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

科伦12月21日。本地陪审法庭非常审判庭今晨开始对和进行审判。

被告们，像最普通的刑事犯一样，从新监狱被押送到戒备森严的法庭。

我们的读者都知道，像现在这样组织的陪审法庭，我们绝不能把它看做是某种保障。资格限制使一定的阶级享有从自己的人当中挑选陪审员的特权。编制陪审员名单的方式使政府有权操纵垄断，从特权阶级中挑选出自己惬意的人。这就是说，行政区长官先生从全区的陪审员名单中挑选出一些人，编制成清册；然后政府的司法代表再加以清刷，把这个名单缩减到三十六人（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最后，当陪审法庭真正组成的时候，检察机关有权第三次对最后的名单，对这个经政府两次蒸馏过的阶级特权的产物进行清刷，只留下最后所需要的十二个人，而把其余的都删除。

在这样组织起来的陪审法庭上，那些公开反对特权阶级和现存国家政权的被告要是不直接落到自己死敌的手中，那简直是奇迹了。

人们会反驳我们：但是陪审员们是有的呀！还可以要求比更多的保障吗？啊哈，mon dieu〔我的天啊〕！良心是由人的知识［注：俏皮话：《Gewissen》——“良心”，《Wissen》——“知识”。——编者注］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一个除了资格以外没有别的本事的陪审员，他的良心也是受资格限制的。

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权化了的良心。

因此，在我们看来，现今这样组织的陪审法庭是维护某些人的特权的机关，而绝不是保障一切人的权利的机关，特别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最广泛地运用它的权利，从最后的名单中把它所不中意的最后十二个人的名字也删掉，——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丝毫也不怀疑被告们将被。我们的保障就是。读了起诉书，你就会以为这是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用讥讽的口吻发表的辩护词。

我们就来简要地评述一下这份只有对梅利奈及其同志们的起诉书（在安特卫普进行的里斯康土审判案）[128]才能与之媲美的吧！

在科伦有个工人联合会[129]。哥特沙克曾是这个联合会的主席，安内克和埃塞尔曾是这个联合会的委员会的委员。起诉书告诉我们，工人联合会

“有自己专门的由哥特沙克主编的机关报——‘工人报’；没有亲自出席联合会会议的人，可以从这份报纸上了解到联合会的那种以讨好无产阶级为目的、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和引向推翻现存制度的危险

　　可见，可以了解到的是，而不是。就是：在逮捕哥特沙克等人之前，检察机关并没有对“工人报”提起诉讼，而在逮捕了哥特沙克，这份报纸也只是由于本地检察机关所导演的骇人听闻的审判被定了一次罪；本地检察机关控告该报破坏了它的名誉[130]。

然而起诉书也承认：“‘工人报’本身在它关于此事〈即关于工人联合会及其委员会和分会的会议〉的报道中似乎丝毫也没有设法掩盖什么东西。”

　　如此说来，既然不能因为“工人报”“报道”了工人联合会会议的情况而对该报进行审讯，那末也就不能因为工人联合会举行了这些会议而对该会本身进行审讯了。

加于“工人联合会”的罪名也只不过是加于“工人报”的罪名——。难道对不外是一种倾向进行也算是三月的成果吗？直到现在，我们的[131]还没有颁布。哥特沙克等人的被捕和坐上被告席，决不是因为“工人报”的违法报道或工人联合会的违法集会。起诉书没有隐瞒：使法庭机器开动起来的不是工人联合会过去的活动，而是——请听吧：

“在德国成立的许多民主团体的代表们今年6月14日至17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了代表大会。哥特沙克和安内克以科伦工人联合会代表的身分出席了会议。大家知道，代表大会曾 。但在法兰克福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运动呢？表示赞成这种倾向。就是说，在等待这种“”的“”并准备和这种作斗争。

大家知道，法兰克福和为执行其决定而选出的柏林[132]，在举行会议时并没有受到过政府方面的任何阻挠。

可见，尽管有，德意志各邦政府还是不得不承认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以及大会所推选的民主派组织的合法性。

但是，科伦当局“依然”法兰克福运动的。他们等待机会来揭露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违法行为。为了制造这个机会，警察局于6月25日派遣“警官和”去参加工人联合会在居尔岑尼希举行的全体大会，并且“特别责成他们注视那里将要发生的一切”。“订书匠约翰·”也偶然地出席了这次全体大会。正如起诉书深为遗憾地指出的，他“”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假如他不是的话，他就是主要的见证人。最后，也许是出于爱国狂热的最纯洁的动机，“”也光临了这次大会。他转述安内克在全体大会上的演说“比谁都详细，”。

这样，很明显，科伦当局曾：6月25日及其同志们。于是采取了各种警察手段，以便在这种罪行发生时加以证实。既然当局有所“”，那它也就不喜欢白。

“根据”被派去证实的罪行的警官们的“秘密报告”和根据其他助手的报告，

“当局于7月2日对哥特沙克和安内克在这个公开大会上发表的〈读为：

是————等待于6月25日发生的运动只是当局的运动（这是法兰克福运动的一种回声），。谁也不愿意自己的等待落空，而更是如此。

如果说，6月25日的罪行的整个方式证明当局是这幕刑法学戏剧的唯一编导者，那末，了解一下审讯的材料，我们就能够恰如其分地评价使这个序幕拖延六个月之久的那种狡黠的伎俩。

现在我们从“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倾向性的政治审判”（玛·弗·安内克发表，“新科伦报”发行）[133]这本书中逐字逐句地摘引几段如下：

“在侦查开始以后五六个星期，接替盖格尔先生（这位先生已高升为警察厅长）的法院侦查员洛伊特豪斯宣布侦讯结束。可是，检察官黑克尔在了解了案情以后，提出了一些新的

　　在表演这个冗长的序幕的期间，。既然先生由于他的这个新职务，已于非常审判庭由调往，那末他就不会和被告同时出席陪审法庭了。

12月22日。据以证实“”罪行的居尔岑尼希全体大会是在哪一天举行的呢？是在举行的。6月25日是巴黎的彻底失败的日子。当局是在哪一天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提起诉讼的呢？是在7月2日，也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它当时的同盟者——政府——怀着复仇的狂热庆祝惩治自己的政敌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哥特沙克和他的同志们被捕。，以为代表的内阁加入了内阁。在同一天，柏林协商派议会的决定举行：它利用部分左翼人士逃走的机会，就在上干脆取消了多数票通过的关于的决定。[134]

把这些日期对照一下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我们大概可以根据证人的证词来断定，“某”人在7月3日曾经宣称：“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被捕，给公众造成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只要翻阅一下上述日期的“”、“”和“”[135]就会深信，这些天在德国，特别是在，接连不断听到的并不是莫须有的“”的“回声”，而是“”的“回声”。

我们的读者还记得，6月25日当工人联合会在居尔岑尼希举行全体大会的时候科伦当局曾“等待”过“法兰克福运动”的回声。他们还记得，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讯不是根据哥特沙克等人在6月25日所犯的某种真正罪行，而完全是根据当局他们在6月25日犯下的某种可感触到的罪行。

对6月25日所寄与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于是1848年的6月25日就突然变成了1848年。因此就被告们。哥特沙克、安内克、埃塞尔被控的罪名是：

“

　　这么说来，究竟是进行了阴谋活动都“进行”。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煽动人们“从事暗害活动和追求目的”，也就是说，从事暗害活动和类似的事情！这是多么美妙的法律文体啊！

检察院关于起诉的决定就是写的。

在起诉书的最后一段中，提到的字眼，“”哥特沙克、安内克和埃塞尔就被控为：

“

　　那末，当局的7月2日以前为什么不告发他们呢？

而且，在谈到“”以前，这些老爷似乎应该证明确实某种。王权驱散了协商派的议会，这恰恰宪制已不存在。如果协商派比王权强大的话，他们也许会用证明同样的事情。

至于煽动“举行暴动来反对王权，煽动一部分公民用反对另一部分公民”，起诉书援引的证据是：

（1）被告们在1848年间的一些演说，

（2）未刊印的文件和

（3）已刊印的文件。

关于第一点。给起诉书提供了下述corpus delicti〔罪状〕：

在5月29日的会议上，宣称“”是“”。哥特沙克曾宣称：“共和国的建立。”有些工人诉苦说他们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哥特沙克回答他们道：“你们必须学会，学会区别自己的朋友和隐蔽的敌人，必须学会。”

这就是公然

起诉书用下面几句话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的论据：

“证人，即为了了解以前各次大会情况而被传讯的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和非会员，对于哥特沙克和安内克，特别是对于哥特沙克，一般都只是加以赞扬。照他们的说法，哥特沙克始终谨防过火行动，力求平息众怒，而不是煽动群众。固然，他同时也指出，共和国是他追求的最终目的，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街头骚乱是不行的，只有靠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除了共和国之外就没有生路。

　　被告众怒，而不是群众，正是这一点证明了他们的恶毒倾向，即按照于当局的来利用出版自由和结社权的恶毒倾向，而起诉书竟把这叫做“”！！！

然而，当局的全体大会终于来临了。起诉书说，关于这次大会，“”。但是这些详细的证词究竟说了些什么呢？说哥特沙克做了一个关于法兰克福事件的报告，讨论了科伦三个民主团体的合并问题[136]，说哥特沙克致了“闭幕词”，这个闭幕词引起了和的特别注意，讲话的结尾达到了“”，他说：“等待时机比轻举妄动需要更多的勇气。在反动派采取能够推动共和国成立的步骤以前，必须等待。”！！！

至于，起诉书加给他的罪名“，只是在讨论〈科伦的三个民主团体〉时他十分热烈地主张合并，并且称出席大会的人为‘’”。

主张科伦的三个民主团体“”就是公然“”！

而“共和主义者公民”这一称呼啊！可能感到这样的称呼对他们是个侮辱。可是，难道将军不是称他自己和杜塞尔多夫的公民为“”吗？

如果这就是从“”6月25日全体大会上所能挑剔出的一切，那就难怪当局要使用“”这个公式了。当局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为了竭力搜罗有关这一年的运动的情报，就扣留了许多信件和印刷品，没收了三期“工人报”，可是这三期报纸每期只要花四个分尼就可以在任何一条街上买到。

然而，当局从他们所没收的信件中可以看出，1848年在德国笼罩着多么厉害的“”。在他们看来，教授从玛尔堡寄给哥特沙克的一封信是特别“狂热”的。他们向黑森选帝侯国政府检举了这封信，并且欣然获悉目前正在对一位教授提起诉讼。

最后，从信件和印刷品中还可以看出，1848年在头脑中和在纸面上都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狂热，并且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简直就像是“”。

总之，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曾进行了这一切活动，可是当局只是用没收被告们的印刷品和信件的办法才探悉了这个惊人的运动的“”！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2月21和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