德逊之流政府，因为那个极其精明老练的、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劳合─乔治尚且表现得十分惊慌，并且由于他昨天同丘吉尔“摩擦”，今天又同阿斯奎斯“摩擦”而不断削弱自己（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那么韩德逊之流的政府就一定会更加惊慌失措了。
现在我来更具体地谈一谈。在我看来，英国共产主义者应当根据第三国际的原则，在参加议会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四个党派（四个党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并成一个共产党。由共产党向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提议达成“妥协”，达成竞选协议：共同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按照工人投给工党和共产党的票数（不是选票，而是另行投票）来分配议席，并保留各自进行鼓动、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当然就不能同他们结成同盟，否则就是背叛了；英国共产主义者绝对必须保持和坚持揭露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保持（1903─1917年的15年内）和坚持了揭露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即揭露孟什维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样。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同意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那我们就得到好处了，因为议席的多少，对我们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追求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尽可以让步（而韩德逊之流，尤其是他们的新朋友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新主子们，即那些转入独立工党的自由党人，对于猎取议席却最起劲）。我们所以得到好处，是因为正当劳合─乔治把群众“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中展开鼓动工作，并且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工党更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而且还能够帮助群众更快地了解我们的全部共产主义宣传，我们将毫无保留、毫不隐讳地去进行这种宣传来反对韩德逊之流。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可以立即向指明（请注意，甚至在纯粹孟什维主义的和十足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内部，也是赞成苏维埃的）：韩德逊之流宁愿靠近资本家，而不愿使一切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得到的支持，因为这些群众特别在听了劳合─乔治的一番精彩的、高度正确的、高度有益的（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说明之后，都会支持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我们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好处，还因为我们可以向群众表明，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害怕战胜劳合─乔治，害怕单独取得政权，力求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而劳合─乔治却伸出手去帮助保守党人反对工党。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在我们俄国1917年2月27日（俄历）革命之后所进行的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宣传，也正是由于同样的情况而得到好处的。那时我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请你们撇开资产阶级而掌握全部政权吧，因为你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总共只占代表总数的13%）。但是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却害怕撇开资产阶级而单独掌握政权；资产阶级很清楚，立宪会议一定会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政党结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它们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多数2，因而一再拖延立宪会议选举，这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不能毅然决然地同这种拖延行为斗争到底。 “拉布分子”，不选资产者。如果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认为这样便是背叛共产主义，或者是放弃对社会主义叛徒的斗争，那他们就错了。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无疑会因此得到好处。
现在英国共产主义者甚至要接近群众，要群众听他们讲话，往往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来讲话，请他们投票选举韩德逊而不选劳合─乔治，那他们一定会听我讲的。那时我不仅可以向他们通俗地说明，为什么苏维埃比议会好，无产阶级专政比用资产阶级“民主”作招牌的丘吉尔专政好，而且还可以说明：我要投票支持韩德逊，这就像用绳索吊住被吊者一样；只要韩德逊之流很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那就会证实我是正确的，就会使群众转到我这方面来，就会加速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这正像他们的俄国和德国的同伙所遭遇的一样。
如果有人反驳我，说这种策略太“难以捉摸”，太复杂，不能为群众所了解，它会分散和分裂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集中力量去进行苏维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这些“左派”反驳者说：请不要把自己的学理主义强加给群众吧！俄国群众的文化程度大概不比英国群众高，而是比英国群众低。可是他们却理解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革命的，即在1917年9月，曾提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名单，而苏维埃革命，即在1917年11月，又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妨碍布尔什维克，反而帮助了他们，1918年1月5日他们就把这个立宪会议解散了。
关于英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第二种意见分歧，即是否要加入工党的问题，我在这里不能多谈。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的材料太少，而这个问题又特别复杂，因为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独特，它本身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通常的政党大不相同。不过，第一，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要是有人认为“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并且根据这一类原则来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那么他必然要犯错误，因为提出这一类原则无非是重犯法国布朗基派公社战士在1874年宣布“否定”任何妥协和任何中间站的错误。第二，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像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
但是讲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联系到英国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必须联系到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有关的共同结论。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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