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结果 ［注：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说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负有责任的整体的时候，我所指的当然是 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 ［注：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恩格斯原注］。但是这种疾病在以前所有各期的肆虐情形，和1842年危机之后的猖獗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整个苏格兰的穷人有1/6患了热病，乞丐般的流浪者以惊人的速度把这种灾害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中上等阶级。在两个月中患热病的人比过去十二年还要多。1843年在格拉斯哥患热病的占居民的12％，共达32000人，其中有32％死掉，可是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死亡率通常不超过8％。这种病的危险期是在第七天和第十五天；在第十五天上，病人的皮肤通常现出黄色，我们的权威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了，疾病的原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忧虑方面去寻找［注：艾利生博士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1844年10月于约克举行的会议上所宣读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恩格斯原注］。在爱尔兰，这种流行病也是相当常见的。在1817—1818年的二十一个月中，住过都柏林医院的热病患者有39000名，据艾利生郡长说（“人口原理”第2卷），在后来的某一年中，甚至达60000名。1817—1818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占居民的1/7，在同一时期，在里美黎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1/4，而在瓦特福德的［注：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恩格斯原注］。 ［注：“英国的工业人口”第8章。——恩格斯原注］）的城市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英国医生索取的诊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在英国的一切城市里这种江湖医生都有好多，他们靠各式各样的广告、招贴及其他诡计在最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极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patent medicines）出卖，什么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药、香精和香膏等等，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而因为所有的广告都告诉外行的工人说，这些药品吃得愈多愈好，所以无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帕尔氏生命丸的制造者往往在一星期之内就卖出20000—25000盒这种万应灵药，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来治泻肚子，有的人却用来治热病、虚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们德国的农民喜欢在一定的季节里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国工人喜欢吃特许专卖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满了这些药品的制造者的钱袋。这些特许专卖药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鸦片制剂（主要是鸦片的酒精溶液）制成的水药，即市上出售的所谓“高弗莱强身剂”。在家里工作并且要照顾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的妇女们就给孩子们吃这种水药，使他们安睡，或者如她们中的许多人所想的，使他们强壮起来。由于她们不知道这种“强身”剂是如何有害，她们常常几乎是在孩子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给他们吃这种药，并且一直用这种药灌他们，直到他们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鸦片的作用的感应愈来愈迟钝，服用量就愈来愈增加。如果这种水药不再起什么作用，就给孩子吃纯粹的鸦片酒精溶液，常常是一次15—20滴。诺定昂的验尸官曾向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做证说［注：“矿山、煤坑以及雇有大批童工但不受工厂劳动限制法约束的生产部门和工厂中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一个和第二个报告。第二个报告中的格棱吉报告（《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in Mines and Collieries and in the Trades and Manufactures in which Numbers of them work together，not being includ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Factories’Regu-lation Act》．First and Second Reports．Grainger’s Rept．，second Rept．）。报告书通常叫做“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是最好的官方报告之一，其中包含许多最有价值的但也很可怕的事实。第一个报告公布于1841年，第二个报告则晚两年。——恩格斯原注］：据 ［注：“出生、死亡、婚姻登记处第五次年报”（《Fifth Annual Report of Reg．Gen．of Births，Deaths and Marriages》）。——恩格斯原注］。至少1839—1840年的平均数是这样的；次年死亡率稍稍降低了一点，每46人中才有1人死亡。但在大城市中，死亡率就完全不同了。我手头有几份官方的死亡统计表（公布在1844年7月31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根据这些统计表，下面几个大城市的死亡率是这样：在曼彻斯特，如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1：32.72，不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顿在内，是1:30.75；在利物浦，如包括西得比这个郊区在内，是1:31.90，不包括西得比在内，是1:29.90；可是，根据柴郡、郎卡郡和约克郡（这一地区包括许多农业区或半农业区以及许多小城市，总人口为2172506人）的综合材料，死亡率是1:39.80。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恶劣，从郎卡郡的普莱斯科特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煤矿工人聚居的地方，而因为煤矿中的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并不很好，所以在这方面它还不如农业区。但是这些工人是住在乡下的，他们的死亡率是1:47.54，就是说，比整个英格兰的平均数字约低2 12。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1843年的死亡统计表。在苏格兰的各城市里，死亡率还要高：在爱丁堡，1838—1839年是1:29，而1831年在旧城甚至是1:22；在格拉斯哥，根据考温博士的统计（“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104]，自1830年以来，平均是1:30，而有些年份则是1:22或1:24。平均寿命大大缩短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方面，而各阶级的平均寿命，因为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的死亡率较低，所以显得比较长，这从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有一个最新的证明是曼彻斯特的医生普赫霍兰德提供的，他受官方委托，调查过曼彻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顿［注：参看“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区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者”1844年第一个报告中的附录（《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large Towns and 。他把房屋和街道各分为三等，得出如下的死亡率： 一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1 从霍兰德所提供的其他许多表格里可以看出：二等街的死亡率比一等街高18％，三等街比一等街高68％；二等房屋的死亡率比一等房屋高31％，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78％；而肮脏的街道经过清扫以后，死亡率就降低了25％。他用下面的话结束自己的报告，这些话从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口里讲出来，要算是很坦白的了： “既然我们发现某些街上的死亡事比别的街上高3倍，而整个等级的街又比其他等级的街高1倍，既然我们又发现死亡率在糟糕的街上几乎总是高的，而在情况较好的街上几乎总是低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大批的同胞，我们的成百的近邻每年都因缺乏最普通的预防措施而被毁灭了（destroyed）。” ［注：“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3卷霍金斯博士关于郎卡郡的报告。这里引证的是“曼彻斯特最高统计权威”罗伯顿博士的材料。——恩格斯原注］，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前面引证过几次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论文里面，我们找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精确的材料。该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业区里各种小儿病的死亡数字加以比较，证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来比农业区高2倍；城市中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中多4倍，而患胃病的则比农村多1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和农村中的比较起来是2.5:1。在城市里，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的小孩子比农村中多3倍，因脑水肿而死的多2倍，因痉挛而死的多9倍。为了再引证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举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从1832年的议会工厂委员会报告中借用来放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版第3版）里面的。 在每10000年死亡人口中5岁以下5-1920-3940-5960-6970-7980-8990-99100岁以上拉特兰德郡－卫生状况良好的农业区288589112751299118914289381123艾塞克斯郡－沼泽地农业区域315911101526141396310196301773工厂出现以前1779-1787年的卡赖尔市44089111006120194082653315322工厂出现以后的卡赖尔市4974113611141114553532298383工厂城市里子528692711981198593512225292 该委员会委员格棱吉说：“在北明翰，经我考试过的孩子，一般地连一点勉强可以说是有用的知识都没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那 有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五年主日学，他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同上，文件ｑ39页，Ｉ.33）。另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六年主日学，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替我们的救主赎罪’而流了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ｑ36页，Ｉ．46）。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内上过好几个主日学，只能读一些小书和简单的单音节的字；他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约翰是不是也在内，以为圣约翰大概就是圣约翰·威斯利”（美以美教派的创始人），如此等等。（同上，ｑ34页，Ｉ．58）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一问题，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教主的主的儿子（he was the Saviour’s Lord’s Son）”；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伦敦国王。”——在设菲尔德，该委员会委员昔蒙兹要一些主日学的学生念书；他们说不出他们念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刚念到过的使徒是些什么人。关于使徒的问题，在他依次问过一切孩子而得不到正确的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男孩满有把握地喊道：“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疯病的人！”（昔蒙兹。“报告”附录第1部分Ｅ22页及以下各页） ［注：“手工业和手工业者”。——恩格斯原注］，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样。［注：“人口原理”第2卷第196、197页。——恩格斯原注］。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许多人很讲道德，即使弄得山穷水尽也不愿去偷，而这些也就是饿死或自杀的人。不久以前自杀还是上等阶级的值得羡慕的特权，现在在英国的无产者中间也时髦起来了，许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出路。 ［注：我们以后将看到，在英国，由于有了结社的自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成为合法的了。——恩格斯原注］资产阶级，反抗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听凭命运去摆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阶级），否则他就只好承认自己无法摆脱自己所处的境遇，于是也就不再做这种打算，而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占些便宜就算了。储蓄对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假使他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又要做什么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阔绰”起来，这是使英国资产者莫名其妙而且极为恼怒的。要知道，如果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成为蠹鱼和铁锈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卡莱尔关于棉纺工人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英国的一切产业工人： “他们的生意永远像赌博一样，今天还很兴隆，明天就完蛋；他们的生活也很像赌徒，今天奢侈豪华，明天就忍饥挨饿。阴郁的反叛的不满情绪（一个人心中所能蕴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没了他们。英国商业以它那殃及全世界的痉挛般的动荡，以它那无可比拟的普罗特斯［注：普罗特斯（Proteus）是希腊神话中替普赛顿（Poseidon）服务的海神，有预言力并能变幻种种形态。——译者注］——蒸气，把他们的一切生路都弄得很不可靠，使他们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冷静、沉着、长期的安静，人类这些最起码的幸福他们是没有的……对于他们，这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愤激、怨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阴森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安排、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安排、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铜蒸气、棉絮尘埃、醉后的吵嚷、愤怒和苦役的、阴暗而沸腾的陀斐特［注：陀斐特（Tophet）是耶路撒冷南部的欣嫩子山谷，为犹太人焚人以供牺牲之处，以后成为焚毁垃圾的地方。参看旧约全书耶利书第19章。——译者注］呢？”［注：“宪章运动”第34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 “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罪恶就是不公道和背叛真理、背叛现实、背叛世界秩序，世界上唯一的难于忍受的痛苦就是意识到自己受了不合理不公道的待遇，因此，我们关于工人状况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一切都是公道的吧？首先是：他们自己对于这种状况的公道与否是怎样想的呢？……他们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回答，他们的行动是更明显的回答……愤激，下等阶级反对上等阶级的凶恶的复仇的意向愈来愈厉害了；他们对世俗政权的尊重和对精神主宰者的教训的信仰愈来愈降低了。这种情绪可以加以谴责，可以给予惩罚，但是必须承认它是确实存在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是可悲的，而如果一切都仍然照旧的话，那将会是致命的。” ［注：是否在这里也需要引用一下资产阶级权威人士的证明呢？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亚当斯密的“原富”（前引用版）第3卷第5编第1章第297页上找到。——恩格斯原注］。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锉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需要紧张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单调到了极点。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注：耶利米是希伯来的先知。参看旧约全书耶利米哀歌。——译者注］颠倒黑白地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 “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谁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狭窄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拉斯哥的贫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有钱人eo ipso〔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经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 “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的发展水平而论，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同很难责备他们［注：“人口原理”第2卷第76页及以下各页、第135页。——恩格斯原注］ ［注：“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London，1835）。我们以后还要提到这本恶名昭彰的书。这里所引证的见该书第406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暴露了这些后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见，如果不适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 ［注：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Sybil，or the Two Nations》）中，几乎和我同时说出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见解。——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们的最老、最有经验、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兹里博士的证言来证实我的话。他公开地说过，每年穷人们互相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内富人给予穷人的数目。”［注：曼彻斯特的帕金逊掌教著的小册子“曼彻斯特等地的穷人劳动者的现状”1841年伦敦和曼彻斯特版第3版（《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in Manchester etc．》．By the Rev．Rd．Parkinson，Canon of Man-chester．3rd．edit．London and Manchester，1841．Pamphlet）。——恩格斯原注］ ［注：引自“人口原理”的几个地方。——恩格斯原注］1830年颁布的啤酒法案便利了所谓jerry－shops〔下等啤酒店〕的开设（在这些酒店里许可卖零杯的啤酒），这也助长了酗酒的风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酒店了。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乡下，只要有两三幢房子在一起，其中就必然有一家jerry－shop〔下等啤酒店〕。此外，还有很多bush－shops〔私酒店〕，即没有获得许可的秘密酒店，在大城市中警察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酒坊酿造着大量的烧酒。据盖斯克尔在前引书中估计，这种酿酒作坊在曼彻斯特一地就有一百多家，它们的年产量至少达156000加仑。此外，曼彻斯特还有一千家以上的酒店，因之它们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也和格拉斯哥一样大。在其他的一切大城市中，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资产阶级政权下堕落最深的牺牲者，和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如果还记起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认这种场所对它们的顾客所起的伤风败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吵闹得少一些罢了。而当钱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里去，——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许多，在曼彻斯特有六十家以上，光是索尔福的一条街（礼拜堂街）就有十到十二家，——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话）、饮食用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回到当铺里去，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结果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个小钱，那才算完。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在英国工人中间流行的情形，谁就会欣然相信艾释黎勋爵的话［注：1843年2月28日在下院的演讲。——恩格斯原注］，他说，工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钱将近2500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破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纠纷，那是容易想像的。不错，戒酒协会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但是几千个《Teatotallers》〔“戒酒主义者”〕对几百万工人说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爱尔兰的戒酒使徒马太神甫在英国的城市里巡行的时候，往往有3万到6万工人《pledge》（起誓）不再喝酒，但是不出一个月，大多数人就全都忘了。譬如说，要是计算一下过去三四年中在曼彻斯特起过戒酒誓的人究竟有多少，得出的数字一定会比全城居民的总人数还要多，但是仍然看不出酗酒的现象有显著的减少。 ［注：艾利生郡长“人口原理”第2卷。——恩格斯原注］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1805年………………………………4605 换句话说，在三十七年中逮捕事件的数字增加了6倍。在1842年发生的这些逮捕事件中，仅郎卡郡一地就有4497起，即14％强，在密多塞克斯区（包括伦敦在内）有4094起，即13％强。这样，我们就看到，仅仅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大城市），就占了全国犯罪数字的1/4以上，虽然它们的人口远不及全国人口的1/4。从这些犯罪统计表中还可以明白地看出，绝大部分的罪都是无产阶级犯的，因为在1842年的罪犯中有32.35％完全不会读不会写，有58.32％不完全会读会写，有6.77％读和写都不错，有0.22％受过较高的教育，还有2.34％的教育程度不详。在苏格兰，犯罪的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1819年当事人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件，到1837年已经有3176件，到1842年甚至增加到4189件。在艾利生郡长本人做官方报告的拉纳克郡，居民在三十年中增加1倍，而犯罪数字在五年半中就增加了1倍，即比居民的增长快5倍。至于所犯的罪，则和所有的文明国家里一样，大多数是侵犯私有财产，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发生的犯罪，因为谁也不会去偷窃他自己已经有的东西。侵犯私有财产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1:7140，在法国是1:1804，在英国，当盖斯克尔写书的时候是1:799；侵犯人身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兰是1:28904，在法国是1:17573，在英国是1:23395。在农业区，一般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是1:1043，而在工厂区则是1:840［注：“英国的工业人口”第10章。——恩格斯原注］；现在，在全英国这比例［注：这是已定罪的犯人人数（22733人）除以居民总数（约15000000人）所得的数字。——恩格斯原注］，而从盖斯克尔的书出版以来，总共还不到十年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