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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补遗） › 26

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154]

作者：回头来看暴力论者杜林 · 26

反杜林论《反杜林论》材料 卡·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154] Ⅰ）希腊古代 　　“经济学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第12页）。 　　确实，《资本论》（1867年）中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123 　　 “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按其更新颖的一半内容来说，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么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更是归我个人所有。”（第9页） 　　实际上，他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这个工业上的用语倒选得不坏）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97。 　　 “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因为虚荣地炫耀博学外表的手法……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第17页） 　　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一批判确实连“博学外表”也没有了。 　　“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它作为物所固有的，例如鞋用来穿，另一种则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即它可以用来交换（η（即（χρησιζ）μεταβληικη…àλλαγηζ ενεκεν）4****5 　　这个论点，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学究气十足”（第18页），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人，还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记“在最近的时期”，“只是在最进步的体系的范围内”，即杜林先生本人的体系的范围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永远完结了。 　　“在柏拉图论国家的著作中，……也企图去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篇章，”（第20页）（见《资本论》第379—381页。恰恰相反，在这一节里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同现代的见解”截然相反”的。6 　　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78 　　“这些界限是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的——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使那种通常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学上重要的真理”（第20页）。 　　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这种“界限”，在这种“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念，所以他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910 　　“货币的作用，在一切时候都曾经是经济〈！〉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关于那种作用知道些什么呢？显然，他只知道，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代替了原始的实物交换，此外再没有什么了。”（第21页） 　　可是，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竟然发现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11 1213 Ⅱ）重商主义 　　### $$$“因此，重商主义体系严格说来根本不存在……必须摒弃在有名的三大体系〈重商主义体系、重农主义和工业主义体系〉中列举这一体系。”（第27页）另一方面：“这〈三个〉体系……确实存在，只是须提防把重商主义体系在解释和表述实践准则时所展示的种种技巧与……重农学派……独立的理论论述一起抛入中”（第29页）！？！14 　　此外，对于杜林先生论重商主义98的一章，最好是读“原著”。即读 　　“无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上还是在理论上，意大利都走在一切现代国家的前头”， 　　然后又提到 　　 “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所写的关于如何供给王国以丰富金银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5 　　杜林先生（第34页）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因而竟把塞拉的《略论》16 　　“当做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标牌”。（同上） 　　事实上，他对于《略论》的考察，只限于这种美文学的蠢话。不幸，事情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 Ⅲ）较合理的经济学说的先驱和标志 配第 　　“一种精神特质，它包含相当轻率的思维方法，并且只知道它的商人形式”。（第54页）〈难以理解，如何严肃性……知道严肃性的商人。〉“对于概念的内部的和更精细的区别缺乏理解……显示出配第理解方式的最薄弱的一面，”（第55页）“有人尊重配第，因为配第通过经营自己的生意最终拥有15 000英镑的年收入**17”（第55、56页）。“正因为配第对国民经济的论述还非常粗陋，由于周围还没有可以借鉴的学派而显得笨拙，所以他得出了幼稚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加以对照……可以比较认真的思想家”。（第56页） 　　上述一切的结论就是，像欧根·杜林这样认真的思想家竟留意到一个叫做配第的人，这表明了他多么崇高的谦虚态度。而杜林先生是怎样留意他的呢？ 　　“劳动，甚至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点，在他那里……只能见到”。（第62页） 　　配第的这些论点，杜林先生置之不理，也就是说，他的读者所获悉的全部相关内容，就只有“不完整的痕迹”这一句话。那么实际情况怎样呢？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1662年第1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费同样多的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等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18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19** 　　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 　　 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 　　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20 　　 “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那么人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以前已经说过的一种对立见解的痕迹”；〈（第63、64页）这就是说，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迹”是”不完整”的以外，并没有说过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一句毫无内容的话来暗示什么东西，以便“以后”要读者相信，他“以前”早就听说了事情的要点。〉 　　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2122 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2324 　　“赋予‘单纯的小纸片’以贵金属所起的作用，那么，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就立刻完成了。”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变为叔母的形态变化“立刻”完成。虽然杜林先生以抚慰的口吻补充说道： 　　“当然，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活见鬼，他怎么竟可能仅仅由于认为贵金属在那种作用上可以被纸片所代替，就有这样的愿望，要以重商主义者的迷信的见解，去代替他自己对贵金属的货币作用的合理的见解呢？ 　　 “可是”，杜林先生还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子，继续说道：“可是应当承认，我们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确实能够发表真正中肯的意见。”（同上）25 　　关于 　　“显然，罗也从来没能完全这个基础〈即“贵金属基础”〉，可是他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 　　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基础，而是为了把贵金属从公众的钱袋吸入空虚的国库里去。102 再论配第，还有上述提到的洛克和诺思 　　 他〈洛克〉关于利息和铸币所写的东西，没有超出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所流行的、以国家生活的各种事件为转移的思考范围。”（第64页） 　　杜林的读者从这个“记述”中应该完全清楚了，为什么洛克的《降低利息》在18世纪后半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26 　　 “关于利率自由，许多生意人抱着类似的〈和洛克类似的〉意见，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也产生这样的倾向，即认为限制利息是无效的。当一个叫做达德利·诺思的人能够著述《贸易论》〈1691年〉的时候，一定已经有很多东西似乎在流传，使得反对限制利息的理论不致成为。”（第64页） 　　这样，洛克为了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西，只须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当时”很多似乎已经在流传”的东西接过来就够了！但实际上，1662年货币租金土地的租金自然法成文民法2728 29 　　诺思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坏家伙，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赞许”。 　　当时正是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这样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主导地位的混蛋们的“赞许”！可是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立刻发生理论上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随后不久于英国17世纪出版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30 31 Ⅳ）大卫·休谟 32 33 34 　　“毫无疑问〈certain〉”，自从美洲的金银矿发现以来，“除了这些矿主的工业以外，欧洲各国的工业也都有了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金银的增加”。 　　对“这种现象”，他解释道： 　　 “虽然商品价格的昂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昂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在这一期间，它对于工业和商业起着良好的影响。 　　在这个论述的最后，休谟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虽然他的说明比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同时代人要 　　“要观察货币通过整个社会的运动，是很容易的；这时我们将看到，，一定会鼓舞每一个人的勤勉心。”35 　　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只描写了贵金属价值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即它们36 37 　　“在评价休谟时，大都总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来对待他，并且把他所完全没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 　　事实上，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止一次地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对待”的明显例证。38 　　“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利息率低，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人们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39 　　这样，休谟在论文开头的 　　“在〈休谟〉关于利息率的中，应当：利息率是状态〈什么状态？〉的真正的晴雨表，而晴雨表的低度数则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的几乎不会出错的标志。”（第130页） 　　这里说的“有偏见”的、陷于窘境的“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杜林先生。 40 　　 休漠说：“许多国家的例子看来成了这个流行的迷误〈即货币量决定利息率〉的又一个原因，这些国家通过对外征服突然获取货币和贵金属之后，利息不仅在这些国家出现下降，而且一旦货币分流并流入各个角落，利息在邻国也出现下降，”在“”国家中，货币落入少数掠夺者手中，他们依靠购置地产和放贷收息来谋求货币增殖，这样“在短期内便形成了同样的效应〈即利息率降低〉，似乎工业和贸易出现了极大的增长”。41****42 　　至于与征服国进行贸易交往的邻国，当它们与征服国实现贸易差额 　　 但利息率的下降“单从自身来看，不是由货币增加引起的，而是由工业增长引起的，在货币增加造成劳动价格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升之前，这种增长是货币增加的自然效应”。休谟继续写道，“尽管货币量保持不变”，工业仍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增长。43 　　正如我们先前在《论货币》中看到的，这里又是贵金属的贬值，把44 　　“例如〈休漠〉指出，在上面所说的实现，货币量的会影响利息率。”（第131页）这句话，确切地说，这种说法没有真实内容，丝毫无法让读者明白休谟真正的意思，但这并不妨碍杜林先生一口气说下去：“我们看到，一个叫休谟的人在思考时的审慎要远胜于后来那些以他为依据来为自己的片面性或意识形态论证的人。”（第131页）。 　　事实上杜林先生本人就遭遇不幸，他的偶像休谟即便是自由贸易的较为胆怯的倡导者，杜林还是有理由在自由贸易的导师中以他为依据，不过这个”人”却不得不采用我们刚才看到的手法来篡改休谟，以便为自己从19世纪“较微弱的”重商主义者那里借用来的“片面性或意识形态论证”。 45 　　“如果工人不能在的情况下靠更加勤勉和节俭来交纳消费税，那么它们〈消费税〉实际上必定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46 　　我们以为是罗伯特·沃尔波尔本人在这里说话，特别是再联系论“公债”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更觉得是这样；在那里，关于向国债债权人课税的困难是这样说的： 　　“他们收入的减少，是消费税或关税的一个单纯的项目的的。”47 　　休谟对于资产阶级赢利的羡慕，决不是纯粹柏拉图式的，对于一个苏格兰人来说也不可能指望他会有别的态度。他出身贫穷，可是后来却达到每年1 000英镑的巨额进款，因为这里不是说的配第，所以杜林先生就对这一事实作了如下的周到实用的表达： 　　“因为他善于经营，所以他以很少的资财做本钱，就达到不必为迎合任何人而写作的地位。”（第134页） 　　杜林先生关于休谟还说道： 　　“他从未对党派、君主或大学的影响作过丝毫的让步”（同上） 　　虽然确实还不知道休谟是否同一个叫做“瓦盖纳”的人有过文字上的共事关系104，可是我们知道，他是托利党156的热烈拥护者，也就是对“教会与国家”颂扬备至的托利党的热烈拥护者，为了酬谢他的这些功劳，他最初被授予巴黎使馆秘书的职位，后来被授予位置重要得多、收入高得多的英国副国务大臣的官职。 　　 “在政治方面，休谟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强烈的君主主义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当时的教会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没有像吉本受到的那样猛烈。”48 　　平民出身的“粗野”的 　　 “这位自私的休谟，这位历史的伪造者”，曾骂英国僧侣是肥胖的、不结婚的、没有家庭的、乞讨为生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个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的钱财来养活，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49 　　杜林先生说： 　　休谟“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个叫做康德的人高明得多”（第122页）。 　　杜林吹嘘休谟的阴险用意究竟何在？首先，杜林从休谟身上瞥见了自身的原型，于是向休谟过分表示敬意，赞扬休谟其实是赞扬自己。其次，休谟作为主要依据可以证明 　　“整个科学部门〈即“国民经济学说”〉的创造是更有见识的哲学的事情”（第123页）， 　　因而它必然会由一位非凡的人物在最近的将来完成。这位人物把“更有见识的哲学”改造为绝对光辉的、根底深厚的现实哲学。 Ⅴ）重农学派 　　“只有准确地研究魁奈关于财富生产所特有的主导概念，才能确定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的这一经济图表〈指《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到现在为止对这方面的观念人们总是带着摇摆的不确定性来描述，以至于哪怕从较好的记述，例如亚当·斯密的记述中，也不能完全认识它们的本质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必要了……倘若对魁奈的基本观点采用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其结果将会把事情弄糟。”（第105页） 　　杜林接下来又写了满满五页，使用各种夸张言辞，不断重复，有意搅乱，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即迄今最好的对魁奈《经济表》中的基本观点的“记述”包含着以下全新的启示： 　　 魁奈“先假定一个唯一的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劳动的阶级”，这个阶级“之所以是生产阶级，只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多于他们在劳动期间消耗的东西，这个多余部分，即纯产品或纯收入”（第105页）是由于下述情况产生的：自然“对人的劳动使用土地的报酬多于人从事这种劳动所必需的消耗”。（第107页）除了这个生产阶级之外还有“攫取租金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第105页），最后是“不结果实的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他们“给自己的产品添加的价值仅仅相当于他们劳动期间消耗掉的〈农业的〉纯产品的价值”。（第106、107页） 　　杜林先生本人在有关亚当·斯密的一章中把他对重农学派“基本观点”的认识总结为： 　　“重农学派认为农业〈！〉土地的自然的生产潜能，此外还坚持认为〈！〉存在着超过〈！！〉的剩余，因而从未真正把农业劳动本身当做出发点。自然力对于它们来说才是主要的事情。”（第148、149页） 　　如果一个学生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第109页）中发现不了比这更多的东西，那么他肯定是太笨了。 对魁奈本人 第一部分 对《经济表》所作的附带的和引论性的说明 　　“他〈魁奈〉认为，收入〈杜林先生刚才说过纯产品〉应当被作为来理解和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第105、106页）“他〈魁奈〉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农产品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什么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货币价值〉。”（第106页） 　　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经济表》中，立刻运用了“农产品”的“货币价值”，其中包含“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货币价值。往下看，尊敬的先生！ 　　 “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的观察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于贵金属和货币量〈！〉的考虑，而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但是他计算，而且一开始〈“立刻”一词的另一种表达〉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第106页） 　　这样我们就第四次和第五次知道；在《经济表》中只有货币价值！ 　　 “由于他〈魁奈〉扣除了〈从什么当中扣除？〉开支〈什么开支？〉，并且主要是想着〈！〉〈不是“传统的”，然而是更加“轻率的记述”！〉那种作为地租而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价值，他得到了它〈纯产品〉。”（第106页） 　　到此还是毫无进展，不过现在开始了： 　　 “可是〈这个“可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作为自然对象进入流通中，它因此变成……维持……所谓不结果实的阶级的一个要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哪种情况下？〉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所决定。”〈第106页） 　　一般说来，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 　　“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计算”（第106页）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在魁奈自己写的《经济表分析》中，在经济表图式的后面出现的是各类产品，而在前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出现的则是它们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勃多，把“自然对象”和它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50 第二部分 对《经济表》所作的关键性说明 　　### $$$“：，，，不连贯性〈考虑到魁奈赋予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显露出来了。这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方式和对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第110页）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经济表所显示的“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他不懂得重农学派的ABC。 说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 51 　　 “魁奈在其本来相当简单的〈因而是“导致神秘主义的混乱的”〉表中到处所画的、要用来表明纯产品的流通的线〈总共是六条〉”，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些奇异的〈实际上是“令人尴尬的”奇异的〉相交的线中”〈直到现在读者尚未得知有关“这些线”的更多说明〉，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到魁奈是在研究“化圆为方”问题，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尔巴特的心理学”，想到“最新一代人在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的数学把戏”。 　　这样一来，“企业”在重农学派那里遇到的最大障碍即《经济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顺利清除了。但事情没有结束，杜林在跳到下一个研究对象时又给了这个经济表致命的打击： 　　“由于我们从这个最可怀疑的方面考察了纯产品”（第111页）。 　　就是说，他自己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杜林先生把这称为“纯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面”。这是多么绝望的滑稽！ 关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的简短说明 52 53 回头来看暴力论者杜林 　　“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107，第120页） 　　制宪议会108和它的米拉波！54 　　“米拉波侯爵是一般历史记载中都要提到的那个立场摇摆不定的演说家**55** Ⅵ）亚当·斯密 　　“同的纯经济原因相区别的还有社会原因，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征税，由于征税，成为经济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这一思想在经济学理论的最新的批判阐述中，也就是在中，才变得完全清楚了。”（第152页）56 　　由此我们“完全清楚”的是：正像杜林先生不了解重农学派一样，他也同样不了解亚当·斯密——更不用说他的后继者。因此，如果再去听他妄谈马尔萨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人，纯粹是浪费时间。57 Ⅶ）以恐吓结束 　　 “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整个体系的结果是挑动阶级之间的仇恨……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58 　　最后，在这些英雄中还有伦敦西蒂区的糊涂人59 60 　　前面提到的“考茨先生，他主要是把罗雪尔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稀释成了施给乞丐的稀汤**6162**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2月底—3月5日 作为科学 在短期间内 **之所以可以说速度即使没有流于表面简单的思想****让货币制度脱离贵金属基础**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2月底—3月5日

  1.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页。——编者注 ↩︎

  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5页。——编者注 ↩︎

  3.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几段话：“不过，杜林立刻向我们展示了属于他的智慧：‘科学的较严肃的确立始于休谟和亚当·斯密。’（第15页）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发现有何意义。 ↩︎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3页。——编者注 ↩︎

  5.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页。——编者注 ↩︎

  6.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425页。——编者注 ↩︎

  7.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见《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编者注 ↩︎

  8. 参看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1821年莱比锡版第8册第2章。——编者注 ↩︎

  9. 参看威·雪尔《国民经济体系》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1卷第85—86页。——编者注 ↩︎

  10.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54—859页。——编者注 ↩︎

  11. 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8—10章。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11—512、532页和第44卷第178、192页。——编者注 ↩︎

  12. 参看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册第8章，见伊·贝克尔編《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编者注 ↩︎

  13.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那么，对‘一个叫做’杜林的‘人’来说，即使对此略提一句也会有伤尊严，因为他自己关于货币的观念没有超出李斯特用较有力的词句所重复的一个叫做费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观念。”——编者注 ↩︎

  14.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装腔作势的废话！除了19世纪的几个与杜林先生有渊源关系的伪装的重商主义者之外，谁还会拼凑出这样的东西！但政治经济学的 ↩︎

  15. 见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2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第2版第1卷第451、456页。——编者注 ↩︎

  16. 安·塞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1613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卷。——编者注 ↩︎

  17. 草稿中这里还有一段杜林的引文：“‘但我们对此不作非议〈真是宽宏大量！〉’（第55页）”。——编者注 ↩︎

  18.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当然，这样做并没有消除重商主义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不仅产生于对贵金属价值的错误观念，而且还产生于对贵金属作为货币所具有的特殊职能的错误观念。”——编者注 ↩︎

  19. 见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5页。——编者注 ↩︎

  20.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颇费心机地不向读者提及配第关于价值规定的伟大发现，却对配第后来所作的尝试妄加评论。”——编者注 ↩︎

  21.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他一方面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量，另一方面又反过来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不仅如此，这些尖锐对立的‘观点’在他那里还完全相安无事地交错着。可是要知道，配第的书写于1662年，亚当·斯密的书写于1776年！”——编者注 ↩︎

  22. 古罗马谚语。原文是“quod licet Iovi，non licet bovi”，意思是评判事物采取双重标准。——编者注 ↩︎

  23. 参看皮·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2章，载于《18世紀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6—398页。——编者注 ↩︎

  24. 参看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523—541页。——编者注 ↩︎

  25.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几段话：“人们看到，杜林总是在以前的著作家面前扮演非公聘讲师的角色，并且还超出职责范围给他们颁发考试成绩单。可以说杜林先生本人已经‘完成了’即使不是‘微妙的’、也是‘最新的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即他误以为生产即使不再以商品生产的形式进行，货币也会 ↩︎

  26.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 ↩︎

  27. 见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9页。一编者注 ↩︎

  28. 1先令等于12便士。——编者注 ↩︎

  29. 参看达·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4页。——编者注 ↩︎

  30. 指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编者注 ↩︎

  31.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大约三十年前，瓦尔克奈尔试图把休谟描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但是，他这样做并不像杜林先生那样有着某种‘阴险的’用意，关于这种用意我们接下来将了解得更多。”——编者注 ↩︎

  32. 指大·休谟《政治论丛》1752年爱丁堡版。马克思所用的版本是大·休漠《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79年都柏林版，《政治论丛》是该两卷集第1卷的第2部分。——编者注 ↩︎

  33.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46、588页。——编者注 ↩︎

  34. 参看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编者注 ↩︎

  35.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04页。——编者注 ↩︎

  36.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0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5—556页。——编者注 ↩︎

  37.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此外，杜林先生对休漠的论文《论利息》的记述完全是肤浅的，部分是错误的。”——编者注 ↩︎

  38.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两段话：“荷兰在17世纪被英国经济学家视为模范国度；他们都注意到了荷兰的富有和低利息率。因此自卡耳佩珀和柴尔德以来，利息率低就被认为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

  39.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3页。——编者注 ↩︎

  40.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两段话：“‘例如〈休谟〉指出，在上面所说的平衡实现之前，货币量的变化会影响利息率。’（第130、131页） ↩︎

  41.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23—324页。草稿中这里还有一段引自该书第324页的引文：“不过，在征服国及其邻国，利息率的降低有不同的原因；但无论在征服国还是在其邻国，我们都不能把上述结果简单地归结为金和银的增加。”——编者注 ↩︎

  42.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因此，按照休谟自己的看法，他在这里论述的现象与利息率的正常变动没有丝毫关系。”——编者注 ↩︎

  43.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24—325页。——编者注 ↩︎

  44.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一方面先是在他不连贯的‘记述’中作了篡改，完全隐瞒了休谟关于征服得來的货币与通过贸易得来的货币这两者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区别，这是其一，其二，事情并不像杜林先生强加给休谟的‘在上面所说的平衡实现之前’——（指不同国家货币贸易差额的平衡，“上面”没有提到过其他的“平衡”）——，而是在征服国与邻国的贸易差额平衡实现之后，即前者的一部分货币流向后者之后，利息率在后者那里出现下降。利息率下降不是因为货币增加本身，而是因为货币增加在造成商品价格，尤其是工资普遍上升之前，对工业起了促进作用。”——编者注 ↩︎

  45.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4页——编者注 ↩︎

  46.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67页——编者注 ↩︎

  47.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79页。——编者注 ↩︎

  48. 见弗·克·施洛塞尔《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7卷第76页。——编者注 ↩︎

  49. 威·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1868年都柏林—伦敦版第58、68页。——编者注 ↩︎

  50. 参看尼·勃多《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822—867页。——编者注 ↩︎

  51. 参看贺拉斯《颂歌》第3册第1篇。——编者注 ↩︎

  52.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创业资本没有出现在经济表中，但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编者注 ↩︎

  53. 见《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8页。——编者注 ↩︎

  54. 参看本卷第268页。——编者注 ↩︎

  55. 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编者注 ↩︎

  56.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这个家伙依靠上述体系又获得了一个过时的观念：地租是价格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这句话至少可以让人知道杜林先生直到此时仍然不理解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本性，正如他不理解魁奈的《经济表》一样。”——编者注 ↩︎

  57.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如果再去研究杜林先生所传授的马尔萨斯、奥特斯、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的理论，那顶多会对一个极其次要的目的有些用处，那就是可以证明他怎样将他所引用的作者的原文，不管好坏，都以扭曲的形式再现出来，貌似他的独创，哪怕这样做就像歌德诗歌中所提到的那个‘自行其是的蠢货’157”。——编者注 ↩︎

  58. 见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74—75页。——编者注 ↩︎

  59.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把自己任命为当代和未来的划时代的经济学家之后，没有忘记去任命过去的那些划时代的经济学家，这的确是合乎情理的。”——编者注 ↩︎

  60. 指久·考茨《国民经济学及其文献的历史发展》1860年维也纳版。——编者注 ↩︎

  61. 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编者注 ↩︎

  62.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前面提到的不大成熟的大学生们应当考虑一下：于别人合理的事，于他们也是行得通的。也就是说，大学生们应当摆脱大学非公聘讲师的束缚，就像这位非公聘讲师对待大学教授所做的那样，不过态度要礼貌些。”——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