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翰代表会议：丹麦王位继承问题和四项保证问题[225]

7月27日。伦敦成立了同“行政改革协会”相对抗的“”[226]。这个协会吸收了厄内斯特·琼斯和宪章派其他一些领袖参加它的委员会。前天在群众大会上宣布的这个协会的主要宗旨是：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实行议会改革。

于7月23日闭幕。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哈得兹菲尔德、太恩河畔新堡、伦敦、哈里法克斯、设菲尔德、里子、得比、布莱得弗德、诺定昂和北明翰的代表，他们在北明翰集会是为了对统治阶级及其在内阁和议会的代表的作出自己的。正如“北明翰每日新闻”所指出的，

“拒绝参加任何人发起的任何运动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这一次他们的表现却不同。他们十分兴奋地参加了这次运动，因为他们感到，这次运动并不追求任何同他们敌对或不相容以及一般的任何阶级的利益”。

　　乌尔卡尔特在工厂区逗留，对于这次值得注意的代表会议的召开，无疑是一种促进；他出席了代表会议的所有会议。由于时间不够，我们未能应邀参加北明翰代表会议，我们只是在现在才有可能从一些值得注意的文件中作出摘录，这些文件包括在寄给我们的关于代表会议工作情况的铅印报告[227]中。卖身投靠的伦敦报刊对这次代表会议要就是只字不提，要就是歪曲事实。伯爵同代表会议选出的委员会的秘书有过下列信件往来：［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卡·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上述这段话，而是下列原文：

“先生！我荣幸地接到了您要我参加北明翰代表会议的邀请。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请。但是我急于要把您所感到兴趣的关于1852年5月8日签订的

　　马姆兹伯里勋爵的信的内容就是这样。代表会议秘书对这封信的答复如下：

“阁下！北明翰代表会议委托我对您函告丹麦条约一事表示感谢。从您的来信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四个法定继承人去世，英国和俄国有责任干预以丹麦国王为一方和以某些国家如丹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了解，这种干预的权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坚信，同俄国交战的事实应当被用来杜绝这种十分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为。您使我们了解到，按照您的看法，六个强国本身就是不容许俄国继承王位的保证。阁下，我们很想从您那里知道，整个君主国如果

　　不用说，通讯到此中断了，虽然勋爵阁下可以说，他只是形式上参与了这件事。帕麦斯顿早就同布隆诺夫男爵签订了一项，其中明确规定了未来的这个条约的章节和原则。［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不是这段话，而是下列原文：

代表会议成立了一些委员会来研究和草拟各项问题的报告。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现在我们从这个报告中摘引一些最重要的地方：

“委员会力图揭示作为签订和约的基础的四项条款的意义，因而考察了：这些条款在维也纳会议上得到了哪些发展；各有关国家提出的有利于发展这些条款的每一个建议得到了怎样的支持或遭到了怎样的反对；法国和英国内阁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来说明这些条款的；这些条款的根据是什么，它们符合于公认的战争目的——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的程度如何。我们认为，1854年6月29日

7月28日。中关于第二项条款谈到：

“第二项条款规定在多瑙河可以自由航行。多瑙河停止自由航行是从1829年阿德里安堡条约签订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土耳其被迫把多瑙河口让给俄国。把多瑙河口让给俄国，是同1827年7月6日签订的禁止俄国占有土耳其任何领土的伦敦条约相违背的。英国起初默认这种非法的占有，后来又支持并承认这种占有，这一事实证明了英国不止一次地在破坏国际法。所有这一切是在维护和平的借口下作出的；而现在由于战争状态，这个借口自然就不成立了。把多瑙河口归还给土耳其，这是英国和俄国之间一切真正的战争中的重大要求之一。但是在英国向俄国提出的建议中，根本没有提到多瑙河口的问题。这样英国就把这个问题变成了对奥地利进行侮辱的一种手段，因为奥地利在多瑙河自由航行方面的利益也许只是稍低于土耳其本身的利益。在1855年3月21日维也纳会议的第四次会议上，奥地利的全权代表普罗克希男爵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俄国同意多瑙河口中立化。俄国的全权代表回答说，‘他不会同意这种采取间接剥夺形式的条件’。约翰·罗素勋爵没有支持奥地利的这个极为温和的建议，3月23日，问题解决了，决定多瑙河口留归俄国占有。在这一点上向俄国作了彻底让步后，罗素于4月12日写信给克拉伦登勋爵说：‘布奥尔伯爵对我说，他不坚持要求多瑙河口诸岛屿中立化，因为他确信，如果这样，俄国就会破坏会议。’4月16日约翰·罗素勋爵打电报给克拉伦登勋爵说，‘奥地利不打算支持任何有关出让领土的要求’。罗素一开始就错过了支持奥地利的机会，同意它所提出的关于多瑙河口中立化的治标办法，后来又深信奥地利不会完全支持整个这一办法，即把河口让给土耳其（由于约翰勋爵在3月23日对俄国所表现出的那种唯命是从的态度，这个办法本身就已失去意义了），罗素现在乃向克拉伦登勋爵建议，‘要求把土耳其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让出的多瑙河口诸岛屿归还给土耳其’。

　　在提出了一些意见以后，文件以下面一段话收尾：

“委员会认为，并不是所有阁员都是同样有意识地犯下过错的。委员会不能不指出四个外交大臣——克拉伦登、罗素、阿伯丁以及首先是帕麦斯顿所起的特殊作用。帕麦斯顿保证了对阿德里安堡和约的承认，甚至在战争时期向俄国偿付了久已失效的债务，拟定或批准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达达尼尔条约、巴尔塔利曼尼条约和1850年的丹麦议定书；帕麦斯顿对波兰、西西里岛和伦巴第的背信弃义以及他在很大程度上对法国、波斯、西班牙和丹麦的背叛行为——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他不仅是土耳其的、而且是所有欧洲国家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英国内阁的全体阁员都听命于帕麦斯顿；他能够使他们参与自己的罪行，而他们却无法识破这些罪行。这样也就使帕麦斯顿有可能完全使他们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只有根据英国的法律惩罚叛国行为，才能从为了外国利益而出卖人民的阴谋家手里把人民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