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一本持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作《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鲜明、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了解这一实质了。
（引文内的着重标记全录自原文。）
往下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这个“中央”在寻求和的途径，说这个“中央”提出“”斗争的“”（包括参加议会活动）“”，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一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图。小册子接着说道：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
凡是自觉参加过或仔细观察过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主义发展过程的布尔什维克，读了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不过，我们还是来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吧。
“是党专政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和阶级之间那种通常的、正常的和简单的关系，人们面对这种难于理解的情况，思想便发生了混乱。在德国，也像在欧洲其它国家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自由地正常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章杂志，通过工会和其它团体的情绪变化等方便办法来检验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和内战的展开，不得不放弃这种通常的办法，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结合使用这两种方式，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或组成或保留“领导集团”，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知所措，开始臆想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东西。大概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由于不幸生在一个具有特别优越和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的小国，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相互更替，因此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分化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直接间接地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坏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20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霍纳、卡尔．施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埃勒，就是这样的新领袖。1埃勒企图使问题“深入一步”，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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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混进了我们党中央的这个错误。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告知杜马中的劳动派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邓尼金去了。
[04.htm](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md)index.htm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