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贩卖秘密的商人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或施里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马克思） ［注：“巴黎的秘密”是法国作家欧仁·苏写的小说，该书宣扬了社会改良的思想。——译者注］崇奉为神。欧仁·苏被誉为“批判的批判家”。要是他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像莫里哀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一样惊叫起来： “天哪！我原来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一点还不知道呢，您今天把这个告诉我，我对您真是万分的感激。”[22] “美学的小引”对“批判的”史诗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对“巴黎的秘密”的普遍意义，作了如下的阐述： “史诗创造这样一种思想：现在本身是无，它甚至不仅是（是无，甚至不仅是！）［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过去和未来的永恒的分界线，而且还是（是无，甚至不仅是，而且还是！）［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应该经常加以填充的、把永生和无常分隔开来的裂口……这就是‘巴黎的秘密’的普遍意义。” 接着，“美学的小引”又断定说：“如果批判家有这样的愿望，那末，他也可能成为诗人。” ［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和无常（欧仁·苏先生的小说）［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分隔开来的裂口”，所以它甚至还是批判的史诗。 （1）“文明中的野蛮的秘密”和“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 “在法律和法官面前，所有的人不论富贵贫贱都一律平等。这一原理在国家的信条中占着首要的地位。” 是国家的吗？恰恰相反，大多数国家的信条都一开始就规定富贵贫贱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宝石匠莫莱尔［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十分诚实而清楚地说出了秘密（即贫富对立的秘密）［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的本质。他说：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不幸得很，他们不知道贫穷是什么。” 施里加先生不知道：欧仁·苏由于要对法国资产阶级礼貌一些而把时代弄错了，他把路易十四时代市民阶级常说的“呵！但愿皇上也知道这一点！”改成“呵！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再借“宪章真理”[23]时代的工人莫莱尔之口说了出来。这种贫富间的质朴关系至少在英国和法国已经不再存在了。富人手下的学者即经济学家们就在这里传播关于贫穷这种肉体贫困和精神贫困的非常详细的见解。他们用安慰的口吻证明说，因为要保持事物的现状，所以这种贫困似乎也应保存下来。甚至他们很细心地计算出，穷人为了富人和自己本身的福利应该按什么比例通过各种死亡事件来缩减自己的人数。 “研究作恶的动机的秘密……因为正是在这些交往最活跃的地方……罪犯们才是无拘无束的”。 假使有人向自然科学家论证，蜂房并不是作为蜂房而引起自然科学家的兴趣，这些蜂房就是对于没有研究过它的人来说也不会成为秘密，因为只有在新鲜空气中和花朵上蜜蜂“才是无拘无束的”，那末，自然科学家将何言以对呢？罪犯的巢穴和他们的言谈反映罪犯的性格，这些巢穴和言谈是罪犯日常生活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描写罪犯必然要描写到这些方面，正如描写femme galante〔情妇〕必然要描写到petite maison〔幽会密室〕一样。 （2）思辨结构的秘密 （3）“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 “秘密总力图用新的转变来逃避考察。它以前一直作为一种绝对猜不透的、完全不可捉摸的、否定的东西同真实的、实在的、肯定的东西相对立；而现在它又作为后者的不可觉察的内容而渗入了后者。但是这样一来秘密也就消除了被认识的绝对不可能性。” “秘密”过去一直同“真实的”、“实在的”、“肯定的”东西，即同法纪和教养相对立，“而现在它又……渗入了后者”，即渗入了教养的领域。至于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代表教养的领域这一点，则是一个秘密，即使不是巴黎本身的秘密，也是巴黎所不了解的秘密。施里加先生没有从罪犯世界的秘密推移到贵族社会的秘密，而是使“秘密”成了有教养的社会的“不可觉察的内容”，成了它的真正的本质。这并不是施里加先生为了要开辟进一步考察的道路而作的“新的转变”，而是“秘密”本身为了要使自己能逃避考察而作的“新的转变”。 “显然，秘密总力图躲藏在非常坚固的外壳中，这是可以预见的。而在事实上也好像是我们面临着无法克服的不可人性……因此，可以预料，大体说来，……寻根究底的新尝试在这里毕竟还是不可缺少的。” 够了！施里加先生在这件事情上获得这样多的成就，以至 “秘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就显得轻浮佻达，无拘无束，卖弄风情了”。 为了要把贵族社会变成“秘密”，施里加先生企图通过几次思考来弄清“教养”的含意。他总是先给贵族社会全面地加上一些谁也不会到它里面去寻找的性质，以便后来再去发现贵族社会并不具备这些性质这一“秘密”。然后他就把这一发现当做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施里加先生给自己提出了如下的一些问题：“普遍理性”（大概是思辨的逻辑吧？）是不是有教养的社会中“社交谈话”的话题？“是不是只有对人的爱的韵律和拍节才使”这个社会“成为和谐的整体”？“我们称之为一般教养的东西是否就是普遍的、永恒的、理想的东西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称之为教养的东西是否就是形而上学的想象的结果？施里加先生不难a priori〔先验地〕预言他自己的问题的答案： “但是，可以逆料……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在欧仁·苏的小说中，从平民社会转到贵族社会的过程是通过写作小说的一般手法来完成的。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主人公。——译者注］的乔装使他得以深入社会的下层，正如他的身分使他得以接近社会的上层一样。在赴贵族舞会的路上，他所考虑的决不是周围的各种生活的对照，他感到最够味的只是他自己的各种乔装的对照。他告诉他最顺从的同伴，他怎样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中感到极其有趣。 他说：“我觉得这些对照真够味。昨天我是一个画家，呆在费维街的一间小房子里画扇面；今天早上我以店伙的身分，用黑醋栗酒招待皮普勒太太；而今晚呢，我又是靠神的恩惠支配这个世界的一个特权者。” 被请到舞会上去的批判的批判唱道： “我在地上的诸神中逍遥， ［注：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批判的乡村牧师，你多没有经验，多轻信呵！只有你那批判的纯朴才能从雅致的巴黎舞厅立即转入这样一种迷信的心情，以致相信“人们心中有神明存在的奇迹”，从巴黎的迷人的女人中看出“近在咫尺的理想”，天使的化身。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情妇。——译者注］和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第一个情妇。——译者注］的谈话。你们猜猜他想从这两位美人那里“偷听”些什么？他想听 “我们怎样才能为可爱的孩子们祝福，怎样才能使丈夫得到最大的幸福……我们听着……我们惊奇……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这位偷听私话的牧师大失所望的时候，我们却不觉暗自幸灾乐祸。两位太太谈的既不是“祝福”，又不是“最大的幸福”，也不是“普遍的理性”，相反地，“却是怂恿达尔维尔夫人不忠于她的丈夫。 她“真够有进取心，居然在秘密结婚以后生下了孩子”。 伯爵夫人的这种进取精神使施里加先生大为不满，以致对她加以严厉的训诫： “我们发现，伯爵夫人一心只想获得个人的私利。” 她能如愿以偿，嫁给盖罗尔施坦公爵，这在施里加先生看来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我们绝不能指望她的出嫁会给盖罗尔施坦公爵的臣民带来幸福。” 我们的这位清教徒在结束自己的训诫时“郑重其事地”指出： “萨拉（有进取心的太太）［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虽然是这个光彩夺目的圈子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但是，她在这个圈子中未必是一个例外。” 虽然！但是，未必！难道说这个圈子中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不是例外吗？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和德·吕逊纳公爵夫人［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的性格，我们听到下面的话： 她们“得不到内心的满足。她们没有从婚姻生活中找到爱的对象，因此就到婚姻生活以外去寻找爱的对象。婚姻生活中的爱情对她们说来依然是一个秘密，她们为内心的强烈的冲动所驱使，力图把这秘密揭穿。因此，她们就沉醉于秘密的爱情。这些没有爱情的结婚的牺牲品，会不自主地把爱情本身降低为一种外表的东西，降低为一种所谓的男女关系，而把浪漫的因素，即秘密，当做爱情中的内在的、令人振奋的、本质的东西”。 这种辩证的阐述愈适用于生活的一切场合，我们对它的功绩的评价也就应该愈高。 施里加先生接着问：“爱情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把“秘密”说成这种爱情的“本质”这一说法我们刚才领教过了。那末，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找出秘密之秘密，本质之本质呢？ 牧师先生朗诵道：“不是万绿丛中的林荫小道，不是月明之夜的自然的蒙胧，也不是华贵的窗帘和帷幔造成的人工的蒙胧。不是那竖琴和风琴的柔和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不是禁物的诱惑力……” 窗帘和帷幔！柔和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还有风琴！牧师先生，你还是把教堂忘了吧！谁会抬着风琴去幽会呢？ “所有这一切（窗帘、帷幔和风琴）［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不过是一种秘密的东西。” 那末难道这种秘密的东西不就是秘密的爱情的“秘密”吗？决不可能： “爱情中的秘密是令人激动、陶醉、着迷的那种东西，是情欲的威力。” 在“柔和而又令人着迷的”乐声中，牧师先生就已经拥有能使人着迷的东西了。如果他不是带着窗帘和风琴，而是带着鳖羹和香槟酒去幽会，那他也不会缺少“令人激动和陶醉”的东西。 圣者教训说：“诚然，我们不想承认情欲的威力，但是正因为我们要把它从自身清除出去，正因为我们不承认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它对于我们才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假如我们承认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那末当它力图牺牲理性、真正的爱情和意志力以表现自己时，我们立刻就可以克制它。” 依照思辨的神学的精神，牧师劝我们承认情欲是我们自己的本性，说这样才能在以后去克制它，即撤回这种承认。如果情欲想牺牲理性（同情欲相对立的意志力和爱情是属于理性的领域的）以表现自己，他诚然是要立刻加以克制的。但是只要情欲不力图牺牲真正的理性，即信仰，牺牲真正的爱情，即对上帝的爱，牺牲真正的意志力，即基督的意志，以表现自己，那末，就是非思辨的基督徒也是会承认情欲的。 “因此，只要爱情不再是结婚的本质、一般伦理的本质，情欲就成为爱情、道德和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这里的情欲不应该仅作狭义的理解，即理解为神经的颤动、血管中的热流，而且还要作更广义的理解，即理解为它提高到精神力量的外观，提高到支配欲、虚荣心、求名欲……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是（广义的）［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情欲的代表，而这种情欲就是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 牧师说得一针见血：要克制情欲，他首先得克制神经传达和快速的血液循环。——在说到“狭”义的情欲时，施里加先生认为高度的体温是由血管里血液的沸腾而来。他不知道温血动物之所以称为温血动物，是因为他们血液的温度尽管有若干细小的变化，但始终保持在同一的高度上。——只要神经传达一中止，血管里的血液一冷却，这罪恶的肉体，这情欲的栖息之所，就成了一具尸首，而魂灵们也就能顺利无阻地彼此谈论“普遍理性”、“真正的爱情”和“纯正的道德”。牧师大大地贬低了情欲，竟致勾消了刺激性爱的那些因素，即快速的血液循环（它证明人要是迟钝得没有情欲也就不会有爱）和神经的传达（它把作为情欲的主要栖息之所的器官和大脑连接起来）。他把真正的性爱归结为机械的secretio semi—nis〔泄精〕，并和一个臭名远扬的德国神学家一起嗫嚅着： “不是为了性爱，不是为了肉欲，只因上帝曾经吩咐：你们要生养众多。” 现在，让我们把思辨的结构和欧仁·苏的小说比较一下吧。这些被当做爱情的秘密的并不是情欲，而是神秘、猎奇、挫折、恐惧、危险，尤其是被禁止的事物的诱惑力。 这里谈到：“为什么许多女人偏要找不配做自己丈夫的男人做情人呢？这是因为爱情的最大的魔力就在于它像禁果一样地诱人……你们会同意：爱情要是去掉了担心、苦恼、困难、秘密、危险，那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或者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了。那就是说，只剩下了情人的躯壳……总而言之，这多多少少好像这样一件事情：有这样一个人，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和你那个寡居的情妇结婚呢？那个人回答说，唉，这一点我当然也想过，不过结婚后，我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过夜。” 施里加先生强调说，爱情的秘密不在于被禁止的事物的诱惑力，而欧仁·苏却强调说，被禁止的事物的诱惑力构成爱情的“最大的魔力”和各种extra muros〔屋外的〕爱情猎奇的根据。 “在爱情中正如在商业中一样，禁令和走私是形影不离的。”[25] 欧仁·苏和自己的思辨的解释者相反，他还作出了这样的论断： “矫柔造作和玩弄手腕的僻性，故弄玄虚和诡计多端的倾向，是女人的本质特点、天生的僻性和主要的本能。” 使欧仁·苏感到烦恼的只是这种反对结婚的僻性和倾向。他真想使女人的这种本能运用得比较无害、比较有益。 “爱情的火样的冲动从没有打动她那冷若冰霜的心；任何动人心弦的事件也不能改变这狡猾、自私而虚荣的女人的刻薄打算。” 抽象、无情而冷酷的理智所造成的利己主义构成了这个女人的根本特征。所以，她的灵魂在小说中被描写成“枯燥而冷酷的”，她的意向被描写成“恶毒透顶的”，她的性格被描写成“狡猾的”和“绝对的”（这是抽象理智的人所特有的性格），她的矫柔造作被描写成“高明的”。我们顺便提一句，欧仁·苏小说中伯爵夫人的生活道路，同小说中大多数人物的生活道路一样，是描写得很不合理的。老奶妈要她相信她日后将“戴王冠”。她对此竟深信不疑，于是出发旅行，想借出嫁来取得王冠。结果弄得不伦不类，竟把一个德国的小“诸侯”当做了“戴王冠的人物”。 “欧仁·苏一写到上流社会就要描写舞会，这件事，对这种理解事物的方法（施里加先生的观点）［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说来，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从这方面（从施里加的结构方面）［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来看也不可能是纯粹偶然的。” 于是批判家放开缰绳，马就沿着按归天的老沃尔弗的精神对这种必然性所做的一连串的证明飞步狂奔起来。 “跳舞是作为秘密的情欲的最普遍的表现。只有结成配偶才能得到的两性（？）［注：括弧里的问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的直接接触即拥抱，在跳舞中是容许的。因为跳舞虽然从外表看起来能够得到快感，而且实际上（是实际上吗？牧师先生！）［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也是这样，但终究不能看做情欲的（难道应看做普遍理性的吗？）［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接触和拥抱。” 于是最后得出了一个最多是踮着脚跟跳舞的结论： “因为，如果真的把跳舞看做情欲的接触和情欲的拥抱，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单单对跳舞表示宽容，而一切类似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在其它地方同样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来——社会反而会给加上一个严重的罪名，认为这是不可原谅地伤风败俗和不识廉耻的行为，而冠以恶名并无情地加以取缔。” 牧师先生所说的不是康康舞，也不是波尔卡舞；他说的是一般的舞蹈，是只有在他那批判的脑盖骨下面才能跳的舞蹈这一范畴。如果有机会让他到巴黎的“雪蜜卢”去看一看跳舞，那儿的泼辣大胆、毫无隐讳的作风、轻浮放荡的动作、刺激情欲的音乐定会使他的基督教德意志的情感激动起来。他自己的那种“实际上能够得到的甜蜜之感”使他有可能“觉得”：“确实不可理解，为什么跳舞的人自己反而”给观众造成赤裸裸的人类情欲这样一种激动人的印象（“这种情形要是在其它地方”，即在德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便是不可原谅的罪过”……），而同时，当跳舞的人不仅能够而且必然要成为情欲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人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又不应而且不敢——至少可以这样说——自视为这样的人！！ “事实上，社交的声调和节奏的秘密，即这种极不自然的事物的秘密，是一种回复到自然的热烈的渴望。因此，像塞西莉［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身上所发生的这种情形给有教养的社会一种像电一样的影响，并获得极不平常的成就。对她这样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只受自己的本性支配的、在奴隶中生长起来的女奴说来，这种本性是生命的唯一泉源。她突然被送入宫廷，在那里的风俗习惯的强制下，她很快就识破了这些风俗习惯的秘密……她是绝对有力量驾驭这个环境的，因为她的力量，她的本性的力量像不可思议的魅力一样影响着周围的人，而在这个环境中塞西莉必然会走入歧途而放纵起来，但是在以前，当她还是奴隶的时候，正是这种本性使她拒绝了主人的一切卑鄙的要求，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爱情。塞西莉是有教养的社会的被揭露了的秘密。被压抑的感情最后终于冲破障碍而不可抑制地奔放出来……” 不知道欧仁·苏的小说的内容而只读过施里加先生的文章的读者，一定认为塞西莉是这个舞会上的一个迷人的女人。然而在小说中，当巴黎在跳舞的时候，塞西莉正坐在德国的监狱里。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侍医。——译者注］的，因为她“狂热地”爱着他，也因为她的所有者维里斯［注：同①。——译者注］先生正“粗暴地”争取她的温存。在小说中，使她生活放荡的动因是很简单的。她一被带到“欧洲人的世界”中，就“耻于同黑人结婚”。她刚到德国，一种败坏了的主体就“立即”腐化了她。这是她血管里的“印地安人的血液”在起作用。为了迎合“可爱的道德”和“可爱的交易”，伪善的欧仁·苏先生不得不把她的行为说成“天生的堕落”。 “塞西莉本来是那种只有在热带的炽热下才能激起的强烈的情欲的化身……每一个人都听人谈到过这些所谓能使欧洲人丧命的有色人种的姑娘，这些迷人的吸血鬼，她们以可怕的诱惑力来迷醉她们的牺牲者……使他们像当地有力的俗话所说的那样，渴饮自己泪，饥食自己的心。”［注：引自“巴黎的秘密”。——译者注］ 塞西莉对那些有贵族教养的萎靡不振的人正好丝毫没有施展这样的魔力…… “塞西莉这一类型的女人，往往对雅克·弗兰［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之类的粗鲁的情欲的代表者产生一种突如其来的影响，使他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注：同①。——译者注］ 像雅克·弗兰之类的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代表起高尚的社会来呢？可是批判的批判却非把塞西莉说成绝对秘密的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可。 （4）“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秘密作为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固然是从对立躲藏到内部去了。然而上流社会还有它可以用来保护圣地的特殊集团。上流社会对这种至圣所说来好像是小礼拜堂。但是对于在门庭前逗留的人说来，小礼拜堂本身就是秘密。因此，这种特殊的教养之于人民……正如粗野之于有教养的人一样。” “固然……然而……还……好像……但是……因此”，正是这些魔术般的钩子把思辨的论述之链的各个环节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上文中我们看到，施里加先生如何使秘密离开罪犯世界而藏到上流社会里去。现在他必须构造另一个秘密，即上流社会有它的特殊的集团，这些集团的秘密对人民说来是一种秘密。除了上述魔术般的钩子以外，这种结构还需要把集团转化为小礼拜堂，把非贵族世界转化为这种小礼拜堂的门庭。而且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领域只形成上流社会的小礼拜堂的一个门庭这一件事，对巴黎说来又是秘密。 “教养还不能而且也不想把所有的等级和所有的差别都拉到自己的圈子里面来。只有基督教和道德才能在地球上建立包罗万象的王国。” 在施里加先生看来，教养、文明就等于贵族的教养。因此，他看不到，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但是我们怎样到公证人雅克·弗兰那里去呢？这太简单了！ “公证人在世俗事务中，就如僧侣在宗教事务中一样，他们都是我们的秘密的守护者。”（蒙泰“法兰西各等级……的历史”第九卷第37页[26]） 公证人是世俗的神甫。按职业说他是清教徒，但“诚实”——莎士比亚说——并“不是清教徒”[27]。他同时是达到各种各样目的的中间人，是市民的倾轧和纠纷的主使者。 “如果说，伪善对公证人说来完全是有意的，而对罗兰［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夫人说来是一种类似本能的东西，那末，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群人，这些人不可能深入秘密，但总是下意识地竭力在这样做。同时把这个世界的上等人和下等人引到江湖医生布拉达曼蒂（波利多里［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神甫）的阴森森的住所中去的，也并不是迷信。不，他们是到那里去寻找秘密，以便向世界证明自己无罪。” “上等人和下等人”涌向波利多里那里，并不是为了要找到能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无罪的某种秘密。不，“上等人和下等人”是到波利多里那里去寻找“一般的秘密”，寻找那作为绝对主体的秘密，来向世界证明自己无罪。这就像我们不找斧子，而找“一般的工具”，找in abstracto〔抽象的〕工具来劈柴一样。 （5）“秘密—讥讽” “秘密本身现在已经成了公共财产，成了全世界和每个人的秘密。或者它是我的艺术或我的本能，或者我能够在市场上像买商品一样地买到它。” 现在成了全世界公共财产的是什么样的秘密呢？是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吗？是有教养的社会的秘密吗？是伪造商品的秘密吗？是制造香水的秘密吗？还是“批判的批判”的秘密？都不是！这里说的是in abstracto〔抽象的〕秘密，是秘密这个范畴！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描写为绝对的秘密的体现。他企图构造出“秘密本身”的佣人和看门人！他是怎样从纯范畴的高峰跳到“在闭锁的门前当暗探”的“仆人”的脚下，从高踞于抽象云雾顶上的宝座中的秘密这一绝对主体的高峰跳到看门人所住的地下室呢？ “也就绝对不会再是被掩盖的和不可捉摸的，而是一种自己掩盖自己的东西，或者更好一些（真是愈来愈好了！）［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是被我掩盖、被我弄得不可捉摸的东西”。 绝对的秘密这样从本质转化为概念，从它本身是被掩盖着的东西的客体阶段转化为它自己掩盖自己的主体阶段，或者更好一些，转化为“我”掩盖“它”的阶段，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进展。相反地，困难却似乎增加了，因为人们头脑中和人们心中的秘密比海底的秘密更不可捉摸，更不易揭露。因此，为了挽救自己的思辨的论断，施里加先生立即提出了经验的论断。 “在关着的门后面（注意听，注意听！）［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今后（今后！）［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将孕育、酿造并形成秘密。” “今后”施里加先生把秘密本身的思辨的“我”转化为一种完全经验的纯粹木制的的现实，即转化为门。 “但是随着（也就是说，随着关闭着的门的出现，而不是随着从故步自封的本质到概念的推移）［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也就有了偷听、看穿和探索秘密的可能性。” 可以挨着关着的门偷听，这个“秘密”并不是施里加先生发现的。大众的俗话就说“隔墙有耳”。相反地，成为完全批判的思辨的秘密的，倒是这样一件事：只有“今后”，也就是在去罪犯巢穴中作地狱之行以后，在我们高升到有教养的社会的天上以后，在波利多里的所有的奇迹发生以后，秘密才能在关着的门后孕育，才能被人挨着关着的门偷听。构成同样伟大的批判的秘密的还有一件事，这就是关着的门不论对于孕育、酿造、形成秘密（在丛林后面不知孕育、酿造、形成了多少秘密！），或者对于探索秘密都是绝对必要的。 他说：“每一个人都希望比别人好，因为他不仅在掩盖自己行善的动机，而且极力想把自己作恶的事实用重重的浓雾包藏起来。” 这句话要倒过来说才对：每一个人不仅在掩盖自己行善的动机，而且极力想把自己作恶的事实用重重的浓雾包藏起来，因为他希望比别人好。 “在这方面，仆人的地位是最有利的了。” 如果施里加先生读过巴黎警察局的档案库中的档案、维多克档案、法国的“黑皮书”和类似的东西，他就会知道，在这一方面，警察所处的地位要比仆人所处的“最有利的地位”还更有利些，警察只在最简单的事情上才利用仆人，而自己则不仅不停在门外，不仅看着主人脱衣服，而且还变成他的femme galants〔情妇〕，甚至变成妻子，钻进被窝，碰到他赤裸裸的肉体。在欧仁·苏的小说中，警探“红手”［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是情节发展的主要体现者之一。 “可是，看门人的处境使他能比较独立，使他有可能把屋内的秘密变成自由的、没有利害关系的（虽然是严酷而辛辣的）、讥讽的对象。” 看门人的这种思辨的结构所遇到的第一个大困难，就是在巴黎的很多房屋中至少有一部分住户的仆人常常就是看门人。 ［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是一个浪漫女子，又称“斑鸠”。——译者注］相识一定会有许多乐事，她讥刺少校给她的钱太少，同她讨价还价（她一肚子火地称他为“吝啬的少校”，并说：“给你料理家务，你每月只给12法郎，总有一天你会从这里得到教训的”），“小气”得连柴米都要管，等等。她自己说出了她“独立”行动的原因是少校每月只给她12法郎。 施里加先生接着说：“她的丈夫看门人阿尔弗勒德·皮普勒和她是同行，但是运气不佳。” 为了安慰他的失败，施里加先生把他也转化为一种讥讽。他是秘密的“客观”方面的代表，是“作为讥讽的秘密”的代表。 “使他遭到失败的秘密就是人家对他的讥讽和嘲笑。” 此外，神灵似的辩证法怀着无限的同情把“不幸的老糊涂”变成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强健的人”，分配他担任绝对秘密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很可敬、很幸运又很有决定意义的环节的角色。对皮普勒的胜利就是 “秘密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失败”。“稍为机灵和勇敢一些的人就不会上嘲笑的圈套。” （6）“斑鸠”（丽果莱特） “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从皮普勒和卡布里昂［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秘密在它自己的渐次的发展中必然会被迫降到纯滑稽戏的地步。现在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使个人不再演出这种愚蠢的喜剧。‘斑鸠’在这一步上做得不能再纯朴了。” 任何人都可以在两分钟内看穿这种思辨的滑稽戏的秘密，并学会独立地应用它。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稍为指明一下。 “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崇高的伦理价值，因此她对自己说来，也还是个秘密。” 欧仁·苏通过穆尔弗［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仆人。——译者注］的口向我们揭露了非思辨的丽果莱特的秘密。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浪漫女子”。在她身上，欧仁·苏描写了巴黎浪漫女子的亲切的、富于人情的性格。可是又由于对资产阶级恭顺，而生性又好夸大，他就一定要在道德上把浪漫女子理想化。他一定要把她的生活状况和性格的尖锐的棱角磨掉，也就是消除她对结婚的形式的轻视、她和大学生或工人的纯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她和那些虚伪、冷酷、自私自利的资产者的太太、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圈子即整个官方社会形成了一个真正人性的对比。 （7）“巴黎的秘密”的世界秩序 “这一秘密的世界也就是‘巴黎的秘密’的个人活动得以进行的普遍世界秩序。” “但是”在“转过话题来谈史诗事件在哲学上的再现”以前，施里加先生还得“把上面所做的零零碎碎的构图合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从我们的叙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前面研究过的一些单个的秘密，并不是与其它秘密无关而本身就有价值的，它们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闲谈中的珍闻。这些秘密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自身组成许多环节的有机的连贯性，而这些环节的总和就是秘密。” 由于他那坦率的脾气，施里加先生谈得更远了。他承认“思辨的连贯性”并不是“巴黎的秘密”的真正的连贯性。 “是的，在我们的史诗中，秘密并不表现为这种自知的连贯性（按成本吗？）［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但是我们在这里碰到的问题并不是逻辑的、任何人都看得见的、自由的批判机体，而是一种神秘的植物的存在。” 我们不去研究施里加先生的完整的图画而直接来考察构成“推移”的这一点吧。通过皮普勒的例子，我们已经熟悉了“秘密本身的自嘲”。 “秘密本身用自嘲来判决自己。秘密在自己的发展结束时消灭自己，从而促使任何坚强的人进行独立的检查。” 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这位“纯批判”的伟人的使命就是实行这种检查和“揭露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