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圣麦克斯

虽然当桑乔还处在卑躬屈膝的地位的时候（参看“堂吉诃德”第26、29章），曾经对自己应否接受有油水的教职这个问题产生种种“怀疑”，但是，他考虑到情况已经改变，考虑到他从前在圣公会里当过差役的那种当差地位（参看“堂吉诃德”第21章），最后决定“从头脑中挤出”这种怀疑。他当上了巴拉塔利亚岛的大主教，当上了红衣主教，现在他以这样的身分，带着一副庄严的面孔和高僧的尊严坐在这次宗教会议的首脑中间。在我们谈完了一大篇关于“圣书”的插话以后，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谈谈这次宗教会议。

的确，我们看到“桑乔兄弟”在新的生活情况下变化很大。现在他代表ecclesia　triumphans〔胜利的教会〕–同他早先所在的ecclesia　militans〔战斗的教会〕相对立的教会。代替“圣书”的战斗的号角出现了庄严肃穆，代替“我”出现了“施蒂纳”。这表明了qu’il　n’y　a　qu’un　pas　du　sublime　au　ridicule〔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这句法国谚语多么正确。从桑乔当上圣师并写主教的传论的时候起，他只称呼自己是“施蒂纳”了。这种“唯一的”自我享乐的办法是他从费尔巴哈那里学来的，但是很遗憾，这种办法对他来说就像对他的驴子弹琴一样。当他用第三人称谈到自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桑乔这位“创造者”是按照普鲁士下级军官的手法用“他”来称呼是的“创造物”即施蒂纳的，桑乔这位“创造者”是决不可以和凯撒混为一谈的。由于桑乔的行动如此地前后不一贯，竟然只想和费尔巴哈竞争，因而他给人的印象也就更加滑稽可笑。桑乔因扮演伟人的角色而得到的“自我享乐”，在这里malgré　lui〔出乎本愿地〕，变成了别人的享乐。

桑乔在他的“评注”中所制造的“特殊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插曲中没有把它“利用”掉的话，那就是：他演奏“圣书”中早已令人厌倦地单调地演奏过的老调的许多新变奏曲来款待我们。桑乔的音乐，正像信仰维什努的印度祭司所奏的音乐一样，只有一个音调，不过这里在演奏时用了一些较高的音栓而已。但同时，它的催眠作用当然没有改变。例如，他在这里又千方百计地在“有意思”和“没有意思”之间的对立以及“有意思”和“绝对有意思”之间的对立这种饭店招牌下渲染“利己”和“神圣”之间的对立，这是一种新的做法，但对这种做法只有那些爱吃逾越饼vulgo〔俗称〕无酵饼的人才会觉得有意思。当然，我们不必因为这位“有教养的”柏林小市民用美文学的笔法把有利害关系的变成有意思的而对他生气。“教书匠们”根据桑乔所喜爱的怪想而造出来的全部幻想，在这里“以困难——怀疑的形式”出现，这些困难——怀疑“仅仅是精神创造的”，“那些让自己接受这些怀疑的可怜的灵魂”“必须……不假思索地把它们克服掉”（就是用臭名昭彰的把什么东西都从头脑中挤出去的手法）（第162页）。接着而来的就是关于应当如何用“思想”或“无思想”来把“怀疑”从头脑中挤出去的论断，以及批判的道德的adagio〔缓调〕，在这个缓调中他用短调的和声哀唱：“决不能用欢乐压倒思想。”（第166页）

桑乔为了安慰欧洲，特别是安慰窘迫的Old　merry　and　0young　sorry　England〔年老愉快和年轻悲哀的英国〕，当他刚刚有一点坐惯了自己的主教的chaise　persée〔马桶〕的时候，他就从主教的马桶上向我们发出了以下这个仁慈的传论：

“市民社会完全不在施蒂纳心上，他根本没有考虑扩大这个社会，使它把国家和家庭都吞进去。”（第189页）

　　但愿科布顿先生和杜诺瓦耶先生注意这一点。

桑乔以大主教的身分立刻履行教会警察的职务，并且在第193页上斥责赫斯“破坏警察规则”而把人混淆起来，由于我们这位圣师时刻想确定人的同一，这就更是不可饶恕。为了向同一个赫斯证明，“施蒂纳”也具有“撒谎的英雄气概”这一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正统特性，他在第188页上唱道：“但是施蒂纳完全没有谈到，像赫斯让他所谈的那样，似乎过去的利己主义者的全部错误只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利己主义。”参看“现象学”这一节和整本“圣书”。他在第182页上发现了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第二个特性——轻信，他在这一页上，“并没有否认”费尔巴哈关于“个人是共产主义者”这一意见。桑乔在第154页上又行使了他的警察权力，他在这一页上严厉斥责他的一切评论者，说他们没有“更仔细地”研究“施蒂纳所理解的利己主义”。当然，他们这些人都犯了错误，即他们以为这里谈的是现实的利己主义，其实这里谈的只是“施蒂纳”所理解的利己主义。

在“辩护性的评注”中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桑乔确有扮演圣师角色的本领，这就是他在辩护性的评注一开始就伪善地声明：

“也许，这种简短的反驳对上面提到的那些评论者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但是至少对本书的其他一些读者来说不是没有用处的。”（第147页）

　　桑乔在这里装出一副自我牺牲的样子并且肯定说，为了听众的“利益”他甘愿牺牲他的宝贵时间，虽然他处处要我们相信，他经常注意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利益，虽然他在这里仅仅是想拯救他那张圣师的画皮。

“评注”的“特殊的东西”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我们把早在“圣书”第491页上提到过的“唯一的东西”保存到现在来谈，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其他一些读者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施蒂纳”本人的利益。相互效劳，毫无疑问由此会得出结论说：“个人是共产主义者。”

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些思想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也就是使这些思想系统化，乃是分工的结果；具体说来，德国哲学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结果。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好歹都要跟着哲学家们走的桑乔，必然不得不去寻找哲人之石、方圆法和长生不老药，寻找一种本身具有能够从语言和思维的王国引到现实生活中去的神奇力量的“词”。由于桑乔长期和堂吉诃德打交道，他深深地受了堂吉诃德的感染，以致没有看出：他的这个“任务”、他的这个“使命”只不过是信仰他的大本哲学骑士小说的结果。

于是桑乔开始再度向我们描绘圣物和观念在世界中的统治，这一次是通过语言或词句的新形式进行统治的。语言一旦变成独立力量，当然就立刻变成词句。

在第151页上，桑乔把现代世界称为“词句的世界，以词为开端的世界”。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追求神奇的词的动机。

“哲学思辨企图找到普遍得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这样一个宾词……如果这个宾词把每一个人包括在内，那末每个人在宾词中都必须表现为主词，也就是说，不仅要表现为他所是的什么，而且要表现为他所是的谁。”（第152页）

　　由于思辨曾“寻找”桑乔在从前称之为使命、职责、任务、类等等这样的宾词，所以现实的人们在这以前都会“在词、逻各斯、宾词中”“寻找”自己（第153页）。直到现在为止，人们总想在语言范围内把一个个人和另一个个人只作为同一的人加以区别，人们就要用名字。但是桑乔并不满足于一些普通名字；既然哲学思辨给他提出一项任务，要他寻找一个普遍得包括每一个作为主词的人在内的宾词，所以桑乔去寻找哲学上的一个抽象名字，一个超越一切名字之上的“名字”，即一切名字的名字、作为范畴的名字；这个名字既能够确切地把桑乔和布鲁诺，把他们两人和费尔巴哈区别开来，正如他们自己的名字把他们彼此区别开来一样；同时，这个名字又可以适用于所有他们三个人以及所有其他的人和生物，这是一种新的做法，它能够使一切票据、婚约等等混乱不堪，也能把一切公证所和户籍登记处一举消灭。这个创造奇迹的名字，这个意味着语言灭亡的神奇的词，这条通向生活的驴桥［注：俏皮话：德文Eselsbrücke（驴桥）的意思是供愚蠢的或懒惰的学生用的题解书籍（类似考试时之“夹带”等物）。——编者注］，这一中国天梯的最高级，就是唯一者。在下面几段诗句中赞美了这个词的奇异的特性：

“唯一者只是说出你来和说出我来的最后的、趋于寂灭的言表，只是变为意见的言表：

　　他在这样地赞美了这个词的特性以后，又用下面几段对唱歌词来庆贺那些由于发现了这个词的创造奇迹的力量而获得的成果：

“有了唯一者，绝对思想的王国就完成了。”（第150页）

　　桑乔从自己的评论者那里自然是得到了痛苦的经验：唯一者也可以“作为概念固定下来”，而且他的“反对者正是这样做的”（第149页）。桑乔的这些反对者竟如此恶毒，他们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个神奇的词的预期的魔力，却像在歌剧中那样唱起来：Ce　n’esτ　pas ça，ce　n’est　pas ça！〔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桑乔特别冷酷无情和庄严肃穆地反对自己的堂吉诃德—施里加（因为在他那里，误会会引起公开的“暴动”并使他完全不懂得自己“创造物”的地位）：

“假使施里加懂得唯一者是完全没有内容的词句或范畴，因而已经不是一个范畴，那末他也许就会承认唯一者是在他看来还没有名字的那个东西的名字。”（第179页）

　　由此可见，桑乔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承认他和他的堂吉诃德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只是有一点区别：桑乔以为他已经真正发现了启明星，而堂吉诃德却还在黑暗中，

在无底世界的 ［注：艺术大师康拉德·冯·维尔茨堡：“炼金场”，诗句第143行。］。

　　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第49页上说道：

“纯粹建立在这种不可表达的东西上面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表达的东西。是的，是一种不可表达的东西。词句失去作用的地方，才是生活开始的地方，才是存在的秘密揭开的地方。”

　　桑乔找到了从可以表达的东西过渡到难以表达的东西的道路，他找到了一个既比词大又比词小的词了。

我们看到，从思维过渡到现实，也就是从语言过渡到生活的整个问题，只存在于哲学幻想中，也就是说，只有在那种不会明白自己在想像中脱离生活的性质和根源的哲学意识看来才是合理的。这个大问题，由于它总是闪现在我们这些思想家的头脑中，当然最终一定会迫使这些游侠骑士中的一个人出发去寻找这样一个词，这个词作为词构成可寻觅的过渡，这个词作为词不再单纯是词了，这个词用神秘的超语言的方式指出从语言走到它所标示的现实客体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个词要在一切词中起一种和救世主－圣子在人们中所起的基督教幻想的作用一样的作用。这位在哲学家中头脑最空虚和最荒唐的哲学家一定会把哲学“结束掉”，因为他宣布他本身之无思想就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因而，也意味着胜利地进入“肉体”生活。他在哲学上的无思想本来就已经是哲学的终结，正如他不能说出来的言语意味着任何言语的终结一样。桑乔所以获得胜利还因为他是所有哲学家中对现实关系知道得最少的一个，因而哲学范畴在他那里失去了和现实界联系的最后一点残余，因而也就是说失去了最后一点意义。

顺从而忠实的仆人桑乔，请走吧，或者更确切些说，请跨上你的驴子依靠你的唯一者去自我享乐吧，尽情地去“利用”你的“唯一者”吧！关于唯一者以及他的那些创造奇迹的头衔、力量和勇气，卡德龙早已用以下这些话歌颂过了[120]：

唯一者——

El　ilUstre　Paladin，

El　siempre　fiel　Cristiano，

El　Almirante　feliz

De　Africa，el　Rey　soberano

De　Alexandría,el　Cadé

De　Berberia，de　Egipto　el　Cid，

Morabito，y　Gran　Senor

De　Jerusalen ［注：无畏的战士，

．

“最后，提醒”耶路撒冷的伟大君王桑乔去回忆一下塞万提斯对桑乔的“批评”，见“堂吉诃德”1617年布鲁塞尔版第20章第171页，“想必不是不合时宜的”。（参看“评注”第194页。）

“自由者”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已经在1842年的许多信中批评了“自由者”并拒绝在他所主编的“莱茵报”上发表他们的空洞浮夸的论文。——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