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毛泽东的信[1]

1967年6月20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原来已经感到，看见中国人民在你的领导下取得推翻三座大山的完全解放的伟大胜利，是莫大幸运（有多少忠于党的事业的同志在革命中牺牲了啊！），现在又亲身看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虽然是以被批斗、被革命的对象参加的，也更感到莫大的幸运！

我成为华北局文化革命运动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已经快一年了，其中虽然有起有伏，但最近两个月来，华北局各组织（共四个组织）已经召开了一十四次斗争我的会，加我以许多罪名——莫须有的罪名。我的精神和身体所受的折磨，已经非常厉害，特别是头晕头痛，难于忍受。几次写信请求证我治疗或休息几天（在家里，每天来访的人总有三四批）都未得到允许。

最近六月五日，忽然成立了“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参加联络站的革命造反组织有五十八个之多。在联络站成立的公告上说：“窃据华北局书记处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斯基分子，里通外国的分子。四十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忠实效劳，他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冒充革命领导干部，施展阴谋诡计，处心积虑地破坏华北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坏天津、内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的夺取政权斗争，阴谋篡夺领导权。”

主席！上述这些加给我的罪状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来的，如果有一条是符合事实的话，那末，我不仅应当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而且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处分。这些捏造的罪状，决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华北局机关中少数几个阴谋家和野心家（不是李雪峰同志）搞出的把戏，来挑动群众斗争我。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批准了的，我开始是不相信的，现在想，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么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主席！我在历史上犯过立三路线错误，使党的事业受到很大损失，这是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群众批评的。但我在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在莫斯科时期，虽然处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是不止—次地不顾个人的利害，以至生命危险，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的。如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王明搞篡夺党领导的阴谋，我是坚决反对而且及时揭发了的（康生同志知道）。又如1938年至1939年在莫斯科坐牢时，我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诬蔑我们党的事件进行顽强的斗争（恩来同志知道）。

我从1946年回国以后的 21年中又犯了几次严重的错误（如梅河口会议的发言，全国总工会的错误，1962年参加河北省委的发言等等），但的确只是由于对主席思想学习不好，领会不深而犯的错误，而决不是什么有意于的反党罪行。在华北局工作十几年来，虽然也犯过一些错误，没有作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决没有要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什么个人野心；我从来没有搞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如高饶、……我同他们反党活动都没有过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感谢 闲汉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