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不作任何妥协吗？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可悲。请看看1874年恩格斯反驳33个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能做到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含义都极为深刻）：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论文集》俄译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页）
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表敬意，说瓦扬有“不容争辩的功绩”（瓦扬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极大的领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详尽的剖析。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像“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像兰斯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议论什么“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我们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种表现来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作过“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的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饥饿和苦难的境地）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见到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类似现象），却把原因推给客观。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要花极大的气力，才能正确断定某一“妥协”的真实性质，──正像有些杀人案件，很难断定这些杀人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正当防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谋害。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远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1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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