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的批判

8月15日。最近，布腊提昂诺写信给“每日新闻”，描述了多瑙河各公国居民在奥地利占领军的压迫下所遭受的痛苦，暗示法国和英国的领事有两面派的行为，随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奥地利在多瑙河各公国保持一支为数8万人的军队，依靠这支军队来阻止土耳其军队进入贝萨拉比亚（像官方的急电所证明的那样）和阻止罗马尼亚军队建立起来（虽然罗马尼亚军队能够积极参加战争），如果奥地利同时从加里西亚撤出20万人，从而使俄国有可能以同等数量的军队开入克里木，那末奥地利是否会充当同盟者或至少充当

　　奥地利自从充当，即既非同盟者又非中立国的角色时起，就采取了两面性的立场。据我们看来，从1853年6月14日克拉伦登勋爵寄给维也纳内阁的急电中摘引的下面一段话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多多少少把奥地利推上了这条道路。

“如果俄国军队通过多瑙河各公国侵入土耳其的另一些地区，那末大概会发生基督教居民不是为了俄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支持苏丹，而是为了争取本身独立的总起义；不用多说，这种起义很快就会蔓延到多瑙河沿岸的

　　议会常会快要结束了，但还有一个涉及奥地利政策的问题仍然像在常会开始时一样没有搞清楚。奥地利对采取了什么立场？今年7月23日，迪斯累里问约翰·罗素勋爵，他根据什么说“”。

约翰·罗素勋爵记不起来了，更确切些说，他表示“他的根据就是模糊的回忆、一般性的回忆”。于是迪斯累里又向帕麦斯顿提出这个问题，帕麦斯顿

“不愿意回答

　　我们看到，帕麦斯顿用这种显然是支吾搪塞的回答证实了罗素的声明，但只不过是间接地、在对“某种程度上的同盟者”使用的委婉词句的掩盖下证实了罗素的声明。现在我们从下院转到上院来看一看。今年6月26日，林德赫斯特勋爵发表演说猛烈攻击奥地利：

“6月初〈1854年〉奥地利决定要求俄国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要求的词句极其强硬，带有某种类似威胁的口吻：如果要求不予实现，就要采用武力。”

　　林德赫斯特作了一些历史性的评语以后，继续说道：

“当时奥地利果真对俄国实行了某种进攻吗？它打算把军队开进多瑙河各公国吗？根本没有。在几个星期以内，一直到锡利斯特里亚解围，俄国军队开始撤退，俄国自己宣布打算过一些时候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并把军队调回普鲁特河彼岸的时候，奥地利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在这以后，奥地利才想起了自己的义务。” 勋爵在回答这篇演说时说：

“当奥地利始终如一地担负了对英法的许多义务并且进行了广泛的开支庞大的战争准备时，以及当它坚决地要求英法派遣军事代表去海斯将军的司令部时，奥地利无疑是打算参与战争并把希望寄托在战争上的。但它也指望在有利于军事行动的季节远未到来以前，联军就能在克里木取得决定性胜利，指望联军能腾出力量，同它的军队配合采取另外的行动。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一旦奥地利应我们的要求宣战，它也许只得单独作战了”。

更令人惊异的是稍晚一些时候在上院所作的声明，这篇声明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大臣反驳过：

“

　　这样，我们就看到外交大臣克拉伦登、约翰·罗素勋爵和埃伦伯勒勋爵的声明是完全矛盾的。罗素说，进行克里木远征是因为奥地利拒绝越过普鲁特河，即拒绝用武力反对俄国。而克拉伦登宣称，不，奥地利不能反对俄国，因为克里木远征没有得到所期望的结果。最后，埃伦伯勒勋爵宣称：克里木远征是违反奥地利的愿望的，使它不得不拒绝同俄国作战。这些矛盾不论怎样解释，反正都证明，具有两面性特点的不只是奥地利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