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

1859年8月23日于伦敦

在议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向两院提出了一个题为“联合王国从1844年至1858年最近15年历年简要统计一览”[316]的蓝皮书。不管这个官方出版的文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的一行行的数字看起来多么枯燥，这些数字事实上对英国总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比充满了漂亮废话和政治胡说的几部巨著都更珍贵的材料。它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人口数目表；但是，令人奇怪的是，15年内爱尔兰的人口变动数字根本没有。苏格兰的表格表明人口数目变动不大，我们且不去谈它。下面的数字说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变动的情况：

除了这个人口表以外，我们还可以引用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犯罪率和赤贫现象的材料：

说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管理委员会所属的不同组织和教区领取补助金的赤贫者（流浪的赤贫者除外）的人数的表格是从1849年算起的。

我们把关于人口变动情况、犯罪率和赤贫现象的三个表格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在1844年至1854年间犯罪率比人口增加得快，而1849年至1858年间虽然不列颠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赤贫现象的数字几乎没有变动。1849年到1858年的10年中最突出的有三件大事，这些大事使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同十六世纪那些最辉煌的时代加以比较。废除了谷物法，发现了金矿[317]，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还有其他一些情况，也进一步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欧洲从革命的震动转入了工业热潮。占领旁遮普[318]、俄国战争和几次亚洲战争开辟了到那时为止几乎不知道的市场。最后，不列颠输入合众国的商品量增加到10年以前不能想像的程度。整个世界市场都扩大了，它的容量似乎增加了一倍或两倍。尽管如此，在这难忘的10年中，几乎稳定在100万左右的英格兰赤贫者的数字却只减少了26233人，如果我们把1853年和1858年比较一下，那末这个数字甚至还增加了109364人。

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诚然，如果我们把1855年同以前各年加以比较，那就会看出，表面上1855年到1858年间犯罪率有相当的减少。1854年被控告的人总数为29359人，而1858年则减少到17855人；被判罪的人的数目也有很大减少，虽然不是以同样的比例减少。但是，1854年以后犯罪率的这种表面上的减少，其实应该完全看作是由于不列颠诉讼程序的某些技术性的改变所造成的，首先是少年犯处治法[319]，其次是1855年的刑事裁判法，这个法律规定治安法官在被捕人同意接受他的审判时，有权判处短期拘禁。违法行为通常是由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但是，正如实施少年犯处治法所证明的，判定某些违犯由官方制定的法律的行为是犯罪还是过失，在一定程度上则取决于官方。这种名词上的区别远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决定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道德面貌。法律本身不仅能够惩治罪行，而且也能捏造罪行，尤其是在职业律师的手中，法律更加具有这方面的作用。例如，像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所正确指出的，在中世纪，天主教僧侣由于对人的本性有阴暗的看法，就依靠自己的影响把这种观点搬到刑事立法中去了，因而他们制造的罪行比他们宽恕的过错还要多。

令人奇怪的是，联合王国中犯罪率大大减少（减少将近50%，甚至75%）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爱尔兰。这个事实怎么能同英格兰流行的一种意见调和起来呢，这种意见认为，爱尔兰人的过失不能由糟糕的不列颠管理机关负责，而要由爱尔兰人的性格负责！归根到底仍然不是不列颠统治者的什么措施，而仅仅只是饥饿的影响，大批的移民和促进了对爱尔兰劳动力需求的各种情况的总和这一切因素引起了爱尔兰性格上的幸运的变化。无论如何，下列表格的意义是很明显的。

可惜在关于移民人数的统计表中没有联合王国各地区的资料，也没有指出，每个地区的移民人数在总数字中占的百分比。根据现有的表格可以得出结论，1844年至1847年间迁往英属各北美殖民地的移民人数接近迁往合众国去的移民人数，甚至可能还要多一些。但是从1848年起，迁往英属北美去的移民人数就只是迁往合众国去的移民人数的一个零头了。另一方面，1844年至1858年这15年中，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人数大大增加了。迁往北美殖民地的移民人数在1847年达到了顶点，迁往合众国的移民人数在1851年达到顶点，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人数却在1853年达到最高点。从此以后直到1858年，移民人数不断下降，在1853年总数达368784人，而1858年则下降到113972人，即减少了75%以上。现在把上述表格援引在下面：