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 › 10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在苏格兰对领地的清扫

作者:卡·马克思 · 10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4年5月19日星期五于伦敦

今天报上登载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攻击”的电讯,看来这次攻击像对敖德萨的炮击一样(在这次炮击以后,双方都宣称自己胜利了),是一次光荣的英勇事迹。根据所描述的情况看来,这一次攻击是借助于“远射程”炮的轰击的,炮火攻击的目标是外围工事。要对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和城市本身攻击,如果不进入港湾和逼近城防炮台,无论用什么火炮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大量登陆部队的支援,要占领这个城市一般也是不可能的。这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很清楚,而且所有的军事权威都承认这一点。因此,必须把这场战斗(如果它确实已经进行的话)看成是给那些gobe-mouches〔头脑简单的人〕看的假的英勇事迹,这些人的爱国主义是受到了敖德萨的荣誉鼓舞的。

法国政府派布雷先生到希腊去执行特别的任务。随同他前往的有福雷将军指挥的一个旅,他受权要求奥托国王立即偿付法国在1823年借给希腊政府的1亿法郎贷款的全部利息。如果遭到拒绝,法军就要占领雅典和王国的其他一些地点。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所叙述的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清扫领地的过程,由于这种清扫,本世纪前半期有千千万万的人被从祖居的土地上赶走[135]。这种清扫还在继续进行,而且是以只有模范国家英国的有美德的、高雅的、笃信宗教的、仁慈的贵族才会有的那种毅力进行的。那些无保护的居民的房子不是当场被烧掉,就是被捣毁。去年秋天,在诺伊达尔特的尼加特庄园里,根据大地主的命令,向受人尊敬的、诚实的、爱劳动的唐纳·麦克唐纳的房子进行了袭击。他的妻子卧病在床,不能迁移;但是管理人和他的一伙帮凶把麦克唐纳的6个孩子赶到街头,其中最大的一个还不满15岁,整座房子被捣毁了,只剩下了正对着病床的一块不大的屋顶。

麦克唐纳被这一切激动得发疯了。医生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现在他到处徘徊,在被烧毁和捣毁的住房的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他的饥饿的孩子们哭哭啼啼地跟在他后面,然而他不认识他们。他得不到帮助和关照,因为他患的是文静的精神病。

两个即将分娩的已婚妇女亲眼看着自己的住房被捣毁。她们不止一天在露天下过夜,结果二人都早产,忍受了很大的痛苦,弄得精神失常;现在她们带着她们的一大群孩子到处流浪,得不到任何帮助,毫无恢复健康的希望。这是揭露所谓的不列颠贵族阶级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甚至孩子们也由于受惊和受迫害而精神失常了。在诺伊达尔特的杜恩,被赶出自己住所的贫农佃户栖息在空无一物的仓库里。深夜,地主的代理人包围了这个仓库,并放火烧这个仓库,因为这些不幸的贫农想要在这个仓库里藏身。被吓得发狂的不幸的人们从火中跳出来,其中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北方旗帜报”写道:

“一个男孩完全疯了,因此不得不把他隔离;他每夜都跳起来叫喊‘火!火!’,并要周围的人相信,在燃烧着的仓库里还有男人和小孩。天黑以后,他一看到火光就害怕。正是杜恩这种骇人的景象——仓库燃烧着,照红了四周,一些吓疯了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在旁边东奔西窜——使他失去了理智。”

  贵族就是这样来对待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完全有劳动能力的贫农的。现在请听一听贵族的教区的慈善事业吧。现在我根据格拉斯哥的唐纳·罗斯先生和“北方旗帜报”的材料举出以下的事实:

1.寡妇马瑟逊,96岁,从斯凱岛斯特拉斯教区只领到2先令6辨士;

  但是残暴行为还不止这些。不久以前在斯特腊特卡隆发生了一件真正的暴行。一大批被已经进行的逼迁暴行和可能再被逼迁弄得精神失常的妇女,听说有一队警察要到她们的地区来驱逐佃户,就聚集在街头。然而来的并不是警察,而是税吏;税吏们听说他们被当作了另外的人,却不向人们进行解释,反而决定利用这种误会:他们冒充警察,说来这里是为了叫居民迁移。妇女们开始激动起来,官员们就用子弹上膛的手枪威胁她们。至于以后的情况,在唐纳·罗斯先生的信中作了描述,他是从格拉斯哥抵达斯特腊特卡隆的,并在这个地方逗留了两天以收集消息和探望伤员。我们从他1854年4月15日在沃温市的“皇家旅馆”写的这封信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我所收集的消息证实了郡长的可耻行为。他没有事先向他们提出警告,说要派警察来对付她们。他没有宣读惩治暴乱的法令。他甚至没有给他们以散开的时间,相反,他带着自己的队伍向她们逼近,紧握着木棍高喊:‘滚开!’没有喘一口气,接着又喊:‘打她们!’在这句话喊出以后,立刻出现了一幕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情景。警察开始用沉重的木棍打这些不幸的妇女的头部,把她们推倒在地上,用脚野蛮地踢她们,践踏她们。不久整个草地染满了鲜血。倒卧在血泊中的妇女和少女们的喊声震撼了天地。一部分逃脱了警察的追击的妇女跳到了水深流急的加农河,认为它比警察和郡长要仁慈一些。一些妇女的头发被警察的木棍一束一束地打落下来;一个少女遭到了木棍野蛮的毒打,从肩上打掉了一块7英寸长、1英寸多宽、1/4英寸多厚的肉。一个少女只是要看发生的事情,就遭到3个警察的毒打,他们打她的前额,砍伤了她的头,而在她倒在地上以后又用脚踢她。医生从伤口里取出了一块被凶狠的警察打进伤口的头巾布。妇女的背上留下了钉有铁掌的靴子的痕迹。现在在斯特腊特卡隆还有13个妇女由于遭到警察的摧残而处于危险状态中。其中3个人情况很不好,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根据这些妇女的外貌、她们受伤的严重程度以及我所收集的医生的诊断书,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中能够活下来的不超过一半;甚至那些还能活一个时候的人,也将在身体上保留着她们所遭到的极端残暴的迫害的可悲的证据。在伤势特别严重的人中有一个孕妇。她并没有站在郡长对面的人群中,而是站在稍远的地方,并且仅仅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她也遭到了警察的木棍的毒打和脚踢,她的状况非常严重。”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遭到袭击的妇女有18人。郡长姓泰勒。

这就是1854年不列颠贵族阶级的面貌。

地方当局和政府商定,只有在停止对普雷斯顿治安法官和棉纺大王的活动进行调查的条件下,才能停止对考威尔、格林姆肖和普雷斯顿罢工[136]的其他领导人所提出的司法追究。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了。

邓科布延了两星期才向议院提出成立调查普雷斯顿治安法官的活动的委员会的建议,似乎正是由于这种勾结的缘故。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