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常生活

О быт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 1927

原文链接：http://az.lib.ru/l/lunacharskij_a_w/text_1927_o_by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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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日常生活这个话题并非偶然为之。之所以要讲这个话题，是因为在莫斯科和苏维埃俄罗斯的众多城市，有大批听众要求我专门对这个话题做一份报告。在我看来，人们对这个话题兴致盎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这样预测：当我们开始或多或少地组织社会生活的时候，日常生活这个重要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一两年之内，这个问题就会成为我们整个建设工作的第一重点，因为革命的真正目的正是要完全改造日常生活。

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中包括一系列单独的重大事件。

政治革命是最引人注目的。它和军事斗争相关联，而军事斗争是以非凡壮观的事件告终的，也就是让权力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但对于斗争所争取的真正革命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先决条件。政治革命，夺取政权——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共产党人完全不认为，建立这样那样的国家形式是社会革命的目的，因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摧毁国家，消灭一切让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权力。

我们设想，共产主义制度是无国家的制度。由此就可以很清楚地得知，政治目标不可能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新的专政阶级，即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并不是为了政权本身而去夺取它。相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为了尽可能快地放弃它，正如恩格斯所说，是要利用它，把它当作生产工具，并且尽快“把全部的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工人阶级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借它的帮助来实现社会革命。

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改变生产和财富分配的秩序。它要从统治剥削阶级手中夺取不断增长的巨量生产工具，建立有计划的（即以科学为基础的）、合乎规律的、有序调节的财富生产过程，并在人类社会的全体成员中进行公平分配。

虽然我们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但是，这个目标，这个巨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还远远没能解决它，而且这个目标也不是最终任务，因为人不是为了参与经济而活着，不是为了工作而生存；相反，他参与经济，他进行工作，都是为了生存。

卡尔·马克思对准则，也就是衡量某个社会制度水平高低的标准，做了这样的定义：“这个标准就是，特定的社会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人的一切内在潜力得到最大发展。”因此，对于经济本身，即人类生产和分配其生存所需的物质财富的方式，只有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使人们共同过上有条不紊、团结友爱的幸福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能让人体内沉睡的一切才能蓬勃发展，变成一种庄严而灿烂、富有创造性的生活，只有这样，经济才是有意义的。而这种生活，作为最终目的的生活，就是日常生活。

由此可见，政治是完成经济革命的工具，而经济为日常生活的革命和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我们的政治任务。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是自己国家的主人。我们不再允许任何人质疑工人和农民在苏联境内当家作主这个事实。但是，获得了这种当家作主的权利之后，我们还必须真正实现这种权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怎样组织经济，怎样切实推行这种有计划的经济。

列宁曾教导我们：如果历史做了充分准备，政治革命就可以在几天之内发生——这是个军事问题，事关一股力量战胜另一股力量，但经济革命——一切财产关系的重塑，新的生产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则要花费很多很多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如果我们能把同农民的联合保持10-20年，在农民的支持下沿着我们的建设道路走下去，那我们必然能够实现社会主义。

将近10年过去了，我们明白还必须再经历5-10年同样的斗争。虽说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任务，但我们还是能很明显地看到，过去的这些年没有白白浪费，我们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这就让我们也有权讨论一下日常生活的革命；我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认真研究日常生活，并且有意识地参与其中，从而逐步地加以改造，让工人、农民和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带上社会主义的色彩。

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国家生活和经济生活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区分出来；减去这两个领域，就得到了日常生活。

行使选举权，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民选代表并参与工作，这一切都属于国家生活。这当然也和日常生活有关系，但是是间接关系。

工人的劳动要操作车床，农民的劳动要拉动耕犁，而这样那样的知识分子则要教书、治病或者坐在某间办公室里，诸如此类——这就是指一个人的经济工作，也就是履行他的职业责任和社会职责。

而当他在自家房子里，身为一个父亲、丈夫，一个家庭成员，他用他的工资来维持生计，他安排自己去休息、进行自我教育、提升自己——这些都属于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我们都无法回避那个被称作个人生活的东西。把这种个人生活——或者按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说法，叫生活情况（житье-бытье）——引向光明和理性的轨道，这正是革命的最终目标，也是它最重要、最崇高的成就。但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一些人有的时候会说，构成这些日常生活的条件是自发的。他们这样反驳我们：“即使说可以改变国家秩序，即使说可以通过高水平的领导来影响经济，要影响日常生活也是极其困难的。”然后他们又补充说：“国家秩序可以通过法令来改变，经济秩序可以通过劳动和分配的组织来改变，但日常生活却深深扎根在由本能和偏见构成的历史当中，它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去改变。”

但我们的回答是这样：“我们的革命恰恰是自觉性对自发性最大的干预，它和马克思主义这个整体一样，基于对现实最深刻的分析和理解，是一种高度敏锐的有组织活动；这样的革命恰恰不允许我们把任何东西看成是自发的、自在自为的，不允许我们因此把它们丢开不管，而是要求我们必须以最高的自觉性参与到这个领域当中。”

因此，在目前的这些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九和第十个年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这样：了解我们日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关键过程，并且力图以合理而自觉的方式去影响这些过程。

各方代表向我们（包括我，以及其他在文化领域工作的同志）提出要求，人们请求我们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大批公众正在倾听报告，对这个问题有着巨大的关切，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正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家庭问题无疑是最基本、最主要、最紧迫的问题。

在所有不属于国家生活、不属于社会和经济生活而属于私人日常生活的问题中，家庭问题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虽然它不属于政治生活，不属于国家生活，不属于社会经济生活，但如果不能正确加以解决，它就会使所有的政治和经济成果化为乌有。因为家庭的问题同时也是人类延续的问题，是下一代的问题。

想象一下，比如革命会把公民的意识提到一个极高的水平，革命会令人满意地解决一些问题，但它又会伤害生命的繁衍，伤害新一代人的诞生，给降世的孩子带去损害；想象一下，出生率会下降，孩子出生后会很虚弱，刚一生下来就得不到适当的营养，他们会变成残废，会流落街头。我们难道不该诅咒这种革命吗？我们难道不会说“它完全就是个错误”吗？要知道，我们的革命与其说是为了我们，不如说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他们的出生，他们的正常教育都能得到保证吗？革命要怎么回答我们各族人民的生命延续这个核心问题？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它的回答是，要建立一个足够稳定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一个由父亲、母亲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可这种核心家庭就在我们眼前走向了衰败没落。在它进一步的演变当中，资产阶级社会已经让成年人走向了极度的自私自利，以孩子的名义保护自己不受损害的愿望极其强烈，以至于它真的伤害了人类的进一步延续。在这方面最先进、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就是法国，尤其是在战后的现在，它正在经历人口的缩水。法国的人口已经开始灾难性地减少，并由黑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外国移民加以补充。

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能确保后代跟随我们的步伐，确保他们健康成长、朝气蓬勃，能从我们手中接过旗帜，并且继续进行我们曾为之做出万般牺牲的建设工作？

我们迄今为止所进行过的人口普查让我们可以假设说，我们业已完成的全联盟人口普查也将由对材料的研究得出令人欣慰的结果。

众所周知，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导致出生率下降和婴儿死亡率上升，今年我国8岁儿童的入学人数下降了近50%。但现在问题正趋于平缓，出生率在上升，死亡率在下降，我们目前的出生率区间已经与1913年的出生率相当或者大致相当。

但我们必须记住，这种出生率的提高是由于农民的生育。伪革命思想还没有相当深入地触及到农民群体，他们也就不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反映这些思想。他们的婚姻和生育方式就和以前一样。

正如乡村的人口统计数字所得出的推测，很有可能即使是现在，我们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也有着很高的婴儿死亡率；但同时也有奇高的出生率，它能够盖过高死亡率，使得繁殖率相当可观。

不过，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哪些想法是从我们这里传到乡村去的？我们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是用什么来感染村庄的？当我们的思想到了那里，会怎样影响乡村的日常生活？

不得不说，这就让我们有理由感到担忧。

如果我们单独考虑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人口曲线（我们或许能通过进行全联盟人口普查来做到这一点），恐怕我们必须要指出，他们的生育率正在下降；我们必须要指出，父母怀着不正常的愿望，希望自己不生孩子，而生育才会确保各族人民的生活能真正协调地持续下去。必须投入最大程度的关注来对待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自革命以来，旧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这让我们对家庭有了新的看法。人们常常觉得这种看法好像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的危险性，党也必须对它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观点直截了当地指责一夫一妻的长期家庭，并且这样说道：一夫、一妻，还有孩子——丈夫和妻子生育和抚养孩子——这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一个自尊的共产主义者、一个苏联人、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和真正的无产者必须告诫自己，不要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所影响。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说：“社会主义带来了男女之间新的交流形式，即自由恋爱主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彼此相爱，只要他们还喜欢对方，他们就生活在一起；当他们不喜欢对方时，他们就分开；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较短，不形成长久的经济结构；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都是自由的。”

“这是过渡向更加宽广的社会生活，它会取代居民的小窝，取代他们的破败公寓和寒舍茅庐，也就是取代那个僵化停滞、隔绝于社会之外的家庭单位。”他们说道：“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苏联人必须要避免一夫一妻的婚姻，努力用‘changez vos dames’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像古老的卡德里尔舞曲²表达的那样，它是某种变化，是丈夫、妻子、父亲和孩子之间关系的自由，让人们没法知道谁和谁有关系，以及具体是什么关系。这就是社会建设。让我们把它研究明白，让我们离它更进一步吧。”

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当中，什么东西是我们要保留的？在这种婚姻当中，我们具体该把哪些东西看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在这种婚姻当中，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是男女不平等，它是资产阶级式的消极因素。它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基础，因此我们要直接打碎它。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政治制度等等，无论是银行家、教授、小官吏还是无产者的家庭，其家庭结构都是以资产阶级法律为基础的，而欧洲国家的这种资产阶级法律甚至比旧俄罗斯的沙皇法律还要糟糕。

对于我称之为“家庭的政治方面”的规矩，沙皇的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妻子有义务服从一家之主，也就是她的丈夫，她要百依百顺，想尽办法取悦丈夫，必须优先服从他的意志。当她的丈夫搬到某个地方时，她必须随丈夫一起。没有丈夫的明确许可，她不能受雇做任何工作。正如各位所见，这就是白纸黑字、不折不扣的奴隶制。

我们更加仔细地分析沙皇的法律，研究一下丈夫可以怎样处置妻子，我们可以发现，他认为妻子是自己的财产，如果他觉得她犯了大错，就可以对她采取各种惩罚措施：殴打她，让她吃不饱饭，囚禁她，等等。妻子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对此进行控告。如果他打断了她的胳膊或者打破了她的头骨，那妻子有权申诉——这要交由检察官来决定，在此之前什么也不能做。如果调查证实丈夫的殴打确实涉嫌虐待，法院有权进行干预。否则，丈夫就只是在用鞭子“教训”他的妻子，也就是说，这符合道德规范，完全是可以允许的。

如果妻子想离开丈夫，到其他地方定居，这是不可能的——丈夫是发号施令的人，妻子不能选择她想住的地方。妻子想工作，想学习——她的丈夫可以禁止她这么做。西欧的法律，比如说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法律，甚至更进一步，又补充了一段：如果丈夫内心确信他的妻子对他不忠，他可以将妻子杀死。许多律师发问说：那如果一个妻子内心确信她的丈夫对她不忠，她能杀死丈夫吗？不能。妻子会被因此送去做苦役之类的刑罚，而丈夫却能无罪释放，他是捍卫了自己的财产权。他的妻子胆敢违逆他的财产权，他就可以杀了她——这就是他在家中的权力。

家庭里有一个领导，这种家庭既不是协议，也不是劳动的联合——我们认为，家庭里的这种政治秩序就是它的资产阶级特征。

资产阶级家庭在经济上是如何组织的？

丈夫在社会上做工作，无论是政治活动、服务工作还是在工厂干活，而妻子则从事家务劳动，也就意味着，她所处的兴趣范围窄得可怕，简直教人变成白痴：她被脏衣服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在满是烟黑的厨房里做饭，照顾小孩，等等。她被这一切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根本考虑不到自己的发展，也考虑不到参加社会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依靠农奴劳动的贵族，即便贵族中的女性有了足够数量的农奴为她服务，可以像男人一样从逼仄的家务领域解脱出来——贵族阶层却还是得出了这种可以说是“大老粗一样”的结论：“还是女孩，眼里有光；长成婆娘，就变成糟糠！”哪怕是托尔斯泰，哪怕他描绘了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个美好的形象——一个自由自在的贵族女孩，他也说道，当她结婚之后，要清洗孩子肮脏的尿布再晾干，连外面的光线都被遮挡，也就再也不能要求她做别的事情了。

我们反对这种家庭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当中，文明的、进步的劳动属于男人，而碎片化的、不经济的、枯燥的劳动属于女人。我们就像反对资产阶级制度一样，反对这种家庭制度。

但是，对于一夫一妻的家庭本身，当丈夫和妻子说：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尊重、长期结合、经年累月，直到有特别的因素将它破坏；我们愿意一起生活，同甘共苦，携手互助，生育后代，抚养成人——对于这种家庭，我们是否要反对呢？这是资产阶级还是非资产阶级呢？我认为，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可以有这样的家庭结构，也可以有像这样结合多年的伴侣。

但也可能有其他情况：人们可能会走到一起又分开，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形和个人性格。有些人找到了女友，结识了一生的挚友，而还有人则没找到；有些人的性格和气质让他能通过认真建设生活、倾尽心力与另一个人深入培养关系来得到极大的幸福，而另一些人更喜欢从一个人变换到另一个人，享受那种短暂的辉煌。

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但在我们的过渡期社会中呢？——不，在我们的社会中，唯一正确的家庭形式就是一夫一妻的长期家庭。

必须要说的是，要摒弃其资产阶级的特征——男性发号施令，而女性被家务负担埋没——摒弃了这些特征的配偶家庭，为共同建设生活、生育后代和养育子女而形成的长期结合，这就是我们唯一需要的形式。任何人想要履行他的职责，无论是政治职责、工作职责还是身为人类的职责，都必须建立起这样一个家庭。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可以说：社会并不关心你们如何相爱，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恋爱，生下的孩子会由社会自己供养。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性，这就是它会对我们说的话。父亲和母亲怎么表现并不重要。孩子出生了，而社会会接纳他，那些没有父母感情的人可以不去照顾孩子。但我们现在不能这么说。我们不能这么说：男女公民们，结合吧，生育吧，我们会照料你们的孩子。我们做不到。今年我们给国内孤儿的拨款花费了4600万——这是我们苏维埃俄罗斯预算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极其沉重的负担，影响了整个人民教育事业。即使到现在，我们的孤儿院的经济和教学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我们所收容的几十万孩子还是像没人照管的野兽一样在大街上乱跑，而我们没办法应对，没有合适的手段去抓住他们、驯化他们、帮助他们成为国家的正常儿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说“繁衍生息吧，我们会负责照顾孩子”这种话吗？我们办不到。

要是革命会损害生育、降低出生人数，要是它让人流变得稀疏、让孩子越来越少，要是它养不活我们的下一代，要是堕胎越来越普遍，要是对孩子放任不管的现象像疥疮一样到处传染，那这种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它的目的又是什么？那又何必要搞革命呢？那么，谁会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承担起培养孩子的主要责任呢？那就是父母。

苏联政府必须逐字逐句地把这些话告诉每一个人：培养孩子、让下一代成长，这份责任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在于父母。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回顾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的那种声名狼藉的“杯水理论”。有些先锋派的同志（其中还有共产党员）曾这么说：我们的一切都不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资产阶级的爱情是求偶、浪漫的恋爱、粗鄙的家务工作、彼此忠贞，然后还有孩子。我们正在转向新的观点。我们不承认爱情有什么浪漫的价值，不承认那些沉重的束缚。爱情是简简单单的生理现象，是由自然所决定的，而我们要满足对爱的欲望就像喝杯水一样容易。这就是“杯水理论”的意思。这是深刻剥削的理论，是展现男性卑劣行径的理论。

革命不能容忍任何卑劣的行为，其中就包括男性的卑劣，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男人不会因为性交而受苦，对他来说，这种事就像“喝杯水”一样。女人喝杯水并不会受什么损失，但她在性交后会有孩子。而孩子正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从男性角度——粗鲁的、剥削的、庸俗的男性角度来看，男人是“喝了一杯水”，然后等着他下一次口渴，而女人则要把共和国的所有孩子都带大。所有不能由国家抚养的孩子都应该交给母亲来抚养——我们能不能采取这种观点呢？所有人都很清楚，这种观点是荒唐无比。女性的身体较弱，更难获得收入；怀孕和哺乳又在这方面削弱了她，让她非常痛苦。因此，假如我们让女性来独自背负我们革命和人民的整个未来，那我们肯定是又蠢又坏。我们会质疑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因为国家竟然无力保障儿童的生活。

谁该照顾孩子呢？是父亲和母亲。要把孩子养大成人，至少需要15年的时间。就是说，婚姻应该是长期稳定的一夫一妻制。莫斯科的《晚报》上写道，一位工人通讯员通过广播收听了我之前讨论这件事的报告，而他没听明白——这一夫一妻是什么意思？婚姻当然得是这两个人，一个人不行，三个人也没什么能做的。我感到惊讶的是，记者竟然并没有急着澄清这种荒谬的误解。当然还有三人婚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乱交等各种形式。我们要明白，长期稳定的一夫一妻婚姻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会立下婚约，说道：我们彼此相爱，由此立下誓言，为养育我们的孩子而进行长久的结合。在最近的将来，这都是唯一能保证各族人民繁荣发展的婚姻形式，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

我们不得不说的是，那些“在花丛里四处游荡”的人不关心我们的下一代，这样的共产党员，这样的苏联公民，这样的建设者都是靠不住的。但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利用我现在代表党所说的这种规则，转回到了资产阶级婚姻，这样的人也几乎是同样的恶劣。

有时候，我们遇上的苏联人和共产党员会这么说：我没有上这种当；我有妻子儿女，可以说我在这方面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但是仔细看看他在经济事务和家务劳动上的表现，就会发现，他自己倒是去过社会生活了，可妻子却埋没在家务当中。这绝对不是正确的家庭形式。

男人必须要尊重妻子，力求让她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因此，我们家庭的组织方式必须要保证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能够大致上平均分配。以前我讲这种要求的时候，有人给我递过提问的便条：什么意思，要我去摇摇篮吗？当然了。如果我去了某位同志的公寓，看到一个留着齐腰大胡子的人正在摇摇篮，因为他的妻子去开会或学习了，那我能说什么？只能认为他是真诚的列宁主义者，向他握手致意了。这样的婚姻里男女没有差别，责任平等分配，应当说它符合我们的理想。当我具体谈到女性的日常生活状况时，我会返回来再讨论这个问题，届时我会引用列宁的话，再次做出强调：这是唯一符合列宁主义、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家庭问题解决方案。现在，我需要转换话题，谈谈与家庭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

你们会这样对我说：你们关心家庭的稳定，可同时你们自己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那届会议上激烈辩论了一番，然后通过了实际婚姻和离婚权利相关的法律，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的自由离婚权难道不就相当于在家庭身上砍了一刀吗？你们是自相矛盾了。

杰米扬·别德内³写过一本相当出色的小册子，叫《认真相爱而……不长久，还是苏维埃式的结婚》（Всерьез и… не надолго, или советская женитьба），他在里面对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我国当局与政府的政策做出了极其机智和动人的批评。我会引用这段摘录（这并不无聊，因为杰米扬·别德内写得很好）。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当中，它是写得最为尖锐的：

而我们的司法部莽撞冒进，

这里的意思是，好像我们让这个农民转回到教堂那边去了。但是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可以明白，尽管杰米扬·别德内才华横溢、智识出众，但他并没有达成目的。他说，农民希望婚礼能实实在在，希望去安东尼“神父”那里成婚。劳驾各位想一想！并没有什么人禁止大家去安东尼神父那里结婚。想唱覆盘歌⁴，想给新娘编辫子，想让伴娘们哭婚，想让新郎官保留象征仪式，在新娘的肩上拍一下——请便，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的。尽管，说句老实话，我不明白魏列萨耶夫⁵为什么对这种婚礼如此热衷，这不过是象征着把一个女孩送到别人家去做奴隶，里面看不到任何美好。

新法律和旧法律有什么区别？

在以前，比如一个女孩上法庭去，对法官这样说：“我和某某男人生了个孩子，但他不想抚养”，并且要求就抚养事宜得到帮助，那么人民法官要问：“你在民事登记处登记过吗，有文件吗？”如果女孩回答说没有，那法官就会这么回答：“由于没有登记文件，我们不承认这门婚姻，你爱上哪去上哪去吧。”

而现在法官只会这么问：“你是否能证明这个人和你有实际婚姻关系？”如果她说：“可以，全村人都知道我和他住在一起”，那事情就结了——付赡养费就行。

也就是说，新的法律并不涉及仪式问题，不管婚礼或者结婚程序办得怎么样。我们不关心仪式是大是小，而是会这样说：“哪怕你们成婚的时候并不‘牢靠’，如果你们有了孩子，那就要供养他，绝对不许把孩子丢给被外遇伤害的母亲。”我们会这样说：“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婚姻，如果女孩有了孩子，那身为父亲的人就必须供养他。”杰米扬·别德内居然还没搞明白这一点，我对此是感到惊讶的。假如我们不通过这项法律，那就意味着：一个降生在世上的无辜孩子本来和其他孩子都是完全平等的，但如果他没在民事登记处登过记，就只能靠母亲来养活，而如果登过记，才需要父亲也供养他。

有特权的“婚生子”和没特权的“私生子”——工人的思想能容忍这种东西吗？我们能接受这种事情吗？绝对不能。所以，不管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如何辩论，它都肯定会通过决议，让实际婚姻中的孩子也能得到完整的权利，能够受父亲和母亲的照顾。法律规定的就只是这些内容。

很遗憾，杰米扬·别德内还更进一步了——“我们本该让法律更加牢固”。哪种牢固？这听起来就好像农奴制。只要你和女人成了婚或者女人出了嫁，那就得忍着。两个人相互厌烦，没办法把共同生活搞好，你和她在一起痛苦不堪——那不行，你们俩还是要套在一起走。这是基督教式的禁欲主义，是无限度的忍让，是不合理的顺从，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东西。我们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命运都该是自由的。如果你的婚姻不幸福，如果你不再喜欢这段婚姻关系——不管你是男是女，如果你的精力在这段婚姻中消亡、耗尽、遭到撕裂，你都有责任废除这段婚姻，让自己的生命复苏。

如果某个男人或者女人之前已经结婚，却正好遇见了另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这个人能够抓住他/她的心，让他/她能够说出这么一段话：和他/她在一起，我能真正找到极大的幸福，真正建立起劳动家庭，但是我之前犯了错，所以受到阻碍——我们能挡在路中间吗？这就很不合算。阻止这种事会滋生出悲伤痛苦，也是在浪费人的生命力量。

我们认为：男人和女人有权离婚。但是，如果有下作放荡之人卑劣地利用了这种离婚的权利，那么，除了法律以外，社会舆论也必须反对这样的行径。因为，很明显的一点是，像这样需要解除劳动的婚姻关系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可能一辈子有一次，或者如果真的很不幸的话，可能有两次。

可能有这种情况：你和你过去遇上的那个人没法保持一致，而你和后来遇到的另一个人可以把生活过得好得多。但是，比如有这么一个小伙子（或者姑娘），他自豪地宣布说这是他今年第四次离婚，那这种时候该说什么呢？它必须受到社会的严厉谴责。这是一种犯罪，它虽然不能由法律起诉，但它是在侮辱法律，是在欺骗亲近之人，是堕落腐化、放纵淫欲。这是极大的耻辱，而且必须要让社会舆论也这样去看待。随便哪个负责的劳动者都可以这么去做，无所谓，但我们要共同鄙视他：如果他这么做，就是背离了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所奉行的正常的、健康的路线。

一个人如果离了婚又再婚，他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有详尽的正当理由，必须随时都能向自己的良知证明说：我不这样做就不行了。要是有人用离婚来耍花招、变戏法，那他就不是建设者，而是破坏者；也就是说，虽然不是政治或者经济上的反革命，但却是日常生活中的反革命。他自己就是一个腐化分子，而且让他人效仿他寄生虫一样的生活。

这就应该是谴责这类行为的笼统标准。法律不能设下限制，例如一个人可以离婚两次，第三次就不行——不能制定这种标准。这是每个个人的良知问题。但孩子们不能因此而受苦。如果你离婚而且有孩子，你就必须供养他。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进行立法，至少要能消解掉这种轻易离婚对孩子未来的冲击。

在简要分析了我们的家庭关系之后，我具体谈谈女性的日常生活状况问题。这些问题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不过，我们必须要反复强调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因为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准则充分地引入我们的私人生活。以下是列宁说的话：

“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中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前几年内所做到的事情（早在1919年就说了这样的话）。我们真正彻底废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大量存在，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这是什么意思？列宁说得对吗？是对的。我们的立法是世界上对女性最有利的立法，我们已经不能再对这项法律做任何补充了，女性——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朋友——已经与我们同等地并列了。我们赋予她与男性同等的一切政治权利；我们赋予她离婚权，赋予她获得共同财产的权利，赋予她选择姓氏、住所和工作的权利；我们赋予她与男性完全同等的权利。

但是这就算完了吗？这样做足够吗？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只是在政治领域宣告了这些权利，而正如我上面所说的，家庭不只是一个政治机构，因为丈夫所拥有的权力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它还是一个经济机构。列宁了解这一点，并且说道：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⁶

就是说，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消灭家务劳动。怎么消灭呢？我们怎样才能解放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主妇，让她们从炉灶和汤锅里面解脱出来呢？

真正的、完全的、最高的解放是日常生活的社会化，我们正在能力范围之内慢慢地、逐步地走上这条道路，组织起公共洗衣房、公共饮食和公共的儿童教育。我们说：“夫妇俩，你们要教育自己的孩子！”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这样说：“国家会随着其资源的增长而接近你们，越来越多地对你们进行帮助。”

我们知道，比起在蒸汽洗衣房里洗衣服，在家自己洗衣服会浪费不知多少时间！有组织的少量劳动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工作，而人类却把大把的时间花费在僵化而艰苦的劳动上面。

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在某一部分地方，在大城市里推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一切推广到整个俄罗斯的农村地方，但我们会逐渐往这个方向靠拢。我们不能接受一个五六人的家庭自己搞一间昏暗的小厨房，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可以通过建设公共厨房和公共食堂，用同样的钱和同样的劳动量营造出明亮的食堂环境，提供出色、健康而美味的食物，同时还有优雅的音乐、报纸和象棋，良好的环境能让人在用餐时感到快乐和放松。比起毫无乐趣的家庭红菜汤，这一切都可以用同样的花费来获得，而目前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还在狼吞虎咽地吃着这样的汤，我们咽下的每一勺汤都是在侵蚀女性的自由、尊严和未来。

我们不能马上改变这种状况，但我们必须遵守公共食堂的这条路线前进。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

我们不否认母亲有权利和义务去喂养和教育孩子，但我们必须尽快去帮助她，因为教师是具有专门教育知识的熟练人员，他可以而且应该从事这样的工作。单纯地当父亲母亲比起教育孩子要更容易——教育是复杂的工作，我们不该用家庭手工业的办法来教育孩子，而是要建设起运作良好的育婴所、幼儿园和公共教育机构。但我们只能逐渐实现这个目标，目前还只能利用我们所掌握的资源来解决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让女性能从这种家务奴役中解放出来，哪怕只是一点点？男性要勤恳认真地对待她，不能给女性增添负担，不要为了自己自由就用家务活压迫她，而是要与她共同劳动，友爱团结、达成一致，尊重女性的权利和未来发展。

现在我要谈一谈年轻人的问题，谈谈他们的状况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问题相当重要。这一群人将来要直接接替我们，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是怎么样的。我不会讨论教育教学的问题，这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不重要或者没意思，不是因为我对它们的了解很有限；相反，正是因为它们很重要、很有趣，正是因为我很了解它们，我才觉得我们在这种讨论日常生活的总述当中不能简单地触碰一下教育这个话题就了事。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需要单独进行讨论。

我观察了共青团员的生活，借我们的报刊，比如《共青团真理报》（它很好地反映了我国青年的生活），以及像《日常生活与青年》（我全力推荐它）这样的文集进行研究，我看到我们青年的生活当中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我所发现的这种巨大缺陷尤其存在于有组织的青年中，存在于我们一百五十万名共青团员中，他们不仅是青年的先锋队，而且对整个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我和布哈林同志都多次指出过，在我们的共青团和全体青年当中明显存在着一种浪漫主义式的散漫作风，认为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学业和工厂工作配不上“真正的革命者”；对住所清洁、服装打扮和待人接物明显表现出极度的轻视，并且用一种有点游民习气的办法来取代这一切：我们革命者在这方面不适合表现得像是西方的资产阶级小市民青年。我们甚至连帽子都不能戴正，而要把它挂在耳朵上。而我们对此则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和布哈林同志都指出过，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它在我们破坏旧制度的时候还可以接受，但到我们建设新制度的时候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我们需要极其精确、高度整齐。而浪漫的游民不喜欢整齐划一，他厌恶“德式的严谨”——“我们革命的斯拉夫肠胃不喜欢这种东西。”但我们要求的是准确而整齐，我们要求精打细算地考虑健康、时间和身边的人。

井然有序、遵守纪律、讲求实践，这些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在建设时期对革命的一贯要求。我对这方面最为关注，但我也注意到其他的问题——有时候在共青团员当中发展出了拘泥迂腐、官僚习气和办事死板的作风，我注意到他们嘴唇紧闭，脸色阴沉而严肃。在这样的年轻人面前，说一些搞笑的、欢快的事情，或者聊一聊舞蹈或者年轻人的乐趣等等，反而变成有点羞耻的举动了。这种共青团员就那样盯着你看，看得人直想逃跑。他认真得可怕，做每一件事都按照计划，连睡觉也按计划来。只要还没睡着，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按照党的计划来办事。他严肃得可怕，所有生动活泼的东西都远远地躲开他。杰出的共青团观察员斯列普科夫同志就证实说，这种人，还有共青团本身，都开始变得僵化停滞了。还有这样一些事实情况，比如农村或者工厂的青年男女说道：要是去了共青团，那就无聊得很，连活动一下都不行。他们搞成了一套严密的办法，那儿就是个官僚办公室。

但是，这些事情相对来说都不算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上面说过的话已经足够，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青年人当中的流氓行为，这个不争的事实所造成的类似问题正以更加可怕的形式凸显出来。

托姆斯基同志在报告中讲得很对：不要夸大流氓问题，不要把主要问题归咎于劳动青年身上。这是正确的——不必夸大问题；但是也不能低估它。

统计数据显示，做出流氓行为的主要是16至25岁之间的年轻人。数据显示，流氓行为正是在工农青年当中发展起来的，而且甚至连一部分共青团员也滑进了这道深渊。

从表面定义来看，什么算是流氓行为？它是扰乱正常生活进程的胡作非为，从单纯的恶作剧到犯罪行为都包括其中——比如他们拉帮结伙、相互怂恿，把彼此引上犯罪的道路。从轻佻刻薄地对女孩讲话到同伙犯罪实施轮奸，这中间或多或少是有直接关系的。我和其他研究者研究了这一现象，并力图在青年流氓现象中找到一个更基本的原因。我们发现，沮丧苦闷和胡作非为是成对出现的；这条路线会逐渐导致更多讨厌的行为，乃至于引起犯罪，而另一方面它又是灰心丧气，它让悲观情绪不断增长，乃至于使人自杀。

最终导致自杀的沮丧苦闷，和最终导致犯罪的胡作非为——这些现象都是既不应该夸大，但也不能低估的。当然，这种现象并没有影响大多数人，甚至也并非影响了一小半人，但它至少是影响了相当一部分我国的工农青年，这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胡作非为和违法犯罪，灰心丧气和自我了结——在这些脉络的相交之处有一件东西立在中心，那就是伏特加。

我们设想一下，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伊万，一个是斯捷潘。伊万天性活泼，当他清醒的时候，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只知道他活跃、闹腾、精力充沛，喜欢坦率地表达他的看法。等他喝伏特加喝醉了——他的抑制中枢，他对自尊的考虑都被伏特加吞吃了，他思考不了对别人要说什么话，也想不到会受什么惩罚，等等。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内心深处的某种不满和恼怒，想借着这种不满对别人证明点什么，很想给这“平淡的生活”创造点英雄事迹和冒险事业——“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当他走出酒馆的时候，就想做出些非凡的功绩。于是他就开始胡闹了。而别人又称赞他的举动，对他说：好啊，伊万，你这下整得真不错，而且连警察都不怕！——他下次就会闹出更大的动静，毕竟这样得到的称赞也会更多！他召集起一伙人来做这种事；他在小群体里受着崇拜，越来越多地做出“伟大”的举动，最后甚至到了发狂的地步。这就是其中一条道路，这就是酒精对抑制中枢的削弱作用，它会迅速地让人滑落深渊。

而斯捷潘是个忧郁的人，他走路的时候双手插进口袋，眼睛盯着地面，从来不表露情绪，但却更加埋怨命运。不过在平时，当他没喝酒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个不起眼的年轻人。他也怀揣希望：现在情况很坏，我闲着没工作，每个人都欺负我，但明天也许会变好；也许我明天会找到工作；我会走运的，女孩也会注意到我的。今天很坏——但明天会更好。而几杯伏特加下肚之后，他就醉了，开始以泪洗面，又唱起悲伤的歌：“唉，放荡不羁的生活！你就让我完蛋吧！前路一片虚无，世上没人爱我；我是最差的那种人，是个多余的人！”总是会有些人随着他一起唱，互相煽动悲观的情绪。就这样一点点发展，直到他们这么想：在绞索上了结这痛苦而失败的人生，这不是更好吗？在这个场景当中，伏特加也破坏了抑制中枢，控制了一个经常清醒不过来而且做决定太草率的年轻人，让他走向这种时而显得非常悲哀的结局。

但是，这仅仅是伏特加的责任，还是说年轻人自己有错呢？这不仅仅是伏特加的责任，也不仅仅是年轻人的责任，而主要的原因则是过渡时期的环境状况，也就是这个历史时刻的问题。我需要对这一点做细致的分析。

流氓行为，以至于违法犯罪甚至谋害性命，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法国、英国、美国……任何地方都有。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因为年轻人的工作平淡而枯燥，他们并不满意。资产阶级体系创造了这些工作，有时还长期地固化了年轻人的这种处境。就其本身而言，资产阶级体系让好多人沦为多余人，让他们被生活抛弃，因此在资产阶级国家，流氓式的抗议甚至经常能得到支持——如果条件合适，它有时会转变成无政府主义。而当无产阶级举起红旗的时候，一些流氓就会加入进来，因为他们对制度不满，因为制度欺侮了他们。还没有革命的时候，他们性格活跃又胡作非为，而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些胡闹的流氓就会汇入革命群众之中，其中一部分会被群众改造和同化，而另一部分则会腐化群众、对抗群众。性格活跃的人未来就会是这样。但那些软弱的人，那些生活坎坷的人，他们除了哭泣或者自杀，还有什么办法来表示反抗呢？在资产阶级国家，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我国的生活当中，这种事情可以接受吗？我们当然可以不假思索地说：不行，我们不能接受。可为什么，哪怕我们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在我们联盟境内最近还是出现了这种现象呢？我说在我国的生活当中这种事情是不能接受的，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我指的是，我国目前的缺陷——失业，还有许多人在从事令人厌恶的工作——是暂时现象。资产阶级的根本原则就是不平等的原则，就是剥削的原则。但在我国，生活正逐渐安定下来，它正致力于消灭一切不平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生产，让每个人都能愉快地劳作，享受各自的幸福。

但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因为工农青年当中的许多人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解决社会生活矛盾的方式，甚至连共青团员也没能完全领悟它。

我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时候，流氓行为就和列宁格勒发洪水时候的水坑一样消失了。一楼都被淹了，哪里还有什么水坑！当整个国家一心想着摧毁的时候，青年也被这种情绪控制了：摧毁、复仇、夺回被掠夺的东西。有最具觉悟和最先进的人在身边，就连像勃洛克在诗歌《十二个》里描写的那类人也加入了革命。在前线顶着弹片忍饥挨饿确实很困难——但只要再努力一把，只要拿下这堵围墙，之后就是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哪怕你血流如注，哪怕伤口深可见骨，但只要再甩开膀子干一下，就只要一下——大门就会敞开，你就能进入社会主义的天国。当时的人们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越过了那道墙，大门洞开，但我们得到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权利，而非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我们还需要去建设它。我们得到的是一片洒满鲜血的疮痍之地，必须要在这片土地上建起我们的幸福。而建设和破坏是不一样的。之前的年轻人说：“给我一支步枪，我便去射杀一切敌人”，而当你问他是否愿意去工厂做机器制造工作，他就回答：“我没学过这个。我会开枪，但是不会造机器。”包括青年同胞在内，我们大量的同胞都没学过如何去建设，所以我们不得不安排他们去做一些无聊的粗活，或者是让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艰苦学习。这就是让他们感到沮丧的地方。

不仅如此，我们还告诉他们：我们需要新的经济政策。而这就意味着把资产阶级引入我们自己无法填补的空白领域。我们不能马上组织好国营贸易，必须要引入私营商人。我们不能一下子把所有中小工厂开动起来，必须把它们租借出去。

这些私营商人干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获利。而一旦他得了利润，他就想按照自己的品味和需要来花费这些钱，那么就必须有奢侈品供他享受——否则耐普曼根本不会来做这种生意。与此同时，我们却还不能让那些为革命流过血的共产主义青年过上比较满意的生活。他们不得不等着。

专家。我们极其需要专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我们需要为专家的工作创造友好的氛围，并按资产阶级给出的薪资水平付给他报酬，这样他才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我们必须笼络他，我们必须驯服他，我们必须创造条件，让他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这样他才会愿意跟着我们做事，而不是跑到英国去。而虽然我国的共产主义者为革命做出过牺牲，我们却给不出这样的条件。那他会说：你们就这样放纵专家，那我们牺牲是为了什么？所以他感到失望懊恼了。喝下伏特加之后，天性活跃散漫的人就开始胡作非为，而消极的人会悲伤哭泣、陷入绝望。

所谓的“叶赛宁气质”就是一个显著的指标，它能够展现我国青年在失足坠落、陷入困境之后的境况，证明他们在日常关系当中已经无力担负自己的任务了。谁是叶赛宁？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个农民诗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他的整个境遇就和手掌上的纹路一样清楚，可以用几个简练的说法加以概括。但他生命的结局、他的死亡是出乎意料的，这足以证明我国青年的某些部分确实生病了。

我们回顾一下叶赛宁的生平。他是个农家男孩（当然不完全是农民，虽然他来的时候只穿着坎肩和粉色衬衣，但这是一种伪装：他毕业于师范学校，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在拉斯普京时期来到这里，在当时农民的气味在宫廷里也是受欢迎的。叶赛宁了解拉斯普京和宫廷，于是宫廷把他请了过去。他容光焕发、挥洒天赋，为祭祀活动写下了农民的赞美歌，其中充满了宗教的意向。这就是最初的叶赛宁，他真挚诚恳，但沾上了污点——教会之类的东西玷污了他。

他到城里的时候，人们把他视若珍宝，说：这就是农村给我们的礼物。他在城市里看出了什么东西呢？他是否看到了城市中的劳动和科学，他看到的是革命的城市吗？不是的。他看到的是小酒馆，是下流粗野的城市。未来学和意象派的知识分子吸引了他，酒馆的吟游生活抓住了他，把他当成招牌，同时还教会他吸食可卡因和酗酒乱交。

革命到来了。它在第一时间带起了阵阵雷鸣电闪。叶赛宁感觉到身边有什么东西散落一地——玻璃、石头，还有铁屑。为什么？他完全搞不明白。但是，酒馆虽然倾颓了，它还在营业，而叶赛宁也还在酒馆里。他人生的第三个时期就此开启了，他开始思考——这首先是因为革命的雷鸣在他耳边响起，其次是他开始害怕可卡因、伏特加和堕落的生活，这些东西侵蚀了他的身体、灵魂和才华。随后，他一头扎进了新生活，投向了革命；他写了一首相当出色的诗歌，里面这样写道：“我愿掀起裤脚，向共青团奔赴。”这就是他当时想要的东西：为了自我救赎而抛弃一切，追随共青团。他向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发出呼吁，请求我们帮助他：我深陷在流氓行为当中，因为可卡因成瘾而神经过敏，我就快死了。帮我一把吧！

我们送他去了疗养院，试着帮助他、取得他的信任。他坐在马克思的书卷前，用笨拙而感人的模样把这些著作通读了一遍，努力让自己适应苏维埃的社会生活，有时候能写出一些不错的诗，但大多数都是冷冰冰的。因为，首先来说，一个人如果并非出生在火一般热烈的革命事业里，那么对他来说，要理解、热爱这项宏大的事业就绝非等闲之事；其次则是因为他的精力受了破坏。他这样说过：你们想怎么样，我的手在颤抖，我的牙在打战，我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必须再喝醉，这样我才能回到正轨。这个人的状况就是这样的。

他发现自己全部的力量都在消逝，他正在变成一块活墓碑，他没法在新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他已经掏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曾经沸腾，而如今则因为沉湎纵欲而遭受摧残的生命——当他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做出了决定：与其去过那毫无用处的愁闷生活，还不如自我了断。

这说明什么？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个很好的教训，它证明，如果向流氓行为和愁闷情绪屈膝投降，那么哪怕是像叶赛宁这样的人也会走向英年早逝、自缢身亡的结局。

而一些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呢？他是英雄！他的死是在责备苏联的现实；它表明，哪怕是才华横溢的人也会走向自杀。如果我昨天摔破了脸，喝醉了，或者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那是因为我有才华，因为我出类拔萃，因为我是叶赛宁一样的人。如果有人怂恿我要吊死自己，那你们得低声下气地来求我！这就是一部分年轻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吸引和诱惑、沉迷可卡因和酒精、流氓行为、愁闷情绪，这些因素让一个天才找不到通向革命的道路，从而毁了自己”——他们并不这样说，而是做了如下的评价：“连我们的革命时代也证明，自杀这样的事情有可原——看看叶赛宁之类的天才吧。”叶赛宁气质的这种错误见解反映出了一部分青年的病态情绪。

必须要说的是，情绪的消沉总体而言不应该完全归咎于年轻人——有这种经历的不只是年轻人，成年人也是一样，不只是没有觉悟或者觉悟不足的人会这样，连极其有觉悟的人，甚至是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出现了这种消沉。

去年，当危机发生时，我们革命成功的基础、我们与农民的联合和我们的商品交换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破坏，许多有名的共产党员都陷入了怀疑情绪。他们陷入了怀疑；他们声称，除非西方的无产阶级前来救援，否则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我国建成；他们表示，不断发展的富农会切断我们同农民的联系并且引起内战；他们暗示说，我们的党本身正受到富农分子的影响，经历着某种蜕化堕落——对于我们神经紧张、十分敏感、不能非常清楚地理解各种问题的青年来说，这种观点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它让比较自觉的一部分人陷入了怀疑。他们开始这样说：可能我们真的走错了路，可能我们需要改变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和它的整个路线，并且重新考虑各种立场？可能我们是误入了森林，或者陷进了沼泽？这种情绪在更广泛的人群范围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但这些人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情绪与我国领导人的观点没有关系，而只是这样说道：好像革命没成功，没获得胜利，我们陷入了困难，在西方也没人支持我们，局势的走向每况愈下！这种情绪和意识不可能不让人心绪不宁，让那些为革命做出过许多牺牲的人陷入消沉，它不可能不导致矛盾和沮丧。它可以而且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

但是，在处理这种病态现象和颓废情绪的斗争当中，我们有一座靠山，它会对青年心中缺乏信心和灰心丧气的想法造成致命打击。要让我国的舆论从这些缺陷中恢复过来，这座靠山正是我们党自身的情绪。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证明，它掌握着除了极个别人以外的千百万群众，由此确立了取得胜利的绝对信心，并且完全相信我们是在切实地建设社会主义。它凯旋归来，把一切疑虑都打得粉碎。而现在，我们胜过了反对派，也克服了危机，我们今年在新建设项目上投入了十亿零五千万卢布，我们已经不再翻新旧工厂，而是建设新工厂，我们在工业领域实现21%的增长速率，而美国发展最顺利的时候每年也只增长6%。每个人都清楚，我们已经武装好了。我们可以这样说：要让那些妨碍我们的人遵守秩序、服从规则。我们正在朝阳的光辉下建设自己的幸福，这时候绝不允许有人打扰。

我们必须支持那些灰心丧气的人。只需要让他们睁开眼睛，让他们看到我们所处的状况相当有利，胜利就在前方。这种觉悟是我们的巨大力量所在，我们在几个月之前的代表大会上已经感受过这一点了。

总的来说，我们有哪些方法和途径可以推荐，用来对抗青年意识的偏差呢？可以指出三条主要办法。首先是对我国青年的政治教育。

对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来说，无论是青年还是成年人都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偏远地方的居民或者不起眼的农民不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宣传的影响，不应该有哪一个人不了解我们的办法。而从这个意义来说，就必须在青年当中发起一场浩大的宣传活动。必须让失业者、从事恶劣工作的人、智识浅薄的人和学习有困难的人意识到，他们现在经历的是过渡时期，他们是局部混乱的受害者，但是全体群众正在一同向前，正在努力发展，从而消除让他们受苦的恶劣条件。理解了这一点，他们就会得到拯救。

第二条办法是总体文化水平的上升。必须为年轻人提供文化消遣活动，这里面包括以下几条措施：让戏剧真正具有思想性、更加贴近群众；使广大青年能观赏到内容丰富的艺术电影；降低俱乐部的门槛、提高俱乐部的水平，让它更能吸引青年；在我国广泛推广体育教育，不要因为它的竞技性以及有时候只重纪录的特点就害怕它；给青年游览探险的机会，让他们展现出独特的能力，去开发祖国腹地那些未经勘探的巨大财富。人民委员会在防治流氓行为的法令中就指出过这第二条办法。

第三条方法是要年轻人互相关心、互相监督、互相支持。我经常从一些优秀的共青团员那里听到这种说法：某某人灰心丧气了，整天酗酒，可那又怎么样！就算他最后因此自杀了，又有什么关系？重锤会把玻璃敲得粉碎，但会把钢铁锻成宝剑。不能适应就会自我毁灭——这就叫智慧！还有一种说法：只要开始这么做了，以前闹事，现在也会闹事。把他这害群之马赶出去。这该是对待他的方式吗？不，绝对不是。灰心丧气的人往往根本不是最差的人，而是那些对生活要求最高的人，胡作非为的则是那些精力更加充沛的人。而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共青团员，他是个乖孩子，不丧气、不胡闹，经常是只求安稳，怎么对他说都没用——一切都还凑合。还能夹着公文包去工作，他就万事满意了。他很听话，也讲纪律，但他经常起不到太大作用。活泼的精神在发出抗议，这一点很重要。这种抗议有时候表现为因为周围的事情不好而垂头丧气，有时候是因为不满意而提出抗议——其中可能有胡闹的因素。通常来说，这种胡闹是精力过剩的表现。必须要帮助这样的人。一般在情况紧张的时候，如果支持年轻人，他就会继续向前迈进，走得越来越好，成为团体里最有价值的人。社会民主党著名的教育家纳托普⁷甚至在战前就说过，城市正在大量地毁掉年轻人和青少年，把他们推向堕落、性病、各种犯罪之类的深渊。纳托普说道：“而我从中看到一条救赎之道，那就是组织。”人们这样问他：哪种组织？他的回答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因为它给了青年理想，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荣誉精神。

纳托普期望的救赎是从战前的老社会民主党那里脱离出来，而我们的共青团身处世界熔炉的锻炼之中，就在创造着世界历史的地方，它又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共青团身上分派的任务非常复杂而紧要。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革命的日常生活，而共青团的任务是教育劳动青年，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虽然目前的日常相比起内战时期显得平淡无奇，可在这样的日子里保持精神充沛是相当重要的，它们是在对新生活进行建设，虽然细致复杂，但也英勇伟大。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共青团处在一个合适的水平，就能把余下的人也拉上来。

以上就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用的办法，以它们来解决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倾向。

我必须又转回到性这个问题上，因为刚刚我是从家庭的角度研究了它，而现在我会从青年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我们很清楚一点，那就是我们没法对青年们说这种话：“结婚吧，夫妻二人组成家庭吧，去生育孩子，用身为父母的劳动和照料把他们养大。”他们会说：“你们怎么回事，是不是疯了？”的确，在十六七岁或者二十岁的年纪做这些事还为时过早了。他们又说，“而且性需求让我们很烦恼，使我们没法好好工作学习，还怂恿我们做出蠢事，在之后铸成大错、导致悲剧，让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孩的生命就此凋零。该怎么办呢，出出主意吧。”

对这个问题，青年自己想出来的答案是最不招人喜欢、错得最厉害的。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想出了这种回答，也不是说全部的青年都走上了这条道路。我认为谢马什科同志说的这句话很对：我们青年的道德水平比资产阶级的青年高得多，许多观察家都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这种简单朴素的问题解决方案是怎样的呢？

这种简单的、虚无的问题解决方案是一种伪科学，它可以归结为这么一段话——青年采取了阻力最小的路线，然后表示：“这有什么，不重要，不需要想太多。”这就是那声名狼藉的“杯水理论”。性需求很迫切，我必须要满足它。爱情、婚姻，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要向自然学习，向生活的真理学习；自然的生活当中既没有恋爱关系，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事。

青年们说道：“性，性的满足是件单纯直白的事情，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去做。”而如果女孩怀疑这种想法，如果她这么说：“可能这是对的，是科学的，但还是会有个问题：如果你离开我，我又有了孩子，那我该怎么办？”他就这么回答：“简直是小市民的反驳，小市民的考量！你在资产阶级的偏见里陷得太深了，我们不能把你当作同志！”女孩就被吓住了，觉得来者不拒就是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极其真切的悲剧和麻烦都由此而生，还极其真切地毁掉了青年女性的生活。

共青团的报纸上刊载了一封共青团员的信。他为他的团组织写了一份通告，当中解答了各种问题；顺便一提，通告的第4节涉及到了爱情的问题，其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个关头发现，诗人和其他一些蹩脚作者创作了好多诗歌和各种别的垃圾，对有些团员造成了影响。他们写道，爱情是个人生活的装点，而不是赤裸裸的繁殖活动，它就应该像一束娇艳的花，而别的都是‘荒地’；但其实爱情并不存在，它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就像小牛的温柔一样，和爱情没有任何关系。”

这位共青团员的话将我们最近许多共青团员的“智慧结晶”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可能还有别的人也受着它的影响。所以我必须要和这位共青团员辩论一番。他为什么觉得小牛可以有温柔，而共青团员就不能有？他如果是想向大自然学习，那他又为什么说“小牛的温柔”？难不成是资产阶级教会小牛温柔的？不是这样的。他说 “赤裸裸的繁殖活动”。假如他这个共青团员受过教育（我不是责备他没受过教育，而是责备他自己没受过教育却想去教育别人），假如他懂得自然科学，那他就该明白，如果说有一件事情不是“赤裸裸的”而是“穿着衣服的”，那这件事正是繁殖，因为世界上一切装点大地、散发芬芳的花朵都有着鲜艳的色彩和怡人的气味，而这恰恰是为了繁殖。鸟儿的啼鸣响彻林间和花园，而这些鸣叫都和繁殖行为有关系。动物最艳丽的外形和最优美的动作都和繁殖息息相关——这才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只要对动物的爱情生活做一番观察，就能够证实这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大自然是个资产阶级女诗人吗？她是愚蠢还是特别聪明？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大自然不会预先考虑好要怎么做事；有的只是事物的自然过程，仅此而已。但它的内容又如何呢？行为完全决定着生物未来会有怎样的外表，而物种会让自己的行为极为快乐、极其盛放、极度集中，让它成为生命的最中心，只有这样的物种才能存活下来。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灰溜溜的小鸟或者难看的鱼儿在结婚之前生怕用艳丽的颜色装点自己，因为这种华美的打扮会让它们遭受掠食动物的威胁，而到结婚之后，大自然就把旧时的装扮清除掉了。这真切地说明，爱是生命最高级的表达，因为只有那些最能表现爱的物种、不惜个体生命只为延续后代的物种，才是强而有力的物种。

人类也是如此，因此人们用婚姻恋爱的歌曲、舞蹈和盛装来装点爱情。几乎所有的艺术都围绕着爱情。尽管大自然让人类遭受可怕的不幸、极度的贫困，尽管有无知、纷争和疾病，人类还是保证了自己的生存。而那些和我们的共青团员一样，说爱情是赤裸裸的繁殖活动的人，则是受谴责的，这样的人缺乏生命的力量。他就像是个老人，失去了对爱情的真切感受，也失去了它的庄严、美好和力量。而这个老师竟然觉得这种虚无主义的自作聪明是科学的，他会把我们的年轻人也引去这个方向，也就是引诱年轻人堕落。

如果我们承认说爱情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那么，一方面会有禁欲主义，对爱情极度轻视，而另一方面人们会有这种态度：为什么不玩玩看呢？他们不再会认真对待爱情，不会把它当作庄严的行为，也不会觉得它极其重要、能带给人高度的愉悦。

让我们听一听，伟大导师列宁同志是怎么看这件事的，他也谈到过这一点，而且有着无以复加的表现力。请各位仔细听他说的话，也仔细听对这些话的一点评论。

列宁说：“虽然我完全不是个阴沉的禁欲主义者，但在我看来，青年，有时候还包括成年人，他们所谓的新性生活往往就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生活，是资产阶级高级妓院的变种。”

资产阶级，也就是我们所仇恨的那类人，对女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妻子，也就是他的家庭奴隶，二是对与他同居的妓女。他并不为她感到悲伤，并不关心她之后会怎么样。

而我们的某个共青团员或者共产党员这样说：你们要知道，我不是资产阶级，所以我不会建立资产阶级式的家庭，我坚持杯水理论，这个时候他就落进了这么一种状况：他以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方式对待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把她们当作妓女。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堕落观点。这一切都和我们共产主义者所理解的爱的自由无关。你们当然都知道这个有名的理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将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平常。这种杯水主义已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发狂了。这对于许多青年男女是个致命伤。信奉这个主义的人硬说那是马克思主义的。我可得谢谢这种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个出名的杯水主义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是反社会的。性生活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单纯自然的生理要求，还有文化的特征，无论它是高等还是低等。恩格斯在他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指出，把性与爱发展完善是相当重要的。”

重要的不仅仅是自然所赋予的东西。我们明白，自然赋予的东西非常崇高，但文化所赋予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文化为爱的仪式增添了许多事物，其中既有高尚的也有低贱的。资产阶级文化为爱这件事增添了卖身获利和唯利是图的财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耻辱。

列宁回顾了恩格斯的话：对我们来说，把性与爱发展完善是相当重要的。“发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我们要更多地进行性爱活动？你们明白，列宁已经极其坚决地否认了这种看法。“完善”——这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可以从法国资产阶级的放荡淫棍那里借用各类性变态的东西？这种说法低贱到连谈一下都相当可耻。

这句话的意思是，爱不应该是日常发生的普通事情，不是“一杯水”，而是应该把它提升到合适的高度，变成一种极其重要的东西。恩格斯在论述家庭与国家的那本书里写到这一点时，认为这是一种细腻的爱；这种爱当中，男人这样说道：我不爱其他任何女人，唯独爱这一个，和她在一起我才能建立起我的幸福，我将为她做最大的牺牲，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能幸福。而女人这样说道：我爱这个男人，他是我挑选的意中人——这样，爱情才不是日常，也不是放荡堕落。这种爱是微薄的，但它以此成为了庄严而重要的事情。列宁说，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宣扬禁欲主义，他是这样说的：共产主义当中不该有禁欲主义，而要有乐观和朝气，而充实的爱情生活也能够激发这样的品质。列宁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充实的爱情生活，共产主义就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爱情生活会给人真正的乐观情绪。他又说：“然而，现在的性生活过剩往往显得不成体统了，它并没有带来乐观和朝气，反而削弱了这两项品质。”

接下来，列宁谈到了一个积极的办法，他说，青年特别需要这种乐观和朝气——体操、游泳、远足、考察等等这类健康的运动，如果可以的话，这些运动项目最好是一起做。

那么，如果青年问到该如何安排自己的性生活，我们能用哪些办法答复他们呢？

第一个，也是绝对正确的办法是：节制。节制对年轻人来说完全不是坏事。男孩女孩们越晚进入婚姻生活，他们的身体积蓄就越焕发、越有力、越充实，越能为真正的婚姻幸福、为真爱和社会活动做好准备。但我们不是伪君子。我们认为，堕胎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我们也警告说，这种事对身体有害，它不安全，带有风险：反复堕胎几乎必然会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所以在决定这么做之前，务必仔细权衡，三思而后行。

青年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自己，但最好是投身于社会活动、科学、体育当中，然后等待，等待并做出选择——因为只有人们彼此相爱，他们才可能有美满长久的婚姻。因此，我们绝不能否定男女之间的恋爱、求偶以及带着情欲色彩的结合。这样，年轻男女相互选择、相互取悦，从而在长期交往之后决定结成一对，走向长久的婚姻。但这种决定必须严肃认真，从而尽可能避免堕胎。

这就是我们应该拥有的爱情，严肃认真、深沉稳重、深思熟虑的美好爱情，而不是资产阶级式的放荡堕落或者“虚无主义”的观点，不是那种“赤裸裸的”性欲。

最后，请允许我谈一谈我们在讨论日常生活时无法回避的三个大现象，也就是宗教、道德和法律。这三种现象都与日常生活的建设有着很大的关系。

宗教和日常生活建设的关系是负面的。宗教的诞生抓住了人性的弱点，人因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显得弱小，因为他遭遇的许多动荡、艰苦、缺陷和失败而灰心丧气，由此自发地想象出一个彼岸世界，想象那里的生活会更好，想象最高的正义会战胜世间一切邪恶，并在来世奖赏受苦的人。这就是宗教的基本理念。假如过早地夺走宗教，那么人类敌不过自然力量，可能会就此衰弱枯萎。想象一下，一位年逾古稀的农妇毕生吃素，她相信自己可以因为恭顺温厚而在天上累积财富。而她入了共青团的孙女去看她，对她这么说：奶奶，你那银行并不可靠——你积累了一笔财富，可转瞬之间就破产了，什么也不剩下——你们觉得她会对你说谢谢么？毕竟，这种话毁了她赖以生存的一切。而劳动群众当中也存留着这种信仰。但是，我们如果允许新世界里也继续存在这种东西，那就会犯下重罪，因为我们知道天堂已经破产了，“那个世界”里什么也没有。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点。

我们知道，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会让人分心，没法用双手担负起在人间建立幸福的任务。而建立这种幸福是很困难的。敌人很多，必须要凝聚一切力量才能争取到这种幸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劳动的世界观、战斗的世界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作斗争。所以，我们只有把宗教的杂草从我们的田地里连根拔起，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建设我们崭新的日常。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承认道德呢？完全不是这样。列宁告诉我们：我们否认宗教道德和形而上的道德，但我们承认人类利益为每个个体定下的那些规则。人有权求取个人幸福，有权建设个人的生活和自身的生活方式，让自己变成坚强而智慧的人，但前提是这种权利和其他人的权利不冲突、和人类的共同权利不冲突。

保卫自己的享乐，保卫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过生活的权利，这就是踩在别人的血肉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敲骨吸髓。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追求个人福祉和进行社会建设之间实现和谐。

这种制度，它目前还不存在。必须要争取到它。只有这项事业上帮助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人，才配称为真正的人。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艺术在我们建设中的作用。艺术的作用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它在我们身边创造令人愉悦的事物。它创造了建筑物，供我们愉快地居住和会面；它创造了衣服、家什和各种陈设，而且还重塑了地球表面，建起了城市、花园和运河，总而言之，就是为人类征服了环境，并且赋予它深刻的人性和美妙的外表。

这是艺术的其中一项任务。显而易见，没有它就不可能建设日常生活。我们必须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重塑围绕着人类的一切事物。

此外，艺术还有意识形态的任务。它必须把我们的感情组织起来，帮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使命。

无产阶级是新世界的中心，它爱憎的对象不同于其他阶级，它的希望和顾虑不同于其他阶级，它的理想也不同于其他阶级。过去的艺术一直在为它的主顾阶级服务，它尊重自己、嘲笑他人，证明自己有理、揭露对手虚伪。无产阶级也需要这样。唯一不同的是，以前的艺术都撒谎了，而我们的艺术可以是真实的，因此它有机会实现巨大的发展，也因此艺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构建当中意义重大。

在这个一切都还是个体当道的国家，在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分散性依然占上风的国家，我们还很难积极地去建设日常生活。在我们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去建设它。

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项长期的建设，它分成多个阶段，会持续好几十年。而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对于我们正在历经的日常生活发展过程，我们至少可以对它最重要的方面更多地进行说明，从而提高革命意识，以及支配这种过程的能力。

以上就是我们共产主义思想在日常生活领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