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社会主义

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补遗） · 26

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一历史 ¹²³⁴ 　　“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向他们高声说道：　　“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⁵ 　　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113如果说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那么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114在1815年向法国人鼓吹去和滑铁卢会战115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比起向德国的教授们宣布进行一场舌战8，当然是需要有更多一点勇气的，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⁶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⁷ 　　“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⁸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郡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⁹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　　“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 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创业资本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¹⁰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到目前为止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¹¹ 　　 “他的基本思想本质上是中肯的，而且除去一些片面性以外，在今天还能给真正的创造以指导性的推动。” 　　但是，尽管杜林先生好像真有圣西门的几部著作在手边，我们在有关的27页中去寻找圣西门的“基本思想”，却像以前寻找魁奈的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一样，是白费力气的，最后，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下面的空话：　　“想象和博爱的热情……以及属于后者的夸张的幻想，支配着圣西门的全部思想！”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只知道并且只注意那些描绘得像小说中的情节一样的关于未来的幻想，而这对于确证杜林先生无限地优越于傅立叶，要比研究傅立叶怎样“企图附带地¹²¹³ 二理论 ¹⁴ ¹⁵ ¹⁶ ¹⁷ ¹⁸¹⁹²⁰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²¹ ²² ²³ ²⁴ 三生产　　它是“社会的自然体系”，它植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中，　　如果说他不得不留意以前的罪恶历史所造成的既存状况，以便加以改善，那么这宁可看做是纯粹的公平原则的不幸。杜林先生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如创造其他一切一样，是通过他的著名的两个男人进行的。这两个傀儡不是像过去那样扮演主人和奴隶的角色，这次变换了角色，这两个傀儡上演了一出表现权利平等的戏——于是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就奠定了。　　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对“常态”的偶然偏离，最多不过是为”更有规则的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理由。用生产过剩解释危机的这一“通常的方法”，决不能满足他对问题的“更确切的理解”。诚然，对“特殊领域中的特殊危机”来说，这样的解释方法“也许是可行的”。例如，“适于大量销售的著作，突然宣布可以自由翻印，于是它们就充斥于书籍市场”。　　诚然，杜林先生尽可以高枕无忧：他的不朽的著作是永远不会引起这样的世界不幸的。　　但是，对巨大的危机来说，“储存和销售之间的鸿沟最后竟大得如此惊人”，这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人民消费的落后……　因为人为地造成的消费不足……　因为〈！〉，在它的自然增长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而他还为他的这种危机理论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信徒呢。　　目前的企业家的生产不得不“主要地在自身寻找它的销路”，　　这并不妨碍他在仅仅16页后就按人所共知的做法把制铁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看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工业，而正是这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在有产阶级的圈子里被消费。它们比其他任何产品都更多地为群众所消费。在他那里，不管我们怎么看，能见到的都只不过是空洞的矛盾百出的胡说。我们就举棉纺织工业中的一个例子吧。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奥尔德姆——这是分布在曼彻斯特周围、经营棉纺织工业、各拥有5万—10万人口的十几个城市之一——仅在这一个城市里，从1872年到1875年的四年当中，单单纺32支纱的纱锭，就从250万增加到500万，就是说，在英国一个中等城市纺一种纱的纱锭数就达到了整个德国（包括阿尔萨斯）的棉纺织工业所拥有的纱锭总数。如果注意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棉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和地区也获得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发展，那么只有蛮不讲理的人才会用英国群众的消费不足，而不用英国棉纺织厂主的生产过剩，来解释目前棉纱和棉布的普遍滞销。²⁵ 　　这只不过是“过度紧张和松弛之间的一场寻常的游戏”，过度的投机”不仅仅是由于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积累而引起的”，而且“个别企业家的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也应该算做造成供给过剩的原因”。　　那么“造成”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无计划性，这种无计划性表现在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积累上。把经济事实变成道德菲难，并认为这样做就是发现了新的原因，这也正是过度的“急躁”。　　“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　　经济公社本身首先是　　 “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广泛的模式”，远远地超越例如一个叫做马克思的人的”陷入迷途的不彻底性”。它是“人们的共同体，这些人由支配一个区域的土地和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相互联合起来，共同活动，共同分配收入”，公共权利是“和生产设备的意义上的……对物的权利”。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未来的经济公社的法学家去伤脑筋吧，我们在这方面不打算作任何的尝试。我们只是得知，　　这种公共权利和“工人社团的团体所有制”决不是一回事。后者似乎不排除相互竞争，甚至不排除雇工剥削。　　然后他顺便说道：　　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看到的“公共所有制”的观念，“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因为这个关于未来的观念，总是具有这样的外貌，好像它只是指工人团体的团体所有制”。　　这又是杜林先生所惯用的许多偷梁换柱的“卑鄙手法”之一，“对于这些手法的庸俗的特性〈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有无耻这个粗俗的词才完全适用”；这是凭空捏造的假话，正和杜林先生的另一个虚构一样，这个虚构是：“公共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是“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　　但是，这一权利不应该使自己”和外界……相隔绝，因为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就好像……现在人们从属于某一政治组织和参与村镇的经济事务一样”。　　因此，将出现富裕的和贫穷的经济公社，它们之间的平衡是通过居民脱离贫穷的公社挤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来实现的。因此，杜林先生虽然想通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各个公社之间在产品上的竞争，但是他却听任生产者方面的竞争安然存在下去。物被置于竞争之外，而人仍旧要服从于竞争。　　商业公社扩展得”首先像政治社会领域一样地广大，这个领域的成员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权利主体，并且由于这种身份而支配着整个土地、住宅和生产设备”。　　可见，具有支配权的终究不是个别公社，而是整个民族。“公共权利”、“对物的权利”、“对自然界的公共的关系”等等，不仅“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权利实际上——至少当每一单个经济公社同样是权利主体的时候——是“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因此，这后一个“模糊的杂种”，又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里才会遇到。　　照杜林先生的说法，这个对抗“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填平的，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过渡，这种连续过渡在将来还可望大大加强”。现在侵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已经有两种工业：”第一是酿酒业，第二是甜菜制糖业……　酒精生产具有这样大的意义，以致容易被人估计过低，而不会被人估计过高”。如果由于“某些发现使工业的范围更加扩大，使生产经营必须在农村中进行，并且直接同原料的生产挂钩”，那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因此减弱，而“文明发展的最广泛的基础就可以获得”。但是，“同样的事情也许还可以由别种方法产生。除技术上的必需外，社会需要的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提出，当社会需要成为人类活动的组合的标准时，就不能再忽视田间作业和技术加工之间的有系统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好处了”。　　而在经济公社中正好存在着社会需要这个问题，这样，公社不会急于充分利用上述的农业和工业联合的好处吗？关于经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杜林先生不会不用他所喜爱的冗长文字把他的“更确切的理解”告诉我们吧？如果读者相信他会这样做，那就要受骗。上面那些贫乏的、吞吞吐吐的、在施行普鲁士邦法58的酿酒区和制糖区内又流传开来的老生常谈，就是杜林先生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　　“应该从事活动的人”，如果说到建立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那么问题只是在于：能否把的一定数量的，连同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可以说一起创造出来”。在共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不许多”在共同社会中，也会有”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　　这样，在生产的范围内，一切都差不多是照旧不变的。的确，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中，总是“错误的分工”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错误的分工表现在哪里，它在经济公社中将被什么所代替，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听到下面的话：　　 “至于分工本身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只要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状况的事实和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说是解决了。” 　　除能力外，还有个人的爱好在起作用：　　 “促使人们去从事需要有更多的能力和更多的训练的那些活动的刺激，将完全基于对有关行业的爱好，以及对从事〈从事一种事物！〉，的乐趣。” 　　但是，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就将引起竞争，而且　　 “生产本身引起了某种兴趣，而把生产仅仅看做获利手段的呆板的经营，将不再是各种社会状态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征”。　　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分工的特点。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居民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肉体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么，土地也同样占有农民，手艺也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局部操作，把每种操作分给各个工人，作为终身的职业，从而使他们一生束缚于一定的局部职能和一定的工具。“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　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²⁶²⁷ ²⁸ ²⁹³⁰ 四分配 ³¹ 　　在经济公社和包括许多经济公社的商业公社里，平等的消费权利是和平等的生产义务相适应的。在这里，“一种劳动……按照平等估价的原则和别种劳动相交换……　贡献和报酬在这里是真正相等的劳动量”。而且，这种“人力的相等，不管个别人的贡献是多些还是少些，或者偶然”，都是有效的；因为“任何行动，只要它花费时间和力量，都可以看做劳动消耗”，——因此，玩九柱戏和散步也在此列。但是，因为集体是一切生产资料从而也是一切产品的占有者，所以这种交换不发生在个别人之间，而是一方面发生在每个经济公社和它的各个社员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各个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之间。“特别是各个经济公社，将在它们本身的范围内，用完全有计划的销售去代替小商业。”批发商业也同样被组织起来：“所以，自由经济社会的体系……仍旧是一个巨大的交换组织，它的活动，是通过贵金属提供的基础进行的。我们的模式和一切模糊的观念——甚至现在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最合理的形式也还没有脱离这种模糊观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这个基本特性的绝对必要性有所认识。”### $$$ 为了进行这种交换，经济公社作为社会产品的最先占有者，必须根据平均生产费用“给每类物品规定一个统一的价格”。“现在所谓生产成本……对价值和价格的意义，〈在共同社会里〉将由……对所需劳动量的估计来实现。根据每个人在经济上也具有平等权利的原则，这种估计最终可以归结为对参加劳动的人数的考虑，这种估计将产生既跟生产的自然关系又跟社会的价值增殖权利相适应的价格比例。贵金属的生产，仍然像现在一样，是规定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　由此可见，在经过变更的社会制度中，对于价值以及产品借以进行交换的比例来说，决定原则和尺度不但没有丧失，反而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得到了。” 　　著名的“绝对价值”终于实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一定也会使各个人有能力向公社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物品，因为它每日、每周或每月付给每个社员以一定数目的货币，作为他的工怍报酬——这个数目对于一切人来说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从共同社会的观点看来，说工资应该消失或者说工资应该成为经济收入的唯一形式，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同等的工资和同等的价格，”即使不造成质量上的消费平等，也造成数量上的消费平等”，这样一来，“普遍的公平原则”就在经济上实现了。　　至于这种未来的工资额如何规定，杜林先生仅仅告诉我们：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劳动六小时，就应该得到同样体现六个劳动小时的货币量。　　但是，决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则”和那种粗陋的平均主义混淆起来，后者激起资产者极其愤怒地反对一切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这一公平原则远不是像外表看起来那样不能通融。　　“经济上的权利要求的原则平等，并不排除对公平所要求的东西再附加上特别赞许和尊敬的表示……　当社会消费来表彰摆在较高位置的工种时，社会只是表示。” 　　当杜林先生把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³²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假定谁真正拥有私人资料的剩余，那么他也不能为这些剩余找到任何资本式的应用。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为了生产向他取得这些剩余，那他们只能以交换或购买的方式向他取得，但是决不会向他支付利息或利润。”所以，“和平等原则相适应的遗产”是可以允许的。它是不能避免的，因为“某种遗产总是家庭原则的必然伴侣”。继承权也“不能引起巨大财富的积累，因为在这里财产形成……再也不能以创造生产资料和完全过食利生活为目的了”。　　这样，经济公社似乎是顺利地建成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公社是怎样经营的。 ³³ ³⁴ ³⁵ ³⁶ 五国家，家庭，教育 ³⁷ 　　 “如果假定人和人之间在一切方面都有协定，如果这些契约以相互帮助来反对不正当的侵害为目的，那么这时维护权利的力量就只会加强，而仅仅从众人对个人或多数对少数的优势中就引申不出某种权利。” 　　现实哲学戏法的活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越过最不容易通过的障碍，而如果读者认为，他听了这些以后并没有比以前更聪明一些，那么杜林先生就这样回答他：不能这样轻易地对待这件事，因为　　“在理解集体意志的作用时，都会个人的主权，而这种主权正是唯一能从中引申出各种现实权利的东西”。　　杜林先生在嘲弄他的读者时，正是以读者似乎理应受到的对待来对待读者。他甚至还能做得更无礼些；现实哲学的学生们看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单独的个人服从国家”，但是这种强迫只有在“真正地为自然的正义服务”时才是正当的。为此目的，将有“立法和司法”，但是它们“必须在集体的掌握之中”；其次还要有防卫的联合，它表现于“军队里面或者负责内部安全的执行机关里面的共同行动”，　　所以也将有军队、警察、宪兵。杜林先生确实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普鲁士人；在这里，他证明自己和那些典型的普鲁士人出身相同，这些普鲁士人，用已故的罗霍大臣的话来说，“心中都有自己的宪兵”。但是这些未来的宪兵将不像现在的反动宪警那样危险。无论这些宪兵怎样侵犯有主权的个人，个人总是有　　“个人视各自的情况从自由社会方面遇到的正义或非正义，决不会比所带来的！” 　　于是，杜林先生再一次用他那无法避免的著作权绊住我们以后，向我们保证，在他的未来世界中将有一种“不言而喻是完全自由的和普遍的律师制”。　　“在自由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任何膜拜；每个社会成员都克服了幼稚的原始的想象：以为在自然界背后或自然界之上有一种可以用牺牲或祈祷去感动的存在物。”“所以，正确理解的共同社会体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 　　宗教被禁止了。 ³⁸ 　　 “只依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成熟到认识自己的集体力量的人，就可以勇敢地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话题，看看那依靠自身的人在杜林先生的领导下，能够勇敢地踏上什么样的“事物进程”。　　在自然的未成年期，他始终处在“儿童的自然教养者”即母亲的保护之下。“这个时期，正如古代罗马法所说的，可以延长到青春期，大约到14岁。”只有当比较大的未受教育的少年不十分尊敬母亲的威严的时候，父亲的协助，特别是社会教育措施才来消除这种缺点。如果具有这种“无可争辩的真正的父亲身份”的父亲确实存在，那么儿童在到达青春期后，就处在“父亲的自然监护”之下，否则，公社就指定监护人。　　杜林先生以前曾设想，不必改造生产本身，人们就能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他在这里想象，人们可以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分隔开来，而不会由此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可改变，以致他甚至把“古代罗马法”（即使它具有某种“完美的”形式）当做家庭永远奉行的标准，并且设想家庭只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义者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合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年教育的社会化，从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此外，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论》第515页及以下几页），“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³⁹ 　　“每一个社会改良幻想家，自然事先备有和他的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学。” 　　用这个观点来衡量，杜林先生是社会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他对未来学校的关注，至少不亚于他对著作权的关注，这可真了不起。他不但为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而且还为过渡时期详尽地制订中小学计划和大学计划。不过，现在让我们只考察一下，在最后的终极的共同社会中，将要向青年男女传授些什么东西。　　普通的国民学校，把“凡是本身和在原则上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从而特别是把“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切科学的基础和主要结论”教给学生，所以这种学校首先要教数学，而且要把从简单的计数和加法起直到积分为止的一切原理性概念和方法“全部教完”。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种学校里要真正去做微积分。相反，不如说在这种学校里，将教授综合数学的崭新的要素，这些要素包含普通的初等数学以及高等数学的萌芽。虽然杜林先生自己断定，这种未来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在他心目中大致有了一个梗概”。但是可惜直到现在，他还不能发现这种“综合数学的要素”；而他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也应该有待于新社会制度的自由的和强化了的力量来做”。　　 “全部学校教育的核心”，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论，通常主要采用记述的方式”……不如说是“一种轻松的谈话资料”。　　在《哲学教程》第417页上就是这样说的。杜林先生直到如今还只知道主要是记述式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包括有机界的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在内的整个有机形态学，杜林先生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当生物学领域内崭新的科学几乎成打地在他背后兴起的时候，他的幼稚的情感还总是从拉夫的《自然史儿童读本》中去获取“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非常现代的教育因素”，并且把有机界的这部宪法也强加给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在这里，正像他习惯做的那样，化学又被完全忘记了。　　 “死的语言完全被摒弃……　但是活的外国语将……仍然是次要的东西。”只有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扩展成为人民群众本身的运动的地方，外国语才能按照需要，以容易的方式，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将从某种一般语法中找到，特别是从“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来，现代人的民族狭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还想消灭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一个是至少为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一个共同的广阔视野的古代语言知识，一个是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的现代语言知识。相反，他认为应该把本族语言的语法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族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考察它自身的已经消亡的形式，二不考察同源的各种活的和死的语言，那么这种追溯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进行这种考察，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划定的禁区。杜林先生既然把整个现代的历史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中勾掉，那么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对旧的语文学的憎恨，使他把旧的语文学的最坏的产品奉为“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的中心”。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近60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非常现代的教育因素”。　　 “最后的哲学基础的领会”。但是自从杜林先生在这里扫清了道路以后，“这种深化……就不再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了”。其实，“如果从存在的一般模式论所夸耀的少量严密知识中清除掉错误的烦琐的装饰品，如果决定处处只承认〈杜林先生〉所征明的现实是有意义的”，那么初级哲学也将为未来的青年所完全了解。“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说法”，就“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由于现代的深化和尖锐化而变得如此简单的普遍时空观念的因素，不能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　〈杜林先生的〉根底最深的思想，在新社会的普遍教育体系中不应当起次要的作用。”相反，物质的自身等同状态以及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负有使命，使人“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还从自身了解到，他已经把所谓”。　　可见，未来的国民学校只不过是稍微“完美”一些的普鲁士中等学校，在那种学校里，希腊文和拉丁文被更为纯粹些和实用些的数学，特别是被现实哲学的诸要素所代替，而德语教学又倒退到已故的贝克尔时代，就是说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级的程度。事实上，“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杜林先生的那些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中现在都已被我们证实是十足小学生的“知识”，或者确切地说，这些“知识”经过事先彻底“清洗”以后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全部“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因为杜林先生的知识实际上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一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会略有所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因此，这一点也被他照例用于共同社会。但是，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旧的分工在杜林的未来的生产中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所以学校中的这种技术教育就脱离了以后的任何实际运用，失去了对生产本身的任何意义；它只有一个教学上的用途：可以代替体育。关于体育，我们这位根底深厚的变革家是什么也不愿意知道的。因此，他也只能告诉我们几句话，例如：　　“青年人和老年人都按照工作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工作。” 　　这种空泛的无内容的清谈，同《资本论》第508—515页上所说的一比，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在那里马克思发挥了这样的见解：“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⁴⁰ 　　 “鉴于繁殖对各种素质的保持、淘汰、混合以至新质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人的东西或非人的东西的最后根源大部分必须在性的结合和选择之中去寻找，此外，还必须在促进或阻止一定生育结果的考虑中去寻找。对在这个领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所进行的审判，实际上必须留给以后的时代去做。但是·哪怕在偏见的压力下，至少从一开始就必须弄明白：对自然或对人的周密考虑来说是好的或者差的生育质量，无疑比数量重要得多。的确，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法律状态下，畸形人都招致毁灭；但是这个从正常人到不再像人的畸形人的梯子是有许多梯级的……　如果劣等人的产生得到了预防，那么这件事实显然是有益的。” 　　在另一个地方也说：　　 “未出生者有权要求尽可能好的组合，这对哲学的观察来说是不难理解的……　怀孕，至少还有生育，提供一种机会，使得在这方面可以采用预防的或者在例外情况下采用选择的办法。” 　　再往下：　　 “当人们负担起较少艺术性的、从而对千百万人的命运远为重大的任务的时候，就是说，当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的时候，用大理石把人理想化的希腊艺术，就再也不能保持它以前的历史意义了。这种艺术不是纯石头的艺术，它的美学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等等。　　我们的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感到十分诧异。结婚同纯石头的艺术无关，也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这些即使没有杜林先生，他也肯定会知道的；但是杜林先生曾经向他许诺过：他可以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心连同属于这颗心的肉体。现在“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对他厉声申斥道：决不能这样。首先要做的是：抛弃在性的结合和选择这个领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并且要考虑新出生者要求尽可能好的组合的权利。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的年轻公民要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成为一个所谓有血有肉的菲迪亚斯。从何下手呢？杜林先生的上面那些神秘的陈述，并没有在这方面给他任何指导，虽然杜林先生本人也说，这是一种“艺术”。莫非杜林先生已经“在心目中大致”拥有这种艺术的指南。就像目前在德国书店中销行的种种秘本之类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已经不再处于共同社会中，倒不如说是处于《魔笛》134中，只是脑满肠肥的共济会135牧师查拉斯特罗同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家相比，简直算不上“二等教士”。这位牧师对他的弟子中的一对情人所做的试验，同杜林先生在允许他的那两个有主权的个人进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状态之前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考验相比，简直是儿戏。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虽然我们的“依靠自身”的未来的塔米诺两只脚都立在所谓的绝对物之上，可是他的一只脚离开正常的位置还有两三个梯级，于是嘴巴刻薄的人就说他是跛子。同时也会有这种可能：他最心爱的未来的帕米纳，由于右肩略略偏斜而不是完全直立在上述绝对物之上，于是好忌妒的人就把这种偏斜称为小驼背。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查拉斯特罗是禁止他们从事于用血和肉创造人的艺术呢，还是对他们采用怀孕时的“预防的办法”或”生育”时的“选择的办法”呢？事情十之八九是另一种结局，即这对情人将撇开查拉斯特罗—杜林而去找婚姻登记员。　　在“有益的性结合具有更高的、真正人的动机时……性冲动——其高涨表现为——的人间完美形式，就其双向性而言，正是结果也有益的结合的最好保证……　从本来就是和谐的关系中得出一种具有和谐特性的产物，这只是第二级的效果。从这里又得出结论：任何强迫都必定发生有害的影响”等等。　　这样一来，在这个最美好的共同社会里，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跛脚男人同驼背女人彼此热烈相爱，从而就其双向性而言，也为和谐的“第二级的效果”提供了最好的保证；这就像小说中说的那样，他们恋爱，结为夫妇，而所有“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像往常一样，到头来化为一堆和谐的胡说。　　“在以人口买卖为基础的压迫社会里，卖淫被认为是对强制婚姻的有利于男人的当然补充；，这是极容易理解的，但也是事实之一。” 　　女人们对杜林先生的这套恭维话所应表示的那种感谢，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领受的。此外，难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那种在目前并不算很特别的收入——女人的倒贴？杜林先生自己曾经是见习官136，而且住在柏林，在那里，还是我在的那个时候，即36年前，别说尉官，就是见习官［Referendarius］同受倒贴者［Schürzenstipendarius］也往往是押韵的！

参看《哲学》第一章109 ↩︎
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编者注 ↩︎
昂·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编者注 ↩︎
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
见昂·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引自尼·古·于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1857年巴黎版第135页。——编者注 ↩︎
见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第62页。——编者注 ↩︎
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48年巴黎第3版第27—46页。——编者注 ↩︎
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48年巴黎第3版第35页。——编者注 ↩︎
参看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6年巴黎第3版第33—37页。——编者注 ↩︎
以上三处引文引自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编者注 ↩︎
参看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19日和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编者注 ↩︎
指威·卢·萨金特《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1860年伦敦版。——编者注 ↩︎
指罗·欧文《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年利兹版）、《新道德世界书》（1836—1844年伦敦版）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伦敦版）。——编者注 ↩︎
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书斋》。——编者注 ↩︎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62—580页。——编者注 ↩︎
这里无须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 ↩︎
参看恩格斯《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编者注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 ↩︎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01、560页。——编者注 ↩︎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32页。——编者注 ↩︎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43—744页。——编者注 ↩︎
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48年巴黎第3版第32页。——编者注 ↩︎
我说“ ↩︎
有几个数字可以使人们对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扩张力有个大体的概念。根据吉芬的最新统计125，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
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洛贝尔图斯从西斯蒙第那里借用了这种解释，而杜林先生又以他惯有的肤浅方式从洛贝尔图斯那里把它抄袭过来。 ↩︎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17页。——编者注 ↩︎
同上，第486页。——编者注 ↩︎
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第2、5、6章。——编者注 ↩︎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84—485页。——编者注 ↩︎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60—561页。——编者注 ↩︎
见本卷第195—196页。——编者注 ↩︎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编者注 ↩︎
实物工资制（truck system）是英国人的说法，在德国也为人所熟知，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主自己开设店铺，强迫工人在这些店铺中购买商品。 ↩︎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14—115页脚注（50）。——编者注 ↩︎
附带说一下，杜林先生完全不明白劳动券在欧文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是从萨金特的书上知道这种劳动券的，在那里它们只是出现在自然要遭到失败的劳动交换市场119里，这种交换市场试图以直接交换劳动的办法从现存的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 ↩︎
上面所说的在决定生产问题时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129。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
指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编者注 ↩︎
神的形象后来具有的这种两重性，是比较神话学（它片面地以为神只是自然力量的反映）所忽略的、使神话学以后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这样，在若干日耳曼部落里，战神，按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称为提尔，按古高地德语，称为齐奥，这就相当于希腊语里的宙斯，拉丁语里的“丘必特”（替代“迪斯必特”）；在其他日耳曼部落里，埃尔、埃奥尔相当于希腊语的亚力司、拉丁语的玛尔斯。 ↩︎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63页。——编者注 ↩︎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56—557页。——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