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先生百年祭（1979年）

（1979年10月26日）

〔作者附记〕：本文曾投寄给本港二本着名的杂志，都被先后退回。陈独秀是只死老虎，有人还不敢正视他，连带这篇纪念他的文章也到处被摒。11月27日《人民日报》载有「正确反映党的斗争历史」一文，有云：「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的倡导者之一，是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从党成立后直到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陈独秀一直是中国党的主要负责人。」国内现在正倡导实事求是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史，但还不敢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发展，同苏联共产党内部当时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联系起来，也不敢由此去说明何以在中国当时会产生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为什么陈独秀会成为托派的领袖？所以他们今天对于陈独秀的平反，只能停留在陈独秀的前段历史，不可能深入到他的后半段历史。因此，他们即使想实事求是的研究正确的党史，也决不可能恢复历史面目的真相。本文的目的，却正在超越他们的禁区，把陈独秀个人和历史的真实，呈献于读者之前，作者相信，在十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也必然会这样做的。

陈独秀，这个与中国近代史关系重大的巨人，今年已是他百年祭了。他生于1879年10月8日，逝于1942年5月27日，活了62岁。从他18岁起，到死为止的45年中，是中国历史激剧改变的年代，中经两次革命，一次大战，他的个人命运随着时代而升沉，最后寂寞地死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江津，人们简直把他忘记了！

1896年17岁，进了秀才，院试时取了第一名，第二年，他赴乡试，如果中了式，便是举人了。可是他在试场中见了考生的许多丑态，使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经过一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他「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接二连三的做了康党、乱党、共产党，和共产党里面的左派反对派（托派）。这是如何的奇特，因为他的鄙科举而不为，并无其它先行的影响。

他做康党大约四年，做乱党大约十二、三年，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启蒙运动者大约五年，作共产党9年，托派8年。他一生重要的几十年，也可以说经历了不断的革命。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陈独秀在他短短的两章「自传」中，最好不过的叙述了他的性格：第一，他生性崛强，不畏强御，他受了祖父的毒打，总一声不哭，他祖父骂他「长大成人后，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他有生之年，真是「不怕打，不怕杀」，对于横逆，并不放在心上；第二，他自说秉承了母亲性格的遗传，并不「疾恶如仇」，「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前一种性格决定了他的行谊，后一种性格使他负了历史上「机会主义」的恶名。

「不怕杀」，有二个故事流传下来。据高语罕的记述：「二次革命失败，先生从安庆逃到芜湖，被芜湖军人某逮捕。……已经出了布告，要枪决先生。先生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后经刘叔雅、范鸿僊、张子刚先生力救得免。」

第二次，他在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押解赴京时，他在火车上酣睡达旦；章士钊入狱探视，欲为辩护，他责士钊不识本末，且言「为人类奋斗了十余年，从此有个交代，可以撤手不管了，个人乐得借此作一安身立命的归宿。」言毕微笑，态度安详，而精神恬适，似乎一切都已放下。（见高语罕「入蜀前后」）

他的二个儿子，延年和乔年，1927年后都被国民党杀了。延年死在上海，乔年死在北京，死得都很惨，也极可惜。尤其是延年，曾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干练诚笃之至，他被捕后，吴稚晖打电报给国民党称贺，认为除了心腹大患。独秀听了儿子被杀的消息，不下一滴伤感的眼泪，这时他已从总书记下了台。杀延年的人，后来成了民主人士，不仅在北京颐养天年，而且死后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辛亥革命后，经过洪宪称帝，张勋复辟，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陈独秀放弃了革命工作，转而做启蒙运动了。1915年，他创刊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他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请，做了北大的文科学长，「新青年」的影响遍及全国，他在近代政治与文化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在康有为、梁启超之上；他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二个要求，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已达30年之久的今天，仍贯穿在「四个现代化」之中。

「新青年」的思想解放工作，在现实政治上直接引起了五四运动，这运动的主流是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议上，帝国主义者无视中国人民的民族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其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北京卖国政府。运动向前发展，又影响并扩大了《新青年》的内部矛盾，不久便发生分裂。诚如后来鲁讯所说，「……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逐，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他这话，自然只适用于胡适之一流，却没有涉及更向左倾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更没有说到自己的中立路线。

向左的陈独秀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提倡、研究与实行了。胡适之认为《新青年》已成了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鲁迅和周作人赞成分裂，《新青年》移上海出版。据鲁迅回忆：「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22年间，倒显著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战场转移了，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全国各主要城市，纷纷成立了同样组织。仅仅过了一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会议，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以后一直担任到第五次代表大会，他负责领导了1925──27年的中国革命。

这一段彰彰在人耳目的历史，共产党在长时期内是加以抹煞的，他们抬高李大钊，夹硬捧鲁迅，却不提陈独秀。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文章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不提《新青年》和五四运动，不是陈独秀，这当然不是无意的遗漏，而是党见使他数典忘祖了。

1925—27年中国革命失败了，陈独秀直接负了革命失败的责任。中共在历史性的总结文件中说：「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由于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它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选第三卷976页，1953年版。）

这段话可说每一句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要把历史真相从头叙述，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做到的，但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否英明，可以从他们对国民党的态度上见之。斯大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四个阶级的联盟」，即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的联盟。因此主张加入国民党，对国民党抱有很大幻想。在苏联，与斯大林等持不同意见的托洛茨基则认为国民党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的政党，所以反对加入国民党，但他的主张在斯大林等所把持的共产国际里得不到支持。所以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只有托洛茨基一票反对。1925年托洛茨基提议退出国民党，遭到否决；1926年3月12日蒋介石政变后，托洛茨基再次提议退出，仍被否决。

由此可见，无论是加入国民党或在国民党叛变革命时应该采取什么对策，都不是由陈独秀来决定，而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相反的，当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加入国民党之初，陈独秀由于他对国民党认识的本能，曾经加以反对，但他却无法在理论上抗衡国际的指导，因为当时的共产国际是挟着苏联革命胜利的耀眼光辉，在指导世界各国的革命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又有谁知道，自从列宁死后，它已成为斯大林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进行党争的工具。

当时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对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代表左派的是托洛茨基，代表右派的是布哈林和斯大林。但斗争只限在莫斯科，并未影响到中国党。所以陈独秀在国际代表参与的八七会议上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后，他在上海渡过了二年痛苦的日子，仍未能了解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他乖乖地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有系统地断送了1925──27年的中国革命，结果却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的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是一个软脊骨的政客，他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此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俾后者能抵挡任托洛茨基们的批评，那末，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引自《双山回忆录》」130页）

1928年以后，莫斯科留学生中的托派，陆续有人回国了，陈独秀和其它部分的老干部，逐渐和托派发生接触，陈独秀见到托斯之间争论的文件，简直像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这点经验，作者本人在1928年冬也是切身感受过的。

陈独秀在国际上的地位太重要，他的倾向托派，引起了斯大林派的惊惶，国际在1929年10月26日训令中国党：「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这时候，八七会议上代替陈独秀做总书记的瞿秋白己因犯了盲动主义错误（其实他也是国际政策的替罪羊）下了台，继起的李立三正出色当今，于是按照国际训令，于11月15日正式开除了陈独秀党籍，但国际不旋踵又对他发出了邀请，要他参加莫斯科会议，这时托洛茨基已被放逐至中亚细亚边境阿拉木图了。陈独秀拒绝邀请，于1930年2月17日写了《答共产国际书》，正式提议公开托洛茨基关中国以及整个国际问题的文件，交付党内讨论，这提议当然没有答复。过不多久，李立三又以「左」倾路线下台了。

1930年夏，陈独秀领导的托派组织——「无产者社」正式成立，再过一年，四个分立的托派小组织统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这时候，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都成立了托派组织，共产党开除牠们，但托派仍自命为共产党的左派反对派，直到德苏协定以后的1938年9月3日，左派反对派才以独立的革命党资格，宣布成立第四国际。

1931年5月1日，由四派统一成立的左派反对派组织，不到一个月，除了陈独秀以外，全体执委都被国民党捕了去，搜捕的目标本是陈独秀，国民党决不不会让他漏网的。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果然被捕了，这是轰动全世界的中国历史大事件，国民党不得不公开审讯他，而且由于全国群众的抗议，也不敢杀害他。他和其它同志公开在法庭上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指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军事独裁。他的老朋友章士钊替他义务辩护，但他声明：「章律师的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亦毋须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的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结果，他和彭述之一同判处十三年徒刑。

在他五年的监狱生活中，世界和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一）1933年，希特勒客观上得到斯大林「第三时期」路线的帮助，夺取了政权，共产国际和德共不经一战而降，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早爆发，并促进了无产阶级世界组织——第四国际的建立；（二）1934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胜利，迫使红军长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中取得共产党的领导权。（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甚一日，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东北军要求蒋介石抗日，实行兵谏。

陈独秀在狱中仍关心托派工作，1935年底，第一批被捕者已有人出狱，工作又逐渐上了轨道。他通过种种关系，不断向托派领导提供意见；但他的主要研究，则是文字学，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实庵字说》。他的狱中生活不同于其它囚犯，却也加重了他的心脏病与静脉炎。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释放出狱。

陈独秀山狱后在南京勾留期间，对抗战工作非党热心，临出狱前，他起草了抗战的七条根本意见，但托派并不全部同意。他的一个老同志罗汉拿给叶剑英看了，叶要他去西安找林伯渠，林又拍电执到延安，过了几时，毛泽东有了答复：「让陈独秀承认去错误，公开声明反对托派，欢迎一起工作。」陈独秀知道了罗汉的个人行动得到如此「招降」条件，大为生气。这时京沪战事已经终结，他不得不撤退到武汉去。驻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是董必武和秦邦宪，他们对老先生（陈独秀）是恭敬的，对托派也并不攻击。但在1938年初，真正能够代表斯大林的王明到了汉口，我们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下台后去了莫斯科（王明应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书结束后去莫斯科的──编者），任中国驻国际代表，气焰依然不可一世。1935年夏，国际召开七次代表大会，对全世界共产党发出了向右转的命令，提出「人民阵线」口号，代替了开始于1929年的「第三时期」哲学。王明紧接着擅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勒令延安执行新路线——「抗日统一战线」。据张国焘说，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这种改变，以后在历史问题决议案中，称之为「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但在当时，王明不仅代表了党，而且代表了国际，和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

希特勒一上台，使斯大林惊惶失措，他在西方订立德苏协定，瓜分波兰，在东方一面和日本修好，一面命令中国共产党尽量对国民党让步，免得在抗日战线中吓跑蒋介石，以此拖住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腿，避免苏联两面作战。

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首先得堵住反对派——托派的批评之口，于是在全世界进行一次规模巨大的诬蔑工作，在苏联内部则进行血的清洗。

清洗工作长达三年，过种如下：

1936年8月，举行「托齐联合中心」审判。25日，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等16人被杀，托洛茨基父子缺席判处死刑。

1937年1月，布哈林、李可夫、赖可夫斯基被捕。23日，「反苏维埃托洛茨基中心」案审判拉狄克、毕亚大可夫等17人，托洛茨基父子列为主要被告。30日，毕亚大可夫等13人处死刑，拉狄克徒刑10年。6月11日，红军将领杜哈契夫斯基等8人被捕，第二天枪决。

1938年2月16日，托洛茨基儿子西道夫在巴黎为斯大林特务毒杀。3月15日，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被审判，旋被处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独秀之被诬为汉奸，乃是毫不足奇的了。这工作是王明一手布置的，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康生，首先在延安的《解放》报上，写了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说「早自『九．一八』日本驻沪侦探机关，经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

王明一到汉口，新华日报就连日宣传这个诬蔑，陈独秀诚默不答。3月16日，大公报、武汉日报登载了王星拱等九人的公开信，为陈独秀辩诬；17日，新华报用短评答复他们，利用苏联党狱中捏造的文件，反证托派勺结德日，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短评竟说「陈独秀是否为汉好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这就露出了中共诬蔑的真正意图，陈独秀至此不得不加以回答了：「……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从前我因为反对盲动政策，被中国共产党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昼蛇添足之事。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拉拉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王明的诬蔑在政治上是没有效果的，因为1938年的汉口究竟不是莫斯科，新华日报也不能起真理报的作用，可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一个有历史地位的革命家的。但挟有国际背景和共产党军事力量的狂妄小子，他的胡作非为，终不得不在现实上使陈独秀陷于孤立，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当然不敢再和「老先生」来往，民主人士也立刻和他疏远；流寓在一起的年青托派，都从事实际工作去了，以后，甚至他的文章，也遭到国民党的禁止，原因并不是受了王明们的指使，而是因为他虽自称不再代表托派，却仍然是一个真正的会主义者的缘故。

陈独秀在1940至42年写给托派的信和文章，由他的学生印成一本小册子，胡适之见了如获至宝，立刻加上长序广为发行，这就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一书。

陈独秀与托派的讨论，多半属于策略性质。在武汉时，他对托派同志再三声言应该改变工作方式，否则，「三个月活动，三整年长监」，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陈独秀是非常敏感的现实的革命家，他在策略上与其它托派有很大距离，特别对于民主主义的解释，很难为托派所接受，但综合他的意见，可以归纳之如下：

（1）战争期间（他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会爆发革命，除非民主国战胜轴心国，才能形成革命形势，所以社会主义者首先应该支持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战争；

（2）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没有质的差别，后者只是前者的扩大，他把民主主义看成超历史的范畴；

（3）战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惟有世界革命才能消灭战争，他仍坚持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

（4）民族解放斗争同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连接起来，才能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他没有进一步主张民族解放斗争应该是不断革命，反对自己国内的资产阶级；

（5）他分别出列宁时代的苏联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具有不同性质，但没有指出斯大林的苏联，是什么性质，这是他死前十四天的意见，他不可能进一步得出结论了。

（6）由于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一般的民主对立起来，所以列宁应负斯大林罪恶的一部分责任。（世界上反对斯大林政制的人，无一不把斯大林的「原罪」推论到列宁身上，认为列宁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原则，造成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7）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是这样的一种革命：人民的民主权利，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被尊重与扩大，否则便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主张在中国革命胜利已30年的今天，益发证明其正确。

陈独秀的意见，经过历史的证验，其错误与正确之点，我们都可从中获得应有的结论。一般地说，他在1941年德苏战争之前的文章，与德苏战争以后写的文章，精神完全不同，陈独秀深深痛恨德苏协定和残杀十月革命元勋的斯大林党，认为法西斯与斯大林独裁是双生子，所以他要拥护资产阶级民主，打倒「比中世纪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别乌政治」；德苏战争以后，他在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已不再拥护英美的民主主义，而一般地主张民族解放战争，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了，甚至更进一步主张：「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现世界，任何较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的侵入，以实现这种独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牠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这样的国际革命观点，仍然是托派的基本观点。他和托派的距离，是对苏联的立场不同，他非常正确的分析了列宁时期的苏联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两者之间的不同，但他反对称后期的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德苏协议之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中，不少人改称苏联为帝国主义国家（比毛泽东早了几十年），托派之中，甚至为这个问题造成分裂。托洛茨基坚持这样的立场：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但托派要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国有财产制度。他以瓜分波兰为例，苏联不得不在苏占区实行没收大地主的产业，并将生产工具国有化。「这并非由于官僚集团还忠于社会主义的政纲，而是因为官僚集团不情愿，也不能够与占领区中的旧统治阶级分享政权，以及政权必然带来的种种特权。」他以拿破仑第一为例，拿破仑第一用军事独裁停止了法国革命，但他一侵入波兰，就签发第一道命令：「废除农奴制度」，这并不是由于他对农民的同情，也不是由于他遵守民主原则，而是由于他的独裁建立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上面，所以必须反对封建的农奴制度。

由此得出来的结论，应该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世界革命，打倒斯大林！」

可惜陈独秀僻处在闭塞的四川小县城，孤立而寂寞，且受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诬蔑与封锁，写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之后的第十四天，就与世长辞了。

陈独秀留下来的思想的闪光，我觉得有两点也是超过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能存有和平主义的幻想，这是胜于斯大林毛泽东的「和平共存论」多多的；（二）他把世界集团分为四类：同盟国、半殖民地、被保护国、殖民地；这种按照实际情况的分类，远非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所能及。

在战争的年代，陈独秀的死讯，只占报纸上不重要的几行地位，除掉几个亲近的人送他入土，没有什么「哀荣」。世界彷佛早已忘记了这个人，中共过去一向有意抹煞这个创始人，但历史还是公正的，今天，经过了五十多年以后，人们终竟打破了长期的沉默，重新把他在革命中的功绩提到了应有的平面。

「平反」还刚在开始，还只恢复他在五四和组党初期的地位，人们不敢提到他1927年之后的发展，间接地，已有人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说他在1936──38年误把左派反对派视作敌我矛盾，扩大了肃反之不当。（见1979年8月22日《光明日报》载《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不久之后，或许不会再骂陈独秀「堕落为托洛茨基分子」了吧！

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不仅仅因为他是自成立以迄1927年末的总书记，也不仅仅因为他是1925──27年的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的意义应该比这些还要多些，还要大些。陈独秀的最大的历史作用，应该说是中国思想近代化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者。

在「近代化过程」这一意义下面，我们所了解的是：从启蒙思想一直到社会主义。这个过程，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像英法的历史上，先后延续了约有一、二百年。从卢騒到罗伯士比尔，从罗伯士比尔到圣西门，从圣西门到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国是走了两百年的。在俄国，从别林斯基到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也走了七、八十年；可是在中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从运动转换的意义上说，只走了三、四年，而且这段过程又是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完成的，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能等于欧洲近代史上的一些名人；倘就思想性质而不就事业成功来说，其中有过中国的马志尼，有过中国的俾斯麦，有过拿破仑，也有过马克思。可是要找上一个人来，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

落后国家总是以缩短的，跳跃的，错综的方式，补走着先进国家所已走过的路，这情形，托洛茨基称之为「配合发展律」，陈独秀该就是这个规律在中国的化身。

要将人家一两百年的历史，配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发展出来，其间必然充满了突兀的转变，充满了对昨天的否定。他必然永远走在时代前面，永远让人骂着「叛徒」的罪名。

没有最高的道德勇气的人，休想完成这样的转变；没有特立独行精神的人，决不能有如此的发展；这样的人，理该被卫道者诋为「洪水猛兽」的，他理该憔悴以终的，陈独秀的寂寞是他求仁得仁的结果，他不怕寂莫！

（八）余论：陈独秀的诗、文和文字学

苏曼殊是出名的诗人，陈独秀未尝以诗名，可是事实上叫人难信，这个平日少吟咏的陈仲甫，竟是诗僧的启蒙老师。

陈独秀年青时别名「三爱」，他所爱的三者之一，乃是陆放翁的诗。可惜他没有保存自己的诗作，最近有人他作年青时的传记，煞费苦心地搜集了他的若干诗作，聊见一斑；五四运动以后，他在北京被捕，出狱后也曾作过一首白话诗，答谢刘半农的慰问。以后在战斗的岁月中，他自然没有心情作诗，到了老年，又以诗寄他的悲愤了，我在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先生那里，抄存了他的一首长诗，作于1939年9月的江津鹤山坪，诗后自注：「伯强，中国古神话中之大疫厉鬼也，以此喻死狗。近日悲愤作诗，知己者可与一观。」他所谓「死狗」，指斯大林，莫斯科长达数年的审判，王明奉命到汉口对他进行的诬蔑，使他刻骨地憎恨，他把这些感情都发泄在这首长诗里面了。诗如下：

告少年

陈独秀一生极多波折，困顿艰险，备尝痛苦。但他从不泄气，绐终乐观、豪迈、勇敢，发为诗文，诚挚动人。

他的文章很有名，我们只消举两个人的批评就够了，蔡元培认为他的文章风格，三个字足以尽之，就是「劲、廉、杆」。鲁迅则说得非常形象化：「……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有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文如其人，陈独秀是革命家，不是擅用「阴谋、阳谋」的政治家，由于他的「吐辞律以诚」，而且「忤众非所忌」，所以到头来，只能「坎坷终其生」了。

有人完全从独秀的性格中，寻找他文章遒劲的说明，其实这是不尽正确的。他诚然是天才，他文章中的优点，不少可说是「与生俱来」，但显然是经过苦学的。他在旧文学的造诣上，即使在他同一辈的大师中，地位也是很高的。他和鲁迅一样，爱读庄子。

他的文章限于政论，不曾写过纯文学的作品，但不能说他的文学活动与纯文学无关。恰好相反，他是新文艺园地里的第一个花匠，是继往开来的批评家。俄国大批评家倍林斯基曾经确定了普希金和戈果里的文学地位，奖掖了屠格湼夫那样的作家；陈独秀对于中国旧小说的重新估定，对于新小说的鼓励诱掖，都尽了极大的作用。鲁迅就曾经说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陈独秀在多种多样的学术兴趣中，只有一种始终不变，就是语言文字学，五四以前，他写过一本《字类疑义举例》，亚东出版；狱中写《实庵字说》，据专家意见，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这些专家中包括独着开明《辞通》的朱起凤先生，北大教授魏建功先生。

陈独秀对自己所有工作，极少自负，但对文字学则当仁不让。在江津幽居时，写《小学识字课本》积稿盈尺，由他的学生带到上海整理，因内战日亟，无法出版，全部归商务印书馆保存。共产党如果有意发扬中国历史文化，对于如此重要的学术著作，是不应该长久冷藏的。

1979年10月26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